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贝格比把弗雷德丽卡那份可怜兮兮的陈述改写成一份工整的离婚申请书。
高等司法院
遗嘱检验、离婚与海事分庭
(离婚庭)
上呈高等法院
1965年4月1日
弗雷德丽卡·瑞佛离婚申请说明：
(1)离婚上诉方、呈请人弗雷德丽卡·瑞佛于1959
年10月19日，与奈杰尔·瑞佛(下文中称作被告方)，于
赫里福德郡史派森德镇教区教堂合法结婚。
(2)婚后，本申请书中上诉方与被告人曾共同居住于不同地点，最终在赫里福德郡朗巴罗布兰大宅定居。
(3)上诉方与被告方婚后育有一子，利奥·亚历山大，出生于1960年7月14日。
(4)上诉方为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的抚育、照管与教养为量，建议以下安排：利奥·亚历山大将与上诉方居住于伦敦SE11邮区的哈梅林广场42号的房舍内，该处由上诉方与阿加莎·蒙德小姐及其女儿莎斯基亚·费莉西蒂·蒙德共同居住。利奥·亚历山大本年度9月将与莎斯基亚·费莉西蒂·蒙德一同进入伦敦SE11邮区黎巴嫩路威廉·布莱克小学就读；上诉方计划此后申请赡养费。
(5)上诉方与被告方婚后，被告方对上诉方实施过虐待行为。
(6)被告方具暴力情绪特征，频繁对上诉方施以言语纠缠、辱骂、高声嘶喊、肢体冲撞。
(7)1964年9月28日，被告方肢体攻击上诉方，造成上诉方头部、肋骨处、背部多处严重挫伤；上诉方进入浴室进行闪避，被告方关闭家中主要电源，对上诉方施以恐吓，并将上诉方禁锢于浴室内长达几个小时。
(8)1964年10月4日星期天，被告方于卧室内对上诉方再次进行肢体攻击，上诉方在惊吓中逃离家中，藏身于马厩和马鞍房。当上诉方离开隐藏处，被告方手持斧头等待上诉方，并以斧头对上诉方进行恐吓。上诉方跑进田地，被告方在其后紧追，以言语羞辱上诉方，并投掷斧头，造成上诉方髋部受伤。
(9)除了以上被告方对于上诉方所实施的虐待、暴力行为，被告方对上诉方疏于照顾，被告方长期离家，与商业友人外出洽公，频率及时长已超过合理商业差旅所需。被告方强硬坚持上诉方以及两人的孩子全天候留守于布兰大宅。被告方对上诉方来访的友人粗鲁对待，并毫无理性地拒绝招待上诉方的访客，且禁止妻子与友人见面。
(10)另有理由相信被告方有通奸行为，因上诉方于1964年11月被诊断出感染了性传播疾病。上诉方已宣誓除得自于被告方，绝无其他受感染的途径。
(11)上诉方在被告方的橱柜中发现大量**色情藏书。
(12)上诉方从未在任何情况下协同、密谋或纵容被告方的上述通奸行为，也拒对被告方的施暴予以容忍。
(13)该申请书并未提供给被告方审阅，亦无与被告方串通共谋之虞。
弗雷德丽卡审视着这份文件，这是对她婚姻的另一种叙事。她说：“奈杰尔不会喜欢。”
贝格比笑说：“这也用不着他喜欢。”
弗雷德丽卡试图从贝格比的脸上捕捉到一丝清晰明辨的神情。
“你没有在申请中写出奈杰尔阻止我从事工作。”
“我不认为加上那一句是明智的举动。”
“事实上那才是他对我做的最残忍的事情。”弗雷德丽卡声线细微，嗓音干燥，“阻止我工作，是阻止我以自我的方式生活。”
“婚姻的确是有这样的效应。”贝格比解释说。
“而且你还说我要求赡养费。我根本不要赡养费，我可以工作，我想自己养活自己。”
“你要诉请你儿子的监护权，以及对他的养育和管教。作为单亲家长的你，如果太过强调对工作的渴望，或者展现太多你的个人抱负，法庭并不一定会对你的行为表示赞成。”
“如果我是个男人的话……”
“你以女性身份得到监护权的概率很高，因为女性在一般观念中倾向于待在家中照顾孩子。如果我能够直说的话，你的性别恰恰是你的优势。你的丈夫，若如你申请中所说，他在法庭的眼中，拥有的是其他优势——他拥有优渥的家庭，几个熟识和热心于关爱你儿子的女性亲眷，还有支付昂贵寄宿学校学费的经济能力。如果你不计你儿子的利益，反而把你的个人尊严放在首位，你在法庭上营造出的形象将是负面的。而且，如果你丈夫像你描述中那样对你实施了诸多酷刑，你一定也要让他对你的生计进行赔偿，毕竟那是你有权利争取的。”
“不是那样的。我不想要他的钱，我不想与他争执，与他抗争。我只要利奥，我只要做自己，我只要工作。”
“这就是英国法律和姻亲关系的争讼系统，我恐怕你和你丈夫在庭上难免一战。我想知道，你丈夫是否曾对他的儿子有过暴力行为？”
“没有，他没有伤害过利奥。但我觉得对我的伤害也是对利奥的暴力，利奥看我受伤情感上也受到伤害，但肢体上，利奥没有经受过暴力。”
“所以你丈夫只对你暴力相向？”
“对，他只攻击我。其他所有人对我丈夫只有崇拜之心。”
“可惜，真是可惜。”贝格比陷于椅子中，权衡着奈杰尔·瑞佛对儿子欠缺暴力虐待行为给弗雷德丽卡的离婚申请所造成的劣势。
他对弗雷德丽卡解释说，这份离婚申请会用邮件寄发，在离婚登记处记录建档，无论是对离婚提出异议还是反控，被告方，也就是奈杰尔，都必须在离婚登记处露面表态。如果他不想对离婚进行自我辩护就必须书面答复上诉方的律师。贝格比问弗雷德丽卡觉得奈杰尔会有怎样的回应。
弗雷德丽卡试着去思考，她想着奈杰尔垂下他深色的脸，读着大页书写纸。她还想起奈杰尔对她的痛殴，那把飞过来的斧头，那些污秽不堪的色情图片。她能想到的只有奈杰尔的暴怒——奈杰尔会在暴怒催化之下变成一个铁青脸面的恶魔。想到这里，弗雷德丽卡禁不住双手交叉，护在自己胸前，像要防御侵袭。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一定会反击，他也会想要利奥。”
“那么我们就来应战，我们会做好准备，全力迎战。我们需要目睹了他虐行的目击证人——法庭不会总是听信无凭无据、愤愤不平的受害者。医生、家人、朋友之中，有谁看到过你的伤？还有，如果我们能对他的通奸行为进行举证，我们就会处于优势，这个举证可以来自你对感染的准确供述——当然，也需要医生提供的病历诊断。你是否确定你对你丈夫差旅中所见之人、所做之事毫无头绪？”
