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紫禁城，一片肃杀之气。

朝会上，鉴于代宗朱祁钰的健康状况，于谦同群臣商议，意欲上奏请代宗复立此时已经被降为沂王的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大臣们依次在奏疏上签字，纠结于细节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萧维桢把奏疏中“早建元良”的“建”字改成“择”字后，呈给了朱祁钰。次日代宗下旨知会群臣，定于十七日朝会议事，并说“择”字用得不好。

历史总是在一些不经意的小细节中被改变，如果这份奏疏没有改这个字，代宗是否会同意复立沂王？如果真是这样，也许大明帝国会出现一波平稳的权力过渡，而一代名臣于谦也不致引来杀身之祸。然而，历史没有假设。

正月十六日夜，一队军士全副武装地行进在城内，突然间乌云密布，月不见影。这队人立刻慌乱起来，此时，队中重臣徐有贞厉声喝道：“大事必济！”众人情绪稍稳，他们的目的地是南宫的崇质殿。这支军队的指挥官阵容豪华——因战功被封爵的文臣王骥、北京保卫战的功臣石亨、文臣徐有贞以及宦官曹吉祥，他们想要救出被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并拥立其重新登基。一路上巡夜的士兵看到如此豪华阵容的武装部队也未敢多问，“解救小队”很顺利就到了南宫，众人指挥军士砸开了院墙。崇质殿内的朱祁镇毫不知情，惊恐无比，他以为是弟弟代宗派人前来加害自己，谁知人马冲进院内见到朱祁镇纷纷伏地高呼万岁。就这样，朱祁镇在石亨等人的拥戴下重新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夺门之变”。

时间回到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瓦剌的首领也先原本指望俘虏了英宗可以要挟明廷，进可南下，退可给互市争取更大的筹码。谁知这一举动不但让本来已经趋向崩盘的明廷重新团结一致，而且还拥立了新皇帝。

瓦剌大军在南下过程中不论是在宣府、大同还是在北京城下皆无建树，与明廷的交恶也导致双方朝贡贸易中断。作为正统的游牧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上根本无法自给自足的蒙古部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部族内怨声载道。而大明又拥立了新君，英宗失去了战略价值。也先绝对不是单纯的蒙古力士，颇有政治头脑的他这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放英宗南归，一则一解之前的“误会”，与明廷修好重开互市；二则是觉得英宗离国时间不长，还有政治根基在，一个旧皇帝，一个新皇帝，看看大臣们怎么选，若明廷内乱，自己又可以趁火打劫。不得不佩服也先的头脑，明廷真的“内讧”了。

紫禁城内，对于瓦剌伸出的橄榄枝，代宗朱祁钰心中是一万个不愿意。兄长回来了，自己这个皇帝还怎么做？于是代宗在瓦剌送归英宗的真实性等方面向群臣质疑，好在这个时候朱祁镇投来书信，表示自己鲁莽出师，有损国威，归国后也无颜居于帝位。话说到这里，即便心中再怎么不乐意，于情于理都没办法拒绝。于是，这年的八月十五日，朱祁镇与朱祁钰在北京的东安门相见了。兄弟相见，物是人非，在朝臣的安排下两人仿照唐朝天宝年间玄宗、肃宗的禅让之礼进行了权力交接，而后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并被送往了南宫的崇质殿，只是他不知道，这一待就是七年。

对于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朱祁镇来说，能够活着回来如同梦境一般。虽然在塞北期间也先对待英宗的规格远远超越一般的俘虏——两天献羊，七天供牛，平日牛乳、马乳不断。但这一切的优待只是也先单方面认为的，单从饮食上来说，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实在是不对皇帝的胃口，朱祁镇就连吃口大米都成了奢望。如今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紫禁城，还和家人团聚了，朱祁镇真的别无所求，最起码这个阶段是这样的。然而他的弟弟朱祁钰却不这么想，继承了朱家多疑的基因，代宗从哥哥回归的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紧绷的神经。

朱祁钰虽然自己登基为帝，但是储君还是兄长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这就意味着不管自己怎么努力，都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百年之后帝位又回到了朱祁镇一支。可是在封建王朝，改立皇储不亚于改朝换代，于是代宗决定先测测民意。

