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啊，我都听到了。你讲的有一些内容的确不能说无趣。比如，编织那一段就挺不错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具歧视性的艺术一样。你继续啊，我们搞不好还会加入你的课堂呢。”
弗雷德丽卡怒瞪着他。所有可以想得出来的辩驳都会让她显得脾气暴躁。裘德·梅森微笑着，一抹自我陶醉的、自以为慧黠的微笑就挂在他那张憔悴的肌肉线条明显的脸上。
弗雷德丽卡回他：“正因为是编织，如果你不来破坏我们的探讨思路，我会感到开心。”
“探讨？你说探讨是吗？比起那些身体裸裎、把血肉贡献给学术研究的人，那些不过是整天探讨就能养家糊口的人，是何其幸运？我倒想听听你们的探讨。”
这很明显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弗雷德丽卡要么邀请他加入这堂课，要么对他高声发言以示被骚扰，要么就故意拉低嗓音好让他听不到她在说些什么。看起来，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请他加入课堂。但弗雷德丽卡根本不想要他出现在自己面前。她对他是彻头彻尾的厌恶。她厌恶的可能是他的长相，他的气味，或他那拉锯似的声音，还有他突如其来的扰乱。弗雷德丽卡决定继续讲课。她选择与他对立。她成功地掌控了班上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忍不住转头去看裘德的反应。
“《恋爱中的女人》的核心……”弗雷德丽卡说，“是一种神秘感，是一种空虚感。小说中塑造的两位女性极其完美，是因为她们在做出关于爱、性、未来的决定时，显得非常有真实感，同时，她们又极其神秘，她们像是能够主宰生与死的神话人物。但是，我们要怎样看待伯金这个人物？伯金在很多层面上，就是作者D. H.劳伦斯，这点不言而喻，另外，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人物的个人意识所代表的就是整部作品的中心意识。作者已经告诉我们，但我们常常遗忘的是，伯金是个学校督察员。对啊，在某一章节中，我们的确读到他去视察一所学校了——就是他和厄休拉讨论欧榛的繁殖那个章节。我想，作为读者，我们不相信伯金是一个学校督察员。他既能出入诺丁汉郡的上流社会，也能游走于伦敦的波希米亚艺术群落。他作为一个学校督察员，却如此交游广阔，是没有理由的，这看起来很不对劲。”
“不过，马修·阿诺德[8]，”那个拉锯似的声音说，“曾经就是个学校督察员。”
“马修·阿诺德同时也是无数书籍和诗歌的作者，”弗雷德丽卡轻描淡写地开始说，她这次竟然能试着把裘德的插嘴融入讲解中，“更可谓一个文化时代的代表人物。我刚刚所要说的是，我们阅读书中对伯金的描写时，如果不是把他视为作者D. H.劳伦斯的另一自我(伯金在显示自己男子气概时表现得非常激烈。这一点上，劳伦斯倒是机智地又像串通好似的愚弄了伯金)——如果不是把伯金视为作者D. H.劳伦斯的另一自我，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把他当成作者在书中的出现？而《恋爱中的女人》不是这样的作品，至少没有引导读者把整本书看成一幅作者的自画像。D. H.劳伦斯或许说过：小说是人类表达思想情感方式中的最高形式。但作为读者，我们比没有读过他小说的那些人更有权来评断这句话——我注意到的是，D.H.劳伦斯觉得写一本关于在小说内写小说的小说是不健康的。”
“一切的存在是为了结束一本书。”弗雷德丽卡的“应声虫”用法语讲了这句话。弗雷德丽卡给了他一个很戏剧化的、像是赞同的点头致意以掩盖了自己被打断的愤怒。她又接着讲了下去。
“D. H.劳伦斯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就像乔治·艾略特记述利德盖特的辛苦劳作和多萝西娅[9]的精神挫败一样。D. H.劳伦斯不是一个审美主义者，但是他被视为有审美主义取向。因为《恋爱中的女人》是一部以艺术视觉呈现人物感知和生活体验的小说——从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两方面着眼。这部小说写于一战期间，但小说没有直面战争，可以说《恋爱中的女人》直面的是视觉方式和思维方式。”
“还有**方式。”
“是的，**方式，也是其中一环。但伯金在小说中并不是个艺术家，因为D.H.劳伦斯嫌恶过于还原现实的叙述方式。他想写的是死亡，他想写的是欧洲。他的书写中还有一种空虚感，或者说是一种实在感的匮缺，因为书中的伯金并没有在写书，但事实上，我们阅读时都以为他好像在写书。这就是空虚感的成因——其实是失望——如果伯金是在写一本书，那该多好。只可惜，D.H.劳伦斯想要说的是人间一切的事物，却不是书。”
她此时狠狠地盯住她的学生们，学生们也以同样的眼神回击，他们都在听她的讲述。她不知道这次自己说得对不对。这是一个令她极度着迷的课题：伯金的非现实性、学校督察员、明明不是在写书却把世界当成一本书。
裘德这时开口了：“你知道尼采说过什么吗？他说，‘只有被视为一件美学产物时，这个世界才能在永恒中拥有其合理性。’尼采还说‘我们都是那位名副其实的造物者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尽管我们对我们自身重要性的意识，远比画中一个士兵对于他即将投入的那场战争的意识来得要更加强烈’。”
“这纯粹是一番牵强附会，我并不相信你那位名副其实的造物者。”弗雷德丽卡冷言相向。
“你尽可不相信。但你的戴维·赫伯特[10]可能相信或相信过，可能他的伯金相信或相信过。恐怕你在自己狭窄的功利主义根性中坐井观天吧。”
正当弗雷德丽卡要气冲冲地反唇相讥时，教室的另一端起了一阵**，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是戴斯蒙德·布尔。戴斯蒙德·布尔说：“哦，她正在这儿上课。这节课应该已经上完或快上完了。学生们都请出去吧。”
站在戴斯蒙德·布尔身后的是丹尼尔·奥顿。他的脸呈现一种有趣的糟糕状态，他的眼周全都是乌青的瘀伤，他的嘴唇裂开了，他的鼻子红肿得几近华丽。
“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的，”丹尼尔对弗雷德丽卡说，“你丈夫正在找你。”
弗雷德丽卡攀下讲台，抱住了丹尼尔。学生们则开始收拾书本。
“你丈夫找到了我，”丹尼尔说，似乎对自己突然出现在弗雷德丽卡面前这种戏剧性也有点享受，“但我希望他别找到你。”
戴斯蒙德·布尔拉来了椅子，丹尼尔和弗雷德丽卡都坐下来。有很多事情一时间涌上他们脑海：斯蒂芬妮、威廉、玛丽、利奥。
“你丈夫还去找了你父亲。”
弗雷德丽卡笑了出来：“我希望奈杰尔没把我父亲也打得鼻青脸肿。”
丹尼尔正色道：“别笑了，奈杰尔真的打了你父亲。他把你父亲往门上撞。你父亲处理得比我冷静。他还让奈杰尔拿走了你的衣服。”
“我的衣服？”
“是你跳舞时穿过的衣服，你父亲说的。”
弗雷德丽卡不能接受比尔受伤这种事情，不能接受比尔是脆弱得会受伤的。
“帮帮我，丹尼尔。”她边说边伸出手去拉丹尼尔的袖子。而她后背袭来一阵变质油脂混合着汗酸和腥气的气味。
“这不是赶来审判的丹尼尔吗？”裘德说，“我看我终于见到您本人了，属于我的、贴心的、我唯一的朋友，而且是活生生的，以丰满生动和强健雄厚的血肉之躯出现在我眼前，比我所设想过的更加完美。您是否能从黑暗中把我认出来？我无形的君主？”
“噢!该死!”丹尼尔震惊得不顾礼仪。“你就是‘钢线’!”他情不自禁又骂了一次，“哦!该死!”
