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九月，土木堡。

向土木堡南走15里，河水已经被染红，河中充斥着明军的尸体。岸上的战斗还在继续，瓦剌的骑兵在四散的明军中左突右刺，就像狩猎一般。纷乱的散兵中一位金甲将军手持铁瓜，怒睁双眼，狠狠地向脚下官员的脑袋砸去，官员顿时毙命。将军朝天怒吼：“吾为天下诛此贼！”毙命的官员，就是英宗时代权倾朝野的大太监王振。在距离王振毙命之处不远的高岗上，一位年轻人端坐于此，闭目面南，这就是明英宗朱祁镇，大明王朝的第六位君主。土木堡之战不但改变了英宗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明帝国的轨迹……

让时间回到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北京，奉天殿。

一个七岁的小孩身着不太合体的衮服冕旒端坐在华盖殿接受文武百官朝拜，随后诏书从承天门缓缓降下，昭告天下新皇登基，这个孩童皇帝就是朱祁镇。

明朝从太祖开国到惠帝、成祖、仁宗、宣宗总共五代皇帝，这段时间被历史学家称为明前期。总体来说，这五位帝王各有千秋，而且基本上都很勤政，因此到宣宗为止，明朝至少在表象上处于清平盛世。但是从英宗一代开始，大明王朝就无可奈何地走向了颓势。

进入英宗时代，明朝前期统治集团的活力不在，辅政的“三杨”由于年事已高，行政能力和精力已经大不如前，长居高位的“三杨”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维持恩宠，守住权位。在前朝匡正君失的逆鳞行为**然无存，甚至为了讨主上欢心创作了大量的粉饰太平的文章，被称为“台阁体”。朝局不振，官员萎靡：首辅杨士奇长期纵容其子杨稷横行乡里；杨荣受贿颇多；内阁重臣胡濙任礼部尚书期间，竟然三次丢失礼部大印，英宗一朝，阁臣皆是暮气沉沉。而最致命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英宗时期大规模爆发。

宣德十年，英宗将山西太原县古城田六十顷赐给宁王朱济焕（此前宁王刚获八十顷赐地）；正统三年，驸马都尉赵辉抢取民田三千亩。据统计，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十二个布政使司（云南布政使司除外）和应天等十八府州共计有土地8 499 374顷，然而到宣德十年户部公示土地仅剩4 270 172顷，不到半个世纪，国家在册土地竟然失半！而在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到正统十四年间，中原地区虫灾、旱灾、水灾不断，大批的自耕农和佃农破产，加入了流民的队伍。“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慢慢地，终于出现了英宗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农民暴乱。

首先是浙江的矿工叶宗留起义，紧接着在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福建也爆发了邓茂七农民起义。而影响最大的，则为云南的麓川之役。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与明廷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局部战争，令明朝本不强盛的国力透支殆尽，明朝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甚至有“转饷半天下”之说，导致军队疲惫、国库亏空。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对北方边境告急的局面，英宗还毅然决定发动对瓦剌的大规模反击。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皇帝久居大内，他还不知道漠北的“蒙古旋风”即将刮向中原大地……

明朝自建国起，来自周边的威胁就没断过。

北遁的蒙古、隔海的日本、东北的女真，就连南方的交趾也一度兴风作浪。明前期主要的威胁来自北方的蒙古政权残余，或者说元朝政权并没有消失，只是退出中原而已。元朝的统治者还以“大元”自居，而明政府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来形容这个政权，反倒是《高丽史》中有“北元辽阳省”的称呼，让这一尴尬的情况得到缓解。此段时间中，“北元”的称呼比较符合当时的状况，也被大家所接受。此时北元左丞相扩廓帖木儿与太尉李思齐统领二十万大军驻扎在山西、甘肃地区；太尉纳哈出拥兵二十万占领辽东；在内陆腹地还有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盘踞云南。但在这一阶段，面对外敌，明朝基本处于强势出击的阶段。

