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聪明总是很容易。人们常常指出，尼克选错了时间出售他那40％的维珍股份。不过，当尼克和我各奔东西时，他和我一样了解维珍的销售额和预期利润，而情况确实很糟糕。当时尼克和我都很高兴，我们俩各得其所。尼克很高兴离开一家似乎即将一头栽入困境的公司；我也很高兴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即使我知道维珍处境危险。尼克离开后，很快发生了两件无法预料的事情。首先，激光唱盘逐渐普及，因此我们又可以把旧唱片制作成CD再次出售了。很多人都将自己收集的全部唱片复制到CD上，像麦克·欧菲尔德这样的艺术家，他们的CD当然也卖得很好，“性手枪”则略显逊色。

而第二个变化则是，维珍自己也成了无可置疑的一流独立唱片公司。西蒙的音乐品位最终获胜，在单曲和专辑排行榜前十名中，维珍唱片公司开始占据支配位置。维珍曾被视为仅拥有单支乐队的小公司，旗下的艺人最初是麦克·欧菲尔德，后来又一下子签下了风格迥异的“性手枪”乐队；而现在，维珍已成为唱片业的翘楚。西蒙在最近几年签下的乐队全都一下子获得成功。我们拥有“人类联盟”及其副产品“17号天堂”，以及“头脑简单”“乔治男孩”、菲尔·科林斯、“中国危机”和“日本”等等。最棒的地方在于，这些艺人全都是我们自己一手打造成功的。我仍然决心跟一流的艺人签约，希望拥有布莱恩·费里【33】和滚石乐队那样有才华的艺人。不过，我们的唱片花名册也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它们全都是本国产品，并且终于开始在海外畅销起来。

看着钱源源不断地流入银行，我又开始考虑其他花钱的途径。我大量参与乐队的签约工作，觉得自己在唱片合同的谈判方面已经驾轻就熟。我需要其他挑战。我现在有机会用我们的现金创建更多维珍子公司，扩大集团的基础了，这样，如果我们再次遭遇经济衰退的打击，就不会因为经营单一而面临破产的威胁。我还希望扩大维珍品牌，让它不仅代表一家唱片公司，而是广泛进入所有媒体类型。从维珍差点破产到现在只有三年，从尼克离开维珍到现在只有两年。过去三年我没钱可花，如今我存在银行里的现金堆积如山，我想尽快地把这些钱再次投资出去。

当我着手寻找其他商机时，我也在考虑扩大我们微不足道的图书出版业务。我知道，维珍唱片公司的图书出版部门通过出版乐谱和收取版税，过得很滋润。我想知道一家管理有方的图书出版分公司是否能同样成功。我心里想的是，如果一个摇滚明星出了名，那么就应该有其他各种衍生产品可供开发，包括图书、录像、出演电影以及电影配乐。

罗伯特·德弗罗是我未来的妹夫，从他在剑桥上大学时起，我的小妹妹凡妮萨就开始跟他约会了。罗伯特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维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公司，因为它不是一个纵向代代相传的企业；它只是横向层面的家族公司，因为不管我做什么，都总是希望家族成员能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我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一如其他所有人。我知道许多商人不许家人参与他们的工作，他们几乎从不让自己的孩子去他们的办公室，回家后也从不谈论自己的工作。家里吃饭时不谈金钱问题是英国的特色。但是，如果过分拘泥于这个信条，从不跟家人讨论生意，那么我认为这意味着失去一个机会。经商是一种生活方式。既然商业已经从家族圈子里排除出去，企业家如此罕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正琢磨该怎样管理维珍图书公司，凡妮萨建议我去跟罗伯特谈谈，他已经在麦克米兰出版公司【34】工作三年。罗伯特和他的老板罗布·施里夫一起来到魅力号，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到维珍图书公司来工作。除了继续开发利用维珍摇滚明星们接连不断的成功，我并不知道维珍图书公司应该如何运作。罗伯特建议图书和录像都利用同样的销售渠道，他认为，如果维珍在传媒方面开展更广泛的业务，维珍图书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除了图书，这个集团还应包括电视、广播、电影和录像。维珍图书公司实际只是一家小企业，但罗伯特并未因此而气馁，毅然辞职加入了维珍。罗布·施里夫则决定暂时留在麦克米兰。

