一、帝国的贸易与财政

在重商主义指导下，英国利用国家权力对海外贸易进行调节，加强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这一时期英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限于美洲大陆、西印度群岛和印度次大陆，建立在跨洋贸易之上的大英帝国迅速发展。

在伊丽莎白一世和查理二世统治期间，英国的海外贸易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克雷泽（Francois Crouzet）经过对1560—1700年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口贸易的分析，得出这一时期英国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大约为1%多一点。[1]威廉三世继位后，英国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1696年，英国在北美设立了海事法庭以及管理殖民地事务的新机构——贸易局，这是一个进出口监督机构，由八名枢密院的成员和八名在殖民地事务上有专长的文官组成。贸易局可向国王提出殖民地总督人选，起草殖民地的法律并呈交议会通过，它监督殖民地的财政、军事和海事，执行有关殖民地贸易的法律。贸易局接受殖民地高等法院的上诉，审查殖民地议会通过的法律，其对殖民地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都可以向枢密院建议加以否决。但它还只是枢密院的咨询机构，不是一个行政主体，贸易局的主席到1768年才成为内阁成员。[2]同贸易局一起管理殖民地事务的还有财政大臣、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财政大臣监督殖民地的财政事务，包括海关和《航海条例》；海军大臣派出军舰协助海关官员，任命海事法庭法官，审判走私者；陆军大臣管辖在美洲的英格兰驻军。

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尽管会呈现时高时低的循环波动。据记载，英国的出口额1720年约为800万英镑，到1763年达到了约1500万英镑。同期离开英国港口的货船吨位也从大约45万吨上升到65万吨左右，大约拥有全欧洲货船吨位数的1/3左右。[3]重商主义实践在英国颇具成效，有力地促进了英国外贸的蓬勃发展。“从1700年到1780年，英国外贸增长了将近一倍，而海运业则增长了将近两倍。尽管欧洲仍在英国贸易中占最大份额，高盈利却**英国人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作为一种象征，新的金币‘几尼’的名称就是来自非洲的一块土地。”[4]有数据表明，1697—1802年，英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为年均1.5%，[5]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增长较快的时期，其中1783—1802年为长时期的繁荣。七年战争和北美独立战争是增长缓慢和停滞时期，这期间甚至出现负增长，产生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的影响，因为海外贸易停滞时期与战争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同时，欧洲市场尤其是毛织品市场有所萎缩。[6]但总的来说，海外贸易在第一英帝国时期增长迅速，从表6可以看出其增长的情况。

表6 英格兰和威尔士1697—1802年出口年均增长率[7]

（单位：%）

出口商品的增长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要快得多。威廉三世统治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8%（包括商品和服务）被销往海外；到乔治三世时期，英国的海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翻了一番。（见表7）

表7 18世纪英帝国的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8]

（单位：%）

17世纪末，英国出口中居明显优势的是制造业产品，主要是毛纺织品。这一优势在经过1697—1760年的发展后逐渐减弱，到18世纪中期，食品特别是谷物和原材料在出口总值中提高到将近1/4。[9]日用品的出口也开始由毛纺织品向其他纺织品转移，如棉织品、丝绸制品、亚麻布等。日用品的出口更加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纺织品外，铁金属制品和其他金属制品的出口比例在整个英国的出口产品构成中的比例也在发生变化，可以从第一英帝国时期英国制成品出口的比例构成中看出这一变化。（见表8）

表8 英国制成品出口构成表

（单位：%）

英国工业产品的半数利润是由出门贸易实现的，而且大部分产品通过传统的欧洲市场吸收。到18世纪，英国提高了向美洲（包括加勒比地区）的出口，同时增加了食品和原材料进口的比例。到第一英帝国后期，将近70%的出口产品被销往亚洲、美洲和非洲。（见表9）

表9 英国贸易出口地区分布表

（单位：%）

17世纪中叶王朝复辟后，英国经济有较快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英国愈来愈多地介入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是帝国扩张促成的。这一时期，英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一方面，英国用制造品交换进口粮食、原材料和高质量的消费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亚、非、美市场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廉价的劳动力，英国积极参与奴隶贸易，将奴隶送到新大陆，在那里种植作物、开发自然资源。这样，最终形成以英国本土为核心的内部分工的帝国商贸圈，宗主国英国承担工业品或制成品的生产，美洲殖民地提供烟草、鱼类及海防仓库，加勒比殖民地提供蔗糖及其他热带产品，印度次大陆提供香料。[10]海外贸易与奴隶贸易都需要雄厚的资金、良好的安全保障和有组织的船队，所以自17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的商人、船主、银行家和其他中间商在全球贸易协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得到《航海条例》的强有力支持，而《航海条例》初衷就是保护英国的航运和商业垄断权，抵抗外国尤其是荷兰的竞争。

