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紫禁城。

不远处传来隆隆炮声，寝宫内桌上的菜肴还算丰富，但是所有人都毫无食欲。“皇上如听臣妾之言及早南迁，不致有今日！”周后啼哭着向崇祯帝朱由检说道。皇帝此时早已没了与周后昔日的温存，但见他手握利剑，目露凶光回道：“事已至此，可以一死！”听了这句话，周后与几个儿女挥泪诀别，随后便在坤宁宫自尽。

眼见周后身亡，朱由检手执利剑分别砍向安乐公主、昭仁公主。杀女之后他似乎着了魔一般，欲将后宫嫔妃全部斩杀。大内顿时血流成河，宫女太监四散而逃。众人的尖叫似乎将这位得了“失心疯”的皇帝的魂魄拽了回来，他脸上迅速恢复了以往的神态。朱由检找到几位皇子，并交代心腹太监将他们带出宫。望着皇子远去的身影，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失魂落魄地走出了玄武门。

已近三更，雾大雨疏，虽然近四月天，但是如此雨夜还是带有一丝寒气。朱由检来到紫禁城后边的煤山，这时他还心存一丝幻想，也许上天庇佑，会有勤王之师逆转战局。他想在这个制高点看看远处的战况，但见黑夜里远处点点火光，听着不时传来的零星炮声，他知道大势已去。这时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生在帝王之家的心志让他眉宇间顿生一股英气，朱由检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道“任贼碎裂朕尸，但弗伤我百姓”，书毕在寿皇亭边自缢而死。

伴随着崇祯皇帝的死去，正史上记载的国祚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覆亡。明思宗朱由检是明朝的第十六位君主，相比明朝历代君王，他虽然算不上明君，但至少也不昏聩。朱由检聪敏好学，勤政节俭，但在其执政的十七年中，整个王朝反而江河日下。

朱由检运气的确不好，到他上位之时，朋党、边患、饥民、腐败这些重症已经将大明朝的肌肤彻底侵蚀，政治腐败、武备孱弱、道德沦丧、经济崩溃，命运选择了崇祯，但历史却抛弃了他。

时间回到万历三十二年，常州府。

无锡东门弓溪旁新落成的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尤其引人注目，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下联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书院内一人正对“四书”经义做讲解，台下人则全神贯注地聆听。讲师叫顾宪成，这座他亲自创办的书院叫“东林书院”，这也许是最接近日常讲学的一幕。

顾宪成为官直言敢谏，经常对朝政弊端有所非议，从而触怒了神宗被革职。

他决定回乡从事讲学活动，由于在士大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得到了包括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等众多官员和文人的支持。万历三十二年十月，由顾宪成主导，其弟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成立了东林大会，定期举行讲会，吸引了众多的学子官员，由此东林声名大噪，号称“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而一讲就是四年。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神宗看到这行字双眉紧皱。几天前内御史徐兆魁等朝臣反映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并与户部尚书李三才结成“东林党”，经常“杂以时事”，刊印讲义涉及政治，胁迫地方干扰行政等。皇帝还没做出反应，光禄寺丞吴炯等正直的官员对徐兆魁的奏折提出异议，由此掀开了关于“东林党”是否乱政的长期讨论。

从本意来说，面对糜烂的朝局，回乡的顾宪成有心回归学术。明朝虽然是我国封建集权趋于鼎盛的时代，但是也是思想与精神激烈碰撞的时代，催生出了影响整个亚洲的阳明心学。但是顾宪成对阳明心学的理念不甚认同，他意欲正本清源，重整道德，传达孔孟儒学，回归程朱理学才是顾宪成开办书院的目的，讲学的内容也大多是“四书”经典。在顾宪成等人看来，朝堂之上政清人和，在野为民回归儒学正脉是重整道德的重要标志。