洪武三年，明军大举北伐，大败元将中书左丞相扩廓帖木儿，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同年病逝。明军攻克元帝行宫所在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至此北元彻底退居漠北。其后在洪武一朝，朱元璋先后派遣大将徐达、蓝玉多次征讨漠北蒙古。而蒙古人自己也没闲着，他们不是发展生产、整顿改革，而是一直在起内讧，帝位不断易主，在“黄金家族”（元朝建立后黄金家族狭义上指忽必烈一系后裔）和旁系蒙古贵族中不断换人。直到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鬼力赤（月鲁帖木儿，旁系贵族）登上汗位，改国号为鞑靼，“元朝”这个词才彻底消失。

永乐六年，本雅失里（黄金家族系）继承汗位，但是手中却没有实权。与此同时，在面对明朝几十年的进攻中，蒙古内部开始分裂，形成了众多的“兀鲁思”（ulus，意为领地，这里指部落）。本雅失里的部落势力比较弱，根本无力掌控整个漠北蒙古。永乐七年，朱棣挥师五十万一举击溃鞑靼，本雅失里被权臣马哈木杀死，马哈木成了实权的掌控者。在东部，权臣阿鲁台学着马哈木的样子上位，至此蒙古分裂为两部。西部在马哈木之子脱欢成为太师之后，大败东部阿鲁台，再次实现了蒙古的统一，而脱欢的另一个身份就是“瓦剌”（蒙古语oira的音译，意为邻近者）部的首领。

从鞑靼到瓦剌，蒙古再次实现了统一，更重要的是，脱欢死后，瓦剌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实权掌控者——也先（脱欢之子）。在也先掌控瓦剌期间，瓦剌的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东至朝鲜，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至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袤的中亚领域全部被瓦剌所控制，蒙古人似乎看到了“复兴”的希望，而鹰视狼顾的也先并不满足雄鹰只是盘旋在蒙古的高原之上。

其实觊觎中原既是瓦剌人的野心，也是无奈之举。武力强大的蒙古人生产力低下，根本无手工业可言，大部分的生活物资如棉布、茶叶、香料甚至军事装备都要靠与中原进行贸易来获得。同时，明朝初年全球性的气候变冷，导致漠北完全退出了农耕经济的序列，游牧成了满足社会经济的唯一方式，与大明王朝的马市和贡市成了蒙古人的救命稻草。在与蒙古人的正常交往中，明廷对于蒙古使团始终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十分慷慨。仅以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春为例，明朝赐可汗脱脱不花五色彩缎并翁丝蟒龙直领褡擭曳撤比甲贴里一套、红粉皮圈金云肩膝澜通袖衣一、皂麂皮蓝条铜线靴一双、朱红兽面五山屏风坐床一、锦褥九、各样花枕九、销金凉伞一、油绢雨伞一、箜篌火拨思二弦一付，赐太师也先蟒龙缎一、麒麟等兽缎四、五色缎五十、彩绢一百二，其他首领、妃嫔各有所赐。优渥的赏赐极大地刺激了蒙古人的贪欲，得到好处的蒙古人每次朝贡都要组成“千人团”来访。正统六年十月，瓦剌朝贡使团竟然增至2400余人，在大同待了两个多月，光羊就吃了五千多头，搞得山西大同知府栾瑄头疼不已。蒙古使团进入明廷后一路吃喝，还经常骚扰沿途府镇，刺探军情。蒙古使团成员不但走私明朝政府明令禁止的兵器，甚至连火器也偷偷运往漠北，明廷稍加限制，蒙古人便找借口犯边。明朝早已受够了蒙古人的厚颜无耻，而蒙古人也对中原的富足垂涎欲滴，时刻幻想着成吉思汗的辉煌，希望能够再度牧马中原。正统十四年，马市的摩擦成为瓦剌南下的导火线，而得到线报的明廷也开始运转起了庞大的战争机器。只是双方都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战争会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得到瓦剌准备南下信息后的一天，英宗在午门的五凤楼散步，突然看见了成祖北征御用的长矛，朱祁镇抚摩着长矛，幻想着在塞北戈壁亲率大军追击敌寇的场景，不禁有些热血沸腾。他又回想起小时候坐在父亲朱瞻基的腿上戏耍之时，宣德皇帝突然问道：“若有犯上作乱者，敢率六师征讨否？”还是孩童的朱祁镇声音响亮地回答道：“敢！”

