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71年的春季，维珍邮购公司吸引的顾客越来越多。然而，公司虽然在成长，我们却在亏损。我们为所有唱片提供很大的折扣，再加上订货电话费、邮寄费、员工工资和店铺租金，我们几乎无法维持。有时，顾客会撒谎说自己没有收到唱片，于是我们只好重新寄一次，而且还常常会寄第三、第四次等等。总之，我们在逐渐亏损，很快就透支了15,·000英镑。

这年春天，我们获得一份比利时的大订单。我到相应的唱片公司进了货，免去了在英国销售时必须交纳的购物税。然后我借了辆厢式货车，驶往多佛，乘渡船来到法国，再继续开车，前往比利时。在多佛，我要给一些文件盖上章，确认这么多唱片出口。可当我到达加来时，法国人又要我出示一张过境通行证，以证明我不会在途经法国时出售唱片。对于唱片，英、法两国都征收购物税，比利时却不收任何税，因此我货车里的唱片实际上都是免税商品。我没办过境通行证，只好载着唱片，乘渡船回到多佛。

当我驱车返回伦敦时，我忽然想到，自己这一大车的唱片实际已经出口。我甚至还有海关盖的章作证。法国海关不让我过境的事无人知晓，我也没交购物税，因此可通过邮购或维珍唱片店销售它们，这比按合法途径销售要多赚5000英镑左右。再这样跑个两三趟，我们就能把债还清。

除了维珍唱片店的15,·000英镑债务，我购买庄园还欠下20,·000英镑的抵押贷款，将外屋改建成录音棚的费用也需要付。上述办法似乎是摆脱债务的理想手段。这是一个犯罪计划，我正在违法乱纪。但因为我以前违反规则总能侥幸逃脱，所以当时觉得自己绝对错不了；即使错了，也不会被抓住。我还没过21岁生日，不知何故，在我身上，普通的日常生活规则似乎都不管用。而在这些肆无忌惮的事情之外，我还将不可救药地爱上一个漂亮的美国姑娘——克里斯滕·托马西。

有一天，我正在庄园里到处找我们那条名叫“私货”的爱尔兰猎狼犬。哪里都没有它的踪影，于是来到楼上，顺着其中一条走廊，打开所有卧室的房门，大叫：“私货！私货！”我猛地推开一间小卧室的房门，发现一位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正在里面换衣服。她有一张好奇而顽皮的脸，可比“私货”迷人多了，而且她独自待在这里，身上只穿着旧紧身牛仔裤和黑色文胸。

“你这样看起来真棒，”我说，“就穿这点衣服我也不会在乎的。”

“你到处乱叫‘私货’做什么？”她问。

“‘私货’是我的狗，一条爱尔兰猎狼犬。”

遗憾的是，克里斯滕还是穿上了衬衣，但我设法缠着她聊了近一个小时，直到听见有人在大声叫我。克里斯滕来英国过暑假，遇到一位庄园的伴奏乐手，就和他一道坐车来兜风。

回伦敦时，我们没坐同一辆车。克里斯滕跟她的音乐家男友开一辆车，我独自一人，一路跟在她后面，我不知道我和她能否再次见面。我就这样一直跟着他们前往伦敦，最后打定主意，给她写张纸条。我一边开车，一边在便条纸上潦草地写了几句话，让她7点钟给我打电话。我等待机会，直到在阿克顿遇到红灯，我才跳下车子，跑到他们的车旁边，敲敲克里斯滕的车窗，她摇下车窗。

“我只是想跟你说声再见，”说着，我把头伸进车里，在她脸上吻了一下，“祝你回美国一路顺风。”

我一边说，一边偷偷把手伸进车去，将那张纸条塞进她的左手。当克里斯滕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时，我趁机把纸条递给她，然后朝她男朋友笑了笑。

“希望你们录音一切顺利。”我对他说。

我赶紧回到自己车上，开车回到阿尔贝塔号。

我坐在电话旁，一个电话都不打，这可完全不像我平常的样子。到7点钟，电话响了，是克里斯滕。

“我用投币电话打的，”她说，“我不想让约翰听到。”

