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10月6日，佩斯总监狱，匈牙利前首相包贾尼·拉约什伯爵被狱卒带入庭院。作为匈牙利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奥地利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他绞刑。早在几天前，伯爵就在牢房中割开了自己的喉咙，然而这次自杀并未成功。因此，法庭改判由行刑队执行枪决。由于身体过度虚弱，包贾尼只能在搀扶下进入刑场，枪声响起，他瘫倒在一把椅子上。数小时前，凌晨5点30分，阿拉德城堡中，13位前匈牙利独立武装将领同样以叛国罪遭到处决，其中大部分人被判处绞刑。绞刑的残忍之处在于，行刑时死囚的脖子被绞索瞬间折断，但不会立刻死亡，随后漫长的窒息过程才是致命的。走上绞刑架的人注定无法体面地告别人生，受刑者在巨大的痛苦中翻滚扭动，大限来临时，肠道自然张开，各种排泄物喷涌而出。

曾几何时，耶拉契奇的入侵点燃了哈布斯堡政权与匈牙利王国的战火，如今包贾尼和将军们的死，则为这场血腥的屠戮画上句号。匈牙利坚持了近1年时间——科苏特对这个国家的资源和人民进行了充分动员，并牢牢控制了军队指挥权。尽管如此，匈牙利政府直到1849年4月才正式宣布独立，并“废除哈布斯堡家族伪政权”，同时任命科苏特为执政官兼摄政。直到此刻，匈牙利政客始终坚信，他们的行为获得了斐迪南皇帝的首肯，完全符合《四月宪章》的法律条款。

最终，在新任皇帝弗朗茨·约瑟夫（1848—1916年在位）的请求下，俄军于1849年6月入侵匈牙利。面对奥地利将军冯·海瑙和俄军将领帕斯凯维奇分别来自西方和北方的攻击，抵抗力量土崩瓦解。此间，科苏特逃入奥斯曼帝国避难。在此后的漫长人生中（他于1894年逝世），科苏特对哈布斯堡政权在匈牙利的统治展开猛烈抨击，不断用自己的演讲感染着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听众。他声称自己在监狱中通过阅读莎士比亚学习英语的说法或许未必可信，但这个故事提高了他的声望，也促进了自由匈牙利的事业。当他1851年到访英国时，受到了民众的狂热追捧和欢迎，所到的每座城市都聚集着成千上万人等待他的演讲。相比之下，当海瑙将军来到伦敦时，则遭到了巴克莱·珀金斯酿酒厂工人的痛殴，他不得不冒着人群投掷的牛粪，沿伯勒大街落荒而逃。

执意处决包贾尼和各位将领的，正是年轻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他拒绝了内阁关于全国大赦的建议。但皇帝对这场“绞刑架上的杀戮”意犹未尽，一位前任首相回忆道，他授予海瑙将军在匈牙利大开杀戒的特权。随后又有100人遭到处决，数千人被投入刑期漫长的监禁。即便时任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亲王命令海瑙将军放下屠刀，他依旧我行我素，直到最终于1850年7月遭到解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双手沾满匈牙利人鲜血的冯·海瑙，退职后决定在匈牙利置业定居。而且他始终对邻居从不邀请自己共进晚餐一事感到困惑不解。

政府紧急状态在匈牙利一直持续到1854年，此后数年间，军事法庭依然对某些罪行保留着管辖权。最重要的是，匈牙利的郡县制被新设立的行政区域所取代，并由维也纳内政部委任行政长官。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巴纳特，连同邻近的伏伊伏丁那，也被纳入皇室领地与维也纳接受分别管辖。自治政府的所有机构遭到废除，德语成为官方语言。从奥地利帝国其他领地招募而来的政府官僚，接管了曾经由地方郡县和贵族地主负责的事务。

早在1848年12月，施瓦岑贝格（或者至少是他的亲信）就开始策划在匈牙利设置行政区划，并由维也纳直接管辖的计划。作为第一步行动，弗朗茨·约瑟夫关闭了一贯在克罗梅日什召开会议的帝国议会。别处的形势发展更加毫无征兆。1849年3月7日早间，端着刺刀的部队闯进议会正在开会的城堡，封锁了所有出口，随后他们进行全城大搜查，逮捕了数名激进派议员。弗朗茨·约瑟夫颁布了一部自己的宪法，以取代议会制定的宪法提案，美其名曰这样更加适合时代要求，减少了传统的教条思想影响。