于是，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面对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朱祁镇做出了一个改变国运的决定——点军五十万，御驾亲征。皇帝头脑发热，大臣还是清醒的。吏部尚书王直和一班重臣劝英宗冷静，两国交兵凶险异常，但奈何英宗根本听不进去，毅然决然地跳进了自己挖的“坑”。

实际上，在英宗提兵出征之时，大同战场上的局势已经恶化，阳和（今山西阳高县）明军已经被瓦剌击溃，塞外城堡尽皆陷没。总督军务的西宁侯宋瑛和总兵武进伯朱冕战死，后来在北京保卫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权将石亨拼死得以脱身。

出征后，英宗大军一行先后到达宣府、鸡鸣山、怀安、阳和，并暂时进驻大同，准备北进。一路上凄风苦雨，大臣不断劝诫皇帝英宗停止北伐，但皇帝始终不为所动，脑海中全是曾祖父横刀立马的热血画面。这时，半月前从阳和血战中逃回的镇守太监郭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若行正中虏计！”听到这话的英宗方才清醒了一些，他也思量，在驻地还有大同、宣府两镇互为掎角，一旦深入塞北，就凶险未知了。况且综合之前的情报来看，明军北进到现在都没有发现瓦剌军的任何信息，也先也许就是要诱敌深入，英宗犹豫再三之后终于决定回师。但就是在这次回师至土木堡之时，北伐的明军在瓦剌人突袭之下全军覆没，英宗成了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俘虏”的皇帝。有人把土木堡之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随军出征的宦官王振。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几天，正统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张家口堡外的鸡鸣山大风呼啸，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正跪在大营外的荒草中。日暮时分，两位重臣似乎有点体力不支了，此时，终于传来了让二人起身的命令。就是因为二人力谏英宗回师，被随军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勒令罚跪。王振的掌权开启了明代宦官专政之先河，可以说，他的掌权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皇帝年幼，朝臣锐气尽失，让这位曾经失魂落魄的读书人有了机会觊觎权力。由于早年仕途不顺，王振索性进宫当起了宦官，过人的胆识和曾经受过的系统教育，让他在宫内如鱼得水。他善察人意，在宣宗时期就深得皇帝喜爱，因此被指派为太子的伴读。与储君的朝夕相处让他获得了太子的好感与信任，英宗继位后，王振就升任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英宗一朝，张太皇太后和“三杨”离世的时候，王振慢慢权倾朝野，英宗都要称王振为“先生”，更是有一众的公卿大臣们称他为“翁父”。在跟随英宗北伐的时候，王振依然飞扬跋扈，随意地越权指挥，但是这个阉人对战局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装备精良的明军会一触即溃？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土木堡之战的背景。

明朝建国之初就致力于北方安全的建设，洪武帝费尽心思建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头关、固原等九个镇（嘉靖年后被称为“九边重镇”），构成了明朝的北方防线。宣德五年在宣府地区设立了万全都司，统一管理地区各卫所的军务，宣府成为明廷的“北大门”。皇帝希望通过九边重镇将蒙古人牢牢地圈在北方。实际上，九个军事重镇分布在绵延千里的防线上，根本无法有效地抵御游牧民族的攻击，即便是有北大门之称的宣府，也仅仅是一镇的城防工事堪用。

另外一个问题是，各镇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和配合。为了传递敌情，明廷在宣府、大同周围修筑了三百多座墩台，就是这样的密度也远远不够，而且在战前，很多烟墩都因为年久失修损坏掉了。这也导致后来英宗北伐时瓦剌大军逐渐接近宣府，而周围的卫所却不能够及时地做出预警，导致皇帝领着大军直接钻进了蒙古人的包围圈。

