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的一个周末，我在庄园遇见我未来的妻子琼·坦普尔曼。我能在碰到陌生人30秒钟内断定对方是怎样一个人，而我对琼差不多是一见倾心。问题在于她已经结婚，丈夫龙尼是一位唱片制作人和键盘乐手，当时正给维珍的棚屋乐队制作唱片。
我们的恋爱持续了近一年。我们急不可耐地想待在一起，每当有5分钟的空闲，都会给对方打电话。琼会从“渡渡鸟”溜走，我也会离开弗农场，然后我们俩在登比台屋见面，那里恰好位于我们俩上班地点的中间位置。我们的恋爱地理相当紧密，弗农场、韦斯特波恩树林和登比台屋，全都分布在波托贝洛路两侧，彼此不到20码远。于是，琼和我就在一个紧凑的小三角内谈情说爱。
当我们在午餐时一起偷偷待上宝贵的20分钟，或者在开会前一起待上15分钟，或者在“渡渡鸟”关门下班后待上一会儿，我们都会努力忘掉外面的世界。但除了**之外，我们也非常清楚琼已经结婚（其实从理论上说，我也同样），我们有可能给龙尼带来痛苦。从某些方面说，琼和龙尼的关系类似于克里斯滕和我的关系。龙尼想体验跟其他女人睡觉的滋味，还跟琼说她也需要拓展自己的视野。琼一直很失落，因为她无法应付接二连三的一夜情，因此她开始逐渐爱上我。
克里斯滕听说我在跟琼恋爱，便回到伦敦，这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复杂化。我曾经买过一艘更大的船屋魅力号，后来卖给了凯文·艾尔斯。这时候，我又设法把它买了回来。而克里斯滕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离开了凯文。现在，她跟我说想和我破镜重圆，毕竟我们仍然是夫妻。我的家庭一直主张，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好好维持婚姻，因此，我感觉自己有很大的责任答应克里斯滕的要求。但我爱的是琼。这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近乎噩梦。琼一直感觉自己在我和龙尼之间被撕裂了；如今我也感觉到自己在克里斯滕和琼之间被撕裂了。我和琼的梦幻爱情始于登比台屋那间小卧室，而今它开始破坏四个人的生活。
在一次我、琼和克里斯滕都参加的派对上，我们之间的四重混乱关系终于得到解决。琼最好的朋友琳达逼问我。
“那么你到底爱的是谁呢？”她问道，“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们全都是在自杀，得把事情理清楚。”
我看到琼在和别人说话。
“我爱着一个女人，”说着，我把目光投向那边的琼，“但她不爱我。”
“我现在跟你说，她爱你。”琳达顺着我的眼光望过去，说道。
我们点到为止。
第二天晚上，我一个人待在魅力号上，那是2月的一个夜晚，外面大雨倾盆，漆黑一片。我正打电话，没听见有人敲门。然后门开了，我一下子转过身。是琼来了。
“我稍后给你打过去。”我在电话里说，然后走过去拥抱她。
“嗯，我想我要搬进来了。”琼说道。
“我们又收到一份尼日利亚订单，”克里斯·斯蒂里安诺跟我说，“他们爱死尤-罗伊这家伙了。”
克里斯·斯蒂里安诺现在是维珍出口部的经理。1977年的最后几个月，他偶然得到价值数千英镑的订单，来自一个相当出人意料的地方——尼日利亚。尼日利亚人喜欢雷鬼乐。当时，英国唯一出售雷鬼乐的唱片公司就是克里斯·布莱克威尔的岛屿公司。
1976年，我曾经追随克里斯·布莱克威尔的足迹，来到牙买加，希望跟一些雷鬼乐艺人签约。我在彼得·托什的走廊上一连坐了几天，最后终于设法跟他签了约。彼得曾经跟鲍勃·马利以及一位名叫尤-罗伊的艺人一起唱歌。他在维珍公司出的第一张专辑是《让法律认可它》，在1977年销路不错。但现在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牙买加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和音乐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正在自己录制唱片，在作为背景音乐的节拍下，吟唱押韵的俚语和政治口号。这就是说唱乐的早期形式。他们被称为“念词人”。而在尼日利亚如此受人欢迎的尤-罗伊，浑身珠光宝气，就是这方面的行家。我知道牙买加肯定还有很多念词人，于是决定前去垄断这个市场。
我一直喜欢在隆冬季节逃离伦敦。我发现，阳光和长途旅行总能让我更透彻地看清伦敦的生活。这次我离开这座城市，还有另外两个原因。我想让约翰·罗顿和我一起去，因为他跟“性手枪”的其他成员以及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之间产生了争执。我还希望能跟琼不期而遇，她计划和龙尼去洛杉矶一趟，给他们的婚姻最后一次机会。约翰·罗顿喜欢雷鬼乐，因此乐意同去；而琼和我达成一致，在她想出办法解决她的婚姻问题之前，我们不再说话。
西蒙本来也打算去，但在临出发前却脱不开身了，只好让我和肯一起去。就这样，在1978年年初，一名朋克乐手、一名会计师和一名改过自新的“伯爵的宫廷嬉皮士”一起，飞到牙买加的金斯顿，准备签下一些雷鬼乐乐队，寻找念词人。我们知道牙买加人不信任书面合同，便随身带了一个手提箱，里面装着30000美元现金，然后就在金斯顿的喜来登酒店招兵买马。不久，三个老外在城里面试音乐家的消息便传开了，川流不息的乐队开始来到我们在酒店的房间。肯拿着手提箱坐在**，约翰和我听乐队的磁带，和他们谈判。约翰决定我们跟哪些艺人签约，然后肯就打开手提箱拿钱。美元在牙买加是硬通货，这里全面取缔进口，什么都得去黑市买。有些乐队如此渴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把鼓和吉他也带来了。我们的房间很快就挤满了高高的拉斯特法里【28】追随者，他们戴着巨大的绒球帽，上面饰有红黄绿条纹。一位高个儿歌手居高临下地站在我们面前，热情地歌唱他的精神家园埃塞俄比亚。
