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话赶话地已经说到了小林多喜二，那就干脆顺着继续往下说吧。

昭和六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强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拉开了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

一般认为，这同时也是大正民主终结的象征。

不管怎么说，战争都是灾难，无论对被害国还是加害国而言都是如此。

所以当时涌现出了很多反战人士，而他们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直接就是日本共产党员。

那么，有没有其他政坛人士站出来反战的呢？

有，但相当少，接近于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都被杀怕了。

就在九一八爆发后第二年（1932）的5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被一群军人刺杀于自家府邸。

话说宪政之神犬养毅就在九一八爆发后的第三个月当上了日本第二十九任总理大臣，他上任的时候，正逢世界金融危机，再加上关东军一言不发地这么突然就强占了东北，引得国际舆论哗然，可谓是危机重重。

因此犬养毅等于说就是一个力挽狂澜的角色，在他上台后，先是任命了经济高手，第七届日本银行行长高桥是清出任主管财政的大藏大臣，重新翻新国家经济政策，以应对金融风暴；而对于日本出兵中国，也持极大的反对态度，竭力主张避免战争扩大化，以免引发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干涉。

同时，犬养毅还削减了当年日本的军费，甚至做出了裁军的决定。

这当然就引起了军方的诸多不满，尤其是年轻的少壮派军官们，本来这些人以为九一八之后能大张旗鼓进军中原了，结果迎来的却是减军费和裁军，于是顿时就怒声载道，然后就起了杀心。

再说事发当天，11名20岁出头的海军军官杀进总理官邸，拿枪指住了犬养毅，后者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仍是很淡定，说你们有什么事就好好说吧，总能说明白的。

但刺杀者们却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而是回了四个字：“问答无用。”

接着，又大喊一声：“开枪！”

犬养毅，享年77岁。

这是一次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或者说里程碑意义的刺杀，因为参与刺杀的那几个军人，虽在后来确实都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可也只是以相对轻微的刑罚被处理了事。数年以后，又大多蒙恩赦获释，转眼间就分别在满洲和华北任要职。

当时海军方面的军法会议的判决长明确表示：“给予死刑，似乎是当作殉教者处理，这不太好”。

现役军官组团枪杀现任首相结果却安然无恙，这让当时的日本政坛人人自危，生怕自己平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小心得罪了军方而遭同一下场，而对于军人而言，则无疑是一剂振奋人心的强心剂。

这主要是因为在大正时代和昭和初期，日本军人地位过于低下的缘故。

众所周知，日本曾经是武士的国度，而在明治维新后，虽然取消了武士这个阶层，但概念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军人，再加上明治年间对外战争不断，对内有西南战争，对外有甲午日俄，因此军人地位很高，并且也一直以武士自居，可到了大正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内外形势趋于稳定，军人渐渐也就没了用武之地，在很多政客和文化人眼里，属于被国家养着蹭白饭的累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军人穿着军装坐火车外出办私事，被一群大学生撞上了，于是学生们纷纷批评他不应该穿着公家的衣服来做自己的事情，这属于腐败，在一片指责声中，那位倒霉的兵哥哥灰溜溜地走下了火车，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找个没人的角落独自抽泣一番。

尽管此事真伪莫辨，但当时日本军人地位并不崇高这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五一五事件发生之后，舆论导向和民间认知开始发生了变化，虽然确实有很多人对于军人的暴行政府的不良庇护进行了抨击，但更多的舆论机构却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们很明显地被这种恐怖行径给震慑到了，当时报纸上甚至还有大量亲军方的报导，认为那几个军人做出这种事情情有可原，至于诸政客们，则纷纷开始购买私宅，以避免像犬养毅那样被刺杀于官邸之中。

五一五事件的发生，其实就意味着日本已经进入了军国主义时代，军人开始主导起了一切，没有人敢对军方的意见说三道四，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战争开始被扩大了。

但是，就是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局面下，仍是有那么一拨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不畏任何威胁，大声地对战争说起了“NO”，他们就是日本共产党。

虽然在事件刚开始那会儿日共一度支持过军方，甚至还公开宣称建立人民和军队的统一战线，打倒万恶的资产阶级，但很快他们就琢磨过味儿来了，知道军人专权绝非是为了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消灭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对外战争。

发动战争就意味着要榨取大量民脂民膏充作军费，小老百姓的日子会更加凄苦，这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希望出现的局面，所以，随着战争形势的推进，广大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们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反战的阵线上。

对此，日本政府的做法是抓无赦。

昭和八年（1933），他们抓住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的那位小林多喜二。

此人生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秋田县人，家中系贫困小农，不过好在有个经商成功且很重情义的大伯，因此多喜二得以接受资助完成学业，还进入了北海道的小樽高等商业学校（现小樽商科大学）。

毕业后，他进入了拓殖银行小樽分行当职员，不管在哪个时代，在银行当班总是一份相对体面的活儿，本来大家都以为这下可好了，穷孩子一跃枝头变成了凤凰，可没想到的是，多喜二的那颗心，却并没有就此安分下来。