再说长城。据《宣府镇志》记载：“万全右卫镇口墩起至平夷墩止垣二十五里；膳房堡野狐岭二墩起至野狐西一墩止十八里；新河口水沟墩起至平虏西墩止垣二十六里；洗马林镇安墩起至平虏西墩止四十五里。”这个数据是嘉靖时期的，意味着土木堡之役发生的时候北方的长城至多百余里而已。而且彼时的长城大多数只是简陋的边墙——主体部分是夯土墙，以木板作模，内填黏土或灰石用杵夯实修筑而成，有些地方甚至以木栅栏为墙。这种工事即便完备，抵御蒙古骑兵的效果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述英宗出征“官军五十余万人”，京畿部队几乎全部出动。这也是皇帝自信的来源，然而实际出征的部队人数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彼时京师的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缺额严重，实际兵力只有正常时期的一半，约10万人；另外加上班军8万人（宣德年确定的军队编制，每年春秋两季征调京城附近省份军队入京操练，算是预备役），总共人数约为18万人，在土木堡遭遇瓦剌大军之前还调出4.5万人随成国公朱勇前往大同，因此，连同锦衣卫等亲军在内，土木堡之战的明军人数约在15万人。而这15万人久在天子脚下，承平日久，战斗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明军到了正统一朝，武备废弛日益严重，军队贪腐，剥削士兵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也是卫军大量逃亡造成军队出现大量空额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直隶巡按御史李奎就上奏：“沿海诸卫所官旗，多克减军粮入己，以致军士艰难，或相聚为盗贼，或兴贩私盐。”正统后期，有些地方基层士兵的状况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大同、宣府两镇士兵竟然衣不遮体，如同乞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明军的装备也令人担忧。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工部就反映，神机营及总兵官任礼所辖卫所武器“多不如法”，就连如此重要的部队的兵器都不合格，真不知道英宗哪来的御驾亲征的底气。

而对面的瓦剌大军却是来势汹汹。正统十四年正月，锦衣卫吴良便得到重要情报，瓦剌在做全体动员准备大举南下，也就是说，也先提前半年就开始了战争动员，其所率领的南下大军也远远不止两万余人。

清代萨囊彻辰所著《蒙古源流》中记载：“本日带领都沁·都尔本二部落行兵于汉地。”“都沁·都尔本”在蒙语里是“四十四”的意思，实谓四十四万户，如果按此推算，一户出一兵的话，南侵大军就有四十万人。根据各史料的统计，土木堡之役时，蒙古军队主要由也先与阿剌知院两部组成，南下的部队约有10万~12万人，因此从数量上来说，瓦剌的部队也不在少数，且都是久经战阵的骑兵。在游击战中，骑兵的优势巨大。《太公兵法》中记述，骑兵在平原、山地中可以分别抵御八名到四名的步兵，而在冲锋的攻击作战中，一名骑兵甚至可以击退近百名的步兵。

虽然二十多岁的年轻皇帝挖空心思地要和瓦剌决战，但在得到了郭敬带回的信息和整个部队受到了阳和战败的冲击士气低迷的情况下，英宗总算是开了窍，下了回师的命令，此时，事关明军命运的一个重大选择，那就是回师路线。

回师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蔚州经紫荆关回京，一条是通过宣府从居庸关回京。英宗选择了后者，《明实录》将选择这条路线的原因归咎于王振，说他担心大军路过蔚州（王振的老家）会损坏自家的田庄。其时已是仲秋，塞外的蔚州按照常理应该结束粮食收割了，这个理由显然比较牵强，有为英宗开脱的意思。英宗在复位之后，专门派人去土木堡战场为王振招魂，太监刘恒上奏说：“王振恭勤事上，端瑾持身，左右赞襄，始终一德。”此话得到了英宗的认可，说明当年英宗在很多关键性决策上是自己做的判断。

从战场实际情况来分析，第二条也比较稳妥。因为这条路线本就是英宗北伐的进军路线，大军已经很熟悉了，而走蔚州这条陌生路线的话，一旦被瓦剌骑兵突击，地势相对平坦的蔚州作为战场显然骑兵更占便宜。于是北伐大军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八月初部队开拔，八月四日才到达宣府，急得前边在鸡鸣山跪得膝盖生疼的兵部尚书邝埜冒着再次被罚的危险劝英宗尽快入关。英宗依然我行我素，在这里停留了三四天才慢慢开拔。在这期间明军派出了大量“夜不收”（明军侦察兵）刺探瓦剌军动向，朱祁镇还幻想着与也先决战。可惜十二日夜不收带回的消息让皇帝慌了神——瓦剌大军紧随英宗部队，并且形成合围之势。英宗先后派出了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和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两支部队意欲阻击也先，结果被瓦剌军全部歼灭，明军震恐。

