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林东海

我与林东海在复旦中文系的研究生班同窗三载，虽然他高我两届，又不是一个导师，但彼此相处融洽。他琴棋书画，样样皆能，尤其是喜吹箫。有时在寂静的夜里，他那如泣如诉的箫声，几乎要把我的眼泪吹下来。那时，我就想，他比我们更像一个文人。毕业后，他分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次我出差北京，总要挤时间去他家坐坐，叙旧之外，主要是听取他睿智的谈吐，领略他书房中那浓郁的文化氛围。

他有一间令人艳羡的书房。一张宽大的书桌被三面环立的整齐书架所簇拥，数一数，竟有十五个之多。里面的书都是双层排列，以各种工具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书为最多，他不无自豪地说：“我的工具书可称齐全，写注释性的著作，我可以足不出户。最齐全的是诗歌著作，资料室也没有我多。”

“怪不得你的着作几乎都离不开诗呢。”我想起他赠我的《诗法举隅》、《占诗哲理》、《江河行》、《郭沫若纪游诗选注》以及即将出版的《太白游踪》等论著。

“我中学时就开始搞创作，写诗，也写小说，大学时想搞美学，研究画论和音乐，是想在美术、诗歌的基础上来谈美学。研究生时跟刘大杰先生，搞的是六朝、隋唐这一段，重点研究的是曹植、鲍照和李白，的确都离不开诗。但是，我写诗是想更好地研究诗，我研究诗是要体会古人是经过怎样的思考后才写出诗来的。因此，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我更重视自己的想法，边读边想，有了想法便随时记下来。我的第一本书《诗法举隅》便是在大学笔记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

“看来你是喜欢理论胜过创作了。”

“可以这么说吧。我认为，想比读重要。书读得再多，那毕竟是人家的东西，经过想，也就是思考，才会变成自己的东西。我喜欢从微观中看宏观问题，有时，从一个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诗歌中一个理论问题，研究起来，很有味道。不过，因为爱想，所以我读书读不快。”

说到使用工具书，他认为，知识面宽，同一本工具书，可以查到许多东西；知识面窄的，能利用的便很有限。他说，他在新加坡，靠一本《辞海》，基本解决了为书作注的问题，但很多人不会用。他还提到有些工具书尚未被人认识其价值。如《渊鉴类函》很有用处，“文革”中谭正璧先生卖掉许多书，就留下这一套，说是最有用。

以他这样的“文人”形象，人们一定会认为他出身书香门第。他笑笑说：“恰恰相反。我家是三代文盲，我是第一个读书人。现在，在我的家乡福建南安，我的学历最高，但也最穷——我成了家乡的‘典型’。”

“是不是‘乡里传为子弟戒’呀。”我说完，彼此哈哈大笑起来。

（《解放日报》1992年11月21日，署名：钟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