来到维珍图书公司后，罗伯特立即停掉了我们正在销售的一连串小说。他重新定位维珍图书公司，使之成为专门出版摇滚乐、体育类和非虚构类图书的机构。几年后，他决定收购W.H.艾伦出版公司，把它跟维珍图书公司合并。事后看来，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想做的事情太多，到1989年，维珍出版业务陷入困境，不得不大幅削减公司规模。这是我们早期的收购行动之一，为了让公司继续运转，不得不裁员，我们亲身体会到这一过程中的所有痛苦。它也证明了从无到有创办公司的优势：你可以雇用自己真正需要的人才，真正确立你想要的工作氛围。

一年后，罗布·施里夫加入维珍图书公司，担任总经理，罗伯特则担任董事长。他们一起重新推出了维珍的出版业务，专注于我们在音乐和娱乐方面的核心力量。几年之内，这家公司就成为娱乐图书领域极为成功的出版商，或许也是流行音乐图书方面的全球一流出版商。

1984年2月，有位名叫伦道夫·菲尔兹的年轻美国律师联系到我，问我是否有兴趣经营航空公司。他正在寻找投资者，资助一家利用盖特威克机场到纽约航线的新航空公司，在1982年弗雷迪·莱克爵士的航空公司倒闭后，这条航线就闲置下来。他给我发来一份计划书，我把它拿到我们的米尔恩德别墅去读。在找到我之前，他显然还联系了其他许多投资者，他不可能把一个唱片公司老板作为首选人物。因此，我一边浏览计划书，一边不断提醒自己：“千万别受**，压根儿就别考虑这事。”

我喜欢在遇到陌生人30秒钟内对其作出判断，同样，我也会在看到一份商业计划书30秒钟内，断定自己是否对它感兴趣。我主要依靠的是直觉，而不是对大量统计数据的研究。这也许该归结于我的阅读障碍，我不信任数字，我觉得人们能够扭曲数据来证明任何事情。经营维珍航空公司的念头抓住了我的想象力，但我必须自己在脑子里盘算潜在的风险。

整个周末，我都在考虑这份计划书。伦道夫的想法是提供一条全商务舱航线，但这没什么吸引力。我担心的是，在商人不出差的日子，如圣诞节、复活节、银行休假日以及整周的感恩节假期，公司该怎么办？我认为，在那几个星期，我们就必须让度假旅客将飞机填满。其他航空公司拥有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跟其他航空公司区别开来，或许我们可以只提供两种客舱等级：商务舱和经济舱。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将商人和旅游者都吸引过来——我们还会漏掉谁？我将自己在飞机租赁方面希望了解的事情列出一份清单。如果我们能够租一年飞机，然后又有机会将飞机还回去，那么，即便经营失败，我们也会有一条显而易见的退路了。这会非常难堪，但会限制亏损额。到那个周末结束时，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事情，如劳动合同、飞机租赁、外汇风险以及开辟一条纽约航线涉及的方方面面，都限制在一年以内，那么我认为尝试一下倒也无妨。

在1984年，只有人民捷运航空公司在跨大西洋航线上提供廉价机票。我拿起电话想跟他们联系，但电话老是占线，整个早上都不可能打通他们的机票预订电话。我推断，人民捷运要么管理极差，要么机票供不应求。如果是前者，他们就很容易在新的竞争中成为靶子；如果是后者，那就说明新竞争对手有生存空间。整个周六，我的电话里都不断传来忙音，这让我确信，我们能够建立和经营一家航空公司。

周日晚上，我给西蒙打电话。

“你觉得创办一家航空公司如何？”我喜气洋洋地问他，“我弄到一份计划书——”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打断我的话，“你疯了，别胡思乱想了。”

“我是认真的。”

“你不是，”他说，“你疯了。”

“好吧，”我说，“我现在不谈这事。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吃个午饭。”

周一早上，我给国际查号台打电话，询问波音公司的电话号码。波音公司的总部位于西雅图，由于时差的关系，我要到下午很晚才能够和他们通电话。听到一个英国人问他们有哪些大型飞机租赁业务，他们觉得很困惑。整个下午和整个傍晚，我都在给波音打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了能够帮我的人。他们告诉我，波音确实出租飞机，他们有一架二手的大型喷气式飞机，如果一年之后生意失败，他们会认真考虑收回飞机。凭借着这一点点信息——连粗略信息都算不上，我就准备去见西蒙和肯了。

第二天的午餐并不成功。我跟他们说起人民捷运的订票电话有多难打，而且波音公司有飞机出租，这时他们看起来吓坏了。我想，他们意识到我已经做了自以为必要的市场调查，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们想对了：我确实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你是个自大狂，理查德。”西蒙说，“我们才十几岁时就是好朋友了。但是，如果你这么做，我就无法保证我们还能继续合作。老实告诉你，等我死了你再打这个主意吧。”