早在当年读商科学校的时候，他就在教授大熊信行以及后辈伊藤整等人的带领下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论，而且联想到自己以前贫穷的家世，使得多喜二对为劳苦大众奋斗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论者。

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还并非是反战，而是搞工运。

在掺乎各种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组织上发现小林多喜二似乎自带个人天赋，那就是虽为商科出身的他，却写的一手好文章，于是大家便让他专门摇笔杆子，就这样，作家小林多喜二诞生了，哥们儿隔三差五地就写了各种长短不一的文章，发表在各种大小不一的报刊杂志上，或支持无产阶级闹革命，或影射反动政府没人性。

然后在昭和三年（1928），哥们儿火了。

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一起名为三一五事件的事儿。且说当年的3月15日，时任首相田中义一在全国范围内搞起了共产主义者大搜捕，受牵连进监狱的一度超过了1600人。

为此，小林多喜二专门写下了一篇题为《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文章，并在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色其实还并非揭露政府惨无人道地追捕共产主义者，而是详细描绘了负责抓捕审问那些被捕者们的特高人员的残暴无道，尤其是对于他们拷打共产主义小青年的桥段，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让人身临其境仿佛就在拷打现场一般。

昭和四年（1929），多喜二又发表新作《蟹工船》，从此名声大振，一跃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旗手，以及政府眼中的通缉要犯。

不过他毫无畏惧，不仅继续执笔为劳苦大众呐喊疾呼，而且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加入了反战阵营。

于是，就被特高给盯上了。

虽然关于特高的简单介绍之前已经做过了，但想来想去果然还是觉得有必要详细来掰扯一番。

特高的成立，说起来还和幸德秋水有关。

话说当年秋水犯了大逆事件被送上刑场之后，也引发了日本政府内部的一场讨论，为了避免今后再度出现类似的“皇国前所未有之罪犯（首相桂太郎语）”，在当年（1911）的8月，国会投票通过了成立秘密警察组织的提案，这便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由来。

特高成立之初，下设只有两个係，一个叫特高係，负责直接镇压各种他们所认为的反政府运动，例如游行，罢工或者是安放炸弹等；另一个叫检阅係，职责是新闻出版审查，看看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里头有没有反政府言论。

然而，随着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日益活跃，特高也开始与时俱进地变得更为庞大了起来，到了昭和三年（1928），光是拨给全日本特高组织的预算，就已经超过了200万日元。

从公元1912年到1945年这三十多年里，1日元等于现在大概5000日元。

钱多了自然人也就多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每个县的县警里，拥有特高身份的警察一般占总警员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这些都是正规编制，如果要算上特高们自己花钱雇佣着的各种线人以及政府请来的各类临时工，那这个数字则远要再翻上几番了。

同时，特高人员所拥有的权力，也是一般警察权限所不能比拟的，比方说，特高拥有直接抓捕自己认为是可疑对象的权力，再比方说，地方县警的特高课课长在大多数行动前都无需提前请示地方警察长官和行政长官，直接动手即可。

不过，若只是系统庞大了一点，预算多了一些，权力大了几级，那特高终究不过是在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过的普通秘密警察罢了，事实上这个组织之所以被后世不吝以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禽兽不如等贬义词来形容，主要还是因为其恐怖的工作方法。

特高的行事手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惜一切方法消灭自己所认为的敌人。

具体说来，包括了严刑逼供，安插卧底，钓鱼执法，栽赃诬陷等等。

第一个和第二个我们就不说了，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行。

所谓钓鱼执法，打比方而言就是某共产主义小青年太郎某天走在家门口，突然碰到了老邻居左卫门，于是两人很自然地就各自站住了脚步聊起了大天，而对于日本的现状，比如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发动罪恶的战争等等，左卫门都表现出了一个爱国日本人应有的愤怒。

而太郎毕竟是受过共产主义教育洗礼的进步青年，看问题又深又远，因此直接把话说到了点子上，抨击起了内阁甚至天皇，说得兴起，还告诉了老邻居一个小秘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日本。

于是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一群人就冲进了太郎的家里，把他给抓走了。

其实左卫门的真实身份，是特高收买来的线人，他根据上头的指示，整天找那些被划上“社会主义者”标签的人套近乎然后聊天，**他们说出一些不和谐言论，然后告密。而这种钓鱼执法，也是战时特高抓社会主义或者民主人士屡试不爽的妙法。

而栽赃诬陷，倒不是把普通老百姓硬说成是社会主义者而打入监牢，说句公道话，以特高那无孔不入的情报搜索能力，一般情况下还远不至于要去抓活老百姓来凑数。

事实上栽赃诬陷这档子事儿是这么操作的：假设在东京某地有一群潜藏着的社会主义分子，我们姑且称他们为共产一家，为首的叫共产太郎，这伙人虽然确实都系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同时也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平素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至于社会主义言论和宣传虽然确实一直在做，但隐蔽工作做得很好，从来都没有露出破绽过。对于这样一群人，即便是特高，却也是不能随随便便把他们抓进大牢的。

