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位于北大西洋，是大西洋中的一个海岛。英国人凭借英吉利海峡、多佛海峡构筑起来的天然屏障，与欧洲大陆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中世纪，英国的海上力量相当有限，具有地方性、防御性和暂时性等几个特点。早在阿尔弗雷德大王时期，英国就曾经建立了一支用于海上防卫的舰队，像这样有建制的海上力量，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威廉一世统治时期，多佛、桑德威奇、罗姆尼（Romney）、黑斯廷斯（Hastings）和海斯（Hythe）五个港口组成特别港，执行英国的海上防卫任务。但当时英国船只的航行范围相当有限，以至于在一个世纪内，它的活动没有超出英吉利海峡。安茹王朝（House of Anjou）的理查一世喜欢打仗，曾指挥一支由百余艘船只组成的舰队，前往东部地中海，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7世纪英国学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说这支舰队是英国树立海上霸权的起点，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当时，舰队船只大多来自法兰西，史学家威廉·林赛（William Lindsay）说船员纪律松弛，风浪来了既晕船又胆怯，缺乏战斗力。[1]13世纪法国入侵诺曼底时，英国人动用船只，输送步兵，投入陆上作战。第一次正规的海战发生在1340年6月，当时爱德华三世率领一支由400艘商船组成的舰队，驶往法国方向，去声索法国王位。在佛兰德斯港口附近的斯路易斯（Battle of Sluys），英国舰队遭遇法王菲利普六世（Philip VI）的混合舰队，后者由卡斯提尔和热那亚的250艘船只组成。经过激战，法国舰队受到重创，英国人掌握了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
14世纪末，英国航运业发展，据“加莱档案”记载，英国约有700艘船，这些船一般不大，多为渔船，或是在沿海港口航行的贸易船。当时所谓的大船，载重量也只有两三百吨，这样的船英国只有几艘，最远航程可达波罗的海和西班牙。有一个事实不得回避，就是虽然英国拥有14151名水手，每艘船平均20多名，但是，并不是每个港口都具有相同数量的船只和水手，其中大雅茅斯的水手最多，共有1957人；紧随其后的福威（Fowey）和达特茅斯分别有770名和757名水手；接下来是伦敦、布里斯托尔和普利茅斯，拥有水手在600—700人之间；再往后，林恩、波士顿、多佛、肖尔沙姆（Shoresham）、卢伊（Looe）、纽卡斯尔等港口，各有水手300—400人。[2]15世纪初，英国的海上力量似乎大有希望，亨利五世统治时期，仅皇家舰队就有14艘300—1000吨的大船，中等船只10艘，小型船只14艘。就当时的实力看，这是一支以往任何英王都不曾拥有的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英国的商船经常前往伊比利亚半岛，甚至到摩洛哥一带从事贸易活动。为了对付法国和维护海上航行安全，亨利五世维持了这支庞大的海军，他还抽出一些舰船为本国的商船队护航。商船队装运的羊毛来自南安普顿、伦敦和波士顿，运往佛兰德斯和波罗的海的呢绒来自东部沿海诸港口，前往冰岛的船队装运的货物则来自布里斯托尔。亨利五世（Henry V）在位只有短暂的九年（1413—1422年），其间，他整合了英格兰的贵族，并占领了卢瓦尔河以北的全部法国，可以说，他取得的军事成就超过了任何一位中世纪英王。亨利五世去世后，未满周岁的亨利六世继承王位，随之发生封建内讧，英国出现了事实上的权力真空。很快，那支皇家舰队也不复存在了。为削减庞大的开支，政务会把船只拍卖给私人，这导致大航海开始的时候英国海洋事业严重落伍，给英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当伦敦开始成为一个繁忙的港口时，大多数进出口货物是由外国船只装运的，汉萨和意大利商人控制了英国的海上贸易。经济史家坎宁根（William Cunningham）认为，“英国船运业处于衰落状态，海岸遭受攻击”，“直到亨利六世统治时期海盗还在劫掠英格兰”。1450年，艾格尼丝·帕斯顿（Agnes Paston）在《帕斯顿书信集》（Paston Letters）中曾提到，人们在海边行走时，甚至会遇到海盗绑架。[3]到约克王朝时，爱德华四世因忙于国内事务，始终未能实现重建皇家舰队的愿望。航海业的颓败，客观上限制了英国的贸易与殖民事业，给形成中的民族国家带来负面影响。