“‘钢线’？”裘德喃喃自语，“这是一个我没听过的感叹词。”
“那是我们每次听完你那令人厌恶的声音后，在登记簿上给你取的名字。”丹尼尔说，“很有描述性，不是吗？”
“这是一种恭维吗？我被恭维了吗？基本上，是个不错的名字。我算是个名人了，有了假名。但‘钢线’？似乎也不是特别棒。我的名字是裘德·梅森。以前你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在我的世界里，我自己更替自己，我就是我自己的先祖。还有其他事情，会让我觉得扫兴吗？”
“也许吧，”丹尼尔说，“现在请你打电话给别人吧。我得和弗雷德丽卡好好说话了。没空跟你开玩笑。”
“我们一定会再相见的。我很高兴今天见到了您。传道人，您有一种难以预测的美。您虽然外表并不闪亮也不灼眼，但您内在有一道光透射出来。我希望我自己的露面也没有太令您失望。”
丹尼尔在椅子上阴沉地瞪着他。他的眼睛瞄到了裘德·梅森结痂的肚脐眼，眼神继续下移，顺着他那毫无生气的灰色的阴茎，一路下滑到他那嶙峋的双膝。
“你闻起来就像是陋巷中的流浪猫。”丹尼尔说。
“但我还真认识几只。它们是一种机智灵敏的小野兽，它们是我亲爱的朋友。对了，你是否知道，我曾存在于古老的以太媒质中，那时候的肉食取自我朋友的脸颊和耳朵。”裘德·梅森对弗雷德丽卡说。
“你走开吧，”弗雷德丽卡说，“拜托。我有事情要想。你以后可以和丹尼尔说话。”
“不，他不能跟我说。我得走了。你和我先找个地方聊一聊，然后我得走。”
弗雷德丽卡和丹尼尔在一个咖啡座里聊起来。那个咖啡座是个很好聊天的地方，福米卡牌的桌子外围，被隔出一个个小隔间。咖啡座里还播放着背景音乐。弗雷德丽卡，明明曾躲避着丹尼尔，也不愿试着和丹尼尔见面或回复他的信，此刻却几乎被见到丹尼尔时的快乐、被丹尼尔的存在感和真实感所吞噬。泪水不停袭进她的眼眶，又滚滚滑落。她的手从桌上朝他伸过来，擦过了桌上的咖啡渍，丹尼尔握住了她的手。
“并不是你的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还无法面对。我一直是个傻瓜，现在是个害怕的傻瓜。如果不是因为利奥，我也不会这么害怕。因为利奥，我没做过任何对的事情。”
“把一切都告诉我。”
她打算和盘托出。所有令人遗憾的事情——陌生人的吸引，郊区大宅里的陷阱，为人妻母的恐怖，(她说：“我以为我依然能做我自己，但是，丹尼尔，我根本不是我。”)生下利奥的错误和利奥带来的美妙，内疚感、更多的内疚感，保守的游说者，旧时朋友的探访和来信，丈夫的愤怒，血光，斧头……她都说了。但她没说她无意间发现了“蓝胡子”的抽屉柜，也没说她去米德尔赛克斯郡检查性传染疾病。
丹尼尔仔细聆听着。毕竟聆听是他的工作，而且他了解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歇斯底里地向丹尼尔说着奈杰尔是一个真实到可怕的人，眼泪不断从她尖尖的鼻峰上滴下来。
丹尼尔说：“他告诉我，在‘她’死时，是他慰藉了你。”
“是的，那的确是真的。”
他们两人遽然互视。
“那不是多不寻常的事，”丹尼尔说，他指的是伤逝的心情和痛苦的回忆，“那种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即使是分享，也不会让我们的处境有任何好转。”
弗雷德丽卡对于丹尼尔有心和他述说丧妻之痛这一点，很是感激，不管他能说多少，她都心存感激。她在桌子上紧握着他的手。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他问她，“离婚吗？”
“我一定要离婚。但是中间还夹着利奥，不会那么容易。”
“你需要一个好律师。我认识一两个，是因为从事这份工作而认识的。我会给你一个律师的联络方式。你最好能赶快联络对方，让整件事情能够善终，不然永无宁日。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和托马斯·普尔住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和谐有序地进行着。他家里有个保姆，但我们所有人都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况且，利奥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对了，你一定要来看看利奥啊。”
“我会的，我也想去看看他。我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我会尽量抽空来的。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要不要一起到约克郡过圣诞节？你父母亲一定会很想见到你——这一点你是明白的，你虽然身陷囹圄，但你毕竟是他们的女儿。我觉得让利奥见见威尔和玛丽也很好——利奥终究是他们的外孙。明明是亲人，却素昧平生，这不合情理。再怎么说，总是血浓于水。”
“但我现在还顾不了这么多。不过，我一定会想清楚的。我此刻充满了恐惧感，我只能先舔舐自己的伤口。我还无法讨论我的那些过错，我对他们所犯下的那些愚蠢过错。”
“没有讨论过错的必要，你跟我一起去就好。”
他们还简短地聊了聊裘德·梅森。丹尼尔描述了他那些以扰人为乐的电话。弗雷德丽卡不齿极了，当然丹尼尔自不必说。
“他想让我们厌恶他。”丹尼尔说。
“好，那我们就一齐讨厌他。”弗雷德丽卡说，“我们就一致对他深恶痛绝，如果那是他想要的。”
弗雷德丽卡的其他几节校外课都不是在克拉布·鲁滨孙成人教育学院，而是在一所老旧的小学里进行的。学校在伊斯灵顿，是个天主教小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红色，不怎么好看；学校底层有个食堂，供应火腿、乳酪面包、甜甜圈、马铃薯片，稀得像水一样的咖啡和像灰水一样黑漆漆的茶，但这所学校却有着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名称，叫作“我们那悲郁的女神”。弗雷德丽卡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教的课，也有一个独具匠心的名称，叫作“战后英国文学”。关于这个题目，已经有人写就了一本完整的著作，是位美国人写的，书中指出，所谓的战后英国文学无非写的是那些出身于边远地区的反叛的工人阶级年轻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为曾经喑哑的自己寻找声音的经历。书中还说“战后英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是很新的。弗雷德丽卡对这种观点抱持怀疑态度：“这位作者难道从来没读过D. H.劳伦斯的书？从来没读过阿诺德·贝内特的书？”弗雷德丽卡读了美国作者写的这本书，对她而言，在阅读审美上极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把本质上并不有趣的东西，硬是读出趣味来，可换句话说，很多东西或事情，如果别太用心去看去做，应该是挺有趣的。弗雷德丽卡告诉自己：“我要尽量对金斯利·艾米斯[11]、约翰·韦恩[12]、约翰·布莱恩[13]和其他‘愤怒的青年’保持兴趣，我还要为学生们讲《蝇王》和艾丽斯·默多克[14]。我虽然也出身于乡野，也很有自我意识和个人主张，但我不能认同那些作品里的世界观。相形之下，D.H.劳伦斯就不一样，他渴求知识、奋发学习，他对自然史和艺术史都有钻研之心，他认为人们应该勇敢地脱离矿区村庄，但那些作家却对他的观点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自己肩上有筹码。我会告诉学生为什么这一点让我沮丧。”