“我没有过问，因为我并不怎么在意，我在乎的是一个独立的人生。奈杰尔总是跟基斯波特·皮纳克尔、戈文德·沙阿凑在一起，他们合作航运生意，这是我知道的。他们应该是伦敦很多俱乐部、会所的成员，那些场所我完全不想去。如果我没记错，有一个俱乐部叫‘蜜罐’，还有一个叫‘尖角和流苏’，我有一次看到了这个俱乐部的宣传单。东方的舞女们穿着为跳肚皮舞而穿的丝绸长裤和丝绸胸罩，胸罩上缝着流苏。我想沙阿对俱乐部的经营有商业兴趣，我记得他们谈过这些事情。”
“我知道那些地方。”贝格比出人意料地说，同时带着一种满足的神气。弗雷德丽卡不可置信地注视着他，目光尖锐。“我知道会去那些地方的都是怎样的人。”贝格比说，他也没有回避弗雷德丽卡的眼光。弗雷德丽卡一言不发，贝格比又补充了一句：“那些地方全是高级应召女郎和妓女。”弗雷德丽卡仔细一想，其实她自己也应该知道那些俱乐部的名堂，只是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因为那跟她没有关系。她好奇自己为什么会觉得“那跟她没有关系”。她是想说自己对奈杰尔的肉体没有独断的占有欲，但她现在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得以法律思维拣选词汇。她只求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人生。所以，理论上，她并不介意奈杰尔背着她做出这些勾当——如果她没有被禁锢在房子里，她将更不介意。不过，真是这样吗？她忆起她看到那些**裸的图片时胸中涌起的羞耻和恶心，她从不觉得那些图片能带来任何趣味。所以，她根本不会去详查“蜜罐”“尖角和流苏”到底是怎样的场所，她也不会把去那种场所视为一种消遣、娱乐。阿诺德·贝格比似乎听到了她所有没有用语言说出来的想法。
“被告方拥有的色情书刊等所有物能够视为可被研判的通奸证据进入呈堂证供。”贝格比说，“如果一个女人进入一间男妓馆，这个举动即可为她的通奸行为下定论；但如果是一个男人进入妓院，只能说这可作为他通奸的强有力证据，但不具确凿的结论性。”
“有趣。”弗雷德丽卡一本正经地说。
贝格比似乎从她的挫败感中得到些许快慰，弗雷德丽卡有这样的观感。对贝格比来说，他只不过是把人体的动作想象了一下，而对弗雷德丽卡来说，这是她身体上切实的疼痛感触和要为从法律上终结这一切折磨而举证这两者间的矛盾撕扯。“如果我当初能对‘蜜罐’或什么的多留点心，我可能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我要是能对两个人的共处有一点概念，结局也许就不会这么糟。”
贝格比说：“如果离婚进入答辩阶段，我们就应该考虑对禁止婚姻废除的限制条件，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对你丈夫的一切指控，以及任何可能存在的默许、宽恕或者共谋等情况可能都会被坚决否认。而你不注意的话，你现在对你丈夫婚外私通的态度，可能会被视为宽恕。另外还有对禁止婚姻废除的酌情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你需要考虑的是上诉方自身的通奸或虐待行为。我必须根据法律规定来知会你——你若有任何通奸行为，对于上诉方通奸行为的记录将作为保密的任意裁决陈述，而这也会提供给法官参考。”
“我没有通奸行为，”弗雷德丽卡否认，“我从来没有通……”
“但被告方和法庭都很可能会有疑问：你和托马斯·普尔先生的关系是否全然单纯？”
“我们两人是单纯的，会住在一起只是为了便利。他有几个孩子、一个公寓和一份工作，我们共同承担临时保姆的工作。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我父亲的旧同事。”弗雷德丽卡的话中满是愤慨，她回避了对亚历山大的提及。
“好的、好的。现在和你合住的是一个女人，这很好。你确定再无其他人了对吗？如果你丈夫对离婚提出异议，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调查……”
“房子里除了阿加莎，再无别的成年人了。”
“你其余的那些朋友，就是你丈夫反对你来往的那些朋友，他们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男性。”
“你确定你丈夫没有嫉妒或怀疑的动机？”
“是的，他们只不过是朋友。”
“一直都只是朋友？”
“不是，不是所有人都只是朋友。我……我在剑桥时，跟其中几个人相处过。”
“当然婚前的不节行为不能在公众道德的范畴内检视，但是却可能导致一种推测——你曾经对与多于单一男性发生性行为没有异议，那么你之后的行为就很值得质疑。”
“我在婚后没有与任何男人有过性行为，除了奈杰尔。”弗雷德丽卡争辩说。真是令人疑惑，她说的明明都是实情，但感觉自己好像在说谎，而且谎言好像会被揭穿。这大概是因为贝格比，作为她的律师，总是不情愿相信她。贝格比又一次看穿了弗雷德丽卡的想法。
“律师在本性上就是倾向于质疑别人的陈述，”贝格比说，“当然我愿意接受长久以来你对你丈夫都保有忠诚的说法。”
“这跟是否保有忠诚没有关系，”弗雷德丽卡驳斥道，“我也不确定你所指的忠诚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要说的是，我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性行为。”
“非常好!”