英宗只能硬着头皮往怀来行军，然后到达了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此处既无险可守又无水源之地扎营。离怀来县城仅20里，急行军一个时辰就能够赶到，为什么不进县城？史学家又把这笔账算到了王振头上，说这个宦官是在等自己的辎重。实际上依据战场实际情况，辎重大概率已经被也先部队掠获，而此时怀来也大概率被也先的机动部队占领。同时蒙古人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切断了土木堡的水源。

既无险可守又饮食断绝，明军在土木堡理所当然地被蒙古人一举击溃，英宗北伐的愿望是实现了，但也成了俘虏。

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左顺门。

代理朝政的郕王朱祁钰（宣宗子，母吴贤妃，朱祁镇异母兄弟）正在接见群臣。“王振已为国家死于土木堡前线，你们还在此啰唆什么！”马顺的话就像往棉花堆里丢了一个火球，瞬间燃爆了大臣们的情绪。给事中王竑大步上前抓住这位锦衣卫指挥使、王振死党的头发，一口就咬下了马顺脸上的一块肉，王竑的举动彻底激发了群臣长期以来心中的怨恨，平时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文臣们这时就像是一匹匹野兽，对着马顺就是一顿乱拳，瞬间将其打死。众人还不解恨，又要找王振的亲信宦官毛贵、王长随算账。为了平息众怒，太监金英将二人从宫门推出，于是他们瞬间淹没在众臣的“拳海”中，当场毙命。

朱祁钰被吓傻了，而此时于谦跪在郕王身边请求他给此次突发事件定性。在群臣的苦苦哀求下，此事最终被定为“王振一党乱政当死，廷击者无罪”。就这样，权倾一时的王振宦官集团被肃清了。

时间退回到几天前，皇帝被俘的消息传来，京师震动。大家嘴上不说，但所有人脑海中都浮现出了北宋徽、钦二宗被虏，北宋覆亡的一幕。面对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郕王朱祁钰召集权臣议政，抛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题——迁都。

迁都的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当翰林侍讲徐珵以“天象不利，惟南迁可以纾难”为由建议迁都时，被兵部侍郎于谦一句“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当场驳回，同时两朝太监，深得英宗信任的“外籍太监”兴安立即说道：“敢言南迁者斩！”不论是在迁都的事情上还是在面对“左顺门廷击”事件上，于谦都展现出大国重器的风采，给六神无主的郕王和众大臣吃了一剂定心丸，面对随时都会大规模南下的蒙古人，保卫北京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他的头上。于谦很快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且全权负责提督北京各部军马（明朝兵部尚书是无权调动军队的）。明廷在紧张备战，瓦剌在干什么？

居庸关外，瓦剌大营。

在也先面前的财宝有珍珠六托、黄金二百两、白银四百两，绸缎蟒袍数匹，这是俘获了明英宗后淘到的“第一桶金”。这些财富来自英宗居住的紫禁城，这时的英宗还在幻想瓦剌只不过是想要一些赎金而已。尝到了甜头的也先则有着更长远的打算，他很清楚大明朝的实力犹存，因此将英宗作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想赚取更多的利益。至于怎么样用好手中这张王牌，说实话，也先也没想好，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大明天子会成为自己的阶下囚，于是他决定“试试水”。

也先先后挟持英宗前往宣府、大同，想要以英宗威胁入城，但是守城将领表现出了极高的敬业精神，虽然确定城下的确实是英宗，但就是不开城门。副将罗亨信面对瓦剌叫门，大声回道：“臣罗亨信奉命为皇上守门，不敢为敌寇开门。”也先要求与主帅杨洪对话，守城军士却声称“杨洪不在”。而在大同，不但没能进城，还差点丢了自己的“肉票”。守将郭登派出夜不收欲救回在城外营地中的英宗，后因计划太过冒险而取消。除了有限的金银财宝，也先一点好处也没有捞到。

在也先试图利用英宗赚取宣府、大同的同时，也浪费了最重要的一个资源——时间。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也先拿到赎金算起，也先没有开展新的军事行动，也许是也先一开始就没有太长远的战略规划，只是希望通过劫掠补充因为终止互市和朝贡而损失的必需品，或是能够通过此次行动让明朝恢复互市。不管怎么说，也先浪费了最宝贵的一个月时间，而北京这边，于谦却一刻都没闲着。