这部由皇帝颁布的《三月宪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宪法。它为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奥地利帝国设想了一个民选议会、一个中央政府，以及一位国王，体现了中央集权特色。尽管皇帝依然手握重权，但多层选举机构的建立达到了权力下放的目的。宪法还确认了此前帝国议会批准废除农奴制的决议，承诺实现司法公正，以及“各民族群体地位平等，其使用和培养本族语言和身份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

尽管拥有众多可取之处，但这部宪法的诞生只是一个可笑的闹剧。弗朗茨·约瑟夫渴望建功立业，他被施瓦岑贝格的计划吸引，对于奥地利帝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并成为政治领袖，从而在中欧创造一个庞大领土集团的全新前景如痴如醉。为了赢得德意志诸侯对这一计划的支持，他必须摆出一副乐于接受法律约束的立宪派面孔。然而，1851年年中，形势渐趋明朗，德意志的统治者们根本无意与奥地利帝国进行合并，而是倾向于对1814年法国战败后成立的联邦进行重建。此时，弗朗茨·约瑟夫将羡慕的眼光投向了法兰西国王拿破仑三世，在皇帝充满艳羡的描述中，法兰西国王“将权力的缰绳牢牢攥在手中”，这也令他的角色不仅仅是“一台只会签名的机器”。

《三月宪章》的实施进展缓慢，有关地方民选政府的条款也被大幅删减。最终，在1851年除夕夜，弗朗茨·约瑟夫颁布了一系列政令，合称《西尔维斯特专门法案》，彻底废除《三月宪章》，赋予自己制定法律的唯一权力（12月31日是圣西尔维斯特日；专门法案是法令的一种形式）。这一政策更迭直到1852年4月施瓦岑贝格去世时，才得以彻底完成，彼时，弗朗茨·约瑟夫宣布自己全权代理首相职责。

《西尔维斯特专门法案》在奥地利开启了长达10年的新专制主义或新君主政治时代，也为弗朗茨·约瑟夫打上了深深的独裁烙印。无论是新专制主义还是新君主政治，都是新时代政治术语——而在彼时，弗朗茨·约瑟夫操控下的政府被称为专制主义政权，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属于官僚专制主义，以皇帝通过行政机构行使自己的意志为主要执政特征。而官僚体系内部也拥有自己的政治日程，他们致力于维持约瑟夫二世的改革计划，秉承着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名称：“启蒙党”。

在19世纪50年代，哈布斯堡的公务人员总数约为5万人，但其中包括大量初级和辅助人员。约1万人从事高层“政治服务”，他们大多受过大学教育，其中又以法学专业为主。供职于高级职能部门的人员以开明的性格和自由的世界观著称，他们在读书俱乐部和1848年政治改革中所占比例远高于公务系统。作为自由主义支持者，他们相信通过接受教育、推行司法公正、实行新闻与结社自由，以及消除经济管制，可以实现为个体赋权的目的。他们将一个强大的国家视为自由改革方案的载体，并时刻准备为之做出妥协让步——新闻自由便成了早期的牺牲品。然而，通过纵容国家的干预行为，官僚集团“养肥了这头巨兽”，将它变成了一只邪恶的利维坦，最终吞噬了自由主义最初所倡导的个人自由。

官僚专制主义取得了斐然成果——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感叹道，“约瑟夫主义的梦想照进了现实”。整个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新建立的科学院，新颁布的煤矿和工厂安全条例，新推出的一便士邮票邮政服务令人应接不暇，新铺设的公路网络、电报线缆和铁路轨道四通八达。到1854年，1000公里的铁轨已铺设完成，始建于1832年的林茨至捷克布达札维（布德维斯）线路，也由马力升级为蒸汽动力。在公路方面，短短三年内就铺装完成了约1000万立方米石子路面。从伦敦工程委员会招募的专家，协助对多瑙河和提萨河进行水道疏浚，并开凿运河。蒸蒸日上的煤炭和铁矿石产量、源源不断的银行商业贷款、关税壁垒的相继取消，共同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持，奥地利帝国正在悄然化身成为一个共同市场。维也纳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旧的城墙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敞的“环形”大道建筑群，成为在经济现代化中兴起的实业家们聚居的场所。