她第一节校外课的学生像是一出荒诞剧的演员班底。托马斯·普尔曾告诉过她：“如果凑不到七个学生，这个校外课可能讲不成。学生来不来全看运气，尤其是你这种性质特殊的课。学生即使来了，但能不能留下来也看运气，基本上能留至一定的时间段就够了。但如果他们不要留下来，这个校外课也许得取消。”
讲课的地点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的顶楼，顺着坚硬的金属扶手，走过四层陡峭的红石台阶，就到了他们的课室。弗雷德丽卡走进课室，抓紧时间对学生们简要介绍了一下讲课内容，还有比如“现代英国文学书写的几个趋势”这种概述。她面对的是十四个坐在极不舒服的小椅子上的成人学生，那些椅子看起来像是给地精做的——给利奥那个年纪的人坐还差不多。学生里有两个穿深色西装的挺年轻的人，一对中年夫妇，一个漂亮的女孩，一个现在皮肤松弛但年轻时肯定也漂亮的女人，一个瘦小的穿一件干净的勿忘草色针织套衫、系一条密密麻麻小绿点图案领带的男人，一个面色严峻的女人，一个身躯庞大面容随意的女人，一个穿粗花呢子夹克的老年男人，还有一个修女。弗雷德丽卡朝这群陌生面孔围成的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圆圈注视了一会儿。
“他们怎么能叫你们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弗雷德丽卡问。
修女答说：“见怪不怪了，有时候仅有的椅子是婴儿椅。我见过一位女士，卑躬屈膝、整身骨头蜷缩着坐进那种小椅子，最后她必须得像折叠梯一样，被折叠着送回家，太不幸了。”
“但我们天文课上，就有比较像样的椅子。”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
“我提议，”说话的是穿勿忘草色套衫的男人，“波特小姐，我们应该赶快到其他课室迅速果断地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椅子。”
这一张张脸，一张张色相斑驳的成年人的脸，跟艺术系学生们毫无同质性的脸，组成了一个圆圈，齐刷刷地面对着弗雷德丽卡，审视着她，同时也审时度势。弗雷德丽卡发现其中有个女人画着蓝色和银色相间的精致眼影，其中有个男人戴着夹鼻眼镜。
“你知道我们该去哪些教室搜查吗？”弗雷德丽卡问浅蓝色套衫。
“我们下两层楼，去那个双倍大的课室，现在里面暂时没人。”
“我们不会惹祸上身吧？”大个头女人问。
“我们都是成年人，能惹什么祸？”弗雷德丽卡反问。
他们很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去了那个摆满中学生椅子的空无一人的课室。穿西装那个人从教室里面把椅子递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再递给站在楼梯上的这个互助组里的另一个人，一个接一个。差不多十分钟，这群人就按部就班地坐好了，他们原先坐的孩童椅被整齐地摞好，摆放在课室的后方。弗雷德丽卡这才开始讲课，她有点紧张，她不知道这些听课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听课。他们都是从伦敦各个角落走在一起的陌生人，他们可能刚结束一整天的工作，或者做完了一整天的家务，这些陌生人为什么想要了解战后英国文学呢？可能是正在写一本相同题材的书，可能是需要晚宴派对上的闲聊话题，可能是急切地想见人，见任何人都行，而关于战后英国文学的讲述，则会成为见面时的背景噪声，也可能是他们想要逃离他们被紧闭已久的房间，甚至可能是他们想以一种可定义的或不可定义的方式，改变一下自己。
讲课一开始的时候，这群人还不能算是一个整体吧，弗雷德丽卡感到对他们的姓名和性格一无所知，这是导致自己迟迟无法下定论的原因——她必须确定他们来自不同阶层的复杂背景，才能断言他们组成不了一个整体。于是，她做了记录：
罗斯玛丽·贝尔(一个肤色深、纤瘦、美丽的女人，在医院里当社工)
多萝茜·布里顿(大块头的女士，杂志《女性的境界》编务助理)
阿曼达·哈维尔(漂亮的中年女子，皮肤晒得黝黑，有些皱纹，年届四十，无业)
汉弗莱·马格斯(穿婆婆纳蓝色套衫的男子，竟然在社会保障部门担任书记员)
戈弗雷和奥德丽·莫蒂梅尔(一对退休夫妇)
罗纳德·莫克森(计程车司机)
乔治·墨菲(股票经纪人)
易卜拉欣·穆斯塔法(研究生)
莉娜·努斯鲍姆(曾经是接待员，目前失业)
约翰·奥托卡尔(电脑程序员)
佩尔佩图阿(修女兼教师)
艾丽斯·萨默维尔(退休公务员)
吉丝蕾恩·托德(年轻的心理分析学家)
尤娜·温特森(家庭主妇，四个孩子的母亲)
弗雷德丽卡对教学还有些生疏，她以前总是说自己永远都不要教学；但她不知道，她骨子里就流着教师的血液。她一边讲解，一边扫视着成排的学生。两个都市感十足、西装打扮的男人坐在后排，之后他们两人的座位会分开。一个黑色头发，一个金色头发。黑头发的男人看她时带着有点侵略意味的微笑。金头发的男人则爱盯着自己的膝盖。退休夫妇倒是满脸鼓励的笑容。大块头的女士似乎最认真听课，她能从弗雷德丽卡讲解的结构中抓到一种明确的节奏感。阿曼达·哈维尔涂了眼影的眼皮忽上忽下，又忽下忽上，弗雷德丽卡还不清楚这位女士做出聆听状是否真的意味着她在聆听。罗纳德·莫克森和莉娜·努斯鲍姆，焦躁不安，摇来晃去。莉娜·努斯鲍姆顶着一头指甲花红色染料染出来的大波浪卷发，摇得最厉害，而且动不动就用嘴唇发出嘙、嘙、嘙的声音，佩尔佩图阿修女和汉弗莱·马格斯，应该是最有聆听能力的两个人，他们毗邻而坐，既对讲者满怀敬意，又时而露出思索表情，而且几乎纹丝不动。弗雷德丽卡不停扫视他们，以探寻他们发出的感兴趣或者没兴趣的讯号。她编织起一张捕捉他们注意力的网——当弗雷德丽卡提及卡夫卡的时候，吉丝蕾恩·托德的关注力立即被抓住，因而极快地动了一下身体；当卡夫卡的名字第二次被提及，弗雷德丽卡的眼神和好几双女性的眼神相聚在一起。除了莉娜·努斯鲍姆不断的嘙嘙声和金发的约翰·奥托卡尔的垂目向膝，所有人的注意力就这么一点一滴地，被弗雷德丽卡一网打尽。