“你能从电话亭出来叫辆出租车吗？”我问她，“过来看看我吧。我住在一条船上，它叫阿尔贝塔号。让司机把你送到小威尼斯的布洛姆菲尔德路。栅栏上有道小木门，通往纤路。”

“这简直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克里斯滕说，“10分钟后再见。”

克里斯滕就这样过来了，我开始了自己在阿尔贝塔号上的第二轮浪漫旋风。

第二天，我预定开车去多佛，假装出口唱片，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此前，我已有三次多佛之旅，获利12,·000英镑。干完这一次，我就有足够的钱还清透支款了。然后我就金盆洗手，老老实实做生意。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会收手，因为这么轻松的赚钱方法，很容易让人上瘾，但我们就是这么打算的。那天早上，我又一次装上满满一车唱片，出发前往多佛。这回，我比往常更漫不经心，在文件上盖好章后，我都懒得上渡船，直接绕过码头，就掉转车头回伦敦了。我想赶紧回到阿尔贝塔号，要看到克里斯滕仍在船上我才放心。回到小威尼斯，我沿着拉船路朝船屋走去。那是1971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拉船路边的苹果树全都开花了，一片花团锦簇。

与此同时，海关正计划突袭维珍。我从未想到，发现这个逃税诡计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许多更大的唱片店也这么干，但他们比我老练得多。我只把那些本该出口的唱片放进牛津街的维珍唱片店里，以及下周即将在利物浦开张的新店中。而那些大唱片店则直接把他们非法的“出口”唱片分发到全国各地。

大约午夜时分，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人拒绝说出姓名，但他透露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他警告我，已经有人注意到我假装前往欧陆的旅行，海关即将搜查我们公司。他建议我从药房买盏紫外线日光灯，把它照在那些本该出口到比利时的百代唱片上，就会在所有聚乙烯包装膜上看到一个发出荧光的字母“E”。他告诉我，明天一大早我就会受到突袭。当我对他表示感谢时，他跟我说，之所以帮我，是因为他曾有一个想自杀的朋友给学生咨询中心打过电话，而我熬夜跟他谈心。我怀疑他是一名海关工作人员。

我给尼克和托尼打了电话，然后便冲出去，来到韦斯特波恩树林的一家夜间药店，买了两盏日光灯。我们在码头南路碰面后，便急匆匆地从货架上取下唱片。一个可怕的事实显露出来，我们用于出口的所有百代唱片上，都有一个闪闪发光的“E”。我们从仓库跑进跑出，把一堆堆唱片装进货车。接下来，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以为海关只搜查码头南路的仓库，所以把所有唱片都运到牛津街的店铺，将它们放到货架上准备出售。我们哪里知道，海关的紧急搜查权比警察还大。我仍抱着当初在阿尔比恩大街应付教会委员的态度，这只是个好玩的游戏，我发现，要让自己认真对待这种事情很难。到第二天清晨，我们已经把所有印着“E”的唱片转移到牛津街的店铺，而将一些能在国内销售的唱片存进仓库。

第二天一大早，克里斯滕和我从阿尔贝塔号出发，顺着大联合运河，步行前往码头南路。我不知道搜查何时开始。

我们来到码头南路的仓库，打开门，走上楼。还没走到办公室，就听见一阵敲门声。我打开门，看见七八个穿着棕色防水胶布雨衣的人。

“你是理查德·布兰森吗？”他们问，“我们是海关的，要检查一下你的库存，这是搜查证。”

在我的想象中，海关人员就像邋遢的小会计员。可他们全都身材高大魁梧，威风凛凛，跟我的预想完全不同。当我带他们去仓库时，我那种胸有成竹的感觉突然一下子消失了。

“你昨天不是要去比利时吗？”其中一个人说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望着他们用紫外线灯检查所有唱片，心中暗暗发笑。他们没发现带有那种记号的唱片，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我欣赏着他们的困惑，试图掩饰自己希望逃脱惩罚的心思。我们开始给他们帮忙，从货架上取下唱片，递给他们，然后又把唱片重新放回货架上。

