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四川，清军破内江。

几个人神情疲惫地走在内江通往威远的林间小道上，在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欧阳直的书生。在这林木阴森的山路中，他们一行人精神高度紧张，他们恐惧的既不是乱兵，也不是山中会出现的毒虫野兽，而是在两边茂密的林木中的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民，他们始终和欧阳直一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群人在阴暗的丛林后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他们，突然一位伤重的同伴被几只手拉进了林木中，透过林木可见流民们马上开始在他身上啃咬，一个个眼中露出了瘆人的绿光。欧阳直一行人见状加快了步伐，虽然大家已经筋疲力尽，但是求生的欲望还是指挥着他们的双脚小步快跑地走出了这片森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掉队，会被林子里的人吃掉。没错，就是人吃人，这种事他们已经碰见过很多次了。

在明末清初的近半个世纪里，天灾、兵祸、虎患、瘟疫先后肆虐着川蜀大地，人类文明遭到严重破坏，让这片昔日的沃土呈现出寥无人烟、野兽横行的惨状，宛如人间炼狱。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军占领四川全境后开始审核户籍，此时全川人口竟然只剩下八万左右，而且这八万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移民，以至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走马上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面对蜀地破败凋零之惨状感叹：“有川之名，无川之实！”

逃出密林的欧阳直可以说是整个蜀乱的经历者，他先后目睹过瘟疫的流行、张献忠部队的滥杀、从“摇黄”的大本营脱险，还经历过“虎口余生”“人相食”的惨剧。欧阳直是幸运的，他躲过了发生在蜀地的这场浩劫，并且著有《欧阳氏遗书》一书，将自己目睹的人间惨剧完整真实地记录在了书中，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平心而论，明末的蜀乱是自然气候和政治腐败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通俗地讲就是“天灾”和“人祸”。在17世纪，全球都经历了气候异常的现象，极端的天气对中高纬度国家影响尤为严重，甚至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气候史研究结果表明，彼时北半球气候异常寒冷，冬季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摄氏度。其中明万历二十八年至崇祯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而崇祯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这一段时期的极点。不但是中国，朝鲜的南平曹氏在《丙子日记》中也对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作了第一手的记录。反观后来清朝康熙时期实现的“康乾盛世”，除康熙帝具备极高的治国才能之外，与小冰河期结束、气温普遍回暖给北方农业带来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作为典型的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王朝，恶劣的气候对国家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经济危机。因为在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年平均气温每增减1摄氏度，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3周到4周；中国广袤的农业生产基地基本都处在亚热带和温带季风性气候地区，气温与降水之间关系密切——气温高，降水多；反之则少。所以，明崇祯时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旱灾，而大灾害过后一般又会并发虫灾等次生灾害。

河南人郑廉所作《豫变纪略》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翔实的史料。据书中记载：“崇祯三年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九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十五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可以看到的是，从崇祯三年起的十余年间，作为北方农业生产基地的河南基本上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旱灾、虫灾交替发生，这里也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

崇祯时期发生的大旱不仅局限于河南一省，其受旱范围之大百年未见。北方的主要粮食产区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都连旱五年以上，且在此期间很多灾区都并发虫灾。到了崇祯十一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论东西，不分南北，竟然形成了近千公里的特大灾区，全国共有二十多个省份受到旱灾的严重影响。到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灾情扩散到黄河长江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四川亦受到波及，与此同时长江流域迎来了大面积的蝗灾。

自然灾害的袭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老百姓没饭吃。曾任兵部尚书的吕维祺上书朝廷说：“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生存是人的本能，没有吃的就要找替代品。此时有些地区的饥民开始吃蓬草、树皮，还总结出了“榆树皮较为好吃”。灾区的榆树皮吃完了，有些人又发现了可以吃的土块，可惜这只是一种胀腹的假象而已，吃土的人“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灾情之下，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一两，仅仅过了一年，米的价格就疯涨了三倍以上！这个价格还不算太离谱，四川地区的粮食价格已经高得让人无法想象了，据《蜀碧》记载，蜀地其时两升珍珠竟然都难买一碗白面。价格已经不是关键了，因为粮食的总量是缺乏的，总有人吃不到粮食，而这些人自然就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沉重的赋役、严重的土地兼并本来就已经让社会矛盾激化，这次百年未遇的自然灾害更是压垮了明朝脆弱的神经，迫使农民揭竿而起，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

