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报刊上看到几篇介绍几位作家的文字，都不无艳羡地谈到：他们在近几年内，已经发表了几百万字，平均一年达一百万字以上云云。我不知这些作家自己看了之后是何感想，作为读者的我的心情，倒的确有点像古话说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

在文艺界的一片明媚春光下，许多作家刻苦写作，希望“多留文字在人间”，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无疑是件大好事。现在各种文艺书刊多到“目不暇接”、“看不过来”的局面，这当然主要是作者的功劳。对此，广大读者是衷心感谢的。对于那些写作勤奋，贡献很大的作家，读者更应该给以双倍的尊敬。

然而，同时也感到有点忧虑的是，我们有些“高产”的作家，似乎已经或正在出现粗制滥造的苗头。有的作者的作品与他们的成名作相比，就明显的有一种“每况愈下”的味道。也有的作家不是认真地深入生活，而是靠道听途说胡编乱造，就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作品，不但内容上颇多可以商榷之处，而且在人物设计、情节安排、环境描写等等方面，也颇多雷同。

精神产品同物质产品一样，数量是必要的，但必须保证质量。中外文学史上无数事实证明，只有精益求精的高质量作品，才能永远流传在人民中间；而粗制滥造的作品，即使因为某种原因可以流传一时，最终还是要被历史所淘汰。曹雪芹以一生心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红楼梦》还只写了八十万字，未及完成，但是这八十万字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所谓“言情小说”的总和。鲁迅曾经劝告青年作者，希望他们创作时，“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劝告，确实应该引起我们一些作者的认真思考。

当然，有些作家对于“高产”，也有其难言的苦衷。他们出名之后，约稿者纷至沓来，不写就“难以过门”，于是只好勉强应付，质量当然要受影响。记得邹韬奋在三十年代就说过：“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匕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勉强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惋惜的。”因此，要消除这类令人惋惜的现象，书刊出版部门似乎也有必要改变一下这种做法。当然，作者自己首先得感受到这种勉强应付的“苦痛”，倘若不但不以为“苦痛”，反而以此为乐，那就未免要“难矣哉”了。

（1982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