一天他突然对自己身边历侍了三朝的大太监金英说：“二月二十日，是东宫的生日。”朱祁钰将自己的独子朱见济的生日说了出来，谁知金英淡定地叩首之后回道：“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朱见深的生日）。”朱祁钰听了之后沉默不语，十分郁闷。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司礼监太监王诚、舒良揣摩到了皇帝的意思，竟然给皇帝提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代宗搞定内阁学士和朝中的重臣，这样阻力会小很多。那怎么搞定内阁学士和大臣们呢？代宗决定“贿选太子”。左都御史王文、杨善，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高穀、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渊等一众大臣们都收到了皇帝的“糖衣炮弹”，其中王文、杨善还被加从一品太子太保衔。可笑的是堂堂大明天子用于贿赂大臣们的钱只有每人白银五十两到一百两而已。随后有大臣适时地提出了易储的奏疏，于是皇帝下令众大臣廷议。虽然有不少人收了皇帝的好处，但是这么大的事情还是没有人敢带头决议。在场的司礼监太监兴安十分反感大臣们鼠首两端的做法，厉声喝道：“此事今不可已，不肯者不用签名，尚何迟疑之有？”于是在场的大臣们纷纷在事先准备好的奏疏上签字，就这样，朱祁钰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立为了太子。

而对于哥哥朱祁镇的防范，代宗也是一刻都没有放松过。早在景泰元年，就有大臣提醒皇帝在十一月要为太上皇贺寿，对于这个提议，代宗没有丝毫响应，神经敏感的他不能容忍哥哥还有一丝的政治影响力。此后代宗还刻意减少了南宫的日常供应，太上皇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甚至不得不靠妻子钱皇后做一些针线活来补贴日常的开销。不仅如此，世态炎凉在皇城之内也被无限放大，宫女、太监也开始轻视太上皇。为了安全，朱祁钰还下令将南宫的围墙增高，同时砍掉南宫周围所有树木，命人锁死南宫大门，只开一个小口供应日常饭食与物资。目睹弟弟的所作所为，太上皇朱祁镇如履薄冰，甚至深感自己即将大祸临头，代宗也以为皇权永固在自己这一支了。然而，命运却给这对兄弟开了个大玩笑。

人算不如天算，处心积虑地将自己的孩子变成储君，但是朱见济却无福消受。朱见济于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不幸夭折，年仅五岁，谥号“怀献太子”。面对独子的去世，代宗赶紧开始了“造人计划”，或许是压力太大，不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在频繁的**中搞垮了自己的身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十二月，代宗一病不起。次年正月，病入膏肓的代宗将重臣石亨召至病榻前叙事，朱祁钰看着面前的这位屡破瓦剌的猛将陪在自己身边，似乎有了安全感。殊不知看着病势严重的代宗，石亨心里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

眼见代宗重病缠身，以于谦为首的群臣商议立储的时候，石亨有了新的想法，他找到侄子石彪、宦官曹吉祥、大臣徐有贞等人拥立朱祁镇复位。朱祁镇成功复辟后，石亨、徐有贞等“功臣”都被擢升重用，而真正的明廷功臣于谦却以谋逆的罪名被处死。

景泰年间，北京，万岁山。

朱祁钰和一众太监正在万岁山的竹林中行走。

“停下，就在这里取。”代宗一声令下，有几个小太监急忙跑向了代宗手指的几棵竹子，开始忙碌起来。没过太长时间，便从这几棵竹子中取出了一些竹沥，很快这些竹沥便送到了于谦的面前。由于日日为国事操劳，于谦得了急性支气管炎，发起病来十分严重。代宗专门派司礼监太监兴安和太医董宿为他看病，当得知此病需要“竹沥和药”之后，竟然亲幸万岁山伐竹取沥。

于谦和代宗朱祁钰可以说是景泰年间的绝佳组合。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力促代宗登基，坚决守卫北京，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他也成为支撑明廷运转的核心人物。代宗也深知于谦的杰出才能，对于于谦的奏论和主张大多数情况下完全允准。代宗曾派内使到真定、河间等府采野菜，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于谦却认为很扰民，劝代宗停止，代宗欣然作罢。

在朱祁钰登基的初期，诸事繁杂，千头万绪，于谦经常是在值房通宵，连家也顾不上回。代宗知道后亲自给于谦“点外卖”，还命令宫内给予于谦一切日常供应。代宗对于谦也是十分信任，一次朝臣王伟密奏于谦的误失，代宗竟然直接将奏疏转交给于谦。于谦叩头称罪，代宗却说：“朕了解卿，何谢之有？”

景泰年间，于谦史无前例地以兵部尚书和总督军务的身份管理国事。皇帝的荣宠与信任，让于谦可以专心一志地为国效力。而正是因为太过专注，为于谦日后的遭难埋下了伏笔。于谦曾经为自己的画像作《赞》：“眼虽明不能见己，腹虽大不能容人；貌不足以出众，德不足以润身。其性虽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居弗求安逸，衣弗择故新。不清不浊，无屈无伸。遭时明盛，滥厕缙绅，上无以黼黻皇猷，下无以润泽生民。噫！若斯人者，所谓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又何必假粉墨以写其神邪？”——真性情，是于谦对自己的评价，他也确实是这样的人。