广大农民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已经获得自由，他们可以自行离开土地，进行婚配，而无须获得地主的许可。然而，农民耕种的土地依然属于地主所有，他们因此继续担负着向地主缴纳地租和提供劳役的义务。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匈牙利议会承诺向农民归还他们耕种的土地，而在其他领地，当局的承诺往往模糊而敷衍，直到帝国议会召开，有关农奴解放的条款依然久拖未决。困难在于，地主希望为自己的损失寻求补偿，而农民耕种的土地分属不同的法律范畴——一些土地是世代耕种的农民祖产；一些土地是通过契约从地主手中租赁；还有一些属于公共土地，或由农民自发开垦荒地所得。

帝国议会躲在陈词滥调堆砌的托辞中，对自己推动农奴解放的职责视而不见。1849年后，政府决心彻底解决农奴解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属于祖产的土地被全部无偿归还农民，无须对地主进行赔偿。其他土地由政府负责进行补偿，为此政府通过印发债券，并分期缓慢发行筹措所需资金。具体赔偿条款由各委员会负责起草制定，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有义务向土地登记员报告田产明细。包括土地留置权备案——某块田产是否已被租赁或进行抵押——而邻居、亲友以及贷款机构，经常对田产登记内容展开质疑。19世纪后半叶，仅匈牙利境内的法院每年至少要受理30万起土地登记信息争端，积压案件数量甚至超过百万件。

以往，此类小纠纷通常直接上报地主法庭，然而随着地主所有制的废除，地主法庭以及他们对乡村行政体系的贡献也随之成为历史。为了填补司法空白，整个帝国范围内新建了1500个法庭和监察办公室。大批政府官员被派往农村地区监督中央政令的落实情况，他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时任内政部部长的亚历山大·巴赫，强制匈牙利公务人员自费购买一套蹩脚的制服，其设计灵感主要来自匈牙利骠骑兵制服。然而这套耗费半年工资的制服，却只为他们换来了“巴赫铁骑”的嘲讽。资源匮乏、生活艰苦的公务人员意识到，乡村地区惨淡的现实根本无法承载自己肩负的公共使命。在到达一座村庄后，某位“巴赫铁骑”发现这里压根儿没有监狱：囚犯被就地安置在没有看守的小酒馆内，每日领取定额食物配给。

巴赫对公务系统的指示，强调了稳定性、常规性和结果可预知性在司法和行政程序中的重要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奥地利民法典于19世纪50年代在奥地利帝国全面推广，取代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此前几乎不成文的神秘传统法律。然而，为了适应当地环境而进行的修订改编工作，必然会剥夺法律的规律性和一致性。此外，中央政府发行颁布的官方通告、规范手册、澄清说明、法令布告，以及修订更新层出不穷，既增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也使个别环境下的司法实践活动充满未知因素。工作中满头雾水的政府官员时常被迫等待上级批示，以至于大量微不足道的问题，也统统呈送巴赫案头，陷入无限期搁置中。

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同样被不确定性所笼罩。弗朗茨·约瑟夫习惯了朝令夕改，蔑视一切制度和宪法的束缚。他生性笨拙，却又笃信自己拥有超凡脱俗的智慧。他的自负甚至曾令英国大使瞠目结舌，1852年，弗朗茨·约瑟夫不顾众人对危险的警告，执意决定冒着严重霜冻天气，在美泉宫前的鹅卵石地面上检阅骑兵方阵。不出所料，受阅马匹发生了翻倾事故，造成两名胸甲骑兵身亡。弗朗茨·约瑟夫的外交政策同样惨不忍睹。他拒绝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支持沙皇尼古拉，令这位1849年曾对他施以援手的盟友大失所望，而他同样没有加入英法联军对抗俄国的阵营。陷入外交孤立的弗朗茨·约瑟夫，不幸沦为法兰西国王拿破仑三世的猎物。1859年，拿破仑三世横扫伦巴第，并将它移交撒丁国王，以换取法兰西对尼斯和萨伏依的吞并。即便弗朗茨·约瑟夫在战役中途亲自出任指挥官也于事无补。在他的指挥下，奥地利军队在索尔弗利诺战役中伤亡惨重。两年后，在接连占领哈布斯堡公国帕尔马、摩德纳和托斯卡纳之后，撒丁国王自封为意大利国王。