在研究英帝国的对外贸易时，必须考虑无形产业（如国际服务）创造的利润。虽然英国从无形产业中获得的收入无法计算，但是1697—1802年英国从航运、银行、保险及其他国外服务中获得的收入，可能比其他方面的出口增长速度更快。[11]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的商船从1686年的34万吨增加到1815年的247.7万吨；从英国海港驶往加勒比海、北美和亚洲的船只吨位由1686年的8.2万吨增至1771—1773年间的18.2万吨，到了1815年更是高达46.7万吨。[12]同时，还可从官方的再出口商品数据中得知，英国从全球经济服务中所得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见表10）

表10 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中的再出口值[13]

（单位：千镑）

再出口商品包括热带食品、糖、茶叶、烟草、咖啡、可可和香料，纺织品如白布、本色布、丝绸和亚麻布，以及原材料如大麻、亚麻、染料等等。所有这些商品被运到英国港口，在海关堆栈，免去了海关关税，然后大部分输入欧洲市场以及英帝国在亚、非的市场。战争期间，英国皇家海军封锁了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远洋贸易商道，伦敦和其他港口城市又从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汉堡（Hamburg）、里斯本（Lisbon）、加的斯（Cadiz）等欧洲竞争对手中抢走生意，从而使从事外贸的英国商人、船主、掮客和银行家得到了更多的利润。当英国船主渗透到印度洋和中国海时，就取代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商人，建立起与亚洲的长期贸易关系。英国从无形产业中获得的利润甚至比向世界市场输出的产品获益还要多，弥补了18世纪可能存在的商品交易赤字。[14]再出口商品的贮存销售活动使英国逐渐成为欧洲主要的商品集散地，为商人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商品，以满足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国家的商贸需求，因为这些地区和国家需要大量的英国商品。再出口商品交易保障了金银的流通，出现了“可兑换货币”，这些货币过去是被用来作为全国证券信贷体系的后备基金的，同时也是战时政府购买军械及支付海外军队开销的储备基金。直接的商品贸易和无形贸易产业在整体上促进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英国产品在全世界开辟市场。

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英国，所谋求的就是商业利益，重商主义强调政府的作用，因此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英国政府的支持和赞助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这些都体现在帝国的财政政策中，这些政策包括税收、金融、国债等政策。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有着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如肥沃的土地、煤炭和其他矿藏，有着有利的自然条件，商人团体有较强的进取心，还有与之相适应的比较完备的金融机制，这些都大大有利于英国的商业扩展和帝国扩张。此外，还有两个政治因素，一为财政方面，一为军事方面。在重商主义时代，英国很好地维持了商业需求与军事、财政支持的有机结合，从这个方面理解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可看出是国家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经济推动国家的发展。在财政方面可以看到，为支持对外战争、扩大海外领地的需要，英国的税收不断增加，直至詹姆士二世出逃法国，斯图亚特王朝已经拨款200万英镑用于海陆军队，而且还欠下大约同等数额的王室债务。乔治一世继位后不久，汉诺威政府征收的税收等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国民收入的9%。和平时期军队的开支也在增加，同时议会从税收中拨款偿还超过3600万英镑的国债。从罗伯特·沃尔波尔执政开始，贷款和军事开支节节上升。[15]税收和借款大量被政府用来巩固疆土、资助盟军以及必要时在欧洲进行战争，目的就是保护英国的商贸，夺取海外领土，保证海上商业通道畅通无阻。为建立领土广阔的英帝国、维持海上强权，英国政府向其臣民征收了大量税款。第一英帝国时期，英国税收中用于偿还政府债务的比例从“光荣革命”前的不足5%逐渐上增，到北美独立战争之后达到56%。国民的税收负担越来越重，但由于英国的财政体系相对完善，并没有出现大的政治或经济波动，也没有招致强烈的抵制和严重的财政危机。