公元1644年，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十分特殊的一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四个年号：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李自成政权）永昌元年、大西（张献忠政权）大顺元年。四川之所以会发生兵祸，跟这四个政权并立有着很大的关系。从公元1644年张献忠破万县入川开始，四川历经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乱。其间张献忠的农民军、明朝残余军队、清军和一部分李自成部在昔日的天府之国进行了犬牙交错的拉锯战。清军平定四川后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镇守云贵的吴三桂起兵反清，四川再次受到波及成为战场，无数百姓亡于战火。

封建社会的战争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战争期间“玉石不分”，百姓卷入战祸丧命的概率相当大。而蜀乱期间的兵祸更甚于其他的王朝更替时发生的战争，彼时一方面是压迫日久的底层农民阶级的情绪大爆发，另一方面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以致战争中出现了大量的非理性、不人道的虐杀行为。

公元1645年，成都南门外的河流已经变成血红色，河水被尸体阻塞，流动缓慢，周围的空气散发着难闻的尸臭和血腥味。然而对读书人的屠杀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前来应试的考生被集中在大悲寺，每个人都要通过张献忠严格的审核，除年龄较小和他看得顺眼的人之外，其余考生被士兵依次带往城南。这些考生满心欢喜，以为是赶赴考场。然而当到达城门时立刻被兵士剥去衣服，押到桥上，用刀斧砍入水中。屠杀持续了三天，其计划之缜密有序、手段之残忍令人咋舌。据《蜀警录》记载，约有一万七千人在此次屠杀中殉难。然而这只是张献忠为魔一世中疯狂杀戮的一个小小片段。

公元1644年，张献忠西进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大西政权存在于公元1644—1647年，行政范围大约在今天的四川省。政权虽然只建立了短短的三年，但在四川主政时期张献忠却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张献忠在这三年中以自己的方式接管四川，他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杀”。

在蜀乱期间，张献忠一共屠杀了多少四川人？据清初毛奇龄编著的《后鉴录》统计，明末蜀乱死于张献忠刀下的人数约为200万！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登记在册的四川人口约为 310万，但是考虑到瞒报、漏报等因素，根据经验推算当时蜀地的人口在600万上下，可以说蜀地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张献忠的刀下。毛奇龄在康熙时期参与了政府组织的《明史》的编修，使其能够有机会较为广泛地接触到当时的史料。他生于公元1623年，亲历了明末的兵祸。毛奇龄在做学问方面十分严谨，力求“字字质正”“句句可考”，由此可见《后鉴录》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张献忠出身卑微，世属军籍，成年后他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军队。然而明朝末年军备废弛，士兵被克扣军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张献忠的生活不但没有保障，还经常被军官体罚。有一次他被人诬陷**掳掠，差点被正法，虽然得到赏识他的军官力保逃过一劫，但是军队的饭碗却丢掉了。回到家后不久，他又被官府抓到大狱，背上了勾结匪盗的罪名，最后因为证据不足被放回了家。作为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成员，目睹的都是社会上最阴暗的事，再加上自己这一阶段的经历，张献忠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也造成了他仇视社会的扭曲心理。

公元1645年，张献忠的军队在川南与明军对抗中屡屡失败，军事上的失利让他恼火不已，这时入主成都才两年的张献忠竟然决定屠城，因为他觉得是成都的百姓暗通敌军才导致自己节节失败，为此他亲自做了极为详细和周密的布置。在张献忠军中长期随行的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亲历了这次屠杀，并详细地记录在了《圣教入川记》中。

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以军事演习为借口，组织全城的百姓有序出城，等待集结完毕后，张献忠亲自率马队来到南门外沙坝桥边开始指挥屠杀。顿时城外无数手无寸铁的百姓被士兵刀砍斧劈，哀号之声震耳欲聋。有些人看见了马队中的张献忠立即跪地哭求：“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然而张献忠不但毫不动容，更是驰马跃入人群践踏。就这样，将被带到城外的百姓屠杀殆尽。据《圣教入川记》记载，当日城外“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圣教入川记》主要记叙天主教在四川的活动，包括明朝末年四川地区天主教布教过程，也记载了明末张献忠制造四川大屠杀的详细经过。内容大部分来源于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的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这两位西方人深得张献忠看重，跟随其多年，其记录的文字可信度较高。