肯没那么直言不讳，但他也认为，把唱片公司与航空公司合并，这主意颇为诡异。

“我看不出它们有何关联，”他说，“而且，如果你想通过亏损来抵销我们的盈利，那么我们可以不断投资新乐队。”

“那么，好吧，”我说，“我们不合并航空公司，而是让两家公司分别独立运营。我们能够安排资金，这样维珍唱片公司差不多就没有风险了。我已经联系过波音，他们可以提供租赁，如果生意不成功，他们就把飞机收回去。维珍顶多损失200万英镑。”

西蒙和肯仍然坚决反对。

“好啦，”我继续软磨硬泡，“走到这一步，维珍承担得起相关费用。它的风险还不到今年利润的三分之一，‘文化俱乐部’在源源不断地赚钱。而且这事儿很有趣。”

当我说“有趣”时，西蒙和肯都露出畏缩的神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意味深长的口头禅，也是我的首要商业标准之一。既然我已经拿定主意，我知道自己就必须说服他们。我继续争论说，我们只租一架飞机，可以稍作尝试，如果太难，也能减少损失。我解释说，相较于购买现成的航空公司，从无到有地创建新公司有一个优势：如果行不通，我们就能轻松撤离。在我的想象中，事情就这么简单。西蒙最担心我损害他拥有的维珍集团股票价值，我想肯一定也认为我这是惊人之举。

有关“人类联盟”的争执成为西蒙和我两人跟尼克关系的转折点，同样，那天午餐时的争论也成为我跟西蒙关系的转折点。多年来，我有好几次都让他感到紧张，但这一次，他觉得我准备拿这家公司以及我们积累的所有财产作赌注，押在一个在他看来愚蠢不堪的计划上。西蒙对生活的兴趣和热爱都来自艺术，来自音乐、书籍，以及他收集的绘画和靓车。而我对生活的兴趣，则来自设立并战胜那些表面上显然不可实现的巨大挑战。纯粹从商业角度看，西蒙绝对是正确的；然而，我总希望活得尽情尽兴，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自己必须尝试一下。从那天的午餐开始，我们俩的关系就变得逐渐紧张起来，而且这种紧张关系在以后也没能完全消解。

伦道夫计划把这家公司命名为“英国大西洋航空公司”，但如果我参与其中，我就想把“维珍”放进去。我们同意暂时搁置这个分歧，等公司有点眉目之后再说。我需要了解的事情还很多，于是我就向弗雷迪·莱克爵士请教，不管他是否能帮我，我一直都对他倍加尊崇。弗雷迪爵士到魅力号来吃午餐，跟我解释了航空公司的运作机制。他很快证实了我的疑虑：启动一个只有商务舱的航班，确实有很多局限。

“你可不要把座位全部设为仅提供基本必需品的经济舱，”他指出，“我犯的就是这个错误。如果这样做，别人要攻击你这样做纯粹是为了降低成本就很容易了，我就是这样破产的。”

吃午饭时，我们开始讨论商务舱服务的基本原则。我们谈到以商务舱的价格提供头等舱的服务，外加各种增值服务。我们在那次午餐时谈到的想法中有两个最好的：一是用豪华轿车接乘客，二是为任何购买过商务舱机票的人提供一张免费的经济舱机票。

弗雷迪还警告我当心英国航空公司【35】将会带来的残酷竞争。

“要想方设法地阻止英航，”他说，“尽可能大声地抱怨，可以利用民用航空管理局（CAA）来阻止他们，要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告上法院。他们无情至极。我错就错在从未发出足够响亮的抱怨声。他们破坏了我的融资计划，现在我悔之晚矣。我起诉他们，虽然赢得几百万美元的赔偿，但失去了自己的航空公司。如果你遇到麻烦，一定要趁早起诉他们，以免太晚。还有一件事，理查德，就是压力问题。我不是开玩笑的，你应该定期体检。这项工作压力很大。”

弗雷迪告诉我，他患了胰腺癌，刚刚康复。

“你得去看医生，让他把手指插到你的屁股里，然后他就能告诉你真相了。”弗雷迪说。

尽管弗雷迪遇到那么多问题，但他仍然热情洋溢，这让我大受鼓舞。他并未屈服于自己的经历，把我视为他的继承者，在他失败的地方接过了他留下的大旗。我问弗雷迪，如果我用“弗雷迪爵士精神”命名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第一架飞机，他是否会反对。他笑着拒绝了。

“别这么命名第一架飞机，”他说，“我的名字现在是个障碍，这会让你传递出错误信息。不过，在你拥有更大的机群之后这么做，我会感到非常荣幸的。”