向弗雷德丽卡提问时，大家的问题来得有点慢，但总归是有问题的：奥德丽·莫蒂梅尔的问题略显友善；汉弗莱·马格斯的问题问得比较专业，他显然是读过了教材中建议阅读的所有战后英国文学读物；多萝茜·布里顿问了一个有点挑战性的问题，似乎是为了让气氛更加活跃才问的；乔治·墨菲的问题有点恶作剧的意思，这也是因为他意识到弗雷德丽卡关于福利国家的讲述有前后不一之处。重点是他们都在与弗雷德丽卡对话，而不是互相之间说话。弗雷德丽卡借用罗斯玛丽·贝尔提出的一个颇有假设性的论点来回应那位尖刻的墨菲先生，这甚至引起罗斯玛丽·贝尔和乔治·墨菲两人就现实中和战后英国文学中的英国国民福利制度稍微交换了一些粗浅的看法——至此，弗雷德丽卡的“网”彻底织好了。全班人去学校附设的餐厅吃吃喝喝，并了解彼此，互相问着：“你从事什么行业？”“你对C. P.斯诺[15]有何见解？”或“你有没有看过《马拉/萨德》？”但没有人与修女说话。不过，修女独自安坐，静静喝茶，对这一切显得漠不关心。弗雷德丽卡以一种不敢确信的兴奋感观望着她的学生们，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玛姆特，想起了果林和平原。尤娜·温特森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她的胳膊肘边，那个本来静默、白皙的女人，出于社交目的，问弗雷德丽卡是否结婚了，是否有孩子。弗雷德丽卡不想与她进行对话，她满面嫌恶地转脸面对尤娜，看到的是尤娜那张松弛却难掩兴奋的脸。尤娜自顾自地说：“我有四个孩子，他们真是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这是我十三年来第一次一个人出来。我也曾经修过经典文学，但读到一半就结婚了，迈克，也就是我丈夫觉得我没必要再读下去，我就停止了。我真希望我没有丧失思考的能力，有时候我怀疑自己可能已经没有思考能力了。我不觉得自己有勇气能在课堂上高谈阔论，你看，这就是午茶时间的好处，但如果咖啡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后来，就像所有的集体一样，这个班级会发展出其独有的亲密和分歧，会分化成核心和替罪羔羊，会制定出同盟与联合的条例，会产生反对派及强烈的不赞同主张。弗雷德丽卡尽管对处理“团体政治”没有经验，但她已经意识到必须把这一群人整合起来，因为这攸关她的个人利益及立场，毕竟，在吃零嘴和喝茶的休息结束后，她的责任是站在比他们更高的位置，对着他们所有人讲一小时的话，聆听他们的话，也确定他们会继续上课。
这群成年人学生和那些“专业”学生不一样。成年人渴求新知，他们来自他们相信的所谓的真实的世界，来自职场，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自真正体尝经历过的事情——婚姻、新生、死亡、成功、失败，而这些经验对年轻学生来说，不啻为翻遍了课本每一页也触不到一点点形貌的幻影。成年人倾向于对照着生活，来检视和衡量书中所写的内容，也常常发掘书的欠缺。“我读了之后，简直笑得快抽筋了，”计程车司机罗纳德·莫克森说到《幸运儿吉姆》中出租车司机家的床单被烧那一段，“但我要是哪天愿意拿出时间来讨论这个描写为什么好笑，我想我一定是疯了。”乔治·墨菲，那个股票经纪人，半嘲笑半寻衅似的问为什么小说跟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联少得可怜：“请原谅我的评论，不过举例说吧，厨房、媒体、学术界……你们想想看，哪一个跟小说内容有关系？”他把话说开了，“不止如此，我们生活中存在的人和事，比如跨国公司，越南那些被闻所未闻的方法杀害的人，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人类登上太空……这诸多事物，小说从来没提及也似乎不知情。那么我为什么要读小说呢？”
弗雷德丽卡问：“那么你为什么要来上课呢？”
乔治·墨菲笑了：“我原本不过是要去上一个小摩托车的维修课，哪知道只要再交个十先令，就可以多上另外一堂课，所以我就来了。”
弗雷德丽卡又问：“那么你为什么要留下来听这堂课呢？”
“噢，我想考虑一下生命、死亡和性，我想这堂课终究会谈到这几个话题吧。”
弗雷德丽卡为他们讲的另一个内容是“托尔斯泰的怀旧情绪”。她的讲稿来自艾丽斯·默多克和多丽丝·莱辛。两位女作家都对托尔斯泰书中流露出的怀旧情绪表达过尖锐的不满，因为他在怀旧的基调上采用碎片式的现代书写形式，直接造成了人物道德观的单一和简化。于是，这些成年学生，竟然开始讨论书中的人物角色，听起来，比起书中人物，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更加真切、重要、有趣。他们抓住这堂课，攻击弗雷德丽卡。他们问她：“为什么？为什么艾丽斯·默多克、多丽丝·莱辛非得读托尔斯泰？”多萝茜·布里顿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乔治·艾略特、托马斯·曼、《包法利夫人》，或者普鲁斯特的书？”而就在那堂课上，弗雷德丽卡跟大家说定了，说下学期要讲那些作家。弗雷德丽卡目前并不知道这个决定会对她产生怎样的影响。
弗雷德丽卡和她的好朋友艾伦·梅尔维尔坐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公共休息室，她跟他讲了校外课和“托尔斯泰的怀旧情绪”。她说：“滑稽的是不管是由怎样一群人组成的小团体里，矛盾总是与性有关的。”艾伦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用他那令人愉快的苏格兰口音轻声细语道：“但看起来你非常喜欢教学，你现在越来越像我记忆中那个弗雷德丽卡了。你的学生们，他们是不是都爱上你了？”
“学生里是有一个很俊美的，但他从来不说话。”
“我可没有问你有没有爱上他们。你爱上他们的话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你必须意识到，他们肯定都会爱上你，这就是团体领袖的天性魅力，但你可不能把这跟私人情感混为一谈。”
“我们现在都成群结队地外出，比如上完课去酒吧喝一杯。一开始，只有几个人一起去，他们像是比较亲近的几个人组成的核心小团体，然后他们也邀请了我，我又尽可能地让其余的人都加入，不让这个小团体来来去去只是那几个活跃、热情的人。”
“你本来就有这方面的天资，你生来就会做一个好老师。”
“才怪呢。我教书反正只是一时的，我好像又有自信心了，尽管我还不知道要怎么运用这种自信。不过，我就先运用在课堂上吧……”
他们俩大笑起来。弗雷德丽卡真心觉得有个很棒的异性朋友简直是至高的快乐。她看着他棱角分明的清新面孔，感觉到自己对他的一腔爱意：他非常吸引人，很性感，但她深知自己不能被他吸引，虽然不知道自己怎会如此明白，但她却明白：做艾伦的朋友，会是双重的喜悦；而做艾伦的情人，却会是一场灾难。可她到底是怎么明白的呢？是何等无言的保留？是何等含蓄的神会？是何等简明却悲伤的沉默？让她探查到了一旦爱意萌生，必将引致灾难？她还是说了：“我是真爱你啊，艾伦。”