直到现在，弗雷德丽卡都感到她的律师并不喜欢她。有些事情她没做也没说，却是她该做也该说的。或许，她应该在他面前啜泣？最近，所有涌动的情绪都在自行枯竭，并最终让她麻木。当她还是个年轻女孩的时候，她常常大喊大哭。但现在，她知道她应该让自己更稳定，更强而有力。然而，她很明显的感受是：阿诺德·贝格比对她的麻木和坚强并不抱全然的赞赏。
回到哈梅林广场，她看到同样的两个女人坐在那里，还有同样的两个孩子在草地上玩耍。他们和弗雷德丽卡隔着铁栅栏，在上了锁的铁门的另一端。孩子们戴着亮粉红色的毛线帽，穿着看起来暖和的外套，但双腿从大腿开始便几乎是**的，他们正追逐着一个粉色和蓝色相间的塑料球，跑进灌木丛中，一群孩子大笑着向前猛冲。长椅上坐着的两个人，也穿着孩子气十足的衣服，高声劝诫跑得越来越远的孩子们：“要留神啊!”弗雷德丽卡坐在铁栅栏的另一侧，感觉自己像是个被关在牢笼里或捆缚于网中的野兽。她仿佛看到自己被关在铁栏杆的笼子里，底下装了轮子的笼子正在往前走，笼中的自己龇牙低吼、一瘸一拐。她自己应该是先被大树枝上撒下的捕兽网所捉获，再被丢进笼子里的。捕兽网不是奈杰尔安置的，但一股热血冲脑的奈杰尔在她身后气喘吁吁、紧追不舍，奈杰尔朝她扔出一把斧头，血从她的腰腿上喷出。那张捕兽网是用词汇编织而成的，但那全都不是能用来描述她此刻经历的词——通奸、纵容、婚前不节行为、上诉方、被告方……她尝试去解读这些词。通奸有不纯洁的言外之意，就像是掺入杂质的牛油，掺假的白面粉，甚至有一种窃取的意味；不节行为就好像在肠子和**等器官失禁或肌肉不受控的情况下，身体所肆意享有的性欢愉。“括约肌的正确用途是盛装。”弗雷德丽卡想。而那些法律专有名词，所承载的是一整个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附属历史，女人就是男人的财产，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被玷污。而在自制和无节之间的，是怪异的、古老的、强大的基督教道德历史。在剑桥，性代表着自由、个性，是一种令人雀跃的自我决断、能力、选择的声明主张，是与所谓的“生物学恐怖主义”的暗流并行到几乎要汇流。弗雷德丽卡追忆着：“在那些时光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反叛中欣喜若狂，反对教条、反对布尔乔亚式的谈性色变和危言耸听、反对我们的父母亲——是刻意反对父母亲的，为反而反，总之，我们给父母亲贴上的标签是：卫道、冷血、体面。但是这些法律名词与古典的‘拘谨’‘高尚’所具有的概念也是南辕北辙的，这是在‘公众道德领域’中使用的尖刻语言，它将我作为社会成员来裁断，为我提供摆脱泥淖的方法——它提供的方法是让我融入社会，让我漫不经心地走入婚姻——因为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外是：到底要不要结婚。”
结束了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学校的校外课，弗雷德丽卡回到哈梅林广场的住所，利奥正在和莎斯基亚、临时来帮工的老保姆阿尔玛·伯德塞耶太太一起喝下午茶。阿加莎也在晚餐时间赶了回来。夜幕悄悄落下，一伙孩子在地下室的窗口前嬉闹了一小会儿，很快跑开了。阿加莎和弗雷德丽卡放下了窗帘，拉下了百叶窗，将室内营造成暧暧含光、幽幽透暖的一个空间。阿加莎开始读她写的故事：四个旅人被一个名叫亚勒里·布朗的浑身泥巴的小精灵引入了很深的一片小丛林，天也正好下起雪来，大片大片雪花簌簌降落，扑灭了他们生起来的火，把他们困在黑暗之中——那是再真实不过的一片黑暗。在他们和天空中的星月之间，横亘着一片极厚的潮湿云层。阿特格尔听着矮树丛中鼩鼱和老鼠的窃窃私语，也注意到多刺枝杈上鸱鸮正在驻足观望，他还听到湿冷树叶底下、腐殖质底下、土壤底下，有蠕虫细微的声响。鼩鼱和老鼠谛听着蠕虫的声音，鸱鸮谛听着鼩鼱和老鼠的声音，孩子们在这温暖的房中谛听着、瑟缩着，也想象着置身黑暗的恐惧。所有的生物都在倾诉着饥馑，想象着食粮。鸱鸮很不喜欢人类的气味，所以一动不动。突然间，朵儿·特罗斯托看到远处纠缠不清的荆棘丛和刺针林中有一道冷光闪过……
“继续讲啊。”利奥说。
“我不能讲了，”阿加莎说，“没有了，我还没写完。”
“但是你心里面知道啊。”利奥说。
“不，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阿加莎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为什么会有黑暗呢？”莎斯基亚问。
“因为我们居住在地球上，地球自己转动着、转动着，与此同时，地球还围绕着太阳转着更大的圆圈，所以当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在地球上背对着火热太阳的一面，太阳是一个冒着火的大球……”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莎斯基亚问。
“我也不知道了。”阿加莎说。
“我是不怕黑的。”利奥把自己红扑扑热乎乎的小脸放在弗雷德丽卡的膝盖上，休息着。
但弗雷德丽卡却是害怕的，她害怕自己正一步步走进的小丛林，害怕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害怕失去利奥，害怕伤害利奥。这些事情此时已经摊开于公共道德领域了，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将要对她审判、裁决。她颤抖着搂紧了利奥。