同样的屠杀行为在四川各地进行。在简州，全城百姓同样被有组织地搜押出城，张献忠的军队先是选出他们需要的人员，随后将剩下的老少无辜屠杀殆尽。据清代学者彭遵泗所著《蜀碧》记载，张献忠部以“砍剁手足”计功，集二百双便可晋升“把总”。其部队还发明了名目众多的虐杀方式——把儿童放入火堆烧死叫“贯戏”，拿长枪把人从背部挑起来刺死名曰“雪鳅”，经常将人杀死后用内脏来喂食驴马。四川人费密，一个蜀乱亲历者所著《荒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公元1645年张献忠部孙可望率军屠阆中，所到之处人手堆积如山，断指手骨散落田野，就连躲藏在山野的老人妇孺也屠杀殆尽。可见张献忠虐杀蜀地百姓的事实和其军队的残暴。

在日常生活中，张献忠对待生命也是如同儿戏，发怒要杀人，生气要杀人，就连喜欢一个人也要杀死他。

公元1644年，张献忠举行了一次武科考试，一个名叫张大受的考生拔得头筹，受到张献忠的亲自接见。在大殿上见张大受身长七尺，气宇轩昂，而且作为武状元的他诗词书画兼通。张献忠对他十分喜欢，马上赐予金币刀马，赐宴同坐。次日又命御用画匠为张大受精描肖像，复赐美女家丁几十人。欢喜之余，张献忠环顾左右说：“老子太喜欢这个状元了，喜欢得一刻也离不得，见了又要给赏，老子简直不敢再见其面了，怎么办呢？”正当众人不解其意时，他突然下令“杀掉张大受”。可怜只当了三天状元郎的张大受就在张献忠的“无厘头”思维之下命丧黄泉。

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严重怀疑长期以来高强度的征战和复杂的环境导致张献忠精神失常。《圣教入川记》中记载“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特别是进入四川之后，经常是无征兆地下令杀戮百姓或者官员，而过后常常会表示后悔。这是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精神病的表现，而且罹患这种疾病的人童年大都在恶劣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中成长，这与张献忠的出身高度相似，这种病症的典型症状就是易怒，常为小事做出不计后果的行为。如果这一记录真实的话，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献忠能够做出如此暴虐的行径了。

入蜀短短三年，张献忠对四川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公元1647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绞杀，张献忠死了，然而蜀地的苦难并没有结束……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重庆外围的中军大营里虽然灯光昏暗，但是依然掩饰不住帐内清军主将的兴奋，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此役臣斩首数万，所获骡马无数。复入内江，击破张献忠部一百三十六营，斩首两千三百，四川大定。”写奏折的人就是清和硕肃亲王豪格。

由于历史上清政府在修编《明史》的时候，有意将史料中对清军入川时的破坏做了销毁与隐匿，现在要比较精确地统计清军的屠杀人数已不太容易，但是从现存的档案和资料中还是能够从侧面分析出清军对四川人口的破坏情况。

清军在入关初期的战役中，常常以劫掠来犒赏兵士，伴随而来的自然就是屠杀。稍遇抵抗，无论军民都无差别地屠杀一光。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军由吴三桂率领与南明军队大战阆中，兵士死者一次就达四万多，尸体竟然将江水堵塞。在吴三桂给清廷的捷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擒斩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而顺治接到了奏折后竟然直接下达屠杀原则，就连俘虏也要杀干净。有了皇帝的首肯，在剿灭张献忠部及南明势力的战争中，清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屠城。

面对清军的屠杀暴行，公元1646年归顺南明的农民军将领郝摇旗、刘体纯等人，联合抗清地主武装王光兴、谭文等人，在夔州、远安、竹溪、施州广大区域的山岭之间建立基地，拥兵数万，抗击清军，史称“夔东十三家”。

夔东十三家的根据地在如今的三峡地区，此处是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而且是四川入湖北的通道。义军此时在根据地内减租减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巩固根据地，一时间夔东地区呈现出“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的景象，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短暂的恢复，成了蜀乱中的一块“乐土”。此时清军刚刚入川不久，军纪败坏，这一地区的抵抗情绪十分激烈，如果要剿灭夔东十三家，必然上演一场血战。清军权衡利弊之后，决定绕开夔东地区，直接南下剿灭南明政权。直到十几年后清军彻底消灭了南明政权，才开始对夔东地区抗清武装的绞杀。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九月，清军集结大军开始对夔东十三家进行围剿，战事惨烈。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康熙三年，夔东十三家最后一支部队李来亨部被消灭。清军在剿灭起义军的过程中，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以确保“扫穴无遗类”，坚持斗争21年之久的夔东十三家被清军剿灭。然而清军平定四川没过多久，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又起兵反清，四川再次成为战场。