英宗出征带走了京畿的精锐部队，此时的北京只剩下不足十万的老弱兵士，军备物资更是奇缺。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京畿震动，大量的富商和官员甚至暗中收拾家当准备南迁。面对危局，于谦临危不乱，首先急令两京、河南的预备部队加上山东及沿海专门阻击倭寇的军队和运粮的漕军进京，同时还命令入京路过通州的队伍将通州粮食库的百万石存粮顺路运往京城内，这样一来，兵员和粮草的问题就解决了。另外，急调南京武器库装备北上，同时前往土木堡收集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仅从土木堡战场收集物资这件事来看，就反映出也先不能称作一个合格的统帅，于谦从战场上收集到头盔与护甲一万多件、火枪一万多杆、火铳两万多支、火炮八百余门。就这样，时间、物资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成就了后来的北京保卫战。

然而就在京师的防卫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英宗怎么办？国不可一日无君，突来的变故将三个人推向了历史的舞台——皇太子朱见深、襄王朱瞻墡、郕王朱祁钰。

“兹于皇庶子三人之中，选其贤而长者曰见深，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这是孙太后在命郕王监国后发布的第二条诏书。孙太后，这个来自永城县的女人聪慧过人。因为害怕外戚坐大，明朝后宫选妃一般都不在权贵家族中选拔，这也为很多出身一般的女性打开了通往社会顶层的路径，孙皇后就是成功登顶的人之一。发布上述诏令，孙太后还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

如果不立太孙朱见深为帝，那么自己这一脉血缘在帝位上的延续就算是断了，因此朱见深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当时的朱见深仅仅两岁，在承平时代主少还好说，在天下即将倾覆的危急关口，这个小孩当皇帝确实不靠谱。大臣们联名上书反对，并且建议郕王继位，左顺门事件让孙太后不得不重视大臣们的意见，于是她又想起了宣宗的弟弟襄王朱瞻墡。在她眼里，丈夫的弟弟继位总比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朱祁钰要好，因此她下令召襄王进京。也许是当惯了逍遥王爷，不愿意卷入权力的纷争，襄王对皇位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淡，拒绝了孙太后的请求。

八月二十九日，紫禁城内，孙太后看着奏章上“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几个字，发出了一声叹息，这时她眼前又出现了瓦剌兵临城下的景象。确实，两岁的孩子如何面对这惊天巨变？于是，孙太后传下了“命郕王继位”的懿旨。

九月六日，朱祁钰登基，这就是明代宗，大明王朝的第七位君主。

江山有主，大大提升了明军抵御外敌的士气。十月初，也先率领蒙古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内有新君，严阵以待的明军与蒙古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战决定着王朝的生死。于谦令京中22万大军全部列于京师九门之外，作为文臣的他也亲自披挂上阵与石亨同守德胜门。从十月十一日到十五日，明军与蒙古军队进行了多次战斗，战况异常惨烈。也先原本以为明军已是强弩之末，但是战斗中明军展现出的强悍战斗力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蒙古人在战斗中也没有捞到半点便宜，反倒是损兵折将。无奈的也先只得在十五日后北撤，并在十一月初全部退回塞北，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大明王朝浴火重生。

土木堡一战影响重大，英宗时代结束，代宗登基，明帝国也开始走向了衰落。土木堡之战后，明朝的军力大受影响，仅存的一批能征善战的老将在战争中伤亡殆尽，好在以于谦、石亨、王骥等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支起了大明江山。除了大受损耗的国力，明朝同建州、海西女真、朝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明廷“天朝上国”的形象大打折扣，朝鲜和女真都对明朝表现出轻视的姿态，对北方蒙古的防御也从前期的主动出击进入到全线防御的态势。有人说土木堡之变是仁宗、宣宗未能延续永乐时期的铁腕政策，对蒙古长期怀柔所造成的。实际上，进入宣德、正统时代，明朝的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再加上国内的动**，要想发动大规模对蒙古的打击行动实在是困难。而土木堡之战的失败也意味着卫所制度红利的耗尽，直接促进了明朝军事募兵制的兴起。

蒙古方面，机关算尽的也先久攻北京未果，反倒促成了明廷另立新君。没有捞到好处的蒙古人几年之后又掀起了内战，也先兵败被杀，和他一起逝去的还有那雄鹰飞入中原的南柯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