但是以顾宪成为主的讲学团体确实具有着一定的“精神洁癖”，正本朝纲、清除思想流弊是他们对现实的美好愿望，并致力于通过道德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的传统行为准则。但是这些人往往止步于学术讨论而很少有实际干才，因此美国学者贺凯形象地称东林团体是“道德的十字军而不是改革家”。而掀起波澜的徐兆魁的奏折，背景则是阁臣李廷机意欲阻止户部尚书李三才入阁的斗争，李廷机团体污蔑李三才结党营私，同时含沙射影地指出其后的党就是东林书院。天真的顾宪成知道此事后写信向朝廷解释，正好被李廷机团体利用大做文章，而且这个误会越来越深。到了天启朝，东林书院的一些成员回归政坛，并且与魏忠贤团体抗争，从而引得魏忠贤的嫉恨，后者更是欲要把东林党除之而后快。天启五年，东林书院终被明廷禁毁。

可以说从一开始，东林党就从来没有形成过党派，只不过是对政见或者学术思想一致的一群人的统称，但是明朝中后期的朋党之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起初的争执还能够为国家计，到后来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只是因为政见的不同而互相参奏、诋毁，在政局上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必须“站队”，这样就给国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党争一直贯穿于整个明朝后期。

除了无尽的党争之外，人才的匮乏也是令崇祯帝头疼的一件事。

相比于明朝初期三杨辅政，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冯宝二人组，崇祯年间无论是内阁还是司礼监堪用之才实在不多。朱由检在位十七年共换掉了十七任内阁首辅，继位的第一年，内阁首辅就换了四人。而这些阁臣确实不堪重用，有的人连基本的行政素质都不具备，甚至在给皇帝的票拟中经常会出现错别字。有一次皇帝问周道登“为何宰相要用读书人”，他竟然恍然不知，当着皇帝的面回复要查查书才能知道。如此庸才竟然能够忝居内阁首辅，崇祯朝的政治昏聩可见一斑。

另外，崇祯帝的处事风格和性格缺陷也导致了很难有人能和他“搭班子”。年轻气盛的皇帝初登大宝，心中万丈豪情，目中无视一切。身系九州万邦，应该包容天下，他却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和做事的细节。而且崇祯似乎还有道德洁癖，他认为即便是唐太宗这样的盛世之主不免也有“玄武门之变”这样的道德污点。总是这样的严于律人，试问能有谁可以入得了朱由检的“法眼”？此外，由于幼年时长期处于压抑和不安全的环境中，崇祯帝形成了自卑和敏感的人格，他最恨别人欺骗自己，十分多疑，这样的皇帝实在是让人难以相处。

在历经了多轮的内阁换血之后，朱由检终于发现一个阁臣堪用，那就是少詹事（主管太子教育）刘鸿训。他年轻，有干劲，有想法，很多事情能和皇帝合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机会成为辅佐良臣的人，却因为建议崇祯拿出内帑银来抚慰官兵令皇帝心生嫉恨。崇祯在生活中十分小气，衣服穿破了都舍不得换新，就是这样一位皇帝，让他拿出内帑银来赈济官兵，无异于心头割肉。就这样，崇祯对刘鸿训的青睐也戛然而止。

其实崇祯朝不缺文臣武将，但是由于皇帝自身的性格缺陷，把一张张好牌全部打废了。

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紫禁城。

袁崇焕跪在建极殿外的平台上，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

第一，为何要杀毛文龙？第二，为何要引清军入京？第三，为何要伤满桂？

虽然身上披着厚实的貂皮大衣，但是袁崇焕还是感到了刺骨的凉意。袁崇焕没有回答，皇帝似乎也不愿意让他回答，很快锦衣卫将其拖下了大殿。此时身旁的祖大寿战栗不止，年近七旬的内阁大学士成基命泣泪乞求崇祯三思，而皇帝丝毫不予理会，至此崇祯皇帝废掉自己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

就在一个多月前，皇太极率领八旗劲旅绕开山海关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入关攻占遵化，直逼京师。袁崇焕星夜回驰抗击后金军，史称“己巳之变”。进攻受阻的皇太极玩起了“反间计”，在北京城内散布谣言污蔑袁崇焕是后金军的内应，于是就出现了刚才的一幕。