为什么四川会频繁地成为战争的主战场？这与四川重要的战略位置密不可分。首先四川“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是重要的战略基地，纵观历史，秦朝开发蜀地使国力大增、三国刘备据蜀而有天下三分，都证明了四川作为根据地的重要性。另外，四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出可近中原腹地，退可守千里沃野。就连近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也是将西南作为大后方才得到了休养的时机。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的第三次大劫难。吴三桂起兵时，郑蛟麟、吴之茂响应吴三桂叛于四川，兵祸使四川再遭**，“十室九空，……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清军入川，供给遇到了极大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上奏折向清廷求援，此时主政的康熙却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川蜀之地几经兵祸瘟疫，百业凋敝，百姓手中哪还有余粮？但有了圣旨，清军便肆无忌惮地抢掠财物，屠杀川民，很多城镇呈现出“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的景象，就连政府官员也逃遁得不知所终。清军入关时原始游牧民族的野性再一次暴露出来，一直到康熙二十年这场浩劫还在雅州等地发生，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以至于大批难民不得不往川西谋生。

由于各方政治势力长期在蜀地进行角力，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权力真空地带，滋生了“摇黄”势力，无疑让蜀地战乱雪上加霜。

在四川兵祸持续之时，相继出现了“遵天王”袁韬、“逼反王”刘维民、“黑虎混天星”王高、“夺食王”王友进、行十万等一系列集团，“摇黄”是对这一系列性质相同的集团的统称。虽然有很多武装集团，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的范围还是在四川。相比起张献忠的部队，这股武装力量的残忍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由失去土地的流民组成，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和口号，军纪更是无从谈起。长期以来受尽了阶级剥削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困苦之中，一旦有了权力，这群人的欲望便无限制地放大，化身为魔鬼。

正因如此，“摇黄”的破坏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张献忠部更为强大和残忍，所掠之地，丁壮被掳，妇女被**。崇祯九年，“摇黄”尽掠通江等县，造成赤地千里。

欧阳直在《蜀乱》里描述说：“乙酉（清顺治二年），……‘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摇黄’贼攻破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渠县、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积尸遍地，臭闻千里。”

正是因为没有政治纲领，当时的几方政权都没有把“摇黄”作为政治敌人来重视，也无暇顾及他们，因此“摇黄”得以滋生和进行无所顾忌的破坏。通常是军队进剿，“摇黄”便遁入山林，官军去后，他们又照常出来劫掠。在川东、川北之地，“摇黄”活动更为频繁。这一区域本来就地瘠田少，百姓死亡不计其数。

崇祯十一年之后，“摇黄”的势力越来越大，川东、川北民不聊生，就连陕南也遭到了入侵。随着“摇黄”势力的扩大，很多乡绅、豪霸、亡命之徒，也都乘机加入，教唆**烧杀之技。

欧阳直就曾落于“摇黄”行十万部，在军中他常常见到他们杀人作乐：士兵常常把小孩抛向空中，然后用枪接住；把人绑在树上，将内脏掏出……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

“摇黄”侵蚀着蜀地，其破坏力之大，行事之残忍可见一斑。这股势力直到清朝定鼎中原之后才被清政府消灭。

而在长期的兵祸中，又催生了令人咋舌的“虎患”。

一队百姓高度警惕地行走在“密林”中，他们手持棍棒，排成环形，中间的几个人手持木桶，整个队形快速地往三十米外的水井方向移动。到达水井时，手持武器的人们迅速散开，面朝外包围住水井，手持木桶的人们迅速开始打水，打完水后他们又恢复了之前的队形，快速撤离。

这是顺治八年居住在成都市中心的老百姓日常取水的一幕。当时的成都是什么样子呢？可以从南明总督李乾德给孙可望（张献忠部将，后归降南明政权，随后降清）的信中看出来：“荆棘塞道，万里绝烟，茂草荒林，惟有马迹，狐游虎逐，罕见人迹。”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人类文明似乎从四川的大地上被抹去了。原先的良田万顷、市井繁华**然无存，不要说偏远的县城，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都变得是残垣断壁，植物疯长，飞禽野兽游走其中，成都原先的蜀王府也是野兽成群。文人王沄在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入川时，目睹蜀王府荆棘丛生，成都更是“山麋野豕，交迹其中”，以至于幸存的居民将蜀王府称为“棘园”。如此环境下，老虎更是疯狂繁殖，在四川造成了为祸一方的“虎患”。