她紧攥着“E. M.福斯特和D. H.劳伦斯小说中爱情与婚姻”的讲义，来到那所名叫“我们那悲郁的女神”的学校，她被地铁之行——这短短的旅程安慰到了。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张脸孔，这么多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生命正在进行着。人们真实地活着，尽管时下流行风潮作祟，有的人看起来像个圆眼睛、白皮肤、亮嘴唇的玩具娃娃，有的人头顶已秃，有的人顶着高耸的蜂窝头，有的人长发飘逸浓密，有的人发卷蓬松，有的人戴着甲壳虫帽，有的人戴着塑胶防雨帽——帽子上有半圈透明塑胶，点缀着深红色和碧绿色的圆点，还镶嵌着紫色和橘色的珠片，帽檐里伸出两条丝带，穿过戴帽者灰色的头发，在皮肤堆叠的下巴上打了个结。弗雷德丽卡在这些人中间感到安全和没有特色，因为每个人都太有趣了。这就是伦敦的光彩动人之处，这是她此刻拥有的伦敦。伦敦，简而言之，是丹尼尔的教堂，休·平克的公寓，鲁珀特·帕罗特积尘的办公室，她和阿加莎在哈梅林广场的房子，她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教职员休息室，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大型画室，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以及她的校外课。
教室里有一种新的气息，在弗雷德丽卡熟悉的这些像老白菜、老粉笔一般的老面孔中，弗雷德丽卡一走上通往教室的台阶，就闻到了这股厚重的、腐朽似的“新气息”，弗雷德丽卡心想：“我单凭气味，就可以认出一个人。”走进教室，她看到了她“闻出来”的那个人。裘德·梅森独自坐在第一排，穿着他脏兮兮的蓝丝绒裙袍，戴着一顶像是警察戴的宽檐帽。他灰色的长发披散在裙袍的领袢和袖山上，发丝一如往常地油腻发光。上这节文学课的其他学生在交谈，但没人打量他。
“我是个流浪者，”他对弗雷德丽卡说，“冒着严寒来到这里。我住的地方真的太冷了，我穷到没有钱买温度计来测量到底有多冷。家里冷，街上也冷。如果不会造成你太大的困扰，可否请你将我收容于此？今天连大英图书馆都关了。”
“但你不能妨碍到别人。”弗雷德丽卡说。
“我也不会扰乱和腐蚀任何人。我什么话都不会说，只求你让我静静坐在墙角，听你讲课。”
弗雷德丽卡对班上的学生说：“这位是裘德·梅森，他在艺术学校任教，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几个月之内即将出版。”
学生们纷纷点头，一派和谐。弗雷德丽卡取出她的讲义，开始讲D. H.劳伦斯和E. M.福斯特。她首先点出两人的相似之处：都对人生的完整性、灵魂的协同和均衡性，以及在地球上或地底下的扎实的生死体会抱有渴望；他们二人排斥机械化的生活，厌倦城市，不接受碎片化或解离的人生。她也说到“遗失的天堂”这个概念，那是一直萦绕于福斯特对苏赛克斯以及劳伦斯对诺丁汉郡的情感，甚至是一种寄托。在书中，前者试图从猪的齿缝中寻找无毛榆的踪迹，后者则曾在炎热、阳光普照却人迹罕至的地方试探过人类灵魂聚集地的遗痕。弗雷德丽卡也把这些联系到两人书中充满智慧的女性们，如玛格丽特·施莱格尔、海伦·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古德伦·布兰文的热情追求。弗雷德丽卡说她们追求的是解放，也是屈从；是思想，也是冲动。
弗雷德丽卡一如既往，上课时习惯性地扫视着课堂里的人。弗雷德丽卡想起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有一个艺术系女学生，穿着黑色的紧身针织套衫、黑色的紧身迷你裙、黑色的厚连裤袜和一双祖母才会穿的坡跟鞋。这个女学生上个星期对弗雷德丽卡说：“我们一定是得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是艺术系学生，我们得穿跟别人不一样的衣服。”她的朋友也都穿黑色，层层叠叠的黑色，涂着勃艮第葡萄酒色的口红，素着不施脂粉的苍白脸面，她们都非常赞同“必须跟别人不一样”这一番言论——真是很一致地跟别人不一样着。她的思绪随视线回到课堂这群人身上，校外课的参与者本来就成分混杂，体现在服装上，更是特色各异。罗斯玛丽·贝尔穿着绯红色的羊毛衬衫、灰色罩衫和灰色长裤。多萝茜·布里顿穿着鼓鼓囊囊的浅黄褐色毛料宽袍，上面缀有红色和黑色的眼睛图案的斑点。汉弗莱·马格斯穿着白色的衬衫，系着海军蓝的领带，衬衫和领带规规整整地穿戴在他蓝色的套头衫里。阿曼达·哈维尔穿的是一件长袖高领奶油色羊毛库雷热牌子常出的那种束腰上衣，长度刚好及膝，她还在她晒出黝黑肤色的纤细手腕上戴着好几只金手环，今天的眼影是亮闪闪的风铃草色的蓝眼影，眼影上用心地盖了一片金粉。罗纳德·莫克森，那个计程车司机，在阿兰牌的羊毛衫外裹了一件防雨工作服。易卜拉欣·穆斯塔法身上是一件像甲虫似的绿色无领外套，袖口、衣襟和领口是海军蓝色的滚边，里面是一件和外衣怎么看怎么不搭配的灰色法兰绒衣服。莉娜·努斯鲍姆穿着青绿色安哥拉山羊毛毛衣，领子是宽松的重褶领。佩尔佩图阿修女一身黑，裹着头纱。吉丝蕾恩·托德把深绿色的马球衫穿在刺绣的背心里面。艾丽斯·萨默维尔和奥德丽·莫蒂梅尔不约而同穿了女式衬衫和粗花呢西装。尤娜·温特森穿着铁锈色的灯芯绒收腰的衬衫裙。戈弗雷·莫蒂默和乔治·墨菲都穿深色西装。弗雷德丽卡心想：“即使是西装，也比那位艺术系女学生习惯性一身黑的肃穆装扮有趣多了。”弗雷德丽卡的视线在寻找第三位穿西装的人，那个人通常是约翰·奥托卡尔。
但他今天可没有穿西装——他穿的是一件彩虹色的羊毛衫，色彩比彩虹的颜色更多，每一道鲜艳色彩都被织成三角形拼贴在羊毛衫上，紫罗兰色、紫色、深红色、橙色、黄色、草绿色、深绿色、天蓝色、深蓝色……那是一件花哨、前卫、昂贵的羊毛衫，螺纹针织把领、袖和所有的三角形拼贴全固定在相应的位置上。他穿西装的时候，总是显得克制、持重和圆融，只是他美丽、明亮、刻意塑好型的金色头发在西装衬托下，显得有点矛盾。此刻，这件多彩的羊毛衫让他的头发看起来很松散随意，也更有生命力了——他的发尾甚至有稍许凌乱。他的身体也在这件色感丰富的衣服里放松了许多；他的脸型突出又难以忽视，他的微笑亲切地洒向教室的每个人、每个角落。他宽阔眉毛下的蓝色眼睛热切又深沉地注视着弗雷德丽卡的眼睛，每次弗雷德丽卡将视线扫向他的时候，都好像会被他的眼神锁住。他端正地坐在角落，自成一方明艳的色块，绝对是一个惊奇景观。
弗雷德丽卡记得他对她说过的：“我要你。”
他正对她浅浅笑着。