当弗雷迪离开魅力号时，他转身对我大声说：“最后一点建议，理查德。当你弯下腰，以为医生把手指伸到你的屁股里时，要确保他没把两只手都放在你肩上！”

他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然后便沿着拉船路走了。

我和伦道夫达成一致的第一个安排是：我们将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我负责投资，他负责管理航空公司。伦道夫已经从莱克航空公司招募了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罗伊·加德纳，他管理过莱克的机械部门；另一位是戴维·泰特，他管理过莱克在美国的运营。

“你对公司名有何看法？”我问戴维·泰特。

“英国大西洋？”他轻蔑地说，“正好是这个世界需要的，又一家‘英航’？”

利用戴维的反应，我设法说服了伦道夫，把公司名改为“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然后确立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你对这个新名字有何看法？”我问戴维·泰特。

“维珍大西洋？”他轻蔑地说，“没有人会登上一架名叫‘处女’的飞机。太荒唐了。谁会搭乘一个没有准备飞完全程的航班？”

不到两周，情况变得明了起来：伦道夫和我的安排无法运作。我们第一次到负责监督航空公司安全的民用航空管理局开会时，伦道夫开始讲述他为这家新航空公司制订的计划。我那位来自哈勃特与刘易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科林·豪斯也参加了会议。望着伦道夫咆哮了几分钟后，科林溜出听证会，给我打了个电话，建议我到霍尔伯恩的国王大道去一趟。

“有点不太妙，”科林说，“我认为伦道夫是在自掘坟墓。”

我来到听证会现场，只见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正在严厉地盘问伦道夫，它反对我们申请许可证。我们的航空公司还只是个想法，是个纸上航班，因此，他们可以轻松地难倒我们，问我们打算怎样作安全演习、保养飞机、保障乘客的安全。我看得出来，伦道夫没有耐心，面对反复不断的讯问，他变得越来越愤怒和窘迫。同样，对于伦道夫是否有能力让航空公司顺利启动，CAA看起来也相当怀疑。当CAA问到资金问题时，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的律师远远地望着房间这头的我，说道：“要维持这家航空公司的运转，你们需要很多登上《流行音乐精品》的热门歌曲。”

“事实上，”我尖刻地指出，“维珍去年赚了1100万英镑——是你的客户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利润的两倍以上。”我决定不提我们不得不花一大笔钱继续拍摄《1984》的事情。

CAA明确提出，新航空公司必须拥有300万英镑的流动资本，他们才从理论上允许我们飞行。这是正式批准。当然，如果我们无法满足安全要求，CAA也可随时收回批准。等我们租下飞机后，还得再次接受CAA的检查。但眼下我们已经获得建立航空公司的许可。我们在盖特威克机场附近租了个仓库，作为罗伊·加德纳及其机械师团队的总部，然后就开始招收飞行员和乘务员。我们又在位于伍德斯托克大街——就在牛津街附近——的佛罗里达航空公司办公楼里租下办公的地方，顺便使用他们的计算机订票系统，为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航班制作了一份模拟文件。戴维·泰特把家人从迈阿密迁回多伦多家中，自己则生活在纽约的维珍唱片公司办公室里。波音公司派出一群律师代表来到伦敦，开始跟我们谈判飞机租赁事务。很快，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和我待在魅力号的甲板上，琼和霍丽则住在下面一层的房间里。

家里添了霍丽，航空公司的来往事务又十分繁忙，船屋变得越来越拥挤了。琼和我决定在岸上找个新家，最终在拉德布罗克树林的一所舒适的大房子里安顿下来。

我与伦道夫·菲尔兹的关系恶化，这是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第一场严重意外。有两件事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首先，由于要求维珍集团为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全部资金提供担保，顾资银行就只能在我们控制维珍大西洋公司的情况下，才同意给我们贷款；如果我们对新航空公司只拥有一半的控制权，他们就不愿意借钱给我们。既然伦道夫不投一分钱，他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便很不情愿地答应让维珍拥有控股权。

我和伦道夫之间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这就是他和新的维珍大西洋公司员工的关系。如果我们给自己的准备时间能多于四个月，情况或许会不同。但我们认为，如果要让公司挺过第一年，那就得从6月开始飞行，利用夏天巨大的客流量，积累储备金和现金流，以此度过冬天的淡季。这样紧迫的时间表，其实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要求我们必须加班加点地工作。我们刚才还在选择空姐制服的设计方案，或者制作飞机餐菜单；没多会儿，又拿出我们跟波音公司那份长达96页的飞机租赁文件，就上面的某些法律条款展开争论。