来看下欧阳直的记录：“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而且这时的老虎还掌握了新技能——“逾屋上墙，浮水登船爬楼。”欧阳直本人就曾经历过虎口逃生。约在公元1647年他到达资阳、简阳县交界处的密林时，突然遇见四只老虎，但是这些老虎并没有吃掉欧阳直，而是从他身边“细嗅而过”。在宜宾、泸州等地，他又见到老虎多得像羊群一样的壮观场景。这些老虎在四川各地横行无忌，吃人无数，而且为祸时间长达半个世纪，造成了四川人口的严重损失。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四川的考官方象瑛在《使蜀日记》中还记载了到达新都县时看到的情景：“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在闹市区仅有茅屋十余座，其他地方杂草疯长，而且还能到处看见成群的老虎，可见蜀乱破坏之大。

四川因为虎患到底丧失了多少人口现在已经无法精确统计了，但是可以从四川巡按张瑃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看出老虎的威力：“从陕西、甘肃入川的移民506人，被虎食228名；复又新招移民74人，被虎食42人。”

“蜀乱”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猖獗的虎患呢？我们知道，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川西平均海拔为三千米，而川东以丘陵盆地为主，全川地貌复杂，山地居多，气候湿润，植被茂盛，非常适合老虎生存。另外就是兵祸导致的虎患，大量的战争与杀戮导致川中人口锐减，城镇乡村荒废，很多地方荒无人烟，老虎等猛兽失去了重要的天敌，这为老虎提供了极佳的生存环境。在虎患最严重的地区，老虎竟然吃人都吃腻了，经常是撕咬几口便离去，以至于后来顺治、康熙时期，入蜀任职的官员第一件工作就是组织人力围剿老虎。

在天灾、兵祸、虎患之后，我们再看看蜀乱中的瘟疫。

崇祯六年，鼠疫首发山西。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随着流民波及，北京变成了人间炼狱。昌平州的记载中称鼠疫为“疙疽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此次疫情大约夺走了20万北京人的性命，京中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随着流民、兵祸的日益蔓延，鼠疫和其他疾病同样也传到了蜀地。

据《四川总志》记载：“大兵之后，凶年饥馑，瘟疫仍频。”当时四川主要有哪些流行疾病呢？我们先来看下症状：有的人患病以后，头大如斗；有的人双眼赤黄外凸；有的人双腿肿胀像马蹄一样，不能行走。凡是有以上三种症状的人基本就只能等死了。从以上的病例来看，蜀地的传染性疾病已经远远超出了鼠疫的范畴，霍乱、肝炎、疟疾数疫并发。同时在清平世道为人们看家护院的狗，在乱世也化身为恶魔——各个城镇以及郊野山林出现了大批携带狂犬病的野狗，它们往往几十成群，以死尸为食，频繁袭击路人。被疯狗咬伤的人往往会得上“疯病”（狂犬病），数日则毙。

直至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四川等地还经常出现大规模的疫情。

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在天灾之后会出现大的疫情，封建统治者会将这些情况与“天谴”“气数”“天道轮回”挂钩，其实这一系列的灾害都是有内在联系的。明末首先出现了大面积、长时间的自然灾害与病虫害，从根本上破坏了农业体系，其结果就是人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这种情况下人的各项器官活动强度会明显降低，代谢水平下降，所以容易感染疾病。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灾害导致的饥饿往往造成了大量的流民和叛民，从而引发兵祸。灾害和兵祸造成的人牲死亡，尸体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使病菌继续污染食物和水源，同时老鼠、跳蚤等害虫还会大批量地携带病菌，增加了传染媒介。

对于明末大疫病的流行，吴又可创新性地认识到了关于控制传染媒介的重要性，创立了“温疫”学说。他认为当时的疫病不是个体本身造成的，而是通过空气传染的，人对不同的病原体的适应性、抵抗力都不同。一旦相互接触就会传染，带来意外的灾难。他认为疫病“自口鼻而入”，并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救治办法——提倡病患“戴口罩”和“隔离”。吴又可于1642年写成《温疫论》一书，领先西方的疫病学说二百年。

历经长达半个世纪的蜀乱，昔日的天府之国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人口的锐减不再累述，就连四川境内的文明也毁于一旦。彼时成都街巷尽毁，城内百草丛生。成都一些水井之中水已枯竭，塞满人骨。四川境内千里无人烟，无鸡鸣犬吠，虎啸狼吟响于耳边。偶见一人，也是“断手瞎眼”，不成人状。

介于四川破坏之大，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清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往四川移民，并且颁布“开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开启了四川移民热潮。其中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外来移民大约占了一半，湖北籍移民最多。因为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由湖北进入四川较为方便。

在一百多年的移民过程中，全国各省总共有一百多万人定居四川，为蜀地的重建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而四川也逐渐在政治稳定、气候变暖的清朝中期慢慢恢复了天府之国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