平心而论，在对袁崇焕一事的判断上，对于还不及弱冠之年的崇祯来说是不小的考验。抛开皇帝本身多疑的性格不说，他的政治经验也比较少。纵观有明一朝，从太祖废丞相起，整个国家的权力就被分割成很多部分，被内阁、六部、司礼监等部门分治，特别是军权的设置，早已被朱元璋打散。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论是历朝历代的权相、宦官怎样权势滔天，但实际掌控大权的只有皇帝一人。另外明朝将封建集权制以及皇帝受命于天的封建伦理纲常已经灌输于士大夫阶层脑中，皇权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不仅如此，考虑到前朝外戚当权的教训，明朝后宫选妃一般也不从权贵之家选取，再加上锦衣卫等对皇帝直接负责的特务机构的监控，皇帝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任何权奸都不过是皇帝的傀儡而已。早在天启帝行将离世之时，魏忠贤集团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分裂，魏忠贤甚至提出要寻一婴孩冒天启帝之嗣继位，然而大家从内心惧怕皇权，无人敢应。朝中的一些阉党朝臣也开始为自己准备后路，而且魏忠贤为祸数年，民间怨气更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崇祯帝才能够游刃有余地对付阉党。

反观处理袁崇焕的事件，是在后金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做出的。其实一开始崇祯皇帝并不相信袁崇焕与皇太极勾结，这个时候他还能对重大事件做出清晰的判断。事情的转折发生在袁崇焕入京后的第一次平台召见，袁崇焕多次要求进城休整，而面对皇帝提出的要尽快将后金部队击退的要求时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也许是考虑到一年前第一次面见皇帝时夸下海口“五年平辽”的教训，也许是还没有把握能够击退清军，袁崇焕选择了沉默。但是这一态度刺激了皇帝多疑而又敏感的神经，他想到后金军在城下似乎并不急于进攻，皇太极带着八旗贵族甚至开始在京郊游猎，好像在等着什么时机，而城中关于袁崇焕意欲反叛的谣言越来越盛，皇帝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击溃，最终促使他做出了逮捕袁崇焕的决定，亲手毁掉了抗击后金的柱石。

其实在袁崇焕接手北京防务之初就已经踏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彼时的明廷在面对后金的进攻时全面处于防守态势，而漫长的北方防线不仅仅是一个山海关的问题。对此袁崇焕观若洞火，他不止一次提出要加强满是漏洞的北方防线，他上书朝廷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指蒙古）为向导，通奴（指后金）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皇帝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是朝廷实在无暇顾及这么漫长的一条防线。当得知皇太极奔袭京师的那一刻，袁崇焕就深感大事不妙。作为北方防线的统帅发生了贼兵兵临城下的重大工作失误，他怎么都脱不了干系，以崇祯帝的性格，大概率是会发生“秋后算账”的事情，结果又被袁崇焕猜中。

如果说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和崇祯皇帝的政治阅历尚浅，做出这样的决定还可以理解，那么在十四年后督促孙传庭仓促出征则是亲自断送了大明朝的最后一支精锐。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皇帝任命孙传庭为七省督师（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以及江南、江北），并且督促他赴河南与李自成作战。此举打破了孙传庭“休养整军、以待敌变”的计划。而此时河南的李自成农民军声势正盛，此时兵部侍郎张凤翔多次向崇祯帝提出孙传庭部为明朝最后一支有生力量的重要性，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但是朱由检仍旧一意孤行，最终导致了孙传庭在孟津兵败身亡。

孙传庭的覆亡完全是皇帝急躁、多疑的性格造成的。在明末对农民军的征剿过程中，崇祯皇帝经常会给远在前线的统帅设置目标，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征剿，同时又总是担心统帅尾大不掉。