我哪里料到，他们也同时搜查了我们位于牛津街和利物浦的商店，发现数百张带标记的唱片。等我明白过来时，已经太迟了。

“好的。”有个海关官员放下电话，“他们已经找到了。你最好跟我走一趟，我这就逮捕你。跟我们到多佛去，把事情说清楚。”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一直以为，只有罪犯才会遭到逮捕，从没想到自己也会落到这一步。我一直在从海关和税收里偷钱。这可不是儿戏，别指望从海关捞一把还能全身而退。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因违反《1952年海关法案》第301款而受到指控：“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东码头，你依法将一份装货详单交给一名官员，该海关文件的目的是证明你出口了一万张留声机唱片，但这并非事实……”

那晚，我被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躺在光秃秃的黑色塑料床垫上，只有一条旧毯子。斯托学校校长的前半部分预言变成了现实：我蹲监狱了。

那是我最珍贵的夜晚之一。我躺在牢房里，望着天花板，感觉自己得了幽闭恐惧症。我从来都讨厌受人左右，讨厌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我一直喜欢打破规则，不管是校规还是得到公认的传统，例如17岁孩子无法编辑全国性刊物这种看法。作为一个21岁的年轻人，我按直觉行事，完全独立谋生。但是，一旦入狱，也就意味着我失去所有自由。

我被锁在一间单人囚室里，完全要靠别人打开这扇门。我暗暗发誓，绝不再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而蹲监狱，甚至也绝不卷入任何让我处境尴尬的商业交易。

此后，我在自己涉足的诸多商业领域中，有好几次都险些接受某种形式的贿赂，或通过行贿打通关节。但是，自从多佛的狱中之夜后，我就再没在**面前违背自己的誓言。我父母一直向我灌输：名誉就是你的生命，你也许会很有钱，可一旦失去自己的好名声，你就永远不会幸福。你脑子里会一直潜藏着无法得到别人信任的想法。以前，我从没好好想想名声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那个狱中之夜让我明白了一切。

第二天早上，妈妈来到多佛，在法庭上与我见面。我没钱找律师，打算申请法律援助。地方法官跟我说，如果申请法律援助，我就必须入狱服刑，因为我显然也没钱保释自己。如果我希望获释，就必须支付30,·000英镑的保释金。维珍本身压根儿就没钱，我们无法靠它提供保证金。庄园倒是价值30,·000英镑，但我主要是靠抵押贷款买下它的，因此也不能把它用作担保。我只有一大堆债务，根本就一文不名。

妈妈告诉法官，她会用自己的家——坦亚兹农场——作担保。她的信任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在法庭上远远地望着对方，都不禁潸然泪下。我必须报答家人的信任。

“你不用道歉，里奇，”在我们坐火车回伦敦的路上，妈妈对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学到一个教训。事已至此，哭也没用。我们必须挺过这一关，好好处理这件事。”

那个夏天，父母没向我施加压力，所以我也没有羞愧得无地自容，而是坦然地面对了这件事。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心怀歉意，也下定决心绝不再犯。而且，我与海关也达成了庭外和解。英国的税务当局感兴趣的是获取金钱，而不是打一场费用高昂的官司。

1971年8月18日，我同意立即向海关支付15,·000英镑的罚款，另外45,·000英镑在三年内分三次付清。罚款总数是维珍通过逃避购物税所获的非法收入的三倍。付清这笔钱，我就不会留下犯罪记录；如果无法付清，我就会再度被捕受审。

在那个狱中之夜以及跟海关达成庭外和解之后，我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来让维珍获得成功。为了让我摆脱牢狱之灾，尼克、托尼·梅勒以及克里斯·斯蒂里安诺和我的南非表兄弟西蒙·德雷珀——他们俩都是刚刚才加入维珍——都决定帮助我。他们知道，获罪入狱的本来可能是他们，因此感谢我承担罪责，现在，我们全都卷了进来，这件事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为了努力赚钱支付那笔款子，尼克孤注一掷，开始在全国各地开设维珍唱片店，西蒙开始提议成立唱片公司，而克里斯则当真开始出口唱片。我们得到各种鼓励——从拍拍肩膀到购买期权都有——不过，对我来说，避免牢狱之灾就是最大的动力。