“我的确需要被爱。喝完咖啡后，来听我讲关于画家维米尔的课吧，我为维米尔这堂课写了精彩的讲稿，你要是能来听的话，我再开心不过了。”
会画画的戴斯蒙德·布尔，踱到了两人身后。戴斯蒙德·布尔也是个苏格兰人，瘦骨嶙峋，姜黄色的眉毛像是毛茸茸的虫子一样，满是须根的厚实下巴，透亮的蓝眼睛，唯他棕红色的头发细软而稀疏，所以不得不剃成一个光头。他的胸毛反倒浓密，从他敞开的衬衫领口蹿出来，是火红的簇拥的虬曲的一团。他穿着一件颜色暗淡的没系扣子的开襟衫，原本的颜色几乎难以辨认，可能是某种蓝色吧。
“我会去听你的课，艾伦，我很愿意去看看你准备的关于维米尔的幻灯片。放心吧。”
“我在考虑到苏富比申请一份全职工作。”艾伦突然蹦出一句，显然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那你肯定会变得富有。你就不会在你的班级里发现那些仪式了。”
弗雷德丽卡不解：“仪式？”
“就是一些唱名活动，挺老派的唱名，里士满·布莱办的。他按照权力等级来排列他的学生们，从高到低逐一点评。极有娱乐性。哦，主谋者来了。”
里士满·布莱微笑着靠近他们，端着一个精致的日本瓷杯，喝的是类似花草茶的饮品。这间公共休息室几乎是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收藏室，收纳着学生们各式各样的作品——一个斑马纹的沙发，一个猩红色的长凳，几个坐上去很舒服的包豪斯设计风格的用皮料和铁做成的椅子。休息室的几面墙上挂着的也都是学生的画作，作品的选取方向迎合了学生们时下创作的几个趋势：两张细腻的硬框的抽象亚克力绘画；一张画着巨大的浅灰色的抽象风格的旋风；一张画上画着暗绿色公园中的一个棒状物，有L. S.洛瑞[16]、乔治·秀拉[17]、埃米尔·诺尔德[18]的风格；一张画着的是圆锥帽上的神秘漂浮物。还有一张是约翰·林内尔[19]为塞缪尔·帕尔默创作的肖像画的复制画，画中的塞缪尔·帕尔默有一种温和的农人气息；另有两幅画是帕尔默版画的复制画，画中是羊群、云层、林木、暗影、光线、纵向的构图、神秘的空间，最终，画面中所有图像都没入线条之后。咖啡壶也是学生们做的：一把银的，是珠宝设计系的学生手工打造的，银壶上玫瑰色的玛瑙手柄格外奢华、抢眼，还有一把是工业设计系学生们制作的，外观看上去简朴又实用，但倒水时并不怎么流畅。茶壶有这两把，而茶杯各不相同，有沉重的陶杯子、轻薄的瓷杯子、画着卡通猴子头的杯子、卷心菜形状的结构失衡的杯子、上了玫瑰釉的完美的圆形杯子。
“我收到不少关于你的课的良好反馈，”布莱对弗雷德丽卡说，“学生们喜欢你的课。”
“听到这个，我很开心。”
“我也听说你在一间出版社工作。”
“我只是为一间出版社做些预读、审读之类的工作，都是在晚上读的。大多数都是些垃圾。”
“我目前正在找一个出版人，我自己也写了一本书。算是非同寻常的一本书，请容许我这么奉承自己，但是对写作者来说，挺叫人难过的，书不太容易出版。我想问：你是否介意帮我审读一下？”
弗雷德丽卡说她很荣幸，也随即补充说她对出版这一行也不是特别熟，她说自己几乎还是个门外汉，就算读完了，她的意见可能也派不上太大用场。
“但你现在肯定对出版界那些生意人的头脑多少有点想法了。你肯定听过J. R. R.托尔金的故事。他的出版社原本拒绝了《魔戒》的出版，但最后作为一个利益均分的项目还是出版了，只为讨好‘教授[20]’，但看看现在谁变成有钱人了？太过商业的头脑总是无法理解大众对罗曼史和神秘故事的饥渴。”
“我觉得你说得没错，”弗雷德丽卡说，她盯着身前的玻璃桌看，玻璃桌下是布莱那因为过分热情而交缠在一起的两只脚，缠过来缠过去。
“我还有十分钟就得开始上课了，”艾伦说，“我得去看看我的幻灯片。”
“你一定得做好学生的出席登记，”布莱提醒道，“如果缺席艺术史课，那些学生可不能拿到他们的学士学位，这是规定。”
“我知道。”艾伦说。
艾伦在教室里准备好了幻灯片。戴斯蒙德·布尔和弗雷德丽卡就坐在投影仪下。从就快开始上课，到终于该上课，再到上课时间过去了十分钟，没有任何学生来。就在这时，教室门被推开了，出现的是裘德·梅森，他穿戴整齐，一改过去衣不蔽体的模样，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丝绒女士长袍和一条紧得透不过气的午夜蓝的丝绒长裤。他走进教室时既没有看他们任何人一眼，也不发一语，径直在前排坐下，但尽可能地与艾伦、戴斯蒙德·布尔和弗雷德丽卡保持了距离，矫揉造作地铺开自己的长袍，并理了理长袍的下摆，又合起双手，点了点头，像在教堂里似的。
“正如我所料。”艾伦说。
“但还有我们在，”布尔安慰他，“让我们听听你所要讲的维米尔吧。”
“就算在剑桥念书时，我也不会去上上午十一点的课，”弗雷德丽卡说，“一整个上午会被十一点的课毁掉。”
“是啊，我也不会来上课。”艾伦边说，边在他的学生出勤表上画出一连串工整的“0”。
“学生们之间好像有一股思潮，”布尔说，“他们坚信：过去的一切都是危险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死亡。他们认为历史毁灭了独创性。他们认为学术讨论是反艺术的行为。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一定要完成一种决裂，掀起一种反叛，创造一个新世界。”
“但维米尔在我看来，根本不是什么压迫者。”弗雷德丽卡不解。
“可能学生们眼中的压迫者是我，”艾伦说，“我对学生们说，我认为维米尔在他画作的小角落里静悄悄地解决着难题，所以他们就把整块浮夸的、放大的画布拿去探索，不断探索，他们宣称比维米尔还能解决更多难题，绝对更多……”
“画布的尺寸可以说是一个重点。”布尔说。
“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但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无法引起我的兴趣。”那个拉锯似的声音从第一排上传过来，“我们还在等什么？”
于是，那些画作——或者说不是画作，而是画作的浅淡光影，就像是被色彩渗透了又被光线定格了影像的透光薄片，显影于屏幕上。一个女人从奶罐里倾倒着源源不断的牛奶，在一片平整的光面中，一个女人称量着金沙……这些女人极其私人的静默，竟吸引着另一些人专注的面目，“她们应该知道，”弗雷德丽卡心想，“那些女人知道自己正置身其中的这聚精会神的一刻，将会无限延长，长至永恒，又或者至少会延长到一个非人性的时间点。”维米尔画中的“几何感”，体现在地图、壁毯、半开着的玻璃窗窗棂上，而“调和感”，则通过光来实现，光带来了调和，光也被调和着。《代尔夫特风景》[21]一作中，黄色的屋顶组成补丁般的斑块，船只与水面相接的部分形成了完美的球面形光域，这激发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安静的、高度集中的，而且明显不含任何一丝愠气、伤痛或攻击的冥思。艾伦向他们展示一些特定光线是怎样用暗箱捕捉到的。他用自己新的束光灯、镜头来完成它们所能达到的视觉效果，向弗雷德丽卡和戴斯蒙德·布尔揭示出那些维米尔从未见识过的画面：显示一支画笔，变成一只半张的嘴巴，接着是毛发，然后是一束无限逼近湿润眼球的光芒，近到那束光飞散成为闪烁的碎片，又组合成蘸着色彩的一支完整无缺的画笔。然后他回放了这些幻灯片，那个女人又回到一个房间，或者轻抚小钢琴，或者称量金沙，或者倒牛奶。