我望着沙发上的约翰，他正和着音乐节奏轻轻点头。他瘦得像根避雷针，而就是这同一个人，曾经对每个人都破口大骂，朝女王画像吐唾沫，并且让一代人兴奋不已，这真是难以置信。想起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赢得了那么多拉斯特法里信徒的尊崇，我怀疑英国王室错失了一次良机。
在一周的时间里，我们签下差不多20支雷鬼乐乐队，并且出乎意料地又找到两位念词人：一位叫远方王子一世，另一位叫塔帕·祖基。我试图说服约翰·罗顿留在性手枪乐队，但根本无用。他告诉我，乐队内部以及乐队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都闹翻了。希德已经失控，他吸食各种毒品，对女友南希越来越暴力。约翰想单干，还打算跟另外几位音乐家组成一支名叫“PiL”的新乐队，即“公共形象有限公司”。我感到遗憾，因为我本打算好好培养“性手枪”，让他们成为继滚石乐队之后的另一支经典摇滚乐队。毕竟，滚石当初也是世界上最令人震惊的乐队，米克·贾格还因私藏毒品和引起舆论愤慨而被捕。到1978年，滚石乐队已持续走红15年以上，已经成为摇滚乐权威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发展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对一支摇滚乐队来说，如何应付成功显然也会带来一些难题，但是，要让人们记住你的名字才是最难实现的。“性手枪”肯定已经进入世界词汇——哪怕只是作为一个让大多数人都感到厌恶的典型——他们居然打算抛弃这个优势，我觉得这简直就是疯了。我试图劝说约翰，“性手枪”可以略微变换一下手法来利用他们的名声，或许可以摆脱他们自我塑造的极端朋克形象。我还想把他们推向海外，《别理那些浑球》在海外只售出30万张唱片，跟在英国销售量大致持平。我确信他们可以在随后出版的专辑中做得更好。在麦克·欧菲尔德一鸣惊人并退出公共生活后，我决心不让“性手枪”同样陷于崩溃。他们是维珍的顶级乐队，要让维珍唱片公司获得更大成功，要掀起全新的摇滚乐浪潮，他们都是重要的催化剂。但约翰压根没心思听我说。
在牙买加的最后一夜，我们顺着金斯顿的海岸漫步，找到一家拉斯特法里酒吧，里面出售的鱼加了很多的牙买加香辣酱。我们坐在酒吧外，望着大海。一群鹈鹕列队潜入水中，我们望着它们井然有序地穿梭于鱼群之间，每一只都接连离开队伍，潜到水下。在扎进海水之前，它们总是先收拢翅膀。我们一边喝“红带”啤酒，一边听鲍勃·马利的音乐。尽管我不断转移话题，讨论“性手枪”能够成就怎样一番事业，但约翰尼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
麦克·欧菲尔德跟“性手枪”截然不同，但他们都发现自己难以应付来自名气的压力。作为他们唱片公司的主管，在我看来，他们之间还有更多差异。麦克·欧菲尔德为维珍唱片公司赚了很多钱，让我们得以发展壮大公司并签下新的艺人。没有麦克，我们就无法进入唱片业。而“性手枪”虽然凭借《天佑女王》登上排行榜首位，他们的专辑《别理那些浑球》也名列榜首，但维珍并没有从这个乐队中赚到多少钱。
跟约翰一道坐在牙买加海滩上，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维珍永远无法从“性手枪”那里赚到多少钱。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安排“性手枪”出演电影《伟大的摇滚骗术》，我不知道它能否提供电影配乐给我们发行。不过，西蒙、肯和我将不得不承认，从此以后，“性手枪”将不再能够继续经营。
虽然看着他们走向分裂令人灰心丧气——而且他们比麦克·欧菲尔德的状况差得多，至少欧菲尔德仍在继续制作畅销唱片——不过我们也有聊以**之处：在签下“性手枪”之后，维珍在朋克和新浪潮乐队中就变得很吃香了，他们都争相与我们签约。音乐界看到了我们为“性手枪”所作的宣传，整个新一代精彩的乐队都找到我们。西蒙从中挑选了“发动机”“XTC”“打滑”“杂志”“渗透”和“成员”等乐队，他们的唱片全都卖得很好，而另一支名叫“人类联盟”的乐队已经在培养自己的乐迷了。维珍音乐出版公司与一位来自纽卡斯尔的教师戈登·萨姆纳签约，他的艺名叫“斯汀”【29】，在一支比较被看好的名叫“最后出路”的乐队里唱歌。
我回到金斯顿喜来登酒店，思索着维珍没有了“性手枪”之后的前景。这时，有人送来琼给我的口信，让我打电话给她。
“我们在纽约碰头好吗？”她问。
第二天早上，我就离开了牙买加。
我在纽约见到了琼。她试图修补自己与龙尼的婚姻，但失败了。我们在曼哈顿待了一周，感觉就像难民。我和克里斯滕的离婚手续尚未办理，而琼几天前刚刚与龙尼分手。我们正考虑逃离纽约，一起单独相处一段时间，避免电话的骚扰，这时，恰好有人问我，维珍唱片公司的名字是否来自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答案是否定的——但那个群岛似乎正是琼和我需要的浪漫庇护所。
琼和我在冲动之下，决定飞往维尔京群岛。我们无处可去，也没什么钱。不过，我听说，如果你对购买一座岛屿表现出真正的兴趣，那里的房地产经纪人就会安排你在一家豪华别墅里免费吃住，并用直升机带着你周游维尔京群岛。听起来这很有意思。我厚着脸皮打了几通电话，经过自我介绍，我提到了“性手枪”和麦克·欧菲尔德，还说维珍唱片公司在不断扩大，我们想买一座岛屿供自己的摇滚明星休闲，说不定还会在此设立一个录音棚，然后，房地产经纪人便开始变得兴奋起来。
琼和我乘坐飞机，向南飞到维尔京群岛，在这里受到王室般的接待，并被送到一座华丽的别墅。第二天，房地产经纪人便带我们乘坐直升机，飞遍整个维尔京群岛，看那些等待出售的岛屿。我们装作喜欢最先看到的两座小岛，又问他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一个岛屿，简直就是一颗真正的小宝石，”他说，“有位从未光临此地的英国贵族正在出售它。那就是内克岛。不过我认为购买该岛并不明智，因为它到哪儿都很遥远。”
太棒了。
“很好，”我说，“请问我们能看看它吗？”
在飞往内克岛的途中，我透过直升机窗户往下看，那淡蓝色的海水让我叹为观止。我们降落到一片白色的沙滩上。