邮购业务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就专注于唱片店的扩张。随后的两年对我们而言简直就是一个管理现金速成班。以前，我们管理公司的方式毫无章法，有点钱就存在饼干盒里，没钱就到处打欠条借款；但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们变得特别特别专注。我们将唱片店赚来的每个便士都用来开设新分店，一镑一镑地攒钱，支付欠海关的债务。

最后，我终于还清了所有欠款，解除了母亲的担保。三年后，我也还清了乔伊丝姑妈的7500英镑本金，以及1000英镑的利息。如果我还不清海关的债务，我的下辈子就完了。一旦留下犯罪记录，要想获准创建航空公司，或者作为一名强势的竞争者去争取国家彩票业务的经营权，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没有多大希望了。

我们知道，必须通过各地的分店以及出口和邮购业务，出售更多唱片；必须吸引一些重要的艺术家，如凯特·史蒂文斯或保罗·麦克特尼，到庄园录制唱片；并且必须建立一家唱片公司。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着手做这些事时，我们的第一桶金正装在另一辆厢式货车里，顺着庄园的石子路缓缓驶来。这一次，它送来的不是非法唱片，而是一位来自伦敦的青年作曲家，还有他那位唱民谣的姐姐，他们是来给一支乐队伴奏的乐手。弟弟在音乐剧《长发》中担任第三后备吉他手，姐姐则是在酒吧演出的民谣歌手。来到庄园，他们心里还怀着另一个想法，希望在其他乐队不使用录音棚时，录一些深奥难懂的器乐。他们俩就是麦克和萨莉·欧菲尔德。

在那场邮政罢工差点于1971年1月毁掉我们之前，有个说话带南非口音的人来到码头南路，走进我的办公室。他跟我年纪差不多，自称是我的表兄弟。西蒙·德雷珀毕业于纳塔尔大学，兜里仅揣着100英镑，就只身来到伦敦，他本来打算只待一段时间，考虑读个研究生学位，也许是效仿他的哥哥，后者曾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不过，西蒙同时也在找工作。

在一次圣诞节家庭晚宴上，西蒙就坐在我妈妈旁边，妈妈让他跟我联系。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他尽情享受父母双方亲戚的盛情款待，然后就搬到伦敦的一个公寓，找到位于牛津大街的维珍唱片店。经理桑迪·奥康纳让他到码头南路来找我。他恰好在午餐前到达。

我们去附近普里德大街的希腊餐馆吃饭。我们吃的是温热的肉丸、炸土豆条和豌豆片，西蒙边吃边解释他想做什么工作。他在纳塔尔大学求学时，曾为南非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他给我讲述在报社时的故事：周六晚上熬夜，直到第一批报纸印刷出来；然后，他胳膊下夹着新出的报纸下班，到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去。我们谈论着新闻界的事情，然后话题一转，谈到了音乐。

西蒙痴迷于音乐。由于我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学校，也没上过大学，因此错过了悠闲欣赏音乐的漫长夜晚。尽管《学子》的地下室里一直放着音乐，我却只顾忙着打电话给广告客户，同印刷商讨价还价，很少专心致志地听。听到一张唱片时，我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它，却无法把它跟别的乐队作比较，也听不出它受到地下丝绒乐队的影响。在我看来，西蒙似乎听过每支乐队发行的每张唱片。他可不是肤浅地欣赏大门乐队的最新专辑，他还非常了解他们想表达些什么，是怎样从前一张唱片中发展而来的，以及这张唱片跟同类型的音乐相比如何。他曾在纳塔尔大学广播电台主持过一个节目，有半小时长。我很快意识到，他比我碰到过的任何人都更了解音乐。

我们还谈到政治。尽管我参加过各种政治示威，如前往格罗夫纳广场的反越战游行，但跟南非政治的残酷性相比，这些根本不值一提。西蒙沉溺于音乐和政治，把音乐当作政治抗议的一种方式。西蒙在纳塔尔大学有个同学，叫史蒂夫·柏柯，那时正在领导着全部由黑人组成的南非学生组织。西蒙的导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政府支持的警戒会成员开枪杀死——就在自己的孩子们面前。那时的南非政府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同政见。学校不准西蒙在电台播放任何带有政治或性暗示的音乐，如吉米·亨德里克斯和鲍勃·迪伦的作品。