皇帝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明朝的卫所制到了明末早已名存实亡，大量军田被土豪兼并，士兵逃亡严重，军备废弛。募兵制与地方军成了国家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地方军，战斗力强悍，比如戚家军、关宁军。然而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武装割据。地方军往往被主将视为“私产”，政府已经很难进行有效的调动了。比如在崇祯末年活动于长江流域的左良玉部，身为平贼将军他却不听明廷调遣，在与农民军的战斗中经常是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同时还不停地吸纳兵员形成了拥兵数十万的地方军事力量。由于明末朝廷已经无力供给数量庞大的军队，左部经常打家劫舍补充军需，如同强盗一般。长江流域很多地方的人民听到左部前来往往惊恐无比，如临大敌。一次左部流动到芜湖竟然公开要求南京为其筹措军饷，惊得南京官员严阵以待。面对左良玉如此行径，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办法，而且崇祯帝还心存幻想希望左部能够迷途知返，为朝廷所用。

文华殿已经被黑夜吞噬，年轻的朱由检在书案之前虽然已有困意，但是他还不能睡。还没有吃饭的他对宫内的食物绝不敢沾，幸好入宫前王妃往他怀中塞了一些麦饼，靠着这些食物他勉强撑过了漫长的一夜。这是崇祯帝即位之初发生的事，好在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由于天启帝的突然离世，信王朱由检成了被历史选中的人，仅仅三天就继位成为大明第十六位皇帝。朱由检从礼部拟定的四个年号里选取了“崇贞”这个年号，还亲自把“贞”字改为“祯”，意为吉祥，希望自己继位之后能够重整朝纲，让大明复兴，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也是为自己讨个好彩头。

朱由检的童年生活不算幸福。由于父亲一直不得祖父的喜爱，所以朱由检从小在宫中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即便是之后自己的父亲和哥哥继承皇位，朱由检的生活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位王爷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他也似乎乐得这样的处境，登基之前的朱由检唯一的希望就是赶快出京就藩。

由于处于权力旋涡之外，朱由检开始用大量的时间阅读经史子集和程朱理学，也通过历史兴衰开始思考时局政治，感慨朝局糜烂，也会偶尔幻想如果自己操盘，该如何驾驭庞大的国家前行。继位之后的崇祯皇帝更是勤政好学，比起豢养虎豹的正德皇帝、长期不朝的嘉靖和自己的木匠皇帝哥哥，他堪称“劳动模范”，在位十七年认真参与经筵日讲。

可惜天不遂愿，崇祯帝继位之初除了要面对无法破局的党争之外，关外后金的崛起也在时刻威胁着王朝的安全。

在皇太极的统领下，后金的经济、政治已经比努尔哈赤时期有了质的飞跃。关外抚顺、开原、沈阳、辽阳、旅顺等战略重镇早已落入后金之手。公元1625年后金迁都盛京（沈阳），意味着后金已经从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变成虎视关内的强劲对手。在明末的十七年里，后金总共五次入关（不算1644年那次）觊觎中原。

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后，金军绕过山海关从喜峰口入塞，围困北京，袁崇焕入狱后，祖大寿连夜奔回山海关，满桂战死，时局糜烂。此时崇祯皇帝甚至开始下令整理内宫文件和财物，准备马匹南逃。这次危机直到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后金军队主动撤离才解除。明朝此役受难两府十几个县，三名总兵死于战场，后金获得大量财物、人口，更为重要的是有大批官员和文人在此役中或投降或被虏，为后金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储备。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分兵四路，以大同、宣化一带为主攻方向，分别破关口而入。相比于上次威胁京畿，此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劫掠。后金部队深入山西和河北，崇祯帝下旨令各地官员严守，然而地方守官怯战畏敌。明朝南山参将毛镔带部分兵士到永宁开会，永宁城的守将担心有诈，四门紧闭，在城上与之对话许久，也不敢放他进来，令人目瞪口呆。后金几十名骑兵竟然在山西淳县掠获妇女、小孩千余人，经过代州城下哭声震天，城上明军却不敢发一矢，更不敢出战，任由后金兵从容过去。此次南下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在明朝州府台堡之间往来穿梭如同游猎，而明军没有组织起一场像样的阻击战。