“岛上没有淡水，”房地产经纪人说，“据说，这里的最后两位居民是到此作野外生存训练的记者。一个星期还没结束，他们就通过无线电求助了。它是整个群岛中最美丽的岛屿，但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加以开发。”
沙滩上面有座小山，为了居高临下俯瞰整座岛屿，琼和我朝山顶走去。这里没有路，等我们到达山顶时，腿已经被仙人掌擦伤，鲜血直流，但山顶上的风景值得这点牺牲。我们看见岛屿周围暗礁环绕，大部分海岸线上都有沙滩。房地产经纪人跟我说过，棱皮龟会爬到内克岛的沙滩上产卵。海水如此清澈，我们甚至还发现一只巨大的鳐鱼平静地拍打双翼，划过暗礁中的砂质海底。有数千只正在筑巢的海鸥和燕鸥，还有一小群鹈鹕在列队捕鱼。在更高的空中，一只军舰鸟伸展开巨大的翅膀，乘着上升的暖气流滑翔。朝岛屿内陆望去，我们看见两个咸水湖和一小片热带森林；一群非洲黑鹦鹉从树冠层上方飞过。我们眺望其他岛屿，只能看见它们碧绿的海岸线，一座房子都看不见。我们回到小山脚下，去找那位房地产经纪人。
“他要价多少？”我问。
“300万英镑。”
我们从山顶上观看日落的梦想破灭了。“真不错。”琼说，然后我们就吃力地朝直升机走去。
房地产经纪人突然感觉不妙，问道：“你们打算花多少钱？”
“我们能够出15万英镑，”我欢快地说，“20万美元。”我补充了一句，想让钱显得更多一点。
“我知道了。”
飞回别墅，我们显然已不再受欢迎。出价20万美元，我们还没资格在别墅里住一晚。我们的行李已经被放到门外，琼和我拖着它们，穿过村子，去找一个可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小旅馆。显然，不会再有直升机载着我们从这些岛屿上方飞过了。但琼和我决心买下内克岛。我们觉得它可以成为我们避开尘世的秘密岛屿，让我们可随时隐退到此。于是，尽管我们像偷牛贼一样被驱赶出维尔京群岛，但我们发誓要重返旧地。
后来我回到伦敦才得知，内克岛的主人急于将它出手。他打算在苏格兰修建一座房子，需花费大约20万英镑。我把自己的报价提高到17.5万英镑，坚持了三个月。最后，我接到一个电话。
“如果你给18万英镑，它就归你了。”
他连提都没提，18万英镑只是300万英镑要价的小零头。我当场答应下来，于是内克岛就归我们了。虽然价格这么低，但仍然存在一个障碍。维尔京群岛的政府曾宣布：不管谁买下内克岛，都必须在五年内开发它，否则就必须将所有权转交给政府。要在那里建一所房子，再从邻近岛屿将淡水跨海输送过去，这可要花一大笔钱。但我想和琼回到那里，我决心要赚足够的钱来承担这笔费用。
琼和我在比夫岛度过了那个假期剩余的时间，这里正是我建立维珍航空公司的地方。我们试图搭乘一个飞往波多黎各的航班，可波多黎各当地的定期航班都取消了。机场航站楼里挤满了进退维谷的乘客。我给包机公司打了几个电话，同意花2000美元包一架飞机飞往波多黎各。我把这笔钱除以座位数，然后借来一块黑板，在上面写下这样一行字：“维珍航空公司：飞往波多黎各单程39美元。”我拿着它在候机楼里走了一圈，不久便找到了足够的乘客填满那架包机的座位。当我们在波多黎各着陆时，一位乘客转身对我说：“维珍航空公司还不算太糟——把服务质量提高一点，你们就能开张营业了。”
“我真有可能那么做呢。”我笑着说道。
1977年，维珍作为一个整体，税前收入达到40万英镑，到1978年，这个数字增加到50万英镑。“性手枪”散伙后，我们就只剩下原来的少量艺人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麦克·欧菲尔德，在朋克和新浪潮音乐到来期间，他的专辑一直卖得很好。我们还签了两支新乐队，他们似乎都很深奥，都演奏电子合成器音乐。他们是“夜半行军”和“人类联盟”。尽管两支乐队的唱片当时还没到畅销的时候，但“XTC”“滑行”和“杂志”等乐队却保持了销量。在法国和德国，维珍唱片的销售业绩也很好，尤其是橘梦乐队的作品。
到1979年，外人或许会看着维珍得出结论说，它只是由一些杂七杂八的公司组成。在位于弗农场的那些用马厩改建的小办公室里，我们经营着尼克管理的维珍唱片店，经营着由西蒙和肯管理的唱片公司，经营着卡罗尔·威尔逊管理的音乐出版公司。庄园录音棚生意兴隆，于是我们又买下伦敦的一家录音棚，扩大了录音业务。我们最初计划向摇滚乐明星提供需要的一切服务，包括录音、出版、配销和零售等等。现在这个计划开始初具雏形了。此外，我们还成立了维珍图书公司，主要出版音乐方面的书籍，以及摇滚乐明星的自传。
为“性手枪”出版新专辑的计划已落空，取而代之，我们获得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正在制作的电影《伟大的摇滚骗术》的版权。这就让该乐队的最后一张专辑即电影配乐有了保证。为了完成这部电影，我们又建立了维珍电影公司，由尼克开始管理。
尼克的另一个商业投资项目是“立场”夜总会，可供我们的乐队演出，并让人们在观看演出的同时吃喝交流。随着摇滚乐世界变得日益复杂，乐队们显然不再仅仅希望录下自己的歌曲来发行。流行音乐录影带成为宣传歌曲最有效的途径，一些愤世嫉俗的人评论说，流行音乐录影带就跟音乐本身一样重要。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尼克又建立了一个电影剪辑工作室，我们的乐队可以在这里制作和剪辑他们自己的录像。
维珍还应该给艺人提供一项服务：把他们的唱片销售到海外。尽管我们只是一个从诺丁山的简陋房屋里起家的小公司，但我却知道，如果没有海外公司，那我们就没机会跟全球性乐队签约。摇滚乐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在其市场顶端，它是一个纯粹的国际化商品。衡量一支乐队是否成功，最好标准就是看其唱片的海外销量有多大。相较于维珍或岛屿公司，那些大型跨国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在跟乐队谈判签约时，他们能够突出自己在法国和德国的销售力量。