等我们开始喝咖啡时，我已经说服西蒙来维珍工作，请他担任维珍唱片店和维珍邮购业务的唱片采购员。我们之间没有令人尴尬的工资谈判，因为在维珍工作的所有人薪水都是每周20英镑。

托尼·梅勒的工作已经从《学子》转到邮购业务，负责编辑邮购唱片目录。那时我们仍试图把《学子》出售给其他杂志公司。尽管它出版还不到一年，但为了给潜在买家留下深刻印象，托尼不断制作着下一期的样本。因此，他很愿意将唱片采购的工作交给西蒙，自己转而处理更具政治性的问题——《学子》的未来。托尼简单地向西蒙交代了维珍那条不可违背的黄金规则：“维珍绝不采购安迪·威廉斯【23】的唱片！”然后，就把工作交给了他。

“放心吧，”西蒙说，“就算别人都打破那条规则，也轮不到我。”

从此，西蒙就开始独立工作了。在头几个月，我宁愿让他自己做主。我正跟克里斯滕热恋，千方百计想阻止她回美国去完成她的建筑学课程。我向她提供了进一步翻修庄园的工作。

“行啦！”我说，“要做个合格的建筑师，你用不着非去念完六年大学不可。现在就开始做吧！”

我没费多少唇舌就说服了她，克里斯滕最终答应了我，并开始工作。她是个天生的建筑师，拥有绝佳的品位。不久，披着金色长发、如小精灵般小巧玲珑的克里斯滕就成为了伦敦周围所有拍卖会的常客，为庄园竞买了上等的大件家具。

尼克负责管理邮购业务和维珍唱片店的成本，而西蒙则通过选择库存唱片，开始确定邮购目录以及维珍唱片店本身的风格。在维珍的精神气质中，西蒙的音乐品位很快成为最重要的单个因素。唱片店不仅仅是卖唱片的商店，它还是品位的裁判。我不知道应该宣传什么音乐，但西蒙却满脑子精彩的计划，他引进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外国专辑，在其他唱片店都难觅踪迹。在“嬉皮”与“非嬉皮”之间有一道窄窄的界线，而西蒙将维珍变成了最嬉皮的地方。他开始通过空运直接从美国进口唱片，从而在竞争中获胜。我们以前只卖专辑，因为大部分单曲要么粗制滥造，要么只是宣传专辑的廉价特销商品。在1970年代，诸如平克·弗洛伊德、“是”或“创世纪”之类的严肃乐队都很少出单曲。通常认为，专辑将政治宣言、艺术和生活方式融为一体。严肃乐队也不作舞曲，他们的音乐需要听者躺下来细细欣赏。对于同一首歌的不同录音版本，乐迷们争论不休，当美国专辑带着不同于英国版的封面，有时甚至是不同版本的歌曲被引入英国时，这种争论变得尤其有趣。而现在，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批量销售，CD已经成为标准化产品，不再有差异了。

除了出售主要来自德国、法国和美国的进口唱片，以及偷录的实况演出唱片，我们还经营绝版唱片——它们已经被唱片公司出清，不再有存货——赚了很多钱。自从经营邮购业务以来，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数百封寻购特殊唱片的信。因此，我们知道哪些绝版唱片仍有少量需求，而我们只需挑出比较受欢迎的那些以低价采购，再销售出去即可。

大多数人以为，唱片店是通过卖唱片来获得成功的，但维珍在邮购业务和唱片商店上获得的成功，其实都来自西蒙采购唱片的技巧。他能够挑选出在主流唱片店卖不动而在维珍却销售量很大的乐队。他对音乐如此了解，甚至能在乐队走红之前，就知道他们的作品会畅销。我们能够在两年后创建唱片公司，凭借的正是他这种直觉。没有西蒙，这样冒险的超前行动将前途未卜。我们的另一位天才是约翰·瓦纳姆，他负责所有唱片的宣传，为商店撰写广告词。维珍的名声开始越传越远。