1859年，奥地利国家银行倒闭，拒绝兑现本国货币。弗朗茨·约瑟夫一直将国家银行视为一个可以随意支取的“大型皇家金库”，他并不理解，他的代理人年初在伦敦市场的贷款要求遭到拒绝背后的深层含义。银行家永远不会把钱借给一个出尔反尔的国王。安塞尔姆·罗斯柴尔德则更加直白：“无宪法，不贷款。”弗朗茨·约瑟夫的财政部部长，卡尔·路德维希·冯·布鲁克对此做出进一步解读。“专制主义的尝试没能达到人们的期望，无法驾驭奥地利帝国的潜在能量。”他这样写道，“中央集权的热潮到了‘降温’的时候，政府亟待出台‘一部完善、持久的宪法’，而不是抱残守缺，重温过去的陈词滥调”。

通常，弗朗茨·约瑟夫对于布鲁克的建议总是反其道而行。他漫不经心地对母亲说，“看来我们要来点议会政治了”。古老的帝国委员会或称皇家委员会在弗朗茨·约瑟夫的推动下重见天日，他将自己的贵族密友安插其中，试图为之营造出一种合法议会的错觉。为了使这一骗局更加逼真，他重新召开议会，希望他们派出代表加入帝国委员会，但必须获得自己的批准。在1860年的《十月敕令》（敕令是一种严肃的法令，比专门法案更为正式）中，弗朗茨·约瑟夫宣布这部像匹诺曹的鼻子一样荒谬的宪法“永久有效，且不可撤销”，但银行家们依旧拒绝放贷。财政部部长布鲁克的继任者伊格纳茨·冯·普莱纳，在公文中言辞恳切：只有当国家银行摆脱了政府干涉，借贷行为受到代表机构的有效监督时，他解释道，金融稳定才能得到保证。

弗朗茨·约瑟夫屈服了。1861年，在搁置了“永久有效，且不可撤销”的《十月敕令》之后，他颁布了所谓的《二月专门法案》。作为对《十月敕令》的具体解读，专门法案为奥地利帝国带来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议会，尽管它继续沿用了帝国委员会的旧称。新生的议会由两院组成——分别为高等贵族和教士组成的上议院，和由议会代表组成的下议院——所有立法程序都需要获得代表同意。同时颁布的新规还确定了参加议会选举的资格，将选举权范围扩大到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并引入了一套对德语人口更为有利的复杂投票程序。

《二月专门法案》保留了皇帝的主要权力，包括军事和外交大权。最为关键的是，皇帝拥有组阁权，内阁直接对他本人负责。弗朗茨·约瑟夫总是任用官僚而非政客出任内阁部长。拥有在行政系统供职的经历，政府官员更加倾向于效忠皇帝，在任何情况下，皇帝都更加青睐专业能力而非政治立场。因此，官僚精英集团掌握了大部分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权。此外，立法行为常常通过行政命令进行颁布，完全无视议会程序。官僚专制主义并未让位于内阁民主制度，而是走上了官僚立宪主义的道路。

这个站在国家机器顶端的男人自诩为帝国的“头号公仆”。凌晨5点，弗朗茨·约瑟夫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埋首案牍之中，批阅各种奏章，并对个别文件重新起草。他的工作安排不时因参加各种阁僚会议而中断。此外，他还每周两次亲自接见普通百姓，所有臣民都可以请愿拜见皇帝。此时，他的官僚主义惯例开始显现价值，在信息归档系统的帮助下，皇帝对每一位请愿者的情况了如指掌——请愿者是否有上访历史，如果有，上访所为何事，是否妥善解决。弗朗茨·约瑟夫长期在弗吉尼亚香烟和咖啡的刺激下度过公务繁忙的一天，随着年岁日高，他开始用柔和的雪茄和清淡的茶水取代浓烈的香烟和咖啡。他对国家事务的了解，细致程度令人惊讶，皇帝的头脑中塞满杂乱无章的信息，烦琐细碎的礼节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他的精力。

弗朗茨·约瑟夫格外重视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帮助奥地利将它的影响力投射到遥远的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地区，同时也彰显着神圣罗马帝国历久弥新的朝代传承。直到1863年，弗朗茨·约瑟夫依旧对加冕德意志帝国皇冠念念不忘。而普鲁士同样对德意志联邦的领导权觊觎已久，普鲁士派驻联邦大使，奥托·冯·俾斯麦就曾对此做过露骨的表述。1862年，在接到普鲁士首相任命前夜，俾斯麦在伦敦向保守党政客本杰明·迪斯雷利解释道，他计划对普鲁士陆军进行整编。随后，他接着说道，“我将抓住一切机会向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联邦，横扫弱小邦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向女王陛下的内阁通报此事”。然而，当天俾斯麦的听众显然并非只有英国政府——奥地利大使当时就站在迪斯雷利身旁。