崇祯九年，后金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大军分三路奔向冀北，不日便抵达北京延庆，后取昌平，由于城内有后金军细作做内应，明军大败，守城总兵巢丕昌竟然投降，明德陵（熹宗朱由校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墓）被焚毁，阿济格兵锋直指北京西直门。京师震动，崇祯帝大惊，京城戒备。而后金军队却不攻北京，先后挥兵进击房山、顺义、怀柔、密云等地，环猎京畿，后金军获得近十八万人畜和无数财物后从容撤退，明兵部尚书张凤翼率军尾随却不敢出击，后金部队沿路留下“各官免送”字样的木头戏谑明军。阿济格大军带着辎重用了四天才从容撤出关外。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从墙子岭和青山关毁边墙而入，由于地形险峻，清军花了三天时间才越墙进入关内，在这三天时间里，镇守墙子岭的总兵吴国俊正在密云参加镇守太监邓希诏的寿宴，清军如蚂蚁般涌入关内竟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蓟辽总督吴阿衡此时也在宴席上，清军抵达时仓促应战被杀。

在清军的步步进犯之下，崇祯本来想听从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与之议和，但督师卢象升坚决反对，崇祯忙否认自己有议和打算，便同意他带兵出征。然而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处处为难他，卢象升名为督天下兵，实际手上可用兵马不足两万！后来杨嗣昌从中作梗，竟又把这两万人马分走一半，卢象升率军至巨鹿，兵马又溃散一半，仅剩五千残卒，没有粮饷。卢象升哀求与他相距不足五十里的高起潜增援，但高起潜置之不理，卢象升军中无不失声哭泣。十二月十二日，卢军被清骑兵包围，连围三重，卢象升大呼血战，身中四箭、三刀毙于战阵。高起潜闻听，拔营就跑，本来应该向西逃，慌乱中竟向东边误逃20里，陷入清军埋伏，大败逃窜。试想如果在此时与清军议和，大明王朝或许可以摆脱“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尴尬局面。说实话此时的清军就算屡次南下，但从综合国力上来说仍然不具备鲸吞明廷的实力。而对明朝构成真正威胁的心腹大患是来自王朝内部如星火燎原般的农民起义。

崇祯二年的一天，紫禁城。

朱由检仔细阅读着刑科给事中刘懋的一封奏折，奏折内说：“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约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一向精打细算的崇祯帝似乎又看到了一项“节流”项目，于是立即授意大臣们就“裁撤驿站”这件事进行讨论，此举却招致大臣们的反对。针对这个情况，刘懋再次上疏说：“游滑不得料理里甲也，则怨；驿所官吏不得索长例也，则怨；各衙门承舍不得勒占马匹也，则怨；州县吏不得私折夫马也，则怨；道府厅不得擅用滥用也，则怨；即按抚与臣同事者不得私差多差也，则怨。所不怨者独里中农民耳！”但是，驿站制度还是在崇祯一朝被革除。根据崇祯四年二月的财报，朱由检得知在取消驿站之后国家“节银六十八万五千余两”甚是欣慰，然而问题却没这么简单。在这次裁撤驿站的行动中有一个人“失业”了，这个人就是十五年后率领农民军攻进北京城的李自成。省了六十万两银子，丢了大明江山，精于算计的崇祯帝这次可是亏大了。

明朝驿站的设立对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作用。据《明季北略》记载：“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在千百年来的封建王朝中，善良淳朴的底层百姓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但凡有一口饱饭吃，有一个正经差事做，谁都不愿意去铤而走险。说驿站的裁撤导致了李自成的起义和大明王朝的灭亡似乎有点夸张，但正是诸如此类的原因才造成了大量底层人民失去生计成为流民，而当自己没饭吃的时候，造反似乎成了他们能想到的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了。