店铺和仓库里整天播放着最美妙的音乐，店里的工作人员和顾客都在悠闲地吸食大麻，谈论怎样弄到范·德·格拉夫发电机乐队那张备受称赞的《灰色喷雾器》美国版，人人都沉溺于**。对于充满叛逆的21岁年轻人来说，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去处了。

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自己的业务要管理。庄园的建筑工作拖拖拉拉。每次接到汤姆·纽曼打来的电话，我都害怕，他打算安装所有设备，总是要我掏点钱，购买某种录音设备。与此同时，我还要支付海关罚款、抵押贷款，蹲监狱的阴影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邮购业务做得很好，但吸引的似乎主要是寻找罕见唱片的严肃音乐乐迷，要进一步扩大好像很难。我们意识到，要想赚钱，就得开更多的维珍唱片店。

尼克和我开始一项认真的扩张计划，打算在1971年年底以及整个1972年，每月开一家新店。到1972年圣诞节时，我们已经拥有14家唱片商店。伦敦有好几家，全国的各大城市也都有一家分店。除了各店的库存唱片安排、为商店所做的广告、店员的挑选和培训，以及建立控制资金的会计体系之外，我们发现，店铺开张的时机非常关键。我们会把租金砍到房东能够接受的最低价，之后还会尽量争取头三个月免付租金。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不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就决不开张，结果放弃了很多重要机会。不过，新店一开张，我们就知道，头三个月卖唱片的收入可帮助我们支付上一家新店的租金。无需承担大笔管理费用，仅凭销售额，我们就能弄清这个店址能否从大街上吸引足够维持商店生存的顾客。

开设分店让我们学到各种经验教训，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总是选择主要街道上房租比较便宜的那一端开店，这样，不用付太高的房租，就能吸引顾客多走几步，到我们的店里来。我们也会选择青少年经常光顾的地区，如布赖顿靠近钟楼的地方，或利物浦的博尔德大街。我们总是向当地青少年询问哪里开唱片店最好。每一座城市都有许多看不见的界线，人们通常都不愿跨越它们。仅仅相隔20码那么远，一条大街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唱片零售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唱片的流动速度。在推出一张重要作品——如大卫·鲍伊的最新专辑——之后几个小时内，你就能估算出其销售额。因此，你需要一直对商店的情况了如指掌，弄清那天最好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能利用这个信息，重新安排其他分店的唱片摆放位置。如果你卖光了那天最畅销的唱片，顾客自然会到下一家商店去买。出售一张《一切都好》的机会只有一次，绝不容错过。你不可能重复销售同一张唱片。尽管你的库存中一直有《一切都好》，但它有70％都是在发行后的头两周内售出的。

最初，我们塑造的维珍形象，是一个能让人们花时间来听音乐并选择唱片的地方，强调其独特的精英、嬉皮趣味。除了比较主流的唱片，我们还希望向青少年推荐更有趣的唱片。我们的唱片店绝不出售少女流行乐迷喜欢的畅销唱片，例如“奥斯蒙家族”和甜蜜乐队那些如暴风雨般席卷排行榜的作品。西蒙有关风格的主张固然令人信服，但是，当我们拒绝采购加里·格利特【24】和所有华丽摇滚明星的唱片时，我总是感到些许担忧，因为我眼睁睁地看见我们失去了一些短期收益。然而，西蒙让我确信，如果我们坚守自己的形象，那么就能保持统一性，获得更多顾客。“这是安迪·威廉斯规则，”他告诉我，“我们绝不进入那部分市场。”