然而，这个危险的政治信号并未引起弗朗茨·约瑟夫的足够重视。1866年，凭借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借口，普鲁士悍然向奥地利宣战，在历时7周的战争中以雷霆之势击垮了哈布斯堡陆军。作为普鲁士的盟友，意大利王国终于获得了胜利女神的垂青，一扫曾经在亚得里亚海的利萨海战中被击败的阴霾，在那次舰队会战中，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了铁甲舰的身影。作为战利品，意大利获得了威尼斯，同时，俾斯麦横扫美茵河北岸城邦，将它们悉数纳入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新联邦。在不到5年时间内，南部德意志邦国也纷纷倒戈，争相加入俾斯麦领导下的新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家族与德意志领土间世代相承的纽带，在历经朝代更迭，岁月洗礼，饱受拿破仑战争**和1848年革命冲击后，终究难逃断裂的历史宿命。

在不到20年时间里，弗朗茨·约瑟夫先后失去了伦巴第、威尼斯和德意志联邦的主导权。奥地利帝国被迫退守中欧一隅。除此之外，它还面临着更大的损失，匈牙利的动**局势远未平息。在科苏特流亡势力的煽动下，起义的流言甚嚣尘上。1858年，奥地利的暴虐统治被匈牙利执政官阿尔布雷希特大公推上了顶峰。当被一个匈牙利代表团要求恢复王国古老的宪法时，阿尔布雷希特手握宝剑，大声宣布，“这就是我的宪法”。不出所料，在1861年为维也纳议会选派代表而召开的匈牙利议会上，议员们拒绝合作，甚至公开质疑弗朗茨·约瑟夫作为匈牙利国王的合法性。在维也纳“环形”新地标上的一座临时木质建筑内，帝国议会如期召开，而85名匈牙利代表赫然缺席。为了粉碎匈牙利的抵抗意志，弗朗茨·约瑟夫推行高压政治，然而除了引发税务危机以外一无所获。

此时，两位神秘人物的出现，帮助哈布斯堡政权成功挽救了匈牙利危局。首先出场的是政治掮客兼律师弗伦茨·迪克。迪克辩称，匈牙利公共法律的基础来源于两份法律文书——分别是1848年赐予匈牙利独立地位的《四月宪章》，以及在查理六世时期颁布，宣布匈牙利为哈布斯堡帝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国事诏书》。要掩人耳目就必须找到一个折中方案，设法在两份文书间架起一座桥梁，迪克显然窥破了其中的玄机。第二位代表匈牙利出场的调停人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就是弗朗茨·约瑟夫的妻子，皇后伊丽莎白。1854年，年仅16岁的伊丽莎白与皇帝成婚。

在弗朗茨·约瑟夫的贴身男仆眼中，伊丽莎白或称“茜茜公主”，“与一位理想的妻子相去甚远”。年轻的皇后自恋而任性，沉迷于自己的美貌无法自拔。在诞下一名男婴，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她便开始了纵情山水的惬意时光，从科孚岛到英格兰，在各地景色怡人的温泉间流连忘返。此间，她时而拜访蒙特卡洛，在那里的赌场小试身手，时而在悠长的游轮航行中尽情享受地中海的和煦日光。为了纪念这段海上旅行，她还给自己的肩膀加上了一处船锚的文身。关于她的传闻，大多纯属捏造。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她的腰围都保持在16.5英寸（42厘米），但在那个女性普遍穿戴束身衣的年代，她既不显得过分瘦削，也没有饱受厌食症困扰。尽管会定期进行节食，她的早餐通常包括健康食物和红酒，午餐进食肉类，但晚餐吃得很少，因为白天大量的咖啡和香烟，总是令她在晚间食欲不振。（她嗜烟如命，在帝国专列的车厢内，也从未停止吞云吐雾）即便如此，她依旧精力旺盛，热爱体育锻炼，在霍夫堡宫内拥有自己的体育馆，那里至今仍保留着皇后当年使用的单杠和平衡吊环。同时她还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骑手，在英格兰，她策马奔腾，在成群猎犬的簇拥下，参加北安普顿郡的狩猎活动。然而，她与苏格兰猎手贝·米德尔顿的绯闻，似乎只是捕风捉影之谈，尽管她的一位女儿在日记中对此进行了活色生香的暧昧描述。弗朗茨·约瑟夫的贴身男仆暗示皇后确有私情，而茜茜公主在与异性的交往中，的确偶有轻浮孟浪之举，然而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茜茜公主在巴伐利亚接受的教育时断时续，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古怪地认为，自己的女儿会在时机成熟时加入马戏团，因此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以自学为主。茜茜公主可以说流利的英语、匈牙利语和通俗希腊语，还能模仿海因里希·海涅的风格，创作缠绵悱恻的浪漫主义诗歌，她对海涅作品的熟知获得了一致公认。而她的丈夫弗朗茨·约瑟夫却生性沉闷无趣。关于他只关心军队名册的说法并不属实——至少他还会阅读报纸上的军事增刊。弗朗茨·约瑟夫对礼节仪式的态度近乎执拗，那是因为一旦礼仪缺失，他就会变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尽管他在大婚当晚可能并未（像传说中那样）一身戎装地出现在新娘面前，但皇帝确实曾身着传统吊带皮短裤，加入了妻子的某次狩猎活动。在弗朗茨·约瑟夫的众多风流韵事中，他与身材健硕的女演员施拉特夫人之间的绯闻最不可信，他们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他偏爱已婚中产阶层少妇，喜欢将对方的住宅作为幽会场所，而她们的丈夫在金钱的**下，也对妻子的丑闻充耳不闻。