在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扩张的起步阶段，英国落在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以及意大利诸城市国家的后面，其整体实力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当时的英国至多是欧洲的一个二等小国，这种落后的局面在客观上制约了英国的海洋事业，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布里斯托尔市长、行政司法官和一些头面人物，都把他们的贫困归因于船舶和货物的消失。1486年，当亨利七世巡视布里斯托尔时，就有一个演员假托传说中的该城建造者布雷纳斯（Brennus）国王，用拙劣的诗句来攻击衰落的呢绒业和航运业。但是，都铎专制制度的建立给英国民族国家带来了希望。亨利七世开始发展海上力量，除了从前朝理查三世（Richard Ⅲ）手中继承下来的三艘战船外，亨利七世又增添了八艘战船，这些舰船构成了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基础。为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他为都铎英国制定了以重商主义为原则的富国强兵之策：一方面，他恢复长期弃而不用的14世纪的《航海法》，打击在英国享有特权的外国势力，促进本国的海外贸易活动。另一方面，他首开王室给大船建造者发放补助金之先例，并在朴茨茅斯建立船舶修造厂。该厂拥有英国的第一个干船坞（dry dock），可以用于建设、维护和修理船舶。此时，英国已经建造了第一流的宽身帆船（carracks），在“摄政王”号（Regent）和“君主”号（Sovereign）军舰上配备了141门和225门火炮。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英国在发展造船业的前提下，提高了皇家舰队的实力。
大航海时代来临时，欧洲国家在海战中使用单层甲板大帆船（galley）及附属小船（cog），而不是“大船”（great ship）和“军舰”（warship）。如果发生较大规模的海战，那也仅仅是在海上进行的陆战，单层甲板大帆船只装有极少的火炮，却承载众多的步兵，双方交战时，就是在甲板上相互厮杀：“战船进攻时齐头并进，设法占据上风位置，在近距离以火炮开火，然后登船。如果不能占据上风，就开炮来制造烟幕，以便重新取得上风之利。两船一旦靠在一起，战斗就纯属陆战性质。”在这种海战背景下，战船本身只能寻找优势的进攻位置，从船头和正前方攻击敌人，“差不多全部指挥官都是陆军，船上士兵对水兵的比例是二比一。信号也和战术同样的简单，舰队司令可在发现敌情、举行会商、密集队形、发动进攻时发出信号，但战斗一经打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从此刻起，舰队司令对这场混战就再也无法控制了。”[4]由于不是为了击沉敌船，他们往往使用烟雾战术，只是为了迷惑敌人，或寻机登上敌船展开肉搏。又由于害怕在战争中受到攻击，或友船受到迷惑，这种舰船不得不组成“横列”作战，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作战的机动性。
适宜于近海作战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与其说是海上战争机器，毋宁说是大型水上运兵车。从古代到中世纪，单层甲板大帆船一次又一次地支配着海战的历史：“在整个中世纪时代，战争的进行是依靠商船的，政府认为必要时就征发商船来使用。把商船改为战舰所需的手续，只是充实船上人员和军火的配备而已。”[5]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单层甲板大帆船已经不适于远程越洋探险航行，到16世纪，航海技术正发生着变化，划桨动力让位于风帆动力，单层甲板大帆船让位于三桅圆形帆船（round ship）。为了发展大西洋沿岸贸易，威尼斯人率先建造了这种载重量大、续航能力强、机动性能好的新式大帆船，它的横梁长度不短于船体长度的三分之一，经得住海上狂风巨浪的冲击，非常适宜于远洋探险航行。同时，为了推进海外商业运输和地理发现事业，热那亚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曾向威尼斯人借鉴这种高效的帆船。可见，对现代造船业和海上武装力量的发展而言，意大利人不但贡献了有智慧、有胆识的航海家，也贡献了先进的造船技术。
相比之下，大航海初期的英国人似乎对现代科学知识不敏感，在造船技术、航海思想和航海技能方面，也远远地落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后面。有人认为，“亨利七世时代的海军在机动性上和舰船的武器装备上，无论在哪方面都更带有中世纪的特征。”[6]这种评价基本客观。英国海军因循守旧，仍将海战理解为海上的步兵战斗，因此，1489—1490年建造的“君主”号上装载的600个士兵和水手中，只有40个枪手；快帆船“母羊”号（Ewe）是亨利七世时期最小的战舰之一，也拥有170人的编制，其缘由也雷同。1497年建造的两艘舰船“赛马”号（Sweepstake）和“玛丽·幸运”号（Mary Fortune）上不仅配备了划手，而且装备了60束箭（每束箭一般为24支），充分体现了中世纪冷兵器主导的海战特色。