弗雷德丽卡看看约翰·奥托卡尔身上的彩色三角形，又看看裘德·梅森的蓝丝绒裙袍，脑中浮现出的是多米诺眼罩、假面具和鲜艳的伪装物。如果说艺术系学生执意要穿成艺术系学生的样子，那么，这个教室里的人则尽量在扮演“普通的人类”，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单一却又混合为群的人，在这个群体里，他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饰演着一个特定的角色，演出一幕预设的剧情。他们不知是孩子还是学生，反正都坐在课桌后的学生椅上，听弗雷德丽卡讲述劳伦斯、福斯特、**、死亡和地球。在人群中，约翰·奥托卡尔是谁？是个电脑程序员？是个常常穿西装的男人？是个声称自己连人类语言也说不好的人？是五颜六色的一个个三角形？在自命不凡的外表之下，裘德·梅森又是谁？还有，吉丝蕾恩·托德是谁？如此精致、如此小心翼翼的矫饰装扮，如此精美的花朵图案的背心之下，她究竟是谁？她的职业是心理分析学家，她聆听人们讲述着与她毫无关联的沉闷人生和如梦似幻的现实异境，她会不会疑问：“我眼前这个人，在思考劳伦斯和福斯特小说中的婚姻时，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吉丝蕾恩·托德的表情是怎样的？她坐在她的病人对面，如果从病人的背后看去，吉丝蕾恩·托德的表情会不会突然消失在病人眼前？还是说她和病人拥有同样的表情？她真实的面容是什么样子？在听课的人中，那位汉弗莱·马格斯穿的婆婆纳蓝色衣装和约翰·奥托卡尔身上滑稽戏丑角服饰般的色块服饰，本质上有怎样的区别？只能说两者都很“明丽”，穿的也不是他们上班时穿的制服。不过，婆婆纳蓝这种颜色吐露着供需分配和公共图书馆的官方意味，而小丑服饰则流露着危险的气息……无论如何，要说“装扮”，他们任何人都没有裘德·梅森这般高超的伪装本事。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佩尔佩图阿修女也是精心装扮过的，一条拘泥刻板的白色圆环绕过她的额前，一层再加一层的黑色，包覆住她的脸颊和她的颈肩。
文学课上的讨论涵盖广泛。弗雷德丽卡觉得“校外课”之所以生动，是因为大家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是“通用语”，是普适的语言，这就是校外课中“校外”的概念，是不受学术、纪律、宗法、派系制约的。课堂上任何一个人的发言在某个极端的角度来看，完全是指向对立面的一种碎嘴、谣言，又或者是哲学层面上的歧视，但是他们为了交谈而用语言吐露出的“丝”，却巧妙地把两个极端联结起来，钩织成一张既有死结又有漏洞的“网”。这些成年人针对别人，说着或聪颖或愚鲁的话，评说着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E.M.福斯特、D.H.劳伦斯、伯金、威尔考克斯先生，就好像这些人现在是或以前曾是他们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一样。这些评论者心知肚明，当然去点醒他们一下也行。他们话题中的这六个人，有四个人其实就是语言文字的产物，是欢呼雀跃的文字傀儡，是不具血肉形体的——弗雷德丽卡提醒课堂上的讨论者注意这一点时，退休了的戈弗雷·莫蒂默说：“如果我们都要从语言文字上溯源，那么劳伦斯和福斯特其实也是活在语言文字里的——劳伦斯和福斯特不可触碰、无法交涉，我们对他们两人本身的思想论证，对比他们两人对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的思想论证，是相当偏颇也更值得怀疑的。”弗雷德丽卡发觉，校外课的学生们完全能够讨论，也的确很投入地在讨论：小说中的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或“搞不好就会变成怎样的人”，这些讨论可以说是饱含批判性，也不合原文逻辑，或者是信口开河的，但这也许就是劳伦斯和福斯特“很可能也想让”读者们讨论的。正是经由这个途径，我们才学会思辨和理解。所以，引用福斯特小说中的话就是：“联结”起人们心中的散文和**。这个“联结”，在弗雷德丽卡看来，是语言学、想象力、旋涡般的推理能力、阐释、理解，以及疑惑，所共同建构起来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带入文本之中。无业的阿曼达·哈维尔，噘着嘴唇、晃着身体说：“施莱格尔姐妹根本不是‘真正’的女人，因为她们俩都被对**和人际的信仰驱动着，她们由此形塑，却也扭曲了她们对事对物的回应。”“不过，这世界上的确有对**不明智不敏感的女性，”佩尔佩图阿修女不认同阿曼达·哈维尔的观点，“这些女性完全不具厄休拉·布兰文那种对肢体语言心领神会，从而将肢体语言与心理活动完美转译的能力。”裘德·梅森终于忍不住插嘴了：“并非总是如此。”寥寥数语的干预对裘德·梅森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可见他的确是努力言简意赅，不扰乱他人。佩尔佩图阿修女说：“对，并非总是如此，这我当然知道。”后来佩尔佩图阿修女对弗雷德丽卡说：“我让裘德·梅森最好能洗个澡，因为我不觉得除了我之外，别人会给他这个建议。”弗雷德丽卡问：“那他说什么？”佩尔佩图阿修女说：“他说，‘我喜欢我充满刺激性的强烈气味，这是我对人际近乎洁癖的一种讲究，我想让人们对我敬而远之’。”佩尔佩图阿修女继续对弗雷德丽卡说，“他的策略显然十分奏效，你对他那样的人实在没什么办法，这种人在我们女修道院的后门那儿躲着的有一大堆。”