弗朗茨·约瑟夫给茜茜公主的情书（他的信保存至今，而皇后的回信早已下落不明）散发着浓浓的柔情蜜意。在弗朗茨的信中，茜茜是“我的天使女孩”“可爱女人”“心肝宝贝”，而他的落款则是“你的小朋友”或“一个矮子”——他的身高比茜茜矮。他们轻松愉快地交换家长里短、闲言碎语，以及私密笑话。在他们的通信中，施拉特夫人时而是那个“女朋友”，时而因为她的火暴脾气被戏谑为“陆军总长”。在约瑟夫的书房里，挂着一幅画像，画中的茜茜公主身披宽松长袍，如瀑长发垂落腰间，朱唇微启，浅笑如花。（事实上，茜茜公主的长发可以触及脚踝，因为羞于露出自己参差不齐的牙齿，她也从不开口微笑）他们的日常会面通常热情而炽烈，有时甚至过于激烈，而导致家具横飞。显而易见，距离催生美好幻觉。

1857年，茜茜公主第一次来到匈牙利，便立刻迷上了这里没有呆板仪式的轻松氛围。在这个无拘无束的国度，她可以与吉卜赛人和杂耍艺人寻欢作乐，享受匈牙利贵族的殷勤款待，并顺理成章地结识了匈牙利贵族首领安德拉希伯爵和律师弗伦茨·迪克，二人皆有意与弗朗茨·约瑟夫展开谈判。她将两位匈牙利人引见给弗朗茨·约瑟夫。尽管安德拉希刚刚获得特赦，被免于追究他在匈牙利独立战争中所犯罪行，茜茜公主依然成功说服弗朗茨·约瑟夫接见了他。皇帝惊诧地发现，站在他面前的伯爵“不仅勇敢诚实，而且才华出众”。同样在茜茜公主的执意坚持下，他还秘密接见了迪克，并用暗语向茜茜公主汇报了他们的谈话内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皇后就像一位信使，在自己的丈夫和匈牙利政治领袖之间传递信息，帮助双方坚定达成协议的决心。在幕后，她敦促皇帝展现灵活的政治姿态，并在信中明确告知他具体的做法。

茜茜公主的介入并非决定因素，因为弗朗茨·约瑟夫最终不得不与匈牙利达成协议，但她的参与加速了会谈进程，推动了方案的出台，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丈夫改善了对匈牙利领导人的政治倾向。最终，双方于1867年达成妥协或和解。协议由迪克负责起草，匈牙利在获得独立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在哈布斯堡帝国中的地位，这份协议完成了《四月宪章》和《国事诏书》的完美融合。妥协方案允许匈牙利王国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议会，由上流社会组成的上议院和由民选产生的下议院，但皇帝作为匈牙利国王，依然保留了任命内阁的权力。为了满足匈牙利人的要求，特兰西瓦尼亚被全部并入匈牙利，同时，奥地利《民法典》也被匈牙利法律取代。1867年6月，弗朗茨·约瑟夫和伊丽莎白分别加冕匈牙利国王和王后，先后被戴上了神圣的皇冠，而她，同样被授予了象征王权的权杖和宝球。这是一份此前任何一位匈牙利皇后都无缘享受的殊荣。