维珍可以选择不参与海外跨国公司的竞争，完全专注于英国国内市场，采用我们刚建立时对麦克·欧菲尔德唱片的做法，将我们的乐队授权给海外公司。这个选择很诱人，因为它能节省管理费用，但我并不满足于此。岛屿和蝶蛹两家公司就采用了这种方法，我认为这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因为他们完全受海外受权人的支配。一旦你将一支乐队授权给别的唱片公司，你对他们的宣传就彻底失去了控制。我们不仅想控制自己旗下这些英国乐队在国外的前途，而且还希望能把国外乐队吸引到维珍公司来。我们希望，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乐队能与我们而非大型的国际唱片公司签订全球版权。
我们在弗农场的人手捉襟见肘，依靠他们，很难想象我们能平起平坐地跟跨国公司竞争。但我们决定尝试一下。1978年，肯前往纽约，建立维珍唱片美国分公司。维珍是从伦敦诺丁山的那些小房子里起家并发展壮大的，因此，我想象维珍在美国也采用同样的发展模式，从格林威治村的一所房子起步，然后通过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其他地区中心城市购房，慢慢向全国各地扩展，这样我们就无需建立一个庞大的总公司了。
1979年，我前往法国，去跟宝丽金法国分公司总经理雅克·科纳会面。我在法国音乐界没有一个熟人，表面上，我去见他是为了请宝丽金配销维珍唱片，其实真正目的是物色一个能在法国建立维珍分公司的人选。雅克·科纳把我介绍给一个颇有魅力的人，名叫帕特里克·泽尼克，他负责管理宝丽金的录音部门。帕特里克一副茫然的心不在焉模样，跟伍迪·艾伦很像，长着一头浓密的蓬蓬乱发，就像金属丝一样又细又直，戴着一副沉沉的黑边眼镜。帕特里克不仅外表酷肖伍迪·艾伦，行为举止也很像。我们第一次外出吃午餐时，饭后花了四个小时才弄清帕特里克把车停哪儿了。帕特里克跟我说，他一直兴趣盎然地关注着维珍的发展；1974年，我们在戛纳音乐节上设了个摊位，那是他第一次试图跟我们会面。可他在摊子上只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滑雪去了”。从那以后，帕特里克就开始一路迢迢地赶到牛津大街的维珍唱片店买唱片，他喜爱麦克·欧菲尔德和橘梦乐队的音乐。
雅克·科纳出价30万英镑，购买维珍全部唱片在法国的授权，外加一定比例的版税。当时维珍没什么钱，而我们又刚刚贷了一笔款购买内克岛，因此接受这个条件是一个方便的选择。但我没在笔记本上老老实实记录这些细节，相反，却写下了“帕特里克·泽尼克：维珍法国公司”几个字。我要求给我时间考虑雅克·科纳的条件，这让他吃了一惊。
结束会面后，我向他们俩表示感谢，邀请他们下次来伦敦时顺便到船屋来看看。接下来这个月，帕特里克来到伦敦，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在魅力号上吃午餐。我问他愿不愿意离开宝丽金，在法国建立独立的维珍分公司。我可以让他完全独立地决定跟他喜欢的法国乐队签约。我们在一张纸上大致算出一些数字，帕特里克答应了。他和一个朋友菲利普·康斯坦丁一起创建了维珍法国公司。菲利普是个狂放不羁、不修边幅的人，有间歇性的海洛因毒瘾，音乐品位良好。帕特里克负责生意，而菲利普则把时间花在跟各种乐队打交道上。
帕特里克辞职时，雅克·科纳打了个电话指责我：“当邀请你去吃晚餐时，你不该顺手牵羊把餐具拿走。”
我为挖走帕特里克而道歉，但也告诉他，帕特里克过来建立维珍分公司是自己的主意。一直等到帕特里克离开宝丽金后，我们才再次查看那些数字，发现自己算错了，我们忘记在估算时加上增值税，零售利润也不对，而且无可救药地高估了巴黎的唱片销售量。但发现这些错误时已经太晚，帕特里克和菲利普已经开始维珍的工作。他们签下的首批乐队里有一个叫“电话”，它成为那一年的法国畅销乐队。后来那些年里，帕特里克回想起来总会摇头叹息，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放弃宝丽金那份有保障的工作，加入一家实际已经破产的英国唱片公司。
当我正和帕特里克谈判时，我又回到法国，去跟阿利斯塔唱片公司的总经理见面。我们无法在配销合同上达成一致，不过，当他开始夸耀阿利斯塔就要签下法国最重要的流行乐明星朱利安·克雷时，我却竖着耳朵仔细听起来。我不知道朱利安·克雷是谁，但我借故走开，溜到洗手间，在手腕上草草写下“朱利安·克雷”，然后小心翼翼地放下毛线衫衣袖，将它藏起来。结束会面后，我冲到一个公共电话亭，给帕特里克打电话。
“你听说过一个叫朱利安·克雷的歌手吗？”我问。
“当然听说过，”帕特里克说，“他是法国最重要的明星。”
“哦，他现在还没签约。我们何不试试能否把他签下来。我们能在明天午餐时跟他见面吗？”
在第二天的午餐上，帕特里克和我设法说服朱利安·克雷和维珍签约，在阿利斯塔的鼻子底下偷走了他。在两个星期内，我就成功地从两家唱片公司的午餐受邀者名单上除去了我的名字。不过，帕特里克和朱利安·克雷都将继续为维珍法国公司和他们自己创造财富。
如今，肯在纽约，帕特里克在巴黎，乌多在德国，再加上我们自己在伦敦的业务，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维珍作为国际唱片公司来加以推销。我们的麻烦是没有现金储蓄，因此任何挫折都可能致命。现在，当我前往位于斯特兰德的顾资银行时，我穿上了鞋子，长发也修剪过，决不会被旋转门缠住，可他们仍像对待天才学生而非商人那样对待我。甚至看到维珍1000万英镑的销售额后，他们仍摇摇头笑笑。
“都是很好的流行音乐，对吧？”顾资的经理亲切地说，“我儿子酷爱麦克·欧菲尔德。我只希望另一个儿子别放这么嘈杂的朋克乐。偶尔我不得不冲着他大吼，让他把音量调小。”
我试图向他们指出，维珍即将成长为一家大公司。我们的销售很好，就像任何正规企业一样稳稳当当地赚大钱。但银行家们从不这样看问题。“你们做得非常好，”银行经理说，“不过，你们的盈余品质很差。我们顶多能提前一个月预知它们未来的走势。”
尽管这种分析令人不快，但在1978年底，我们感觉非常自信。在英国，我们享受到一个好年景，拥有一连串名列排行榜前十名的热门唱片，唱片店的销售业绩也不错。然而，到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后，利率升高，我们遭到一次严重经济衰退的打击。英国的唱片销量二十年来首度下降，我们的连锁店亏损严重。肯在纽约的运气也不好，维珍在那里制作出第一支单曲后，花了50,·000美元作宣传，结果却一败涂地。我们不太情愿地决定关闭纽约的办公室，让肯回国。