讨论继续进行着，从一个话题绕至另一个话题。担任股票经纪人的乔治·墨菲再次提到了小说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上一次这节校外文学课讲到“战后英国文学”时，墨菲就指出许多小说家对大多数人的工作情况所知甚少。墨菲说：“小说，总是执迷于**、恋爱、上帝和食物。我对这些小说元素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大多数人也执迷于**、爱情、上帝和食物，但是除了这些，大多数人也执迷于工作、商品、机械和财产。可是，为什么文学课上的诸位不因为小说家泛滥地描述**、爱情、上帝和食物，对其作品抱有藐视或轻忽的态度？相反，他们甚至会痴迷、着魔，把智力都花在与书中这些内容的纠缠上。要知道，大多数人和工作环境中的人结成社交关系，但是在这些关系中并没有人想当然地像小说家一般执迷于**、爱情，不过，**、爱情在个别情况下，也涉入职场合作关系中，却不是必然。”墨菲说自己对福特斯小说中的威尔考克斯先生抱有兴趣，因为威尔考克斯先生被设定为代表着工作、商业和财富的人物角色——“与莱纳德·巴斯特形成对照，”佩尔佩图阿修女说，“莱纳德·巴斯特是个粗鄙又可怖的傻瓜，不管福斯特多么尽力地把他刻画得有趣或神秘，都不改其本性。”墨菲接着说：“看看伯金和厄休拉·布兰文，他们在相爱时做了什么？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去寻觅亚当和夏娃堕落前的那一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就好像人类在机械和机制背后的创造能力和谋划能力是邪恶的，是具有毁灭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能打动我，因为他们无从想我所想。”
“至少他们知道你在**想些什么。”阿曼达·哈维尔说。阿曼达·哈维尔显然觉得墨菲很有吸引力。“不，他们并不知道，”墨菲说，“我可以把一个最妖娆动人的姑娘搂在怀中，也完全被欲火焚烧，但我脑中仍有一部分会去担忧股票价格、咖啡种植、董事会里的钩心斗角。而小说家最多只能把我对姑娘的举动描述下来，却不知道我支配着身体的头脑里还能、还在另想些什么。”
校外课结束了，一群人的交谈地点换到了那间名叫“山羊与指南针”的酒吧。他们在靠墙的位置找到了一张大桌子，一大伙人占满了整个桌子。乔治·墨菲坐在阿曼达·哈维尔和罗斯玛丽·贝尔中间，罗斯玛丽·贝尔在医院里当社工，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把自己牵扯进和心理分析学家吉丝蕾恩·托德的意识形态之争。在酒吧里，罗斯玛丽和吉丝蕾恩几乎在同一战线上，反对乔治·墨菲和他对人生、工作的观点。罗斯玛丽和吉丝蕾恩都富有同情心，但施以同情的原因和对象各有不同。罗斯玛丽和吉丝蕾恩都同情伯金、厄休拉、海伦和玛格丽特在弗雷德丽卡“诊断”下的对人生完整性和个人身份认同的渴望，也都很愿意接受威尔考克斯先生自鸣得意的蠢行和劳伦斯对生计蝇营狗苟的堕落态度，她们都认为这是男人的真实性情。乔治·墨菲给了她们俩一个不可一世的傲气轻笑，说她们俩不过是乌托邦式田园诗歌的赞美者。乔治·墨菲的西装剪裁合身，但在腰际和手肘部有些微褶皱。阿曼达·哈维尔用画着蓝色星空般的眼皮底下稍稍褪去神采的蓝眼睛注视着乔治·墨菲，弗雷德丽卡留意到阿曼达·哈维尔被铐在金手环下的纤手放在乔治·墨菲的腿上，像在休憩。裘德刺鼻的体味一直从他的裤子、裙袍和直长的灰色头发上强烈地散发开来。他坐在弗雷德丽卡旁边。在弗雷德丽卡和裘德对面，几乎要陷进那个阴暗角落的，是身穿五彩缤纷“迷彩装”的约翰·奥托卡尔。
弗雷德丽卡对裘德说：“佩尔佩图阿修女对你的评价不无道理。”
“对我超自然法力的评价？”裘德说，“我用我的肉身阻挡肉身，我既不被欲求，也没有欲求，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
弗雷德丽卡轻摇着椅子。
裘德问：“还是你要我离你远点？”
裘德身上的气味综合了培根肉和酸臭牛油的元素，还有汗水和过期啤酒的元素，尽管弗雷德丽卡从来没见过裘德喝酒，而且裘德现在正啜饮着一杯葡萄柚汁。
“不用了，我能习惯你身上的气味，我无所谓。”
裘德观察着弗雷德丽卡：“你却不是没有欲求的人。”
“那不关你的事。”
裘德说：“在别人的视线中，你被评价是理所当然的。你，刚才站在我们众人面前，我们审视你、扫描你、臆测你。”
“我是没有欲求的，因为我必须没有欲求，”弗雷德丽卡说，“法律规定我必须保持没有欲求的状态，直到我的离婚得以完成。”弗雷德丽卡抬了抬眼，与盛装打扮的约翰·奥托卡尔的眼神相撞——好像被手电筒发出的光束刺到眼睛，弗雷德丽卡赶紧又垂下了眼睛。裘德在自己的华服里也欠了欠身子，为弗雷德丽卡又送上一股氤氲臭气。这也逼得弗雷德丽卡对约翰·奥托卡尔说：“我喜欢你的羊毛衫，是你的新尝试。”
“我无法抗拒它精密的构筑原理。”
“这件羊毛衫也有构筑原理？”
“你还没看出来吗？这件羊毛衫有着秩序与混乱的精美结合。每个三角形都绕着彼此旋转又旋转，或者上上下下——它们严格遵循光谱的规律，从紫罗兰色一直排到深红色。而在规律的基础之上，一切又都是随机的。就比如从某个角度看，橘色和粉红色和绿色随性排列，简直毫无章法。我喜欢这种冲突性。当我发现了这件羊毛衫的构筑原理时，我喜不自胜。我明知自己没有雄厚财力，却坚持买下了它。”
他自始至终没有把眼神从弗雷德丽卡眼睛上移开过。
“弗雷德丽卡正依据法律规定，实践着毫无欲求。”裘德告诉约翰·奥托卡尔。
“这挺难的。”约翰·奥托卡尔笑着说。
“就整体而言，这样的确是会导致逆反情绪，”裘德说，“就像很多事情已经规定好或要求好，我呢，却总想反其道而行。”
约翰·奥托卡尔继续微笑着。弗雷德丽卡把眼神丢进自己的酒杯里，脸上不禁潮红，她想起了裘德写的小说《乱言塔》。裘德怎么会不知道欲求和奇事的机缘。她又抬起头来，看着约翰·奥托卡尔衣服上一块一块的三角形，想象在这件衣服底下的约翰·奥托卡尔是什么样子……不，他不能出现在欲求之中，但弗雷德丽卡总是希冀着她不能得到的东西。约翰·奥托卡尔肌肤紧绷，他上唇部位剃掉的髭须泛着金黄色。“他的眼神真是很和蔼。”弗雷德丽卡这么想着，但也不太确定。她问约翰·奥托卡尔：“你也会像乔治一样，无时无刻不记挂着你的工作吗？”
“连做梦都梦到在工作。我梦到我正为一个游轮设计程序。梦里我边环游世界边计算船队的最优化部署，连我使用的机器都在与我对话。我在尼日利亚离岸，我登上一艘船，我的机器忽然显示出：‘什么船？根本没有船。’我也梦到了其他事情。”约翰·奥托卡尔对弗雷德丽卡说话时，眼神锁定着她。
“但我的工作好像要离我远去了，”裘德说，“鲁珀特·帕罗特现在握有我的原稿，我简直像一切都被褫夺了那样。我只能坐在大英博物馆里，读取人类的完美潜能。这对我是惩戒，惩戒!”
