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

年代：西周孝王时期(公元前891—公元前884年)

尺寸：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

出土地：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村

馆藏地：上海博物馆

供图：上海博物馆

主讲人：赵雪

您好，今天我为您介绍的这件文物是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里名声最响、分量最重的一件镇馆之宝——大克鼎。2017年，一个名为《国家宝藏》的文博类综艺节目火遍大江南北，上海博物馆作为第一季受邀的博物馆之一，为大家带来了三件精品文物，其中就有这件大克鼎。它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共同被誉为晚清“海内青铜器三宝”。

大克鼎的名字从何而来呢？对于青铜器，我们一般会将铭文内容、装饰纹样、器形功能及器物大小等特征组合起来加以命名，所以从青铜器的名字中，我们就能解读出不少信息。

这件文物名字里的最后一个“鼎”字，介绍了它的器形，也告诉我们它的功能。鼎是中国器物造型中最早的器形之一，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大克鼎为双立耳、圆腹，底部有三个圆足，便于直接支在火堆上加热，是生活中常用的炊、煮食器。进入青铜时代，鼎更是作为祭祀和宴飨等礼仪场合中重要的食器，具有盛放肉食的功能。

器物名称第一个字“大”，介绍了它的体形。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量达到201.5公斤。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是一件商代的方鼎，重达800多公斤，不过，大克鼎作为一件西周时期刻有长篇铭文的圆鼎，同样至为尊贵。其实，除了体量大，大克鼎外表的纹饰也值得大家研究。商代及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多以威严神秘、狰狞可怖的兽面纹为主，一般是以独体对称的形式，将动物的面部装饰于青铜器的主体部分，创造出庄重肃穆的宗教气氛。但大克鼎腹部所装饰的波曲纹却与众不同，它的出现打破了兽面纹的对称规律，像山脉一样连绵起伏的设计，摆脱了长期以来青铜器纹饰的静态装饰。波曲纹连续反复，产生一种韵律感，给人一种活泼舒畅的感受，并成为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上非常流行的装饰主体。

而器物名称中间一个字“克”，则是铸器者的名字。我们从大克鼎内壁中的铭文里，解读出铸造这件青铜器的人，是一位叫作“克”的膳夫，器名随主，故而有了“克”这个字。

大克鼎内壁的长篇铭文

大克鼎能成为一件国宝重器，离不开它的长篇铭文，它记录了那个遥远时代的很多重要信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被称为金文，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有系统的成熟文字之一。在汉字发展的历史上，金文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西周时期是青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不仅铸铭器物骤然增多，最为突出的是长篇铭文的增加。

大克鼎内壁上的铭文，总计28行290字，分为两段。从铭文中得知，这是一件西周孝王时期的青铜器。在第一段铭文中，克赞扬了他的祖父师华父具有谦逊美好的品德，尽心辅佐周王室。因此，周王感念他祖父师华父的功绩，任命师华父的孙子，也就是克担任“膳夫”这一官职。我们可能会认为膳夫是一个掌管王饮食的官员，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铭文中对膳夫这一官职的描述，用了“出内(纳)王令”的字句，也就是说他能够传递王的命令，由此可见膳夫这一官职的重要地位。

除了在铭文中可以解读出这一信息，我们在与大克鼎一同出土的七个小克鼎中也能窥见端倪。自西周中期以来，鼎的使用渐渐制度化，通常以奇数的组合，按照使用者的等级地位规定其使用的数量。据东汉何休对《春秋·公羊传》的注释：“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必须恪守法度，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亦是如此。因此，我们可见膳夫克的地位在当时和诸侯是一致的，能享有七个鼎的规格，表明其地位之高、官职之重。

在铭文的第二段中，则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仪式是在宗周的穆庙中举行的，赞礼官引导克进入宫廷，周王命尹氏册命膳夫克。在册命词中，周王重申了对克的任命，并赏赐以礼服、土地和奴隶。周王还命令克要日夜谨敬地执行自己的任务，而不能忘记他的命令。于是，克跪拜叩头，称颂天子的美德，并铸造了这件鼎来祭祀其祖父师华父。

