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勒德·威基诺浦坐在政府给他安排的专车里，继续思考着“语言”。他思考着有序和无序，思考着秩序和脱序。对于这些事情，他已经思考了很久，而这也几乎占用了他所有人生。每每思考时，他总带着一种无望的探求和追索。他的思绪像一艘用平行的对齐的木板构筑而成的木筏，浮沉于涌动着恶潮的黯黑沧海上。眼前所见的是一束圆锥体似的极美光芒，围绕着这束光芒的，是没有任何形状的、隐匿于肉眼的、无法被测绘的黑暗一片。他把自己贬为汉斯·里克特的“纸片人”，用二维的风筝翅膀浮游着，浮游在空气和物理概念的“力”所驱动的涌流中，而这团涌流，却是他既描述不来，也探寻无果的。

他在莱顿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是一个新教徒神学家、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充满了困惑、苦痛，终日纠缠于一本“书”中的德行、宿命、文字这三者间的确切关系。他并不完全也不纯粹是荷兰加尔文主义的继承者：他的外祖父是半犹太人，外祖父的父亲是研究《塔木德》[1]的学者，外祖父的母亲本是一个荷兰天主教徒，她后来才相信：基督教需要对犹太人所承受的酷刑承担罪责，这缘于她对宗教典籍的误读和误信。而杰勒德·威基诺浦的祖父，到了他这一边，却极度痴迷于那本“书”中所使用的语言。他竟然给自己安排了一场注定徒劳无功的旅程，也是因为他对神秘主义、历史学说和解经训诂的兴趣，他试图找寻乌尔语的遗迹；耶和华最初使用的语言——亚当在伊甸园里说的话，当然还有耶和华对亚当所说过的话；再就是耶和华的定名的词语——他带领宇宙万物脱离空虚混沌之际，只不过是轻易给每件事物定下了名字。在巴别塔停建之前，在狂妄自大的人类企图营建一座颀长向天的建筑而遭到耶和华惩罚，产生了语言分歧，产生了语意不明之前——在巴别塔停建之前，玄奥的传统流传着也主宰着世界和人类，话语就是事物，事物就是话语，它们是一体的，或许像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一样不可分离，或者像一个人的思维和他的头脑的关系。其后，在巴别塔陷落后，语言和世界并不一致，更严重的是，人类的语言变得不通透、隐秘，被包裹了一层皮囊似的不可理解、难以穿透的特质。在那座承载着人类雄心壮志的高塔陷落之后(几乎所有神话都保有类似的故事)，原始的、神圣的、单一的语言，被粉碎得像水晶裂块，变成了七十二块，或者水晶碎块的数量是七十二的倍数那么多。许多字与词读起来像是从原石球体上散落的碎片，尖利突兀却又有相似点——每一个希伯来字母，每一个希伯来词，每一个希伯来语法结构，都像是碎成了一地的晶状物。卡拉巴派学者、赫耳墨斯主义者、学习《妥拉》和《塔木德》的哈西迪犹太教徒们，都曾尝试用那些残存的只言片语，去重组那种古老的语言——杰勒德·威基诺浦的外祖父致力于寻找古语的语序和语法，有时候也要和他严肃的“加尔文主义”女婿，也就是杰勒德·威基诺浦的父亲基斯·威基诺浦，来争论是不是因为五旬节从上天降下的圣灵之火，降在马可楼的门徒们身上，使得门徒们能够“说话”，在种类不明的口语中，他们含混不清地说着那种原始语言的其中一个版本、一个支离破碎的部分。基斯·威基诺浦觉得乔基姆·斯蒂恩即使在大审判之后要堕入永恒的火灼炼狱中，也不会改变他原本对语言就具有的趣味性推敲观点。但基斯·威基诺浦不确信最初的古语是希伯来语。他认为那是比希伯来语更自然的一种语言，从本质上讲，是来源于自然界的一种语言，一种能够指认出狮子、羔羊、苹果、蛇、树木、善、恶的语言，这种语言能够完全涵容并回应所有所指示事物的能量和意义。大象说的是大象语，蠼螋说的是蠼螋语。

年轻的杰勒德·威基诺浦聆听着、观察着。一直聆听着、观察着，也被一次又一次地激怒。他非常清楚从他父亲的圣经论述中，同时，也并不是很情愿地从他祖父的推测中——之所以“不情愿”，是基于美学思辨中的因素——领悟到：人，真的可以被愚蠢的行为、无谓的信仰，架空一生；而且，不止如此，语言的“天性”使然，使语言设下了陷阱、巧合或**，诱使人类将整个人生耗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杰勒德·威基诺浦也读到尼采的学说，尼采提出了“反基督”的观点，并对基督教的传统道德观念予以抨击，尼采的批判中使用了多彩的语言、丰沛的热情和激昂的能量，尤其是他本人早年间便放弃了对基督教“地狱之火”的信奉。尼采说过：“我担忧的是我们仍然摆脱不了上帝，因为我们依旧相信着语法。”神学，是上帝的语言；语法，是神学的表征。

