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4月,第13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刘少奇就说到一种现象：“有人把自己负责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50多年之后，这些“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的官爵已经在一些地方进入“市场”流通了。

不过，假设绥化市真成了马德的独立王国，他一定买官鬻爵吗？其实未必。因为这样做不合算，前人算过账的。

清朝有纳捐制度，一旦遇到战乱或灾荒，财政困难，朝廷就大开捐例，卖官应急。这时反对者就会替皇帝算账，说这种生意不合算，人家花钱买官，一定要加倍捞回来，搜刮百姓，最后毁了江山社稷，吃亏的还是皇上。皇帝也认账，但他另有理由：既不能听凭百姓饿死或反叛蔓延，又不能抢劫富人，只好卖官应急。缓过劲来就不卖了。总之，在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认为卖官不合算。

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再次，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糕的卖官机制，即“官天下”的机制。

李刚向部下卖官，他在卖别人的东西。马德向李刚卖官，也在卖别人的东西。韩桂芝向马德卖官，卖的仍是别人的东西。至少在可以考证的四个环节的交易之中，每个交易者都不是主人，都是临时代理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的眼前利益。

在官天下的机制里，人们只能指望官员凭借超人的道德对抗利害趋势。这种对抗肯定是有效的，但马德认为效果有限，他甚至建议纪检官员下去进行破坏性试验，看看他们能否顶住买官和送礼潮流。

如果我们不把马德看作天生的恶棍，我们就没有理由漠视失足者的惨痛经验。

从公共物品的角度看，税收与服务，官职与选票，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交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报还一报的对应机制，吃亏者不能反击，背德者不遭报应。

这种报应关系密切的机制，我们可以在村级海选中看到一个雏形。在那里，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在出现贿选的时候，卖官钱进的也是民众的腰包。在这种机制里，人们无须指望超人的道德，只要当事人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不甘心一次再次地吃亏，大体公平的交易就会实现。譬如，在贿选的情况下，选民发现自己选出来一个贪官，100元卖出的选票导致了200元新增的苛捐杂税，他们就会汲取教训，不再做这种亏本的买卖。主人买卖自己的东西，自然会选最好的货色，争取把自己的权力卖一个最高价。这就是公民招聘公仆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