似乎一切都不对劲，就连家里也是如此。1979年11月，琼给我打电话说，船屋有沉没的危险。我让水泵一直开着，可它非但没把水抽出去，反倒像虹吸管一样把水吸了进来。我们在魅力号上碰头，试图趟水抢救出家具和一盒盒档案。在我们将能够挽救出来的都抢出来之后，我们站在拉船路上，跟邻居讨论怎样把船拖上来最好。有位邻居移动了一个盒子，一只巨大的振动器掉了出来，让我们尴尬不已。当它撞到地面时，开关被撞开了，然后它就开始震动。我们全都望着它，它“嗡嗡”地转来转去，最后掉进运河里，像鱼雷一般在水里飞快地移动，终于从我们视野中消失。
“它跟你有关吗，理查德？”琼挖苦地问。
“不。你呢？”
“当然无关。”
那只盒子已经放在魅力号上好多年（当然！）。振动器沉没处留下一圈圈波纹，似乎给20世纪70年代划上一个个恰如其分的句号。
1980年，我前往洛杉矶，试图引起美国唱片公司对英国艺人的兴趣。这次旅行就是一场灾难。我带去一堆样带，但没人对任何新东西感兴趣。麦克·欧菲尔德仍然流行，一如从前——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误拼为“Oilfield”，意为油田，当然，对维珍来说，这更接近于事实。然而，对于我试图授权的其他乐队，如“滑行”“发动机”“XTC”“日本”“夜半行军”（“等等，理查德，”来自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买主说道，“我们不能一整天弄这个，为什么不把他们简称为‘OMD’呢？”）以及“飞行蜥蜴”，人们怀着彬彬有礼的兴趣倾听，但几乎无人报价。
眼看着维珍的收入逐渐枯竭，我不断列出一连串我们能够节省的开支。我卖掉了登比台屋，把钱投入维珍，我们卖掉了自己在弗农场的两套公寓，想方设法削减开支。最近，我在笔记本上看到一长串当时需要立即优先处理的事情。它又让人回忆起那种陷入绝境的感觉。
1.再次将庄园抵押出去；
2.关掉游泳池的加热器；
3.签下“日本”乐队；
4.卖掉弗农场的房子；
5.问问麦克·欧菲尔德能否让我们暂时不给他付钱；
6.卖掉船屋；
7.卖掉我的汽车；
8.出租所有录音设备；
9.尼克可以把他的股份出售给一家商业银行或华纳兄弟公司；
10.卖掉“立场”夜总会。
我写信给维珍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得不赶快勒紧裤腰带：
好消息是伊恩·吉兰的新唱片直接登上排行榜第三名。但坏消息是它只售出了70,·000张，仅相当于去年一张名列第三名的唱片一半的销量。我们的管理费用没变，因此我们的利润就减少了一半以上。
根据尼克的计算，维珍在1980年的损失将达到100万英镑。
“我不能把我的股份卖给商业银行，”他告诉我，“维珍今年即将损失100万英镑。这些股票没有价值。”
“可是我们的品牌如何？”我问道。
“‘维珍’？它的价值还不足100万英镑，”他说，“他们才不会承认品牌的价值呢。作为一个品牌，英国利兰【30】能有多少价值？”
维珍突然陷入绝境。1980年的经济衰退如同一场突然袭来的海上风暴，出人意料地抓住了我们。我们不得不二度裁员：共有9人被解雇，他们代表了维珍唱片公司全球员工的六分之一。跟当时的其他唱片公司相比，我们的裁员比例要低得多。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令人肝肠寸断的打击。尼克、西蒙、肯和我花了一个又一个小时争论我们该怎么办。在我们的花名册中，没有能一炮走红的重要摇滚明星，因此维珍也就没有可预测的未来收益。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拼命挣扎，试图证明顾资银行错了。我们再次仔细检查我们的乐队目录，裁掉几支乐队。我们不得不放弃在牙买加签下的大多数雷鬼乐乐队，因为尼日利亚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一切进口都被取缔，我们的销售毁于一旦。
当尼克和西蒙争论维珍该保留哪些乐队时，他们俩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尼克提出，维珍应当放弃“人类联盟”——这支年轻乐队来自谢菲尔德，演奏电子合成器。
“除非我死了。”西蒙告诉他。
“可他们无利可图，”尼克争论道，“我们没法一直养着他们。”
“我就是为了‘人类联盟’才干这一行的。”西蒙说，他努力控制自己的脾气。
“你就会把我在店里省下的钱花个精光。”尼克说道，他的手在西蒙面前挥舞。
“你听好了，”西蒙突然站起来，厉声说道，“永远、永远别再对着我的脸，挥舞那根该死的手指头。而且‘人类联盟’也必须保留下来。”
我望着争论不休的西蒙和尼克，意识到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尼克是我的主要合伙人，是我最亲密的发小，我们从《学子》时代就开始合作了，那时我们年仅16岁。可他沉迷于削减开支，省吃俭用——尽管在我们深陷困境时的确值得称赞。可我却再次感到，除非我们有点大动作——这意味着花钱——否则就永远无法摆脱困境。
尼克和西蒙都怒气冲冲，陷入僵局。他们转而要求我在他们之间作出公断。让尼克大为光火的是，我居然支持西蒙。这是我们仨关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合作得那么好。我觉得，只有西蒙的音乐品位能让维珍摆脱困境。没有西蒙的新一代乐队，我们将依旧裹足不前。虽然尼克认为我们把钱花错了地方，但他还是回到唱片店，决心从牙缝里再挤出点钱来。