位于诺丁山门130号的分店是维珍最好的唱片店之一。西蒙开始打理这家分店时，在地板上放了一些垫子，这样人们就能整天躺在这里。我们知道，当顾客开始为了维珍唱片商店而专程跑一趟伦敦时，我们就大功告成了。如果我们出售大麻，我们早就达到这个目标了。事实上，我怀疑有些员工就是这么做的。出售唱片，跟顾客聊天，推荐音乐，从柜台下面摸出最新的私制唱片，然后前往酒吧和俱乐部，去听更多的乐队演唱——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972年3月，当我们位于利物浦博尔德大街的维珍唱片店开张时，我自豪地发现它第一周的收入就达10,·000英镑。一周后，这个数字变成7000英镑。第三周，它降到3000英镑。到那年的仲夏，这家分店的收入下降到每周2000英镑。于是我去那里看看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店里人山人海，摇滚乐迷全都挤在一个角落里，新潮派占据了另一个角落，而嬉皮士们则在收银台附近懒洋洋地躺了一地。店里播放着各种音乐，却没人买唱片。每个人都处于幸福的恍惚状态中，快乐无比。谁也无法走到收银台跟前去。他们把其他顾客挡到了门外。将商店当作俱乐部的策略失控了。接下来这个月，我们派人站在门口，彬彬有礼地提醒顾客，他们即将踏入一家商店，而非夜总会。我们将店里的灯光布置得更明亮，又把柜台和收银台搬到窗户附近。在维持店里的气氛与保持利润之间，有一条细细的界线。最后，店里的收入终于恢复了。

在这次扩张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唱片的进货。由于出售打折唱片，我们冒犯了那些主要零售商，因此，包括宝丽金在内的一些唱片公司拒绝向我们供货。另一些唱片公司则因为怀疑我们的支付能力而拒绝供货。尼克跟克里斯·斯蒂里安诺——“希腊人克里斯”，他是维珍的销售部经理——给所有潜在供货商打电话，最终找到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在南伍德福德，有家名叫“请进”的小唱片店，老板叫雷蒙德·拉伦。雷蒙德准备用自己的账号帮我们购买唱片。这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买卖，因为在他自己的订单外再订购我们需要的所有唱片，就可收取5％的费用，然后再把唱片转交给我们。

最初与雷蒙德作这个买卖时，我们会把需要的唱片名单给他，加到他的订货单上。托尼或西蒙会开车去把它们运回来，分发给我们的三四家维珍唱片店。“请进”是家小店，粗糙的黑色墙壁上挂着《佩珀军士》和尼尔·扬的招贴。扛着一箱箱唱片从他的店里挤进挤出还真不容易。不过我们还能想办法应付。第二年，随着我们的新店逐渐增多，通过雷蒙德订购的唱片也大大增加了。不久，雷蒙德从各唱片公司订购的唱片就开始达到几千张，我们得派大卡车去拉货了。

我们不断尝试直接联系唱片公司，但他们继续对我们不屑一顾。维珍很快成为英国最大的唱片连锁店之一，而雷蒙德那家店门口也出现了一幕幕滑稽的景象。一排货车在他的前门卸下几百箱唱片；人们跌跌撞撞地穿过商店，来到后门，把刚卸下的唱片装进另一排货车里，拉到维珍的各家分店去。通过雷蒙德订货有一定的代价，我们得多付5％的费用。最终，尼克和我再次找到那些唱片公司，向他们说出真相，他们终于答应把唱片直接卖给我们。雷蒙德·拉伦失去了那笔颇具喜剧意味的收入。他的唱片店恢复了每周只能出售几十张唱片的状态。他的会计师则感到困惑，不明白这家神秘的店铺到底是怎么回事。

1972年，西蒙爱上一个南美洲姑娘。他跟我说，他打算离开维珍，到智利去跟她一起生活。庄园的录音棚终于开张，可以让艺人们录音了。这时，我们拥有20家维珍唱片店，邮购业务也经营得红红火火。西蒙已经跟我合作了一年，起初我们俩都以为他在这里顶多待几个月，现在，我突然意识到他对维珍有多重要。正是他选择的音乐，确立了维珍唱片店的风格，使这里成为人们争相购买唱片的地方。花一个下午到维珍唱片店闲逛是一件很“嬉皮”的事，但却没有一个有自尊的青少年愿意到伍利斯【25】闲逛一个下午。