从亨利七世后期起，改进皇家舰队的作战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军的威力，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亨利七世认识到，英国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威力两方面均无优势，暂时还不能与葡萄牙、西班牙抗衡，但是英国可以通过提高战舰的性能，来缩小与对手之间的差距。[7]为改变军舰的作战性能，他给战舰装备了后膛填充的大炮（serpentines），其射程大约为1300码。[8]在“摄政王”号配备的141门大炮中，包括24门黄铜大炮，每小时能发射12发炮弹。先进的舷炮战舰是未来军舰上更有效的武器，所有战舰一旦装备上这种大炮，火力将更准确，杀伤力也更大。除了革新作战思想外，也提出了军舰革新问题，主要体现为对船只和索具进行改革。都铎初期制造的舰艇，超过了兰开斯特和约克两王朝的总和；亨利七世统治的最后十年间，设法提高海员的待遇，每人每周从12便士增加到14便士。1509年，他还设法改进船员的饮食供应。即使这样，英国海员的报酬依然处于极低水平。由于没有充足的投入，皇家舰队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暂时还无法实现强大海军的转变。
然而，亨利八世是一位新式君主，他能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认识英国的海防建设问题；他特别重视海权，强调发展海军，取得了超越其前辈的巨大成就。亨利七世死时留给他五艘战舰，这是英国海军建设的基础。亨利八世则创建了现代英国的海军，可以说是“不列颠海军之父”。他不遗余力地推进皇家海军的建设计划，创建了专门的海军行政机构，组建了一支配备大型火炮的舰队。组建海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对于岛屿国家英格兰来说，强大的海军可以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自宗教改革与罗马断绝关系以来，都铎英国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它所面对的威胁不但来自天主教的精神领袖教皇，也来自天主教国家西班牙、法国以及北方宿敌苏格兰，甚至来自整个天主教阵营。在如此的险恶环境下，亨利八世不得不重视海军建设。
其次，只有大力加强海军建设，才可能为在海外的英国商人提供必要的保护。随着英国与西班牙矛盾的加深，在西班牙经商的英国人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当英国陷入对法战争时，由德意志人主导的汉萨同盟却集中力量向安特卫普市场倾销布匹，伦敦商人冒险家公司抱怨说他们陷入灭顶之灾。英国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其海外利益遭受侵害的局面，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
第三，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是英国参与海外扩张的必要前提。当时，许多人出于各种动机开始投身于海外经商、探险与殖民活动，而海洋权却控制在葡萄牙、西班牙手里。为了与西班牙、法国等强国抗衡，英国必须增强自身的海上防卫力量。同时，都铎王室通过宗教改革、解散修道院已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这无疑为皇家海军的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
在争取海权方面，虽然都铎朝的最初两位君主在做法上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大力加强海军建设。亨利八世从他父亲手中接过的皇家海军力量十分有限，如果英国人仅仅依靠它们，便无法保卫自己的家园，更不用说要去分享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成果。但是，他把大海视为国家防卫的天然屏障，并把第一道防线确定为建立一支由重型舰船组成的舰队。在最初几年里，亨利八世通过购买和建造，到1512年底，已为皇家海军补充了17艘新舰船。在他统治英国的近40年间，共建造47艘军舰，还不包括一般的划桨驳船。[9]此外，通过不同途径购买了26艘，加上捕获的13艘，继承的5艘，到他统治末期，皇家舰队舰船的总数达到91艘。亨利七世时期建造的“大哈里”号长约50米，载重1200吨，看上去好像浮动的堡垒。1512—1514年，亨利八世又新造了一艘“大哈里”，这是英国第一艘双层甲板船（two-decker），也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军舰，虽然船体高度有所降低，但载重量达到1500吨。1536年，又对1509—1511年建造的“玫瑰玛丽”号进行改造，该船载重量约500吨，船员415人，其中水手200名、士兵185名和枪手30名。1545年建造的“吕贝克的耶稣”（Jesus of Lübeck）号，载重量为700吨。在英国皇家舰队中，有1，200吨的舰船1艘，500—900吨的8艘，400—450吨的13艘，300吨的9艘[10]，都是典型的舷炮战舰。这些新式舰船，不同于迄今为止参加海战时使用奴隶划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也不再是用以装载士兵的运输工具，而是名副其实的战斗单位，是真正的战争利器，为英国海军未来的强大奠定了物质基础。