我首先从戴维·泰特那里听到一些风声，好像是有严重的麻烦。泰特是伦道夫从美国雇用的，他对我们能否成功非常关键。

“我已经辞职了，”他告诉我，“我很遗憾，但跟伦道夫这种人就没法合作。”

“怎么回事？”我问他。我知道，如果没有戴维在美国卖票，维珍大西洋公司就会胎死腹中。

“我没法跟你细说，”戴维说，“就是没法合作。我很遗憾，不过我祝你们所有人好运，希望公司成功。”

我听得出来戴维马上要挂电话了，于是我恳求他到伦敦来看我。他没钱买机票，于是我给他买好票。他于两天后到达伦敦，来到魅力号时，看见我抱着霍丽，她正在发高烧，哭个不停。琼出去买更多的扑热息痛了。我抱着哭闹的孩子，跟戴维互相微笑致意。

“你也许认为这哭声很吵，”戴维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伦道夫叫喊起来比她还吵。我没法为他工作。”

戴维的经历让我们愈加确信，如果我们打算启动航空公司，就必须把伦道夫挪到一边去。戴维冒着很大的风险加入维珍大西洋公司，他成家没几年，为了维珍，已经把家人从迈阿密送回多伦多，孤身一人来到肯·贝里在格林威治村买下的那栋房子，住在顶楼的房间里。他只有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和一间小小的卧室。而他必须为刚刚建立的航空公司设法在美国卖票。由于公司还没有美国的执照（我们到首飞的头天才拿到手），他不能做传统广告，曾试图在曼哈顿的空中为公司作宣传，吸引纽约人的注意。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春日下午，他雇了一个包括五架小飞机的编队，计划用白色和红色烟雾在空中喷出“等待英国维珍”几个字。不幸的是，他们刚喷完，空中就飘过来一小片云，涂掉了最后一个字母。于是，纽约人就伸长脖子望着天空，琢磨“等待英国维吉”的神秘信息是什么意思。

戴维与伦道夫在售票系统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伦道夫想避开所有旅行社，因为他们要收取10％的售票服务费。他想通过一家订购戏票的代理机构“Ticketon”出售所有机票。戴维也考虑过“Ticketon”，他们每张票只收5美元服务费，但他最终拒绝与他们交易。

伍德斯托克大街售票处的员工也对伦道夫的一些做法怨声载道。他们跟我说，伦道夫老是不时闯进房间，把所有人都赶出去，这样他就能够私下里打电话。我意识到，要管理一家新航空公司，伦道夫并非合适的人选。我向戴维·泰特许诺，如果他留下，来自伦道夫的麻烦很快就会消失。

“他不会在这里待多久了，”我说，“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在整个4月和5月的工作中，航空公司越来越多的员工直接跟我联系。伦道夫被排除在工作之外，他变得越来越难应付了。最后，我的律师建议我换掉售票处的锁，不让他进去。随着预定在6月举行的首航仪式一天天接近，伦道夫和我的冲突一触即发。

我们居然在最后几天安排好了一切，我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空服人员刚刚培训好，就来到伍德斯托克大街的办公室，负责接电话。我们的电话差点被打爆了。与波音公司的飞机租赁终于谈妥，其中包括各种繁琐全面的法律条款，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迷宫。不过，他们基本上同意了我们在一年后归还飞机，并且至少把我们现在付出的原始成本退回。如果到时候飞机升值，就按上涨后的价格退给我们。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我想波音公司一定对我们的坚韧感到吃惊。谈判结束后，他们的谈判者承认：“卖一个巨型飞机机群给一家美国航空公司，也比卖一架给维珍容易。”之前参与过的音乐录音合同谈判，对我大有帮助。我们还签订了一份货币协议作为租赁合同的附带协议，如果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下跌，我们就可借此保护自己（我们的外汇敞口是美元）。

有一次，我带“乔治男孩”来到伍德斯托克大街的办公室，跟维珍大西洋的所有员工见面。他穿着平日的那套怪异袍子，头发编成辫子，再扎上缎带，手套外戴着几枚巨大的钻戒。每个人都在忙着接电话、出票、把我们的时间表告诉乘客、邀请名流和记者参加首航、为飞行杂志制作样本文档。他站在那里望着这一团混乱，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很高兴自己双脚稳稳当当地踩在地上。”