经济增长有助于创造高税收，但是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基础的关系是复杂的。有证据表明，“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税收增长比经济增长更快，以税收为名的“征收”起伏不定，战时上升，战后又下降。经济的增长和结构的转变有助于税务部门实施税务评估，收税更加容易。英国的税收制度比法国有效得多，政府运作的成功，不但归功于政府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机遇，而且也体现了英国有产者对政府政策的广泛支持。然而，当政府在七年战争后试图通过向北美13个殖民地征收人口和财产税时，他们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结果引发了北美独立战争，付出重大的代价。

商人为帝国提供了大量资本和信贷，并操纵了英国与日俱增的全球贸易。事实上，在伦敦大都市中心与各港口、城镇、海军基地、边界要塞、殖民地、矿场、种植园、农场以及辽阔的帝国渔场还有英国国际贸易网终点之间的联系中，商人所发挥的组织、协调、维持贸易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通过将欧、亚、非、美各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拉入一个尚未成熟的世界经济体系，商人似乎是现代跨国公司的先行者，而在这方面，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哈得逊海湾公司（The Hundon's Bay Company）、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和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表现得尤其突出。由于远洋航行的特殊性，商人们纷纷寻找生意伙伴，或形成家族贸易集团，或组成各种组织。他们到处收集处理信息，凭其才智、文化、经验和个人信誉做生意，介绍搭档给远方亲友并加入自己的宗教、生意圈子。这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商人们把握住了最好的机会，在永远动**不安的国际环境中获取成功。[16]他们身处的环境包括横渡大西洋面临的危险、极端恶劣的气候及疾病威胁，18世纪的科学、医药和交通一直在创造条件减少这些困难。同时，跨越时空文化距离的市场协作包含着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因素，无论多么精明的商人也只能部分缓解这种不确定性。外国消费者的不同品位，商业情报的缓慢传播，与同胞和敌方同行之间的竞争，还有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战争，这一切都使得经营全球贸易的商人们必须具备各种技能、灵活的策略以及远见卓识和才能，当时的贸易范围已远远超过了欧洲之间的贸易体系。

早在1688年之前，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其他西海岸港口、城镇的商人团体就一直在积累金融和专业技术经验。到了“光荣革命”时期，伦敦的商人、船主、货栈主管和金融家们或多或少步入了英国的跨洋贸易之中。整个18世纪，伦敦商人始终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一有可能就离开伦敦向海外发展。伦敦控制着大量的出口产品销售，尽管由于西部港口城市的竞争，伦敦的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已有所下降，但伦敦仍能吸引荷兰人、法国人、犹太人和德国人渡过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加入其中，同时又凭着伦敦在欧洲和地中海贸易中建立已久的成功力量，从国内吸收雄心勃勃的新来者，从而可以恢复元气。[17]

在越洋贸易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各项技能中，随时调动和支配银行贷款的能力相当重要。到大陆内部市场购买商品、集装货物、雇水手连续几个月远洋航行、储存季节性农作物和原料、堆栈存放各地产品、为种植园成批运送未经训练的奴隶——所有这些都需要充足的资金。商人需要复杂迂回的信贷关系，以便保证跨洋贸易的生产、分配和交换能正常进行。

