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办仑杂家》，第一次拜访郑逸梅先生，深为老先生的人品，文品所折服。以后又因为编《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对郑先生有了较多的了解。承蒙老先生不弃，一年中总要去他家坐坐、谈谈，每次都如沐春风，感到畅快而有收获。我觉得老先生年纪虽大，却无城府，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总是把心敞开给你。

最近听说文汇出版社出版了郑先生的《我与文史掌故》，问明方兄要了一本来，连夜翻看。虽说许多事情早就知道了，但毕竟没有这么详细，而正因知道一点，所以又更有兴趣。几乎一口气把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给翻完了。还是那个印象：老先生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心扉都向读者敞开着。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在中国历史上，人物传记很多，但大多是别人做的。太史公司马迁为别人做了一百多篇本纪和列传，却只为自己写了一篇自序。说实话，自序虽然浯焉不详，但我相信它胜过那些本纪和列传。纵然它们是“史家之绝唱”，但司马迁也只能根据死的材料撰写，这样总难免隔膜。特别是人的真情实感，真实思想，灵魂中的秘密从来是不轻易示人的，旁人怎么能自诩讲得清楚？而别人作传，难免会因气候、权势等因素的影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使人得不到真实的写照。不知怎么，我对鲁迅说的“秦始皇的吃亏，在于二世而亡”，总感到一种莫名的深刻。

也许正因为如此，聪明人从不想为自己立什么传。而中国的聪明人又那么多，其结果是他人写的传记蜂起而自传则寥寥无几。于是，中国的历史总好像不能“盖棺论定”，总是在那里摇来动去的，叫人捉摸不透。

我想，要是历史上多一些“自传”、“自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那么，摇唇鼓舌之辈该少一些用武之地吧。

当然，自传、自述都要写得敞开心扉，是比为别人立传还要难的。像卢梭那样敢于亮自己之丑的《忏悔录》，像瞿秋白那样敢于说出自己真实思想的《多余的话》，毕竟是需要勇气的。最可恶又可怕的是，“自说自话”地造假，编造不存在的光荣历史，伪造不存在的光辉思想，把读者骗得晕晕乎乎。

正因为如此，我特别喜欢郑老先生敞开心扉的自述，并希望这套“自述丛书”都能做到这一点。

（1992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