1984年6月19日，离我们预定的首航日还有三天，我前往盖特威克机场，通过一次试飞，争取获得CAA的最后批准。处女航行者号矗立在一个登机口旁边，我再次对她的庞大感到惊讶，也对她尾翼上巨大的维珍徽标感到惊奇，它非常大——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维珍徽标。我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西蒙和我请特雷弗·基提供新徽标设计方案的情形。特雷弗没有成功，他后来求助于设计咨询机构凯特公司，简单地向平面设计师雷·凯特介绍了情况。雷创造出一个签名风格的徽标概念，并提供了视觉设计，这个徽标可以解释为我的个人背书，其中的字母“V”构成一个含义丰富的勾。有些营销专家分析过这个徽标，写文章论述了它从左到右的上升趋势。当然，雷在考虑最初的构思时，可能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看到尾翼上的徽标，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开创了什么事业。我们拥有巨型飞机，这即将变成事实。

为了这次飞行，全体空服人员都登上了飞机，100多名维珍员工也登上飞机，我和CAA官员一起坐在后面。飞机头天才从西雅图飞抵伦敦，在我们获得正式的CAA许可证之前，引擎还没上保险。我们起飞了，全体人员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我不禁流下一滴热泪：我为每个人感到骄傲。

随后外面传来“砰”的一声巨响，飞机歪向左侧，一个引擎里冒出一团巨大的火焰，然后喷出一股长长的黑烟。

人们吓坏了，顿时陷入可怕的沉默，这时那位CAA官员拍拍我的肩膀。

“别担心，理查德，”他说，“发生这种事情很正常。”

我们刚刚飞进一个鸟群，其中一个引擎吸入了几只鸟儿，发生了爆炸。为了重作CAA试飞，我们需要厂家连夜送一个新引擎过来。我们飞往纽约的首航定在后天，机上将有250名记者和摄影师。

罗伊·加德纳跟我在一起，他通过无线电与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的机械团队取得联系，他们负责维护我们的飞机。处女航行者号头天到达时，出于财务原因，罗伊拒收了其中的两个引擎，要求另外安装两个。现在，他要回其中一个，本来它已经被送到希思罗机场，即将空运回西雅图。

飞机降落后，我站在机身旁，试图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时，一位媒体摄影师笑容可掬地朝我走来。

“很遗憾，”我道歉说，“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呢。”

“我也很遗憾，”他说，“我看到你们的引擎里喷射出火焰和烟雾。事实上，我拍了一张很棒的照片。

他看着我那张目瞪口呆的脸，然后说道：“不过别担心，我来自《金融时报》，我们不是那种类型的报纸。”他打开照相机，取出胶卷交给我。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谢他才好。如果报纸上登出那张照片，维珍大西洋公司还没开张就死定了。

不幸的是，由于维珍大西洋公司尚未获得CAA的许可证，我们还没为引擎上保险，这次只得自己掏60万英镑购买新引擎。打了几通令人绝望的电话后，我意识到我们别无选择。于是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打电话告诉顾资，我们必须支付一笔60万英镑的款子。

“你们已经很接近限额了。”我们在顾资银行的客户经理克里斯·拉斯布拉克说。

我们在顾资银行为整个维珍集团确定的透支限额为300万英镑。

“这是一次奇怪的可怕事故，”我说，“有个引擎爆炸了，我们要先获得许可证才能上保险。可没有新引擎，我们又无法获得许可证。这简直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36】。”

“好吧，我只是警告你一下，”拉斯布拉克告诉我，“你们花了一大笔钱拍摄《神通情人梦》，我们还在等米高梅的支票呢。”

所谓的米高梅支票，就是米高梅公司为获得《神通情人梦》在美国的发行权而支付的600万英镑。

“能否请你们等我完成首航后再说？”我问道，“我一回家咱们就处理这件事情。我周五回来。我们只超过透支额30万英镑，等米高梅的支票一到，我们就没有透支了，而且还有大约300万英镑存款。”

他说他会考虑这件事。

首航头天，处女航行者号装上了一个新引擎，准备再次试飞。CAA官员登上飞机，我们起飞了。这次没发生爆炸，我们获得了许可证。我赶紧回到伦敦，解决伦道夫·菲尔兹带来的另一场灾难。我们答应过要给伦道夫100万英镑，但他嫌不够，已经到美国起诉我们，申请禁令阻止处女航行者号起飞。我们跟戴维·泰特、罗伊·加德纳以及我的律师们开了整整一个晚上的会，试图把损失控制到最小范围，制订出阻止伦道夫毁掉航空公司的计划。法官最终驳回了伦道夫的请求，不过那是在我们经过一个晚上的斗智斗勇、挫败其诡计之后的事情了。到天亮时，我们觉得自己会赢。早上6点，我给浴缸注满水，躺在里面。我觉得筋疲力尽，想洗把脸，但感觉眼睛又痛又痒，仿佛有股沙子吹进了眼里似的。戴维·泰特走进来，坐在抽水马桶上，我们把已经最后确定的各项必须完成的事务又匆匆浏览了一遍。然后，戴维就赶去搭乘协和式飞机回纽约，以便为首航组织欢迎仪式。