当艾伦完成这一切后，那个拉锯似的声音问：“你简直可以哭出来，是不是？”
这是毫无来由也让人无从理解的一个问题，所以，艾伦也没有回答裘德。布尔说：“画家在抱怨，艺术史研究者在抱怨，他们共同抱怨的是此刻每个人都只强调透明度，而那种透明度其实是光的颜色，不是颜料的颜色。所以说观赏者们自始至终就是错的——眼中看到了错的东西，那些画家和史学家就是那么说的。我却要说，这是一种新的观点，光是可见的，我们都看到了光——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我们甚至可以学习怎样把东西画成透明的。”
艾伦说：“年轻学生在讨论猛击伦勃朗和维米尔那些画家的方法，他们觉得年轻画家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度。这种火气可不可怕？”
“大概是俄狄浦斯那种仇父恋母的情结吧？”弗雷德丽卡说，“会不会是这样？”
“至少俄狄浦斯感到良心有愧，亲爱的，你再看看那些年轻学生，他们坚称自己在发起一场神圣的战争。是青年与老人、死者之间的对峙。”
“但他们自己也会长大、老去啊。”弗雷德丽卡说，她置身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年轻人口不断激增的整整一个时代，但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那些相当“专业”的年轻人不能理解自己某一天也将会老去的事实。
“他们可能永不会老去，”拉锯的声音说，“他们正在施展阻止时间前行的魔法，他们正在创造一个个不朽的时刻，他们正在改变生命的大方向。”
女人从奶罐中倾倒着牛奶。奶罐中的牛奶永远充盈，她灵巧的手部动作永远不会停止。
裘德·梅森问：“你是否真的以为，千年后，算了，别说得太夸张，就说两百年后吧，到那个时候，你觉得我这柴木般的四肢和我这并不明晰的面目，会在剧院的银幕上流泻出光彩？”
布尔回答道：“我可以想象得到啊，非要我说的话，如果你的形象是用那些本身就过时或遭到淘汰的材质塑造出来的，你很有可能出现在剧院的银幕上。”
“只有写作是上策，”裘德·梅森说，“要保持自己形象不灭的话，只有写作。我就在写一本书。”
“每个人都在写书。”弗雷德丽卡说，但她此时想起的却是有点歇斯底里的里士满·布莱。
对戴斯蒙德·布尔被她深深吸引这件事，弗雷德丽卡心知肚明。但这对弗雷德丽卡来说并不是特别值得庆幸的。因为她很清楚，戴斯蒙德·布尔同时被一半以上的女学生吸引，可能还有一些女教师也得布尔青睐。不管怎样，戴斯蒙德·布尔的倾慕，的确在弗雷德丽卡此时新旧转换的生活中带来一丝星火，也激起了弗雷德丽卡面对新人生的意愿。戴斯蒙德·布尔踱进弗雷德丽卡窄小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就正对着底层的美术教室，美术教室里，学生们在一束纯净的光线中研究裘德·梅森那灰扑扑的肉身。弗雷德丽卡用屏幕遮挡着这一切，她静静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你要不要在午餐时间来看看我的画作？我在克勒肯维尔有一个画室，我可以开我的厢型车载你去。”
“我得回家看看我儿子，我也坚持回家吃午餐。”
“去看看又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肯定会喜欢的。你儿子占据了你所有的人生呢。”
“我还是不去了吧。”
“但你会跟我来的。”
她的确跟他去了。他买了一根法国长面包，一客意大利腊肠和一瓶瓦尔波利塞拉葡萄酒，两人上了他的厢型车。弗雷德丽卡知道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发生得很频繁，只是每一次坐上车的女人不同。但她对此并不介意。她是喜欢布尔的，比如，她喜欢他每次思考问题时，眉毛就蹙成一团。车门一关，弗雷德丽卡就闻到一股挣扎着的微弱的大蒜味，混合着一种身心俱疲的强烈气息，还有更强烈刺鼻的松节油的气味，而戴斯蒙德·布尔身上也散发着石油溶剂的味道，那是他画画时用的东西。弗雷德丽卡一本正经地想，画家是必须被荷尔蒙牵着鼻子走的，必须臣服于荷尔蒙的操弄。布尔的笑容，强健的体魄和他敏捷的双手，都很迷人，但他身上那股味儿真是叫人受不了。她在他身旁挺直地坐着，他们俩讨论起裘德·梅森。
“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布尔说，“他每次都是通过苏活区一间邮局的存局候领业务来收取信件。你可能觉得他挺可怜的，不过他自己的人生当然由他自己做主，他喜欢脏兮兮和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不过，也并非全然如此，他人格中有正直健全的部分。对了，里士满·布莱倒觉得他疯了。”
“要我说，里士满·布莱才疯了。”
弗雷德丽卡本想说读过里士满·布莱写的《银船远航记》，但把这些话咽了下去。
布尔说：“对，我认同，他比威廉·布莱克那种画家还要疯，是一种傻疯。”
戴斯蒙德·布尔的画室位于一个大仓库之上。它由两个巨大的房间组成，要上去得登过一截铁梯子。画室里油画的气味更加浓烈，让弗雷德丽卡仅剩的一点食欲都被冲散了。两个大房间合成的空间非常宽敞，但生活起居的部分则很小。两个大房间所有墙上都覆盖着大型的画布，画布被架在拉伸器上，挂得相当高。在每个房间的中央都放了一个双层床垫，床垫上摆着皱巴巴的几个枕头，铺着明亮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毯子。其中一个房间摆了一台电灶和一个电子水壶，另一个房间则有一台不大的冰箱。
“坐下吧，怎么舒服怎么坐。我家装潢摆设十分简单，这里可以开个派对，也便于私密的二人相约。我把这两个房间叫作分裂的戴斯蒙德·布尔。在你的左边，是‘摩登画家劳森伯格[22]’；在你的右边，是来自‘苏格兰的欧洲人’，一位充满负罪感的美术创作者。你喜欢哪边的我？”
“我哪能说得出来？每个房间我都看不完整。”
“你想让我把画布收起来吗？”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不对吗？”
戴斯蒙德·布尔拔掉了买来的那瓶酒上的软木塞，找了个塑料杯，给弗雷德丽卡倒了点红酒。这不是什么好喝的红酒，太酸了。他把一只手搭在弗雷德丽卡肩上。
“噢，我可不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布尔说，“可能是来欣赏一下我的版画之类的？我们俩怎么不好好坐下，聊一聊，做些放松的事，再聊会儿，然后想想看工作什么的？”