在另一次会议上，我们争论是否跟一位来自创世纪乐队的鼓手签约。1980年9月，西蒙想花65,·000英镑签下作为独立歌手的菲尔·科林斯。西蒙再次超级自信地认为，这是正确的行动，他勇敢地抵挡住了尼克的怀疑和批评。我们之所以能找到机会跟菲尔·科林斯签约，是因为我们扩大了录音棚业务。除了庄园，我们还收购了西伦敦的一家录音棚，把它称为“都市华宅”，在它的后面，我们又建起第二间录音棚，以较低的价格租出去。我们没采用能隔除所有噪音的普通隔音墙，而是用石头砌成一个。当菲尔·科林斯想录点音乐时，他觉得自己用不起一流录音棚，于是便租下了“石墙”。他发现，自己在那里录制的《今夜在空中》音带最棒，听起来奇异怪诞。菲尔跟录音师相处融洽，不久便和西蒙谈笑风生。我们还没明白过来，他已经准备好与我们签约了。
尼克让西蒙作各种销售分析，试图计算出我们能卖掉多少菲尔的独奏专辑。尼克担心“创世纪”的乐迷不买他的账，但西蒙证明，在已知的“创世纪”乐迷中，即使有10％的人购买菲尔的首张个人专辑，我们也会赚钱。我们沮丧地望着自己的透支额，以及维珍旗下其他乐队惨不忍睹的销售数字，这时，我们知道自己在拿什么赌博。值得称赞的是，尼克同意我们跟菲尔·科林斯签约，甚至还动用唱片店的备用金，凑够了预付款。菲尔证实自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和歌手。他的嗓音有余音绕梁之感，他的歌词感人至深——他注定要比作为整体的创世纪乐队获得更大成功。
就在这时，《新音乐快讯》提到维珍唱片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事情。如果顾资银行阅读这份杂志——我相信他们不会去读——或许会在我提出增加贷款的要求后三思而行。我立即给编辑写信，试图消除这种猜想。“在贵刊的上一期杂志中，你们猜测本人陷入深深的财务困境，本人需要对贵刊提起诉讼，目的是获得一些没有利息的钱，而不是向银行申请有息贷款，想必你们会欣赏这种做法……”尽管《新音乐快讯》的影响力远不如《金融时报》，但我也意识到，如果不迎头痛击此类谣言，它们就会越传越广，难以收拾。更糟糕的是，它恰恰说对了。
在公司内部因“人类联盟”和菲尔·科林斯发生争执两个月后，我遇到两桩自认为无法抗拒的交易，都跟夜总会有关。首先是肯辛顿的“屋顶花园”夜总会，老板准备卖掉它，要价40万英镑。维珍当然是没钱，不过，向“屋顶花园”供货的酿酒商提出，只要我们接手后继续采购他们的葡萄酒、啤酒和烈酒，就可向我们提供一笔无息贷款。另外还有一个叫“乐园”的夜总会，就在查令十字街车站下面，是一家大型同性恋夜总会，老板是我妹妹凡妮萨的朋友，他希望买主能尊重和保持店里的同性恋俱乐部传统。通过我在学生咨询中心的工作，他相信我能满足这个要求。他要价50万英镑，同样，酿酒商也准备给我们一笔无息贷款，支付全部收购费用，条件是采购他们的啤酒。我不明白酿酒商们为什么不想直接买下这些俱乐部，于是我就欣然接受这两次机会，将它们买了下来。
我知道尼克会反对我收购这些夜总会，因此没跟他商量就签订了合同。他怒不可遏，认为我是浪费钱财。望着由此带来的100万英镑额外债务，他认为我即将毁掉维珍。
“它会让我们完蛋的。”他争论说。
“但我们不用支付任何利息，”我说，“这可是无本买卖。如果有人以迷你汽车的价格卖给你一辆劳斯莱斯，你必须接受。”
“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什么无本买卖。”尼克跟我说，“不管怎么说，它终究是债务，我们不可能把它还清。实际上我们就要破产了。”
“这钱又没利息，”我说，“我相信世界上有免费午餐。好好经营，我们就能摆脱困境。”
尼克跟我的看法完全针锋相对，显然我们不得不分道扬镳了。他认为我即将带着维珍一头栽倒。他拥有维珍40％的股份，趁现在还不算太晚，他希望保护它们剩余的价值。在我这方面，除了那些陈年旧事，我对我们俩的职业关系感到不满已有两三年了。尼克和我一直是最亲密的朋友，但随着维珍不断做大，从唱片零售商变成唱片公司，我感觉他已经变得力不从心。尼克认为我们全都力不从心，也许确实如此。唱片公司中没有他的位置，在和艺人们一起参加社交活动时，他不管怎样都浑身别扭，而西蒙、肯和我却不会这样。尼克有一种清教徒似的观念，我非常怀疑，每当我们多点一瓶香槟，他都会因为额外花掉的每一个便士而耿耿于怀，即便这样适度的慷慨能讨好并赢得乐队，可让维珍赚得大笔利润。我总感觉尼克老想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尽管其中大多数确实是拿着钱在新乐队上打水漂。我记得，大概在1977年之后，尼克就不再参加员工的滑雪度假了，要检验我们的关系，这或许是一张有趣的试纸。我总是希望维珍员工开开心心，只要我认为有助于活跃派对的热闹气氛，我就会率先以任何方式自我愚弄一番，以博得大家的欢笑。尼克发现自己对这样的娱乐提不起劲来。我们都非常了解对方，关于彼此的优缺点，甚至都能列出好几页来。最终，我们俩都意识到，最好在我们没伤和气之前分手。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保持友谊，而不是等到我们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从另一家银行弄到一笔贷款，买下尼克持有的维珍股份。除了这笔现金，尼克还从维珍集团带走了他最爱的几块业务：斯卡拉电影院以及电影与录像剪辑工作室。尼克真正感兴趣的是电影业，离开维珍后，他创建了皇宫影业公司，打算拍电影。凭借自己的天才，他很快就制作出一批精彩的影片，如《狼之一族》《蒙娜丽莎》以及获得奥斯卡奖的《哭泣游戏》。
在我们的分手问题尘埃落定之后，尼克和我互相拥抱，言归于好。我们俩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为了庆祝我们“离婚”，我们在“屋顶花园”夜总会举行了一场分手派对。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取得了双赢。我们仍是好朋友，经常去看望对方，并且在失去对方后都设法独自把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尽管我购买了尼克那40％的维珍股份，但我非常清楚，对于一家倒闭的公司，持有100％的股份跟60％股份没有区别。关于维珍1980年的交易损失，尼克算得很准：我们亏损了90万英镑。