杰勒德·威基诺浦成了数学家。他之所以选择成为数学家，是为了思考制度并断绝语言所给他带来的混乱。他使用的费波那契数列，包含许多学理在内，费波那契数列更描述了内耳耳蜗的螺旋，鹦鹉螺的卷曲，菊石和一些特定种类的蜗牛，树干上新枝的特殊位置，因为这些事物都体现着费波那契数列。他退守至纯粹的数字或线条组成，好像他只看到四边形、线段长度，以及蒙德里安的基础色调，而蒙德里安曾受约翰内斯·维米尔[2]启发，维米尔曾将光通过矩形的彩色窗户时形成的光影情状和光照射在阅读、思考、倒水的女性身体上时造成的照明效果，刻画记录下来。

也可能因为威基诺浦来英国时，英国正逢战事，所以他必须用英语来交流和教学，最终连思考都同样得用英语这门外语来进行。他虽然掌握了也精通英语，但这始终不是他自己的语言。[3]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间的威基诺浦，把注意力从数学结果上转移到语言结构上。他对罗曼·雅各布森2提出的所有语言都具有“区别性特征”这一理论产生了兴趣。但在索绪尔[4]看来，语言是象棋的相似物——在游戏中，语言不过是随意的符号，但被赋予了特定的正规的功能性，而近年来，诺姆·乔姆斯基[5]声称他已能论证出语言具有一种深度的普适结构，或者说是有一种放诸全部人类语言皆准的语法，它植根在人脑中，无法经由学习而掌握，却像心脏的跳动和眼睛的聚焦一样自然，这种语法不会被社会经验或人生历练所改变，因为它是人类生物特性的一部分，并能够将哼唱、嗡嗡声，以及千万种口音背后的思维模式，组合后建构出含义——恰如水狸生来便会筑坝，蜘蛛天生具有织网的本领，所以，人类也是一出生就有用语法来说话和思考的能力。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转换描述”等理论在1964年仍属于新的生硬的理论，有着数学一般的精确度，理解这些理论，需要依赖于对数学计算和数学结构的使用。杰勒德·威基诺浦相信，从理性角度出发，乔姆斯基的这些理论是正确的：人脑对生成和转换语言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不会被空水桶所吸走，也从不曾刻印在“白板[6]”上，但是却存在于大脑皮层和大脑神经元的树突、轴突、突触之中。乔姆斯基关于知识和语言的理论，刷新了旧的语法观点——另一派认为大脑被社会，被后天学习，以及偶发事件所塑造和定型。要认同语法能力既是天生的也是不可改变的，在当时，是对决定论、对宿命论的冲击，当然受到冲击还有其他的事情，因为这种新观点暗示了：遗传区别分化了人类，而不是环境。威基诺浦认识的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新观点是令人厌恶的，就像威基诺浦觉得他父亲的主意令人厌恶一样。威基诺浦在自己的学术天地中，听到了不少讨论，有的说语言是一种水晶般的、不可改变的结构，有的说语言是一种“乱中有序”，一种框架般的结构，形状和形式能随着环境与风气的变化而变换。从美学意味上，杰勒德·威基诺浦更倾向于认同“架构说”——语言是不断改换的、复杂多样的、变更有序的架构；而在理智范围中，他又接受“晶体说”；直觉上，也是同样的，“晶体说”比较合乎他的看法。乔姆斯基所说的人类建构语言的本能，更让威基诺浦感同身受。

威基诺浦的预期是，在遥远的未来，神经科学家也好，遗传学者也罢，或者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学生，在神经元树突的森林里，在突触的链接中，能够发掘出语言的形式，能够证实：基因像是非周期性的“晶体”，对于它所控制的物质而言，“晶体”能决定事物将会演化出的结构、形状和内容。威基诺浦遥望着未来，想象着对“晶体”恒定不变的内核的理解能够达致对阡陌般的语法和语法的深层架构的理解——但以上任何一种知识，都无法确实回答出委员会提出的“到底该教小孩子和半大孩子一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威基诺浦同样感触良多。

[1]　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ud)是犹太教中认为地位仅次于《塔纳赫》(Tanakh)的宗教文献。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

[2]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昵称为扬·维米尔(Jan Vermeer)，或约翰·维米尔(Johan Vermeer)， 17世纪的荷兰画家，作品有《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

[3]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俄罗斯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

[4]　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

[5]　诺姆·乔姆斯基指的是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 )，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认知学家、逻辑学家、政治评论家。

[6]　白板，译自拉丁语“Tabula rasa”，是一个认知论主题。认为人生来没有内在或与生俱来的心智，也即是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都是逐渐从他们的感官和经验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