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为帝国的两块领土分别颁布了宪法。从这一刻开始，哈布斯堡王朝变成了两个平等的部分——匈牙利和包括奥地利、波希米亚、波兰加利西亚，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领地在内的其余领土，等等。后者没有正式称谓，官方将之称为在帝国代表会议中派有代表的诸王国和各邦，非官方说法是“莱塔河西岸帝国”[1]。根据《国事诏书》，两个部分依然是帝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外交政策和陆军力量作为“共同事务”，由负责外事和军事的“共同内阁”分别进行管辖，此外又增设了财政部作为第三机构，负责为另两个部门提供财政支持。在其他领域内，两方内阁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在匈牙利首相眼中，他的维也纳同行只不过是个“略有名气的外国人”。鉴于匈牙利拥有了自己的政府机构，帝国名称也由奥地利帝国更改为奥匈帝国（或简称奥匈）。作为前缀的形容词“帝国皇家”也被“帝国与皇家”所取代，昭示了匈牙利的全新身份。

内阁之上设有皇家委员会，由三位共同内阁部长组成，分别是匈牙利和内莱塔尼亚首相，以及一位弗朗茨·约瑟夫选择邀请加入的成员。作为一家听命于皇帝的机构，皇家委员会是他控制外交政策和陆军事务的工具。新生的奥匈帝国或称“二元帝国”拥有议会机构，“莱塔河西岸”的政权同样拥有民选议会，然而它的政府却并非由议会选举产生。皇帝本人掌握着制定外交政策和调动军队部署的权力，来自议会的约束微乎其微。弗朗茨·约瑟夫依然保持着通过行政命令颁布法律的权力，立法过程几乎不受任何监督，这也就意味着他可以绕过甚至直接取代议会表决的程序。当形势失控时，他甚至可以直接关闭维也纳议会（但不包括匈牙利议会），并重新任命内阁而无须获得议会批准。至少在这一点上，专制主义的余烬再次死灰复燃。

更为重要的是，帝国的命运自此转危为安，但宪政的实现并不能掩盖匈牙利人屈辱的民族记忆。弗朗茨·约瑟夫在匈牙利不受爱戴，尤其是他曾对这个王国的将军大开杀戒，但茜茜公主的个人魅力以及她对匈牙利的满腔热情，让匈牙利人甘愿接受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她是他们的皇后，说着他们的语言，穿着他们的民族服饰，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狩猎。1866年，茜茜公主曾请求弗朗茨·约瑟夫为她买下佩斯郊外的葛杜雷皇宫。皇帝不假思索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解释道，“我们必须勤俭节约，共克时艰”。次年，以安德拉希为首的匈牙利新内阁买下了这座皇宫，作为这个民族为她的加冕奉上的赠礼。

安德拉希伯爵毫不怀疑，茜茜公主为皇帝和匈牙利在1867年达成和解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对于新生奥匈帝国内部的其他民族，茜茜公主却毫无兴趣，尤其对捷克人和意大利人充满鄙夷。然而皇后矛盾的态度和古怪的性情，都无法掩盖她在匈牙利事务中母仪天下的光辉风范。维多利亚女王、玛丽亚·特蕾莎以及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出现，使我们更愿意相信18、19世纪是一个盛产女王的年代。事实上，当时的摄政女王数量远少于前几个世纪，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兰西和西班牙、瑞典（1720年后）以及俄国，女性甚至被公然剥夺了继承王位的权利。

彼时，本应作为皇帝配偶的女王们声望日隆，身居幕后操纵朝政，令古老的君主制面貌焕然一新。巴西王后利奥波蒂娜首开先河，她不但设计了巴西国旗，还敦促自己谨小慎微的丈夫在第一时间发布独立宣言。然而，在某些方面与茜茜公主最为相似的当属亚历珊德拉皇后，英王爱德华七世（1901—1910年在位）的妻子。举止优雅、容貌出众的亚历珊德拉同样选择涉足政坛，她的丈夫，在统治初期默默无闻的爱德华国王，最终得益于妻子的声望而赢得了广泛的爱戴和认可。

[1]　内莱塔尼亚，奥匈帝国中奥地利帝国属地的别称，与外莱塔尼亚相对。莱塔河标志着匈牙利王国的西部边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