他把一只手放在弗雷德丽卡的**上。弗雷德丽卡也友善地把自己的手盖在他的手上。她身上有沉睡着的一部分，想复苏过来回应。可同时她红肿的发热的身体内里，一些疼痛和悲苦也被一起唤醒，坚决地拉扯着她。戴斯蒙德·布尔给了她一个温热又带着松节油味的吻。弗雷德丽卡说：“我现在有点恍惚，就是这一刻，我想这种事不能进行下去。我想看看你的作品，我来就是要看看你的作品的。”
布尔一瞬间面露窘迫的神情。弗雷德丽卡愉快地想：搞不好，比起他那些藏起来的作品，他更情愿和坦然展示的是他的**吧。布尔对弗雷德丽卡的**欲望，那场可能发生的**，让弗雷德丽卡变成了一个“女孩”，当时布尔眼中的她，就是个女孩，但当他们重新开始对话，弗雷德丽卡又变成了别人，不再是那个女孩了。布尔说：“嗯，那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他考虑了一下。“你要知道，这些作品很私密，全部都带有私密性。我把它们创作出来，是为了要卖出去，尽管都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画出来的，这听起来有点叫人发狂——独自做出这些作品，但它们又必须被观赏、审视，又必须全部离开我的屋檐庇荫，暴露于天光之下。”他说，“我快有点精神分裂了。”“精神分裂”是个很时髦的词汇，但当他把所有画布都掀开时，弗雷德丽卡才明白了他的意思。
弗雷德丽卡左边的画室里，是一个奉行着“艺术为一切，一切皆艺术”这种观点的艺术家的创作产物。不明所以的人来到这间画室，可能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旧货店。其中有一幅作品，由成百上千条电线制成，各种各样的电线，**的、缠绕的、裹着厚涂颜料的，颜色也多得不胜枚举，拧在一起的纤细红色电线，圆滚滚的黑色电线，防腐的重工用途的蓝色电线，除此之外，还有橘色的、棕色的、绿色的、明黄的……所有的电线纠缠着连接着，像巢穴，像网，像带刺的铁丝网围栏，像卡通片里的玫瑰。另一个作品则是成排的鹅卵石。“这些鹅卵石都是从我母亲住的那条街上的每栋房子的每个花园里捡来的，每块鹅卵石都代表着一个郊区住家的花园。这块又大又绿，那块既薄又带有赤褐色。它们排列的顺序跟那些房子的排列顺序是一样的。”他顿了顿说，“那块笨重的灰色鹅卵石属于一个烫着卷发、得了癌症的女主人，那块石英质的鹅卵石代表一个颇具姿色的金发女郎，我有一次看见她穿着日用睡袍从自家门阶上走出来。”
“可我又看不到，我要怎么看到？”
“你看不到。可一旦我讲给你听了，你就知道了，不是吗？你不可能抹去自己的认知。你可以仔细观察这些鹅卵石细微的颜色差别，你看到了吗？是色彩的汇集——我喜欢这块血红色、带有蓝色斑纹的，踩过它的那个女人，穿着令人绝望的、悲伤的、皲裂的黄色高跟鞋，她趾高气扬却步履蹒跚。每块鹅卵石都有编号，编号正是房子的号码。”
“那么，哪一块代表着你母亲？”
“你看，你这才问对了问题——我能不能在一排的石头中找到我想找的那个人？你说说看，哪个是我母亲？”
“42号是一颗干枯的西瓜种子，而其余的全是石头，42号是你的母亲。”
“我母亲也罹患癌症，是卵巢癌。她正日益萎缩。我告诉了你，但不表示这些事情没有私密性。”
“可是这是一排石头啊……”弗雷德丽卡连声音里也难免透出挣扎，“如果没有你的讲解，这些石头对我而言是否有任何意义？”
戴斯蒙德·布尔揭开了一幅又一幅作品，他凭创作打破了僵持，他用色彩、图形和物件填充了画室，让空余的空间更显压缩。他又展示了一件用俗艳的印花衬衫的碎片拼接成的一件诡异却令人怡悦的作品，布块全部被烫得非常平整，可以看见蓝色和黄色的雏菊，粉色和红色的罂粟，橘色和紫色的木槿。
“你会盯着这些颜色的碰撞、混合，一直盯到眼花和出神，”他说，“你听到了吗？时装店的橱窗在向你尖叫。”
他揭开了越来越多的作品——竟是些黑的画布、白的画布，那些画布有的尺寸相近，有的发着光，有的似乎被胡乱涂抹了黑或白的油彩，透过油彩，隐约得见的是：这儿飞出一只血红色的细纹蝶，那边长着一片苹果绿的模糊树丛，又或者黑色污迹下是泛黄的赭色，烟雾朦胧中透出靛蓝。
“劳森伯格擦掉德·库宁[23]的素描，在上面重新绘画。我秉持的原则是艺术存在于世界的一切事物上，我们各取所需，任意解读。你现在看到的全都是我重新涂抹过的作品。都是我以黑色和白色在旧作上所做的挣扎。我还记得起来那些画中原来都画了什么——这张其实是我画得挺好的一张立体派自画像，那张是带有波纳尔[24]风格的风景画，画的是从窗口望向花园，但不管怎样，还是掩盖不了我没有创意的真相……哦，你看，黑色之下还有苹果花星星点点地绽放呢。”
“你抹去了原画，是因为你很喜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
“两种情况都有，都有。有些是我太过喜欢的作品，有些则是极度令我不齿。”
“听起来倒是很有理论性。”
“的确如此。但也不缺乏**。这就是我被艺术深深吸引的原因，这就是我从事艺术创作的原因。我相信这出于我对于艺术的观点是——艺术为一切，一切皆艺术——这有点像服食迷幻药，所有的世界都开始外爆和内爆，爆炸带来的是熠熠闪烁的新寓意。但你不跟我**，这件事我有点失望，那种紧张感和刺激感被破坏了。”
“真是**的好理由呢。”
弗雷德丽卡仍然纠结于自己和那些神秘又再普通不过的鹅卵石之间的关联。
“我想说的还是鹅卵石，事实上，如果你没有告诉我你的故事和想法，这些鹅卵石根本于我毫无意义。我面对这样一幅作品，心里想的是：我还不如自己去排列一排鹅卵石，或者排列一排衬衫碎片什么的，又或者是用巧克力糖纸做一幅拼贴画，诸如此类的。”
“但你却自此再也忘不了我的鹅卵石。”
“没错，”弗雷德丽卡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她自己几乎为此事感到不快，“我肯定无法遗忘。”她真的忘不掉了。
“如果别人送给你鹅卵石，”布尔说，“那不是什么好礼物，因为鹅卵石有记录和被读取的功能，所以别收为妙。我交过一个女朋友，每次来我这里，都带着一大袋自己的衣服，全是她认为我会喜欢看她穿的衣服。我就用她奉献的衣服创作了一幅拼贴——每操她一次，就往上面贴一块布——但对我来说，在那段关系里，我自始至终是三心二意的。”
他们买回来的那瓶酒喝完了，又喝了一瓶，第二瓶是从床单底下摸出来的已经开过的，戴斯蒙德·布尔带她进入了第二个画室。这一次，他不说话了，他只是从一面墙移到另一面墙，费力地搬下那些画布，累得呼哧呼哧的，而除了如“画中是一堆面具”“画中是另一堆面具”“画中又是一堆面具”“画中是一堆燃烧着的面具”之外的话，他没有任何多余的讲解。