其实从天启末年，农民起义就已经开始形成燎原之势了。天启七年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饥荒愈加严重，多地出现了“草木尽、人相食”的惨剧，如此光景之下，贪官污吏仍旧是横征暴敛，白水农民王二、种光道等插旗起义于白水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安塞高迎祥、米脂张献忠等领导饥民起义，迅速波及陕西全境。从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间，陕西境内竟然出现大小义军队伍一百多支！很多官军因为长期欠饷也加入其中。虽然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但是此时的明廷根本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即便后继者洪承畴改用“以剿坚抚，先剿后抚”的方针效果仍不理想，农民军经常是“朝归暮反”。百余万的农民军在崇祯一朝在黄河南北、长江上下十几个省的辽阔地区长期流动，将明廷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到崇祯十六年，大明王朝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此时北面清军连连南下中原如入无人之境，鲁王、信阳王、东原王一批皇亲国戚或被杀或自尽。失去抵抗意志的明军对清军的劫掠行为丝毫不敢有所行动，清军南下到山东时正值春暖，他们竟然在此安营扎寨，牧马狩猎，仿佛就是在度假一般。而李自成已经在河南、湖广两省占领了十府多县，他改襄阳为襄京昌义府，设置“六部”并设府尹、州牧、县令等官职，成立国中之国；张献忠部西进湖广，连下数府，奔袭武昌。而最令崇祯帝心寒的是在农民军攻城拔寨的时候，各府县大量的官员士绅向农民军“投怀送抱”，毫无抵抗之意。随着国家的日渐腐败，士大夫已经渐渐接受了明廷行将就木的事实，一大批资深的政府官员和士绅加入到农民军阵营，在这些人中有很多还抱着希望农民军改天换地、创立新朝的想法。

面对千疮百孔的国家，崇祯帝在最后执政的日子里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一方面是自己殚精竭虑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而现实却是江河日下，帝国已经病入膏肓。在这段时间内的朝臣们也是十分焦虑，他们倒不是焦虑帝国的基业将毁于一旦，而是这段时间里崇祯帝的情绪十分不稳定，时而对大臣们谦逊温和、虚怀若谷，时而对朝臣痛骂斥责甚至是痛下杀手。皇帝此时面对危局的压力和长年高强度的工作已经患上了精神疾病，导致双重性格的出现。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在这个一年之始的祥和日子里，北京城内没有一丝喜庆的气氛，沙尘暴一直持续到下午。就在这天，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立大顺王朝。当消息传到北京时，崇祯帝面对内阁重臣潸然泪下：“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相……朕要亲自率师出兵，决一死战，就是死在沙场也没什么……”弄得大臣们不知所措，有人当即表示要替皇帝出征，有人表示要捐出家产，但都不过是惺惺作态罢了。

其实面对危局，崇祯曾经一度考虑过迁都。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朱由检好面子的毛病又害了他，介于朝臣压力和形象上的考虑，崇祯帝一直想让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提出此意见，然后自己再“不得已而为之”，可惜只有品阶不高的詹事府左中允李明睿提过这件事，怎奈人微言轻，没有引起注意。朱由检曾经秘密召见过李明睿并详细地询问了他关于南迁的想法，但无奈朝中就是没有重臣响应。就这样，南迁的计划不了了之。

平心而论，大明帝国的覆亡绝非朱由检所致。官员贪腐、朝纲不振、军备废弛、土地兼并、外族入侵这些问题在前朝一直存在，只不过到了崇祯一朝积重难返而已。而且明末又赶上了小冰河时期，导致自然灾害频发，这对于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无疑是致命打击。朱由检在位期间六次发“罪己诏”，他每天宵衣旰食，勤于朝政，二十多岁时就开始生白发，一心只想复兴大明，无奈明廷气数已尽。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崇祯是一个昏君，但是他应该是个孤独的皇帝。纵观王朝末路，能够心存国家、实心用事的朝臣确实已经不多了。当李自成立朝，率领大军浩浩****地进逼北京的时候，财政空虚的国家已无饷可用，崇祯号召朝臣和皇亲捐款，内阁首辅魏藻德竟然只拿出了区区五百两，并且在崇祯面前哭穷。有的大臣为了躲避掏钱，把家具甚至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叫卖以示清廉。皇帝的岳父家资雄厚，只拿出一万两还如同割肉一般，难怪朱由检会说朝臣没有实心用事者。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随着农民军攻入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尽，此时和他一起殉节的不是文臣也不是武将，而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经历了十七年的风风雨雨，苦命的朱由检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解脱，但是神州大地的苦难却并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