酒吧打烊了，这一伙人出现在街头。弗雷德丽卡出发去乘坐伦敦地铁的北线。约翰·奥托卡尔收敛他斑斓的彩色光焰，披上一件黑色聚氯乙烯材质的雨衣，陪着弗雷德丽卡一起往地铁站走。裘德也陪着弗雷德丽卡。
“要不要我送你回家？”约翰·奥托卡尔问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和他并肩站在斑马线上，她发现自己瑟瑟发抖。“我也要送你回家，”裘德对弗雷德丽卡说，“我和你走同一个方向。我住在斯托克韦尔，我们刚好可以一起回家。”
“我从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弗雷德丽卡对裘德说着话，但眼睛却看着约翰·奥托卡尔。
“没人知道我住在哪里。”裘德说，“但在地铁里，我好像起不到保护一位女士的作用。他们偶尔会攻击我——那些缺乏教养的伦敦男孩儿，他们只要喝得有点醉，就会对我产生反感。而你们两个恰恰可以保护我，你们尽量多坐几站再下车。”
约翰·奥托卡尔说：“会不会是你看起来就像是想要被攻击那样？”
“我看起来就是我应该看起来的样子。我的本性就是看起来这个样子，这是我的身份认同，也是我的真实个性，这是我就算去了墨西哥也不会改变的样子，这是我要在攀登跨越彩虹之桥时要穿的礼服，我要穿成这样去‘联结’我心中的散文和**，即使我因为这样而被人类鄙薄和抛弃，我也必须忍受这一切。我无法在我的肤肉之上，再戴一副面具。”裘德一边说，一边睥睨着约翰·奥托卡尔亮晶晶的雨衣和他雨衣里那件集天地光彩于一体的羊毛衫。
“所以你要求我和你一起回家，是为了让我保护你？”
“不，不，不是的，是为了让你保护弗雷德丽卡。你可以把我和我的命运一起遗弃在椭圆体育场那一站。接下来，我会独自搭着那条黑暗的地铁线直到终点。但是和你在一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我被扒光、鞭打、侵害和伏击的危险。”
他们悄无声息地搭着地铁，约翰·奥托卡尔和弗雷德丽卡一起在椭圆体育场这一站下车，独留裘德面对他未知却充满各种可预知可能性的命运。他们透过窗口看着裘德面无表情的灰色脸孔，目送这节发着光的车厢，疾驰向无尽的黑暗。被强迫和满身腐臭的裘德同处一节拥挤的车厢，对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奥托卡尔来说，有一种浇熄性欲的功能。他们就一起走着，隔得挺远，穿越了漆黑的长街，走进哈梅林广场，又转了一个弯，但还是隔得挺远。到门阶上的时候，他们彻底隔开了。弗雷德丽卡没有邀请约翰·奥托卡尔进屋。街灯让小河流淌出粼粼金波，也让聚氯乙烯的光滑的平面和折缝处反射出银光。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约翰·奥托卡尔说，“如果可以的话。”他的口气听起来很闲适。
“是可以的。”弗雷德丽卡说。她进屋去了，抽身离开了夜色。也就是说，她先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他的电话没有打来，下一周，他也没出现在校外文学课上。
阿诺德·贝格比接到了奈杰尔·瑞佛委任律师的回复。回复上说：当事人选择对离婚进行抗辩，并否认对婚姻过程中的所有指控，也要求立即协商对其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的探视。弗雷德丽卡说她不想见奈杰尔，事实上，她害怕他，也不想让利奥不开心。贝格比说只有她展现出理性的一面，才能在离婚案中有更多赢面——除非她预见到这次见面，奈杰尔还是会对她或她的孩子暴力相向。“他不会对利奥施以暴力，”弗雷德丽卡说，“他是爱利奥的。”奈杰尔和利奥的样子浮现于弗雷德丽卡眼前，奈杰尔不断膨大，像魔鬼一般，大声吼叫，眼中冒火，他浑身是黑蓝色的，像通了电一般狂躁。利奥，有着弗雷德丽卡的发色、奈杰尔的眼睛、弗雷德丽卡的嘴巴、奈杰尔健壮敦实的骨架，除此之外，他有着他这个年龄的孩子独有的洁白、专注、易受惊的面孔。弗雷德丽卡身体中有一小部分固执的公正，这份公正明确对她指出：一个孩子只有一个父亲，孩子和父亲最好的相处方法是互相了解，而不是单凭想象。于是，她答应见奈杰尔，见面安排在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
她以为他会将愠怒和憎恶全部从眼睛中射向她。没想到，他坐在贝格比的椅子上，窗棂的格子暗影落在他黝黑的脸上，他整具身体躲藏在他深色的西装里，给了她一个意愿坚决又像商业会面时的表情。他此时是一个完整的、活着的、复杂的人类生物，不是一个魔鬼。她好像不认识他了。她只记得他赤身**时强壮又矫健的肢体动作。他开口了：“当然，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
“为什么？我们根本不幸福，我把你逼疯了，而你也期望我成为我根本无法成为的人。”
“我们有利奥，”奈杰尔用了一个并不公正的动词，“我们可以尝试。”
“我没办法尝试。”弗雷德丽卡冷冷地回答。
他们开始互瞪对方。
“无论如何，让我见利奥，让他回家过一个假期。”
“家？”