1980年，我不仅跟尼克分了手，而且差点跟琼各奔东西。为了让维珍维持下去，我发了疯似的工作。我知道琼变得越来越心灰意冷。不管我多晚回家，都会有人打电话找我。每个周六早上，我们刚刚醒来，又会有人打电话。有天晚上，我回到船屋，发现里面人去船空。琼走了，给我留下一张纸条：“我怀孕了，我不敢跟你说。我已经离家出走，如果你想我，就给罗丝家打电话找我。”
看着这张纸条，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发生改变。我坐下来，考虑该怎么办。克里斯滕离开后，我有过很多绯闻。我喜欢这种多样化和自由。自从琼搬来和我同居之后，恐怕我对她的存在已经太习以为常了。我与克里斯滕的婚姻失败，让我对感情能否天长地久产生怀疑，因此到那时我还没给琼作出同样的承诺。父母也给我施加压力，要我跟克里斯滕重归于好，否则就在萨里娶个受过高等教育、会打网球的姑娘——琼显然不在此列。
我记得跟父母说过琼搬来和我同居的事情。那时爸爸正在湖岸边钓鱼，妈妈把注意力引向一条就要钓上来的鳟鱼。
在随后的沉默中，爸爸没有把鱼线抛好，它们全都缠在了一起。
“它会断掉的。”他说。
然而，当我手握琼那张匆忙写好的纸条坐在船屋里，想到我们还没出生的宝宝时，我意识到自己是真的爱她。在此之前，我为我之前一直妄想鱼和熊掌兼得而感到内疚：既要享受爱情，又不愿为此作出承诺。我享受过各式各样的两性关系，从不考虑后果。我想很多男性都乐意一辈子过着没有孩子的**生活，直到伴侣逼他们考虑这个问题。我给琼的妹妹罗丝打电话，然后便赶紧跑去找琼。
琼怀孕6个月后，去苏格兰度假，而我正在法国。她在威廉堡突然阑尾疼痛难忍，我飞到苏格兰陪她做手术。实际上，她的病不是阑尾炎，而是卵巢囊肿破裂，但医生决定继续手术，摘除她的阑尾——即使在患者身体最好的时候，这种手术也很危险，更何况一位身怀六甲的孕妇呢。手术导致琼开始分娩。医生给她打点滴，试图缓解子宫收缩，然后我们立即坐救护车前往因弗内斯，去找一家更现代化的医院。在下雪时开车穿过苏格兰如同噩梦。途中的每次摇晃都会加剧琼的子宫收缩。到我们到达医院时，她已经被手术和子宫收缩造成的双重疼痛弄得苦不堪言，但仍拼命地想保住胎儿。
在因弗内斯医院，琼显然只能把孩子生下来了。因为比预产期早了三个月，所以宝宝活下来的机会很小。一个重量仅4磅的女婴出生了，我们用我姨妈的名字给她命名，叫她克莱尔。克莱尔几乎无法进食，而医院也没有保证她存活的必要设备。
虽然克莱尔睁开了她那双漂亮的深蓝色眼睛，可她还是在四天后夭折了。现在，我只记得她小小的身体。医院不许我们俩抱她或碰她，早产婴儿保育箱成了她暂时的家。她那么小，简直可以放到我的手掌上。我们望着她的脸，对她那双小手以及她睡着时一脸坚定的神情感到吃惊。但如今那些记忆都已褪色。当我试图回忆克莱尔时，我脑海中一团混乱，充斥着医院消毒水的气味、病房里金属椅子擦过亚麻油地毡的声音，以及告诉我们克莱尔已经死去时那名护士脸上的表情。
克莱尔占据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她进入我们的生活又离开，只留下绝望、空虚和爱。她的身体那么小，生命那么短暂，就跟从未来过差不多。然而，在那段令人心碎的时间，她将琼和我紧紧联系起来。我从没想过要孩子，直到看见克莱尔纤小脆弱的身体——就连最小号的尿布对她来说都太大——看见她那么漂亮，意识到她是我们俩的孩子。
克莱尔夭折后，琼和我决心再要一个孩子。让我们高兴的是，过了不到一年，琼又怀孕了。
琼再次早产，这回提前了6周。我们俩都被吓了一跳。那天晚上，我去“立场”夜总会参加一个派对，凌晨3点才醉醺醺地回家。我一觉酣睡过去，直到琼在我的脸旁拍手大叫，说她出现了子宫收缩，我才很不情愿地醒来。我从**滚下来，开车把她送到医院。医生给琼作了检查，把她送进产房。“看起来你没事。”他们安慰她。
然后他们望着我。
“看起来你很糟。最好吃掉这些阿司匹林，上床睡觉。”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我突然惊醒，发现四个戴着口罩的医生正盯着我看。我以为自己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故，正躺在哪家医院的急诊室里。
“琼已经开始分娩，”他们说，“你最好跟我们一起来。”
霍丽出生了，体重还不到6磅。这是我遇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经历。到最后（我认为！）我甚至比琼还疲惫。我暗暗发誓，以后决不会在我们的孩子出生时离开。不过，有了克莱尔的遭遇之后，我们迫切关心的是让霍丽活下来。
1981年11月，一个寒冷刺骨的清晨，我们驾车回到船屋，琼将霍丽和自己包裹在一起，躺在**。在那个冬天其余的时间里，她们俩几乎是一直待在卧室，而我则在隔壁的房间工作。彭尼的办公桌放在船底排水泵和楼梯之间的逼仄空间里，她往往要穿过卧室才能走到那里去。
1981年，维珍唱片公司终于开始盈利了。“日本”乐队的《绅士们的拍立得》和《锡鼓》都成为热门专辑。我们最近的热门单曲包括“XTC”乐队的《将军与少校》和《中士摇滚》以及伊恩·吉兰的《麻烦》和《新奥尔良》等等。“专业人士”和滑行乐队也取得成功。我们还不知道菲尔·科林斯会拿出什么作品。在我本月安排的事务中，排在第二十四位的是苏格兰的一场音乐会，由我们的新乐队“头脑简单”演奏，他们的专辑《新黄金梦》十分畅销。
西蒙对“人类联盟”的预言终于得到证实，这是1981年最好的消息。他们的头两张专辑颇具实验性，为他们培养起一批忠实的乐迷。我们注意到它们的销售额在稳步上升，知道我们拥有了最大的突破机会。他们的第三张专辑《挑衅》底气充足，一举闯入排行榜上前十名，然后上升到榜首。《挑衅》在英国的销量超过了100万张，全球销量达到300万张。他们的单曲《难道你不想要我，宝贝？》十分热门，人们翻来覆去地听，将它牢牢记在心里。
维珍曾经飞快地用完自己的现金余额，现在又以同样快的速度让它得到恢复。每次维珍一有点钱，我就会再次寻找新机会。我一直在努力扩大这个集团，以免可供依赖的收入来源过于狭窄，但我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我好奇又好动，而不是因为我有可靠的金融意识。这一次，我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完美的机会。既然维珍是一家娱乐公司，我想我们何不出版一份自己的娱乐指南杂志，就叫《社交活动》。不幸的是，我们跟那份非常成功的《休闲》同时推出，《社交活动》失败了。