1532年，亨利八世恢复亨利七世的《航海法》，1540年又批准新的《航海法》。根据新《航海法》的规定，外国人必须用英国的船只装运货物，意在严格执行以往颁布的几个《航海法》。英国人把海上力量快速发展的功劳归于亨利八世，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没有完全遵循亨利七世小心翼翼推行的“均势”外交，而是着眼于加强海军力量，实施以海军建设为核心的实力外交。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主政时期，英国经历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涉及政治、宗教及军事等方面。克伦威尔不仅是辅佐英王建设现代海军的得力助手，也是对西班牙和利凡特贸易的投资者和船主。这一时期，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船几乎都是在克伦威尔的直接指导下建造起来的。他的商务代理人叫亨利·赫托夫特（Henry Huttoft），既是英国关税筹集人，又是朴茨茅斯海军设施建设的承包人。他不仅有造船方面的经验，还与意大利商人和利凡特商人保持着广泛的经贸联系。在1536年及以后的几年中，赫托夫特在朴茨茅斯为英国建造了一些有名的舰船。亨利八世直接过问海军建设事宜，命令舰队司令详细报告“每只舰艇的航行情况”，直到英国实现对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的控制时，他才表示满意。[11]一份皇家船舶建造目录显示，到亨利八世去世为止，英国海军舰船数量虽然较峰值时有所减少，但是仍然达到53艘的可观规模。这一时期，英国还建立了领港公会（trinity house）。为确保沿海航行的安全，该公会获准为皇家海军建设灯塔、灯船、灯浮标和信标，以及其他各种测标等航海设施。
经过都铎朝早期两位君主的努力，英国逐渐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虽然他们建立皇家海军的直接目的，不是建立海外“帝国”，而是保卫英国不受侵犯，但是，这支海上力量却成为英国推进海洋事业和对外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16世纪后期，伊丽莎白统治英国时，就信奉这样的信条，即英国商人需要本国战舰的保护。为了对抗伊比利亚人的海上霸权，女王曾把皇家舰队的舰船租借给约翰·霍金斯（Sir John Hawkins）、弗朗西斯·德雷克和马丁·弗罗比歇这样一些著名的海盗，其目的不是像她口头说的那样，是用于“和平探险”，而是为了打击西班牙的海上势力，与西班牙争夺海洋权。像她祖父亨利七世一样，伊丽莎白鼓励增加英国舰船的数量，以提升英国海军的战斗力。1563年议会通过一个法案，规定对100吨以上的大船实行奖励，每吨补贴5先令。[12]为了弥补皇家舰船力量之不足，女王政府不但改造了大量的海盗船和探险船，还建造了载重1000吨左右的武装商船。[13]帆船在公海上航行，比主要靠木桨和人力划行的木船要迅速、灵活，再配备上枪炮，其在海战中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在对外征服、渗透的过程中，这种炮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4]
由于武装商船是一种新型的混合船，它们对西班牙人的海上垄断地位直接构成挑战，同时也成为英国人从事海外探险、发现和扩张的殖民工具。很清楚，16世纪后期英国商船队的迅速发展，部分原因在于都铎王室对私人海盗行为的默认和纵容，部分原因在于商船队本身作为皇家舰队辅助船队的实用价值，而这种价值正与日俱增。[15]于是，英国皇家海军和武装商船的发展，与广泛的贸易殖民活动一起成长。纽芬兰渔场是培养海员的最佳学校，这里为打破西班牙海洋殖民霸权准备了训练有素的海军后备人员。在海上武装力量不断增强的基础上，英国人以其自强自信和不屈不挠的海洋民族精神，积极迎接海外殖民扩张中面临的挑战。伊利莎白时代，虽然海军舰船和商船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明显，但英国海军因得到武装商船的补充而实力大增，并为英帝国奠基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