我登上首航的飞机，四周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在过去的10年中，不管对我还是对维珍而言，他们都是至关重要的人。我坐在琼旁边，霍丽坐在她膝上。在我们的后面，整个维珍集团的员工几乎全来了。飞机上坐满了记者和摄影师，还有一群魔术师、艺人和尤里·盖勒【37】。当处女航行者号顺着跑道滑行时，机舱前方的屏幕闪烁几下打开了，里面出现飞行员和空勤机械师的背部，他们正坐在驾驶舱里操纵控制杆。越过他们的肩膀，我们能透过挡风玻璃看见外面的风景。喇叭里传来通知：

“这是本航班的首航，我们想，你们也许喜欢跟我们一起分享驾驶舱里看见的风景，看看我们起飞时的详细情形。”

我们看见跑道在前面伸展，然后飞机开始加速。挡风玻璃下方，柏油跑道越来越快地闪过，直到那些白线变成模糊一团。但飞行员们似乎非常放松：他们没有紧盯着前方驾驶飞机，却开始左顾右盼，望着彼此微笑。其中一位飞行员的帽子下露出长发，另一位则是西印度人。我们现在顺着跑道疾驰，但两名飞行员什么都不做，他们压根就是心不在焉。每个望着屏幕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次疯狂的飞行简直就是自杀，全是布兰森那个疯子搞的。机舱里死一般寂静。接着，飞机抬起头部，跑道开始从视野里消失，这时那名西印度人却从耳朵后面取下一支大麻烟卷，递给另一名飞行员。人们还没意识到这纯粹是玩笑，飞机就起飞了。两名飞行员摘下帽子，转身对着摄像机。他们是伊恩·博瑟姆和韦夫·理查兹【38】，而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空勤机械师是我。机舱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这是我们头天在一个飞行模拟器中录下来的。

我们在飞机上装了70箱香槟。飞行变成一次长达8个小时的派对，这些酒刚好够喝。伴着麦当娜的最新热门歌曲《宛如处子》，还有“文化俱乐部”和菲尔·科林斯的音乐，人们在机舱过道里翩然起舞。在安静的休息间隔，我们放映了电影《空前绝后满天飞》，电影放到一半时，空服人员给大家发巧克力冰激凌，维珍的这一传统由此开始。

在纽约的纽沃克机场，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出发前太过兴奋，连护照也忘带了。在参加机场终端的欢迎招待会时，我差点连门都进不去。空服人员误将所有餐具扔掉，只得慌里慌张地翻寻所有垃圾箱，把餐具找回来洗干净，然后再送到飞机上。当我跟纽沃克的市长交谈时，出于某种怪异的原因，我以为他是客机膳食的组织者，使得除他本人之外的所有人全都尴尬不已。登上返回盖特威克的航班后，我很快睡着了，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这么久。我梦见飞机引擎爆炸，梦见空服人员直接从垃圾箱拿出盘子给乘客装食物，还梦见飞行员吸大麻。当我醒来时，我确信再不会出现别的差错了。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我乘坐出租车回伦敦，快到家时，看见一个满脸不快的人坐在台阶上。起初我以为他是记者，但接着我就认出他是克里斯托弗·拉斯布拉克，我们在顾资银行的客户经理。我邀他进屋，他在起居室里坐下。我精疲力竭，他坐立不安。听着他说话，我脑子反应很慢。突然我听见他说，顾资无法满足维珍增加透支额的要求，因此，在我们的透支超过300万英镑后，银行将退回维珍的所有支票，非常遗憾。我很少发脾气——事实上，我掰着一只手的指头都能数出自己发脾气的次数。可看着对面这个身穿蓝色细条纹西服、提着漂亮黑色小皮箱的人，我感到怒不可遏。他站在那里，穿着一双黑亮黑亮的牛津镂花皮鞋，平静地跟我说他即将迫使整个维珍集团破产。我想起3月以来，我和维珍大西洋公司的员工无数次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彻夜工作；我想起新招聘的空服人员为能跟一家初创的航空公司一起飞行感到多么自豪；我想起我们与波音公司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如果这位银行经理退回我们的支票，维珍将在几天内破产。如果支票被退回的消息传开，就没人为航空公司提供诸如油料、食物或维修之类的服务，也没有乘客会坐我们的飞机。