承认失败总是很难的，不过，《社交活动》的失败也有其积极面。它让我意识到将维珍各公司分开有多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将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即使一家公司破产，也不会对维珍集团的其他公司造成威胁。《社交活动》是一场灾难，但它是可控范围内的灾难。每个成功的商人都会有失败的商业投机，大多数管理自己公司的企业家都至少会破产一次。我们没有拖欠债务，而是在偿清欠债后关闭了杂志。
《社交活动》给维珍造成的亏损很快得到弥补，这要归功于“人类联盟”、头脑简单乐队、菲尔·科林斯那张大获成功的个人专辑处女作《面值》，以及一位自称“乔治男孩”的年轻歌手——他是其中最轰动的。
我头一回听说“乔治男孩”和文化俱乐部乐队，是在1981年西蒙到斯托克纽因顿的一个录音棚去观看他们表演之后。维珍已经签下他们的音乐出版权，西蒙尤其感兴趣的是他们那位主唱——他是一位男扮女装的年轻漂亮歌手——以及他们演奏的悦耳、随和的白人雷鬼乐。西蒙邀请乐队回到弗农场，在这里，他们答应签订一份录音合同。
当西蒙把我介绍给乔治·奥多德【31】时，我发现，我正和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握手，他完全不同于我以前遇到的任何人。他的长发编成拉斯特法里信徒那样的辫子，他有一张苍白的脸，弯拱形的浓眉，穿着日本艺伎的华美长袍。
我们知道“文化俱乐部”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杰作，但他们的第一支单曲《白人男孩》失败了。维珍于1982年4月30日出版这张唱片，但没激起什么动静，它只卖掉大约8000张，在排行榜上达到第144名。我们不以为意。我们真的觉得，一旦为“乔治男孩”好好拍一张照片，或者，如果我们能够让他登上《流行音乐精品》，那么他的唱片销量就会上升。只需看到“乔治男孩”的模样，人们就会购买他的音乐。青少年们会为他癫狂。乔治不仅有一副令人惊艳的外表，而且有副不可思议的好嗓子，诙谐而又迷人。他是一个叛逆者，虽然跟“性手枪”或詹姆斯·迪安都截然不同，但仍是叛逆者。6月，维珍发行了“文化俱乐部”的第二支单曲《我害怕我》，尽管它卖得比《白人男孩》好点，但在排行榜上也仍然仅仅达到第100名。“文化俱乐部”继续录制他们的专辑《巧吻》，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在他们与维珍签约前创作的。
1982年9月3日，维珍发行了“文化俱乐部”的第三支单曲《你真想伤害我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推出这支乐队。好笑的是，无线电二台比一台更早播放这首歌曲，而对这支单曲的普遍评价都很差：“掺水的四等雷鬼乐，恐怖。”《劲爆热曲》评论说。然而，在二台播放该曲后，它在排行榜上逐渐上升，在发行后的第一周升到第85位，第二周升到第38位。我们竭尽全力宣传“乔治男孩”，但BBC拒绝采访他，说他有“易装癖”。接着，我们听说《流行音乐精品》撤了一篇稿子，便想方设法让“乔治男孩”填补这个空隙，《流行音乐精品》终于答应了，我们感觉自己即将造成轰动。
“乔治男孩”凭借他白白的脸、摇摆的袍子、毛毡帽子和弯得不可思议的眉毛，以其他成熟的浪漫乐队——如“斯潘道芭蕾”——擅长的方式，将他们一一击败。所有青少年，不分男女，都喜欢他，甚至八九岁的小孩子和他们的老奶奶也同样如此。根本无法解释他为何如此流行。母亲们想呵护他，女孩们希望自己跟他一样漂亮，男孩们希望自己的女朋友跟他一样漂亮，诸如此类，真是不胜枚举。第二天，维珍的电话铃便响个不停，单曲订单源源不断。《你真想伤害我吗？》升至排行榜第三名。然后，乔治在诺埃尔·埃德蒙兹主持的“晚晚早餐秀”中出现了。埃德蒙兹问他是否痴迷于列勃拉斯【32】。“再也不是了。”乔治说，暗示他们的地位现在已经颠倒。那支单曲升至榜首。当乔治声称自己喜欢茶甚于性时，他就成了国际偶像。
1982年圣诞节，我们发行了“文化俱乐部”的第一张专辑《巧吻》，全球销量达到400万张。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惊人的突破：他们的第六支单曲《羯磨变色龙》成为1983年的最畅销单曲，英国销量达到140万张，在所有拥有音乐排行榜的国家——据我们所知，有三十多个国家——都高居榜首。“文化俱乐部”成为全球流行音乐现象，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五颜六色》卖了差不多1000万张。
维珍的财务一下子翻了身。1980年，我们亏损90万英镑，到1982年，我们销售额为5000万英镑，利润为200万英镑；1983年，我们的销售额飙升至9400万英镑，利润也升到1100万英镑。我们刚创立“乔治男孩”俱乐部，就无法控制它了。1983年，我们有40％的利润来自“乔治男孩”。在最初的两年里，“文化俱乐部”的故事堪称完美典范。唱片业最棒的一点是：成功会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在上一分钟，“乔治男孩”还不为人知；到了下一分钟，从爱尔兰到韩国，从日本到加纳，整个世界的人都在哼唱《羯磨变色龙》。“乔治男孩”的成功速度就跟音速差不多。许多人发现这样的垂直上升非常可怕，认为它会在公司里造成混乱。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我一直很高兴在混乱与刺激中兴旺发达。因此，当我们为“文化俱乐部”的成功煽风点火时，我感觉非常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