于谦性格刚直，一心为公，用人行事不避嫌怨。他不管是主持行政还是治军，都十分严格。一旦有违反制度、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毫不偏袒，立即上奏，请示惩戒。代宗深知他忧国忘身，全身心投入到中兴明朝的事业，所以也是丝毫不疑，每用一人，代宗必秘密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也是据实以对，无所隐瞒。逐渐有很多官员因为于谦的苛察而受到责罚，心生怨恨，包括很多一手被于谦提拔起来的人，夺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亨就是其中之一。

石亨在正统时期的阳和口之战中战败，单骑逃回，朝廷将其论罪，降官。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中失败，理论上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于谦爱惜其才干，请宥其罪，并推荐他为五军大营总兵官。在后来的京师保卫战中，于谦与石亨同守德胜门重挫也先。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战后石亨还向朝廷举荐于谦的儿子，但是被于谦以儿子不堪大任为由拒绝。因此，石亨深感没有面子，开始嫉恨于谦。对于当时军队各营将军们私役、卖放军士的不法行为，于谦也是大力整顿。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于谦规定各营管军头目自总兵官至管队官军定额从六十人到一人不等，这一做法，又得罪了一大批武将。

夺门之变的另一个主谋徐有贞，也同样受恩于于谦。

徐有贞，原名徐珵，颇有才能，精通天文、水利、阴阳方术。但是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提议迁都南方，遭到了于谦等主战派的力驳，在仕途上久不得志。于谦觉得他颇有才气，便推荐给代宗。代宗单独召于谦在文华殿内商议，觉得徐有贞“人品有问题”。徐有贞不知道于谦曾举荐过自己，得知此事后反而以为于谦在皇帝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于是便怀恨在心。

于谦的刚正不阿，让当朝的很多大臣都不适应，这确实是对明朝政治形态的极大讽刺。景泰一朝，于谦主持朝纲，风头正劲。现在代宗病重，如果在于谦的主持之下新皇储得到确立，那么新的一朝，于谦将继续作为朝中的“话事人”，这是石亨、徐有贞等朝臣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们便有了拥立太上皇朱祁镇复出的想法。

据明代杨瑄的《复辟录》中记载，石亨、徐有贞复辟得手后，鼓钟鸣，群臣百官入贺。代宗闻钟鼓声，问左右云：“于谦耶？”左右对曰：“太上皇帝。”代宗曰：“哥哥做，好！”之后便回到**睡下，一个月后，代宗去世，被以亲王礼节下葬在北京西山的景泰陵。朱祁钰也成了明朝迁都北京之后，第一个没有被葬于明十三陵的皇帝。代宗的身份在死后的一段时间内极为尴尬，直到明宪宗即位后，才恢复朱祁钰皇帝之位，谥号“恭仁康定景皇帝”。南明时期，明安宗朱由崧加谥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庙号代宗，但这一庙号未被清代官方所承认。

大明帝国的一代柱石于谦，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也未能幸免。有人说如果于谦稍微有些政治头脑，也不致含冤九泉。其实这和头脑关系不大，宦海多年，于谦怎能不知官场的潜规则？可能“性格决定命运”用在于谦的身上更为合适。

本来于谦还有一线生机，英宗在是否要处死于谦这个问题上曾经犹豫过，毕竟在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刻是于谦力挽狂澜。这时徐有贞上奏英宗：“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于是英宗才下了决心。于谦死后被抄家时，除了皇帝所赏赐的蟒袍等物之外，别无余财。宪宗继位时，给于谦彻底平反，洗刷了冤屈。谕祭文公布，得到了天下传诵。

英宗与代宗兄弟俩，成了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三帝”，而兄弟俩在位的三朝也是插曲不断——宦官乱政、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等。在英宗与代宗在位的三十余年里，大明王朝由“仁宣之治”走向了下坡路。平心而论，这三朝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而这一时期的动**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