这290个字所记述的内容翔实具体，历来被认为是研究西周奴隶制的重要史料。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西周时期的官职授受采用的是世袭制，就如同克一般。因此，青铜器铭文中往往可见长篇赞美祖先功绩的文字，这种习惯既是出于礼仪的要求，亦是宣扬其继承资格，表达其效法祖先，继续尊奉王室的决心。贵族的官职虽然出于世袭，但必须经过天子重新郑重地册命，以显示王权的威严。

另外，大克鼎内壁铭文还被公认为是西周中期书法之典范。其字体大，字形方整，行列整齐。仔细看铭文的前半部分，我们还能找到在字的旁边有整齐的长方形格子，每个字都在格子所划分的范围内布局严谨、书写规范。

大克鼎的曲折经历

大克鼎自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以后，便成为上海博物馆引以为豪的镇馆之宝，常年在一楼青铜陈列室展出。可是，在来到上海博物馆之前，大克鼎经历了哪些曲折，又是如何跨越了数千公里，从出土地陕西辗转到上海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大克鼎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村，是一个任姓村民挖土时偶然得到的。当时出土的不止大克鼎一件器物，还有小克鼎7件、克钟5件、仲义父等青铜器，共计120余件。这批器物品种丰富、纹饰精美，属于窖藏出土。窖藏意思就是古人在地下挖了大坑，把许多青铜器都一起埋入深坑中。可是，为什么要把原本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埋在深坑中呢？学者们认为，很可能是因为西周末年犬戎入侵导致西周灭亡，直到周平王东迁洛阳，在周原这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战乱。西周的贵族在逃离的时候，无法把沉重的青铜器一并带走，只好选择就地挖坑掩埋，等有朝一日回到家园时再将其挖出。然而，他们却再也没能回来，直到2000多年以后，被后人发现。

大克鼎出土不久就被晚清最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收藏。潘祖荫是苏州潘氏家族人，在清代，潘氏是苏州的望族。李鸿章在担任江苏巡抚时，曾给潘家送过一块匾，上书“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可见潘家能人辈出。潘祖荫23岁时高中探花，一生在京为官，担任过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他本人非常热衷金石文物和古籍善本的收藏与研究。后有学者推算他收藏青铜器的总量预计应有600多件，可见其收藏规模之大，大克鼎便是他最为珍贵的收藏之一。1890年，潘祖荫辞世，其弟潘祖年深知官场险恶，举家携收藏回迁故乡苏州，并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1925年春潘祖年过世后，保护大克鼎等国宝文物的历史重任落到其孙媳妇潘达于的肩上。她带着一双过继的年幼子女，借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曾多次拒绝觊觎两鼎，意图重金购买的海外来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日军攻入苏州之前，潘氏家族决定外出避难。当时，潘达于面临着和2000多年前器物最初的拥有者一样的困境：如何保护大克鼎这类的青铜重器？她做了和古人一样的选择，将大克鼎埋藏地下。她叫木匠打造了结实的木箱，在庭院里挖了深坑，将大克鼎及其他小件青铜器一起埋下，铺好方砖，安然躲过了日军先后7次的搜查。1944年，埋在地下的木箱出现腐烂，造成木箱顶上的方砖垮塌。于是，潘达于命人将大克鼎挖出，用旧家具在上方堆满，再把房间隔断不让他人进入，一直将大克鼎保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1年7月6日，潘达于有感于“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由女儿潘家华代笔致信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要求捐献大克鼎。1951年10月9日，大克鼎落户上海，上海市文管会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典礼，向潘达于颁发了文化部褒奖状并给予现金奖励。潘达于慨然谢绝奖金，将其捐献为抗美援朝所用。1952年，大克鼎被上海博物馆收藏并展出。因此，我们现在到青铜陈列室内欣赏大克鼎时，会发现下方的说明牌中，除了文物信息，还有“潘达于女士捐赠”的文字信息，以表示对她的谢意和尊重。同样，她的名字也被永远镌刻在了上海博物馆大厅中的捐赠者名录上，潘家数代爱国护宝的故事也将和大克鼎一起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