“他出生的地方，他长大的地方——如果你偏要咬文嚼字的话。让他在野地里奔跑，让我能见见他。他是我的儿子，我爱他，你无法否认这一点，你的正直不容你否认这一点。”
“我知道你爱他，他也爱你。”
“所以没有必要让他回避我，我保证不会惹他伤心。”
贝格比说：“瑞佛太太担心的是，你无法在约定的时间让孩子回到母亲身边。”
“我当然不会想把孩子还给弗雷德丽卡。但是我也没有愚笨到以为把他强硬留在我身边就能让我规避一切麻烦的程度。而且我也不是个怪物——不管弗雷德丽卡到底怎么想——我不会把一个想去别处的孩子紧紧抓住。”
弗雷德丽卡对他的最后一句话的真假不置可否，但从理性上看，那句话是成立的。
“让利奥在夏天回来一个月。”
“不行，一个月太长了，他会忧虑。”
“那就三个星期。我保证不会跟他讨论整件事最终的结果——也不会试着去说服他从此永远地留下来。就让他骑一骑他的小黑马，让他在田野中奔跑，他会很开心的，他也会觉得事情会好转。他一定十分想念布兰大宅，而且有一天，布兰大宅将是他的。”
“好吧，”弗雷德丽卡说，“三个星期。”她对孩子所知甚少，即使是利奥，她也未能完全洞悉。她从直觉上为利奥做出了判断，她觉得利奥花三个星期去探访他从小到大住过的地方刚好，时间如果超出三个星期，利奥就会陷入对失去母亲或失去童年旧居的担忧之中——但，哪个？哪个？什么才是对利奥最好的？
“如果他完全不想回到你身边，你也必须接受现实。我答应会努力，让他回到你身边时不那么困难。”弗雷德丽卡说。
“我相信你。”奈杰尔说。他突然又因发怒而改口：“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我不知道我怎么还能因任何一件事情重新相信你!”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马上咽下了这口气，恢复成穿着西装的一个微笑着的男人。
弗雷德丽卡跟利奥沟通。她问他：“你愿不愿意夏天的时候回布兰大宅住三个星期？”“和你一起吗？”他立即回问——弗雷德丽卡知道他会这么问。“不，”弗雷德丽卡说，“只是跟着爸爸一同回去，他想见你，很想见你。”她故作坚强地说着。她想象着全英格兰谁要紧接着说出下面几句如此悲伤的话——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我们以后再也不能三个人一起生活了，但是我们俩都爱你，我们俩都想见你。”利奥捏着自己的两片小嘴唇，陷入了考虑。他甚至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好看不见弗雷德丽卡，把她暂时排除在考虑之外。弗雷德丽卡这时想起了自己的外甥威尔，那个拒绝原谅父亲的孩子。“利奥最终会原谅我吗？”弗雷德丽卡扪心自问。“三个星期是多长？”利奥问弗雷德丽卡，但没有得到回答，因为弗雷德丽卡还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小孩子头脑中，对三个星期从时长上做出一种小孩子听得懂的描述：“我只知道三个星期里，我会想你。”弗雷德丽卡干巴巴地、故作镇定地、内心绝望地说。利奥也对弗雷德丽卡说了同样的一番话，用的是同样干巴巴的听起来镇定的语气，但他觉得去玩三个星期是很好的。
利奥7月离开，他会在布兰大宅过他的五岁生日。这一阵子，校外课会在暑期停课，而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也将准备他们的期末考试。可能会有几本书能让弗雷德丽卡写书评吧，如果没有新书的话，弗雷德丽卡的收入会在夏天骤减至很小的数目，只剩鲁珀特·帕罗特支付给她的那笔先要读一大堆质量参差的初稿然后写出版评估报告的收入。阿加莎这期间很忙，她正在起草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第一份探访报告。弗雷德丽卡上楼帮莎斯基亚准备茶点，第二天，则轮到阿加莎自己照顾女儿，可阿加莎回到家，发现她的朋友，也是她的室友的弗雷德丽卡，坐在阿加莎原先坐着讲故事的沙发上，为莎斯基亚读托尔金的小说。见母亲回来，莎斯基亚飞快地从沙发上朝阿加莎飞扑过来，阿加莎也敞开怀抱，一把将莎斯基亚抱起。弗雷德丽卡开始流泪，脸上满是苦咸的泪水。阿加莎赶忙坐到弗雷德丽卡身边，轻轻捋了捋弗雷德丽卡的头发，再环抱着弗雷德丽卡瘦弱的双肩。莎斯基亚也伸出手去抚摸弗雷德丽卡湿了的脸颊。弗雷德丽卡想对阿加莎哭喊：“我亲手毁掉了利奥的人生。”但不能，弗雷德丽卡不能在莎斯基亚眼前这么说。阿加莎给弗雷德丽卡端来咖啡，还有裹着巧克力酱的饼干，让弗雷德丽卡好好放一个假。“莎斯基亚和我要外出一阵子，”阿加莎说，但没点明母女俩的目的地，“所以你就自由了。多吃点饼干，你需要血糖。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人们总会也总要挺过来。利奥爱你，你爱利奥，这就够了。”
“不够。”
“但只能是这样了。”
过了一会儿，弗雷德丽卡又疑惑起莎斯基亚生父的下落。“她们此行会不会是去赴那个与莎斯基亚生父商定好的约见？”阿加莎显然处理好了莎斯基亚生父的问题，阿加莎形同将那个人从莎斯基亚的生命中抹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