弗雷德丽卡这次也不言不语。她对绘画所知有限，所以无法评论画作，甚至也不知道看一幅画，如何正确地去观察、思考。她在艺术学校里待得已经足够久了，她很清楚视觉或图像不需要被强硬转化成叙事文本，但画中的面具图形似乎在邀请着她进行叙事解读。画面中的面具真令人感到不安和混乱，它们是有关节链接的骨骼，又或者是静态艺术表达方式下的扁平化的意象，其实是蒙上了面具的种种极致情绪——是恐惧、狂喜、是性兴奋的变异、是充满挑逗的痴笑、是生理年龄“模板”的碎裂；但同时，这些面具又相当平面，无非是均匀铺陈的颜料和色块，是接壤的平面，是黑暗中飘浮着的颗粒形状连成的一条纽带，突然间，在另一道光线里，闪现出黯淡空洞的眼睛，这一切都化于画中，连光线也是由颜色创造出来的。画上的颜色有的明亮，有的晦暗，正红色、鲜红色、金色、维罗纳蓝色……有的颜色则很浅淡，薰衣草色、石灰白色，还有一些以蜡质的色彩为底色，点缀着透明度高的肉粉色，另外，画面中这边伸出一只黄色的手，那边是一只天蓝色的脚。
“我试图在呈现具象绘画的不可能性。”
“关于这一点我的感想是，我所看到的似乎是在一个抽象世界里的躯体。”弗雷德丽卡这番话说得有几分机智，几乎是接着他的话说的。
“你的观点是我没预料到的，至少没有在画中明确表达。不过，我喜欢你的说法。再来点酒吧。”
“我还喜欢你画中的粉红色。”
“那是恩索尔[25]常用的粉红色。他的粉红色穿透人心，我还在学习对那种粉红色的使用。你或许可以说那些面具是恩索尔的，但这些粉红色也是我的，那不是他专属的粉红色，我的粉红色也区别于他那种恐怖的嘉年华会上的粉红色，我的粉红色是有希腊神话色彩的，是关于对某一段被遮挡的往昔的溯源。”
“也呼应了那些被擦掉的画所要传递的信息。”弗雷德丽卡灵光一现，说出了这番话。他不得不眼神锋利地看着她。
“的确有这样的意味，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如果哪一天，你在‘状况之内’，你一定要回来，我们可以享受一段开心、悠长而友好的关系，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人是否能与擦掉的画**？弗雷德丽卡陷入头晕目眩的思考中。而一个赤身**、神气活现的男人，是否是一副面具？那副面具是否遮盖了头脑，只露出了不断注视又注视、再接着求索真意的一双眼睛？
“我该回去看看我儿子了，”她说，“我很高兴我看了你的作品。”
弗雷德丽卡回到了布卢姆茨伯里的公寓，利奥乖巧地和托马斯·普尔、西蒙坐在一起。见到妈妈回来，利奥没有奔向她、迎接她，这是一种惩罚，他滴溜溜转着的眼睛充满了烦恼和急于惩罚她的愤懑。托马斯·普尔也一样生气，不过他盯着弗雷德丽卡时，有一种想得到她的欲求。他说：“你所在的出版社那位帕罗特打来电话找你，还有休·平克，人人都要找你。还有托尼·沃森，他跟《新政治家》出版社的人谈妥了，让你写书评。”
“好的，我有点累。”
“我去给你泡一杯咖啡。坐下吧，我去泡咖啡给你。”
他站起身来。她极其负疚。她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应该回来了。托马斯·普尔经过她身边去厨房的时候，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利奥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可真叫人讨厌。”
“谁？你讨厌谁？”
他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讨厌不知道别人的行踪。我喜欢别人在我知道他们会在的地方。在布兰大宅里，每个人在哪儿我都知道。”
“我没出去很久啊，我总是回到你身边啊。我在为我们的生活奔波着。”
“我们曾有过生活。”
弗雷德丽卡无法言语。利奥蹑手蹑脚地蹭到她身边，用双手围住了她的腰。
“没事的。”利奥说，她其实也想说同样的话。
她低下头去碰触利奥的头，她嗅着他的头发。除此之外，她再也没什么可做的了。她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电影中一条睿智的狗奔跑了几百英里，循着气味，被那块充满磁力的故土牵引着，奔回那块它熟悉也深爱过的土地。她嗅闻着的这丛头发，就算和其他头颅上的头发全部挤到一个房间，她仍能凭嗅觉辨出这丛头发。这句“没事的”，会穿透所有的语言，传到她的耳里；这个小人儿，就是她的中心。这并不是她能够自由选择的，但这是个事实，是个比其他事实都更坚决而确凿的事实。这是如此狂暴的一种爱，狂暴到几乎抵达了爱的对立面。
“有时候，我们爱一些人的时候，会爱到恨他们。”她低声道。
[1] 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公元前583)，又译为查拉图斯特拉，是琐罗亚斯德教(也被称为拜火教、祆教或白头教)的创始人。
[2] 该句原文是“Thus spoke Zarathustra”，字面意义上是指琐罗亚斯德所说的语言。
[3] 弗雷德丽卡所讲述的以上内容，来自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
[4] 又译为《魂断威尼斯》。
[5]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1997)，美国诗人、作家，“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
[6] 希腊神话中的死神。
[7] 希腊神话中司管欲望的原始神。
[8]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教育家。
[9] 利德盖特和多萝西娅都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长篇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人物。
[10] 戴维·赫伯特(Davud Herbert)是D.H.劳伦斯“D. H.”的全名拼写，裘德此用法表达对D.H.劳伦斯的讽刺。
[11] 金斯利·艾米斯(Kimgsley Amis， 1922— )，英国小说家、诗人。“愤怒”的青年代表作家之一。
[12] 约翰·韦恩(John Wain， 1925—1994)，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13] 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 1922—1986)，英国小说家。
[14] 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作家。
[15] 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英国科学家、小说家，较为人熟知的作品是《陌生人与亲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小说系列。
[16] L.S.洛瑞(L.S.Lowry， 1887—1976)，英国画家，主要以刻画英国西北部20世纪中期的工业生活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