明朝从永乐帝起不断被放大的宦官权力，慢慢形成了一股宦官参政的氛围。成祖、宣宗都属于英武之主，在位时尚且能够掌控宦官，英宗继位之时年幼，又遇到了王振，宦官专权成为必然。至于土木堡之变，英宗的初衷是好的，仰慕祖宗的伟业，想建立不世之功，本无可厚非，然而仓促的准备、混乱的指挥，导致了土木堡之战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宣德后期到英宗执政前期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没有土木堡之变，也会有其他的事件，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如果说英宗昏聩，那么应该是在土木堡之变前的执政时段。有史学家认为，夺门之变和滥杀于谦等贤臣也是英宗一生中的污点，我们来客观地看一下。首先，夺门之变很大程度上是石亨、徐有贞的投机行为；其次，在对于谦的处置上，英宗起初是很有顾虑的，后来在徐有贞的怂恿下才做出了杀于谦的决定。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已被软禁多年的情况下，朱祁镇的心理肯定是受到了不小的刺激，对于政敌更是心存戒心，可以说杀于谦是英宗受到心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某种程度上说，于谦之死是官僚政治集团间派系斗争的结果，因为于谦不死，石亨、徐有贞便无法把持朝政。如果说能给英宗一段缓冲期，那么于谦的命运很有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虽然“夺门”之后，石亨等一众大臣受到奖赏，但复位后的日子，朱祁镇也很快看出了这帮政客的小人之相，并且对杀于谦很是懊悔。不久之后徐有贞便被踢出权力核心圈，石氏叔侄也被英宗除掉，企图发动政变的曹吉祥也被诛杀。

如果说土木堡之变还没有引起朱祁镇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反思的话，那么夺门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英宗已对自己前半生有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复位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清洗和权奸乱政，国家机器的运转慢慢趋于正常，主要原因就在于英宗的勤政和李贤等大臣的尽心辅弼。在权力的最高峰，能够从低谷中走出来并且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天顺年间的朱祁镇经常是五鼓而起斋戒拜天，随后就开始早朝，退朝后至文华殿与大臣商议裁决政事。事毕进膳，旋又批阅奏章，午休后又听内政。每一天基本都是操心国事，衣着饮食从不挑剔。在用人方面也能够不计前嫌，天顺初被除名的王竑，起复为军中参赞，旋又总督漕运兼抚淮扬。

英宗在位期间还开释了囚系数十年的“建庶人”[1]，废除了宫妃殉死的野蛮制度。对于流民的处理，也是英宗执政的一大亮点，英宗在位期间始终以“抚”为主，并没有像成化年间那样采取强硬的押解勒令返籍的对策，缓和了社会矛盾。《明史》称其“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

至于朱祁钰，抛开软禁哥哥和更易皇储之外，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也是可圈可点。帝国刚刚遭受土木堡之变，元气大伤，内地又水患频发，朱祁钰虽然只有二十岁，又是仓促登基，但不乏明主之相。他广开言路，重用于谦等贤臣，让朝局为之一新；厉行节俭，减免宫廷开支，又下诏促进各省农桑事务，发展经济；对受灾严重的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赋税减免，并且安抚流民，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起用了在正统十四年主张南迁的徐有贞治理水患。

从正统十三年开始，黄河决口淤塞了济宁至清口之间的运河河道，不但漕运不通，而且让此地常遭水患。徐有贞经过勘察，上疏朝廷《言沙湾治河三策疏》，制定了造水门、开分河、挑深运河的三步走的治河策略，将黄河水引入运河，并且建造水闸来调节运河水量。在此基础上设立九堰，巩固堤防。这一做法既解决了黄河溃决问题，也解决了运河漕运水量不足的问题。徐有贞的治河策略让山东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灌溉体系，使山东北部百万亩的土地得到灌溉水源。

由于朱祁钰本人和于谦等一批大臣励精图治，元气大伤的大明王朝逐渐挽回了颓势，大臣们看到了中兴之兆，朝鲜、越南、暹罗、琉球等国纷纷来北京向明朝进贡。

明英宗复位后，朱祁钰被软禁在永安宫，仅仅一个多月后就去世了。死后的代宗被废去帝号，以亲王规制下葬，朱祁镇赐给这个弟弟一个谥号为“戾”，称“郕戾王”。这是一个恶谥，表示朱祁钰终身为恶，也反映出了英宗对弟弟的憎恨与不满。等到朱祁钰恢复帝号，已经是成化年间的事了。

夺门之变中，代宗也是政客们的牺牲品。代宗治国数年，颇有政绩。对哥哥虽然防范甚严，但还是存有手足之情的。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刑科给事中徐正向他进言：“上皇临御岁久，威德在人，沂王尝位储副，天下臣民仰戴，宜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别选亲王子育之宫中。”徐正以为此话正中代宗下怀，谁料代宗听后勃然大怒，指着徐正连说：“当死！当死！”将他呵斥出宫，最后将其充军于辽东铁岭卫。英宗虽然在南宫没有人身自由，但是代宗并没有阻止哥哥与后妃儿女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在被软禁期间，英宗还得了三个儿子，可见朱祁钰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一入宫门深似海”，生在帝王之家就注定了要先国后家，如果没有这次政变，也许大明王朝能够在朱祁钰的治理下渐渐中兴，朱祁镇也可能有另一种人生轨迹。

[1]　明惠帝朱允炆次子朱文圭，明成祖夺得皇位后，将朱文圭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