“很抱歉，”我不愿听他继续找借口，便对他说道，“我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到前门，推出门外。我对着他那张困惑的脸关上门，回到起居室，因为疲惫、沮丧和担忧，我泪流满面地瘫坐到沙发上。然后我到楼上冲了个澡，给肯打电话：“今天我们必须尽可能从国外多收一些款子回来。然后我们找一家新银行。”

那个星期，我们的海外唱片分公司救了我们。我们设法在周五收回足够多的钱，将透支额刚好保持在300万英镑的限额内。我们让顾资找不到理由退回我们的支票，阻止了他们将维珍各公司和新创立的航空公司一下子推进无力偿付的地步。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般的环境。那一年，维珍唱片公司估计会赚1200万英镑，预计下一年能赚2000万英镑。我们已经是英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了，尽管随时会有一张600万英镑的支票从美国寄来，顾资银行却仅仅因为我们超过透支额30万英镑，就准备将我们推入无力偿付的境地，让3000名员工失去工作。

顾资危机让我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位强势的理财专家填补尼克留下的空缺。我们需要一位特别的管理者，他能处理维珍大西洋和维珍唱片的财务，并且还能在它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仅仅依靠现金流和借款生存的话，整个维珍集团都危机四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伦敦金融城处于繁荣期，似乎每家公司都能把自家股票卖给公众，筹集数百万英镑用于投资。我开始考虑，这或许就是摆在维珍前面的路。

维珍集团现在除了唱片公司、唱片店、影像公司和新的航空公司这四大主要业务，旗下还有一群新成立的小公司，包括在工业区一带递送食品的顶好食品公司、维珍服装公司、若干维珍酒吧以及万顺物业——这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照料我们逐渐增多的房产，同时以买卖和开发房地产为副业，从中赚了很多钱。这些业务彼此毫无联系，需要有人将它们管理得井井有条。

唐·克鲁克香克是英国电影制片人戴维·帕特曼推荐给我们的。唐是注册会计师，曾在管理咨询机构麦肯锡工作五年，后来到《星期日泰晤士报》担任总经理，接着又跳槽到培生公司，担任《金融时报》的总经理。罗伯特·德弗罗已经和我妹妹凡妮萨结婚，他在与培生旗下的戴菊莺电影公司做生意时，曾经偶遇唐。但西蒙对他一无所知。唐开始到拉德布罗克树林那些逼仄的办公室上班。他是维珍集团内第一个穿西服打领带的人。人人都对他感到好奇。担任总经理后，唐开始把维珍组织成一个能吸引外来投资者的公司。

不久，唐就引进特罗弗·阿博特担任财务总监。特罗弗曾就职于MAM，即经营与代管音乐公司，一家娱乐公司；MAM曾经管理汤姆·琼斯和英格伯特·洪普丁克的职业，并建立起自己的唱片公司，推出了吉尔伯特·奥沙利文。后来MAM又展开多样化投资，拥有音乐图书出版公司和一个酒店连锁店，经营一支公司商务飞机群，拥有夜总会，还出租吃角子老虎机和自动唱片点唱机。MAM与维珍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当特罗弗离开时，他已经着手MAM与蝶蛹唱片公司的合并工作了。

唐和特罗弗不久便与各家银行会面，对我们的财务和集团内部结构都作了重新安排。维珍作为一个整体，在1984年的营业额将会超过1亿英镑。每次唐和特罗弗见到我，都对维珍集团的状况感到惊愕。他们恐怖地发现，我们没有计算机，没有库存控制，西蒙、肯、罗伯特和我显然以相当随意的方式决定投资。他们到魅力号来看我们，提出重组维珍集团的计划，以便吸引外面的投资者。

他们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我们的透支限额问题。顾资银行及其母公司国民西敏士银行一直想在维珍的透支超过300万英镑后关闭我们的账户。唐和特罗弗带着同样的资产负债表，来到另一家银行集团，安排了3000万英镑的透支限额。然后，他们检查了维珍集团的结构，决定关闭一些小型子公司，如顶好食品和那些酒吧。他们把维珍集团分成唱片、零售和影像三部分，然后将维珍大西洋公司分出来，跟维珍假日公司、“乐园”和“屋顶花园”夜总会以及内克岛一起，组成一家独立的私营公司。西蒙和我都已经33岁，特罗弗和肯也是一样。唐比我们稍微年长，罗伯特则略小几岁。我们觉得自己能够跟任何人较量。现在我们决心让维珍集团上市，打算从摇滚乐市场走向股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