西蒙一直很重视信誉，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放弃销售“奥斯蒙家族”的唱片，终于有了回报。现在，音乐媒体开始关注维珍宣传的是哪些艺术家。当我们将折中主义的德国橘梦乐队的唱片放进橱窗时，它就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唱片公司开始联系我们，问维珍唱片店能否为他们的乐队作特别宣传。

我试图挽留西蒙，但他坚持要走。他的女朋友先去了智利，西蒙准备一个月后跟她汇合。就在那个月里，他突然收到她寄给“亲爱的西蒙”的信，取消了他们之间的一切约定。西蒙灰心丧气，但与此同时，他也渐渐明白过来，自己的未来不在南美，甚至也不在南非，而是在伦敦。既然维珍现在已经拥有唱片店和录音棚，我们就开始讨论我们辉煌梦想的第三部分：维珍唱片公司。我俩第一次在希腊餐馆共进午餐时就谈到过它。

如果维珍建立唱片公司，我们就能为艺术家提供录音的场所并向他们收费；就能出版和发行他们的唱片从中盈利；而且我们还有不断发展的大型连锁店，可以宣传和出售他们的唱片从而再赚取零售利润。这三种业务彼此兼容，对我们签下的乐队也有利，因为在生产端，我们能够降低庄园录音棚的价格，而在销售端，又能加大商店的宣传力度；同时，我们自己仍然能赚钱。

西蒙和我签订协议，约定由他创建并管理我们新建的维珍唱片公司，他将拥有该公司20％的股份。今后，维珍唱片公司也就和维珍唱片店分开了。而西蒙和我希望签下的第一位艺人就是《长发》的那位第三后备吉他手：麦克·欧菲尔德。

由于母亲酗酒，麦克·欧菲尔德的童年时代异常艰辛。他常常独自待在自己位于阁楼的房间里，自学演奏各种乐器。14岁时，他和自己唱民谣的姐姐萨莉录制了他们的第一张唱片。他们姐弟俩组成一个民谣二重唱乐队，名叫“萨莉昂吉”，与跨大西洋唱片公司签约。到15岁时，他就离开了家，跟戴夫·贝德福德一道，成为凯文·艾尔斯的“整个世界”乐队的吉他手。

1971年10月，麦克与一个在庄园录音的歌手阿瑟·路易斯签约，给他当了两个星期的短期吉他手。不久，麦克便开始和汤姆·纽曼聊天。有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将自己的一盒音乐录音带给了纽曼。这盒磁带是麦克自己录制的，他费劲地把用各种不同乐器演奏的音乐录到同一盘原带上。磁带有18分钟长，没有标题，也没有歌唱部分。汤姆听了这盒磁带，把它描述为“超级浪漫、感伤、犀利、美妙”的作品。西蒙到庄园去时，汤姆就把磁带放给他听。西蒙感到惊讶不已，他试着帮麦克联系一些唱片公司，但他们全都不愿跟麦克签约。

一年后，西蒙和我坐在船屋里，终于决定创建唱片公司。我们给麦克打电话，让我们高兴的是，他仍然没和别人签约。他觉得自己受到唱片业的排斥，当我们真打算发行他的音乐时，他感到不知所措，直接来船屋看我们。我建议麦克回到庄园住下来，等录音棚空闲下来，他就可以和汤姆·纽曼一起做他的唱片。

“不过，我需要租一些乐器。”麦克提醒我。

“什么乐器？”我掏出笔记本，准备记下他要的乐器名单。

“一把上等原音吉他，一把西班牙吉他，一台法菲萨牌管风琴，一把芬达牌精准贝司，一个好点的芬达牌放大器，钟琴，一把曼陀铃，一架电子琴——”

“这是什么？”我把最后那个词圈起来。

“它可有可无，”麦克承认，“一个三角铁，一把吉布森吉他……哦，当然了，还要一些排钟。”

“排钟是什么？”我问道。

“就是管钟。”

我写下“管钟”，然后开始在音乐杂志上翻寻所有这些乐器。吉他35英镑；西班牙吉他25英镑；芬达扩大器45英镑；曼陀铃15英镑；三角铁很便宜，只要1英镑；管钟20英镑。

“管钟要20英镑？”我说道，“它最好值这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