在跨国银行兴起之前，这些程序依赖商人们的联合行动，他们利用一些可供支配但数额有限的流动资金，组织并保证贸易过程的正常运作：从生产中的分期付款，到流通领域的运输网络，再到销售地点的产品分配，都需要复杂的组织结构。伦敦商人（同时又是金融家）不仅扩大了信贷规模，提高了周转速度，还利用自己的资本及其信誉，从实践中学习，逐渐转变成羽翼丰满的国际银行家。18世纪后半叶，伦敦拥有多样化的金融调节系统，在欧洲只有阿姆斯特丹才能与之一较高下。伦敦的信贷快捷而方便，有利于国内生产和帝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1694年，英国建立起一个永久性的金融机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18]这是英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往，所有借贷都是在私人之间发生的，没有信誉保障，借贷风险很大；而银行则是一个法人团体，它是由国王批准成立并承担法律责任的，因此就为社会集资和私人剩余资金的出路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刚刚萌芽的信贷制度得到英格兰银行的支持，银行承接政府债务，可以安排短期借款，从税金和长期借贷所获得的预期收入来支付日常支出，政府发行的银行票据可充当流通手段，并很快成为国家的“储备财产”，为海外贸易提供补充资本，并且为伦敦商人的短期汇票提供打折服务。这种服务只向有地位的伦敦客户开放，非常有限，然而，在几次危急时刻，正是银行的汇票打折服务，恢复了政府和商业贸易的信贷体制。简而言之，1694—1713年间的金融改革产生了一个重要影响，那就是为集中在伦敦的海外资本市场创造稳定的条件。随着效率的提高，这一资本市场满足了政府、国内贸易和全球贸易不断增长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既没有法律的过分约束，也没有国家的粗鲁干涉。当然，金融困难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几次耗时长花费巨大的战争期间，但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纸币信用危机，也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无法控制的英国货币贬值。相反，在几次大规模战争中，伦敦的资金调动相当顺利，吸引了欧洲尤其是荷兰的大量资本，支持了英国与亚、非、欧等洲的贸易。外来资本的流入，在缓和潜在的借贷危机，以及解决因战争而引起的国际贸易中断等问题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政府能以较低的利息借贷到所需的资金从而渡过财政困难，这就刺激政府不断增加借款的次数和数额，所以这一时期的国债不断增加。1697年英国国债是2000万英镑，西班牙王位战争期间升到了5300万英镑。在战争的压力下，议会默认了税收的猛涨；战争结束前，安妮女王的大臣们已从伦敦资本市场借到一笔巨款，这笔巨款已不再是王室的债务，实际上已变成全民性的债务了。[19]但公众坚定地信任政府，当时政府建立了偿还国债的偿还基金，许多人购买政府的证券，债务没有变成压垮政府的稻草。沃尔波尔于1727年和1733年两次压低偿债基金，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18世纪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英国这样容易和用这样低的利率借到资金。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已是1688年的80倍，而政府支付的利率在1717年降至5%，1727年降至4%，到1749年竟降至3%。[20]

1693—1713年，大臣们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借取中长期款项，投资到荷兰等欧洲其他地方，包括养老保险、生活年金、短期年金以及福利奖券投资等等。同时，他们还改变操作程序，强迫财政部、海军部和其他银行年票的开票人根据其要求补偿由谈判等所受的损失。为了巩固海外力量，1698年、1771年政府还分别从重新合并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南海公司“挤出”了巨额的贷款，并给予这两个公司亚洲、西属美洲的贸易垄断权作为回报。1694年，为了取得120万英镑贷款，政府还授予新建的英格兰银行不少特权，包括在伦敦发行钞票的垄断权，发行财政部的货币和其他有关税收的证券，还有从政府结算开支平衡中盈利等等，其董事成为大臣们和财政部在处理伦敦金融事务时的参谋。由于战争的需要，国家大量借债，在伦敦资金市场中建立长期贷款。从此，长期贷款跳跃式地往上递增，并成为当时财政部用来筹集战争所需几乎所有军费开支的主要途径。

例如在西班牙王位战争中，海陆军军费开销部分的74%就是由长期贷款筹得的；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战争中，长期贷款达到79%。七年战争时期这一百分比更高，以致国债剧增；1776—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期间，81%的军费是借来的。[21]

长期贷款为大臣们提供了迅速重组军备和调动国王军队的快捷之路，因而无需像从前一样求助于议会，与议会进行长期的、苛刻的关于战时征收补助金和其他“特别税”的争论。随着在伦敦的筹集资金的市场迅速发展，借贷组织也日益成熟，议会只要简单地批准征收足够的税收，便能支付利息、分期偿还贷款。大部分的贷款用于战争，每一次战事结束后，政治家、投资者和纳税人都十分关心战争债务和他们应承担的税收义务，部长们想方设法平息有关国家即将破产的预言，财政部和专家们围绕贷款进行协商，他们有效地处理了不断积累的债务，从而避免信任危机，这是帝国财政的成功之处。

17世纪，英国制造业和城市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大陆国家，英国能生产足够的商品投入国外市场，并进口英国需要的消费品。1688—1783年间，商人们组织大批廉价劳动力（包括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生产日益多样化的产品，其中主要是纺织品，还有金属器皿、皮革和其他商品，最初是为国内和欧洲市场服务，后来发展到亚洲和美洲市场。[22]政府鼓励和保护贸易，有效抵御外国竞争者，加上良好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都大大便利了工业品、粮食、燃料和原材料的运输与贸易。工业革命以前就有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早期劳动力的工业化奠定了英国的海外贸易基础，它有助于远洋贸易上升，还能够支付从帝国海外殖民地运入英国的热带食物和家庭消费。通过商业扩张，英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逐渐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这些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