但特高毕竟是特高，有证据要上，没证据，创造证据也要上。

某年某月某日，在共产一家聚集地附近，发生了一起银行劫案，遭抢金额一万日元，所幸无人伤亡，据目击者称，抢劫犯虽然蒙面无法看清脸，但却清楚地说过一句话：“老子是共产太郎，为了社会主义，把钱交出来！”

就这样，共产一家以银行抢劫犯的名义，全数被擒获了。

相信你早就猜了出来，没错，本次劫案的真正罪魁祸首，正是特高。

这种在狗咬刺猬无处下口的情况下冒充社会主义分子干一票惊天大案然后贼喊捉贼，也算是特高比较常用的手段。

此外，特高搜集情报的能力也堪称是当时天下一绝。

车站广场书店这种地方自不必说，总之在那个年头的日本，有人的地方就必然会有特高的存在，就算是没人的地方，也会留有一双特高的眼睛在那里监视着一切。

这并非是夸张的修辞，据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几个并非共产党党员但却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青年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共浴室里泡澡，一边泡，一边大家就开始谈起了当下时势，然后理所当然地对日本发动战争一事表达了种种不满情绪，并且各自都说了一些不怎么特别和谐的言论。

不和谐归不和谐，但任谁都能看出，这真心就是朋友相聚发发牢骚罢了。

结果第二天那一池子的人就全被特高请去喝茶了，在审讯室里，他们昨天泡澡时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是说话时的语气神态和肢体动作，都被特高人员原原本本地复述了出来。

复述完之后很心平气和地问他们，知不知道这是犯罪？

那几个倒霉孩子当时就吓得腿都在打颤了，而秘密警察们其实也并不想真对这帮只会耍嘴皮子实际上人畜无害的左翼小青年干什么，所以一顿口头教训之后，便放他们回去了。

而这帮人一直到老死，都没琢磨明白自己当年泡澡堂子时侃大山的内容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说了那么多，除了让你知道特高是个怎样的组织之外，还为了告诉你，一旦被他们盯上，那就几乎没有脱逃升天的可能，而且除非人家对你那条破命不感兴趣，不然你基本上连活路都没有。

事实上小林多喜二自从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之后，就在特高那里挂上了号，而且还是重点对象，这主要原因倒还不光是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共产主义这一方，最主要的是文中对于特高拷打共产党的具体流程和细节描写得惟妙惟肖很有即视感，让读者身历其境仿佛就在挨打者身旁一般。

这让特高上下感到了一丝寒意。

要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调查，跟踪，线人，钓鱼，逮捕，审问等等，都应该是秘密进行的，现在不光让人曝光于天下，而且还让一个共产党员曝光，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特高身边也有对方的卧底。

无所不在窥探着他人秘密的秘密警察如今也被人无所不在地秘密窥探着，这显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再加上自昭和六年（1931）十月他加入共产党后，就一直在从事着各种工运和反战活动，危险系数十足，所以特高上头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小林多喜二捉拿归案，然后撬开他的嘴巴，问出卧底到底是谁。

当时特高部长叫安倍源基，人称狩赤猎人，就是专抓共产主义者的意思。

说来也巧，这位安倍大人中学是在山口县德山中学念的，跟之前那位要杀天皇的难波大助居然还是校友。

可多喜二也不是等闲之辈，哥们儿不光会写文章，还会玩躲猫猫，自加入日共那天起这人就开始跟特高玩起了游击战，神出鬼没地来无影去无踪，时不时地还抛出一两篇匕首文，给共产党的各类杂志写写稿什么的，让追捕者们大为头痛。

昭和八年（1933），一个叫三船留吉的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向小林多喜二提议说，想和他一起共同拜访著名的诗人今村横夫。

因为三船留吉是那年头圈中有名的进步青年，故而多喜二没有多想便同意了他的提议，然后两人约定当年的2月20日在东京赤坂福吉町的艺妓屋街接头。

然而，到了那天，在那个约定的地方，小林多喜二遇见的却是以三船留吉为首的特高搜查队员。

其实那位三船君的真实身份是特高所打入日共的卧底，本来上头看这家伙混的风生水起，准备让他长期潜伏下去的，但为了抓捕小林多喜二这条大鱼，也就只能忍痛暴露了。

当天下午5点半，小林被抓进了东京筑地警署。

抓进去之后，特高对多喜二进行了例行拷打讯问，打算从他口中问出自己身边的卧底是谁，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和他共同从事反战反政府活动的其他日共同志的联系方式。

但小林多喜二坚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原则，在刑讯过程中没有透露只字片语，甚至都不承认自己就是小林多喜二。

这本来也是常态，很少有共产党员在挨第一顿打时就全招了的，故而当时关押多喜二的筑地警察署特高主任水谷下令，再打一顿。

第二顿打完后小林多喜二终于扛不住了，招了，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小林多喜二。

说完之后，又紧闭上了嘴，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

于是特高又打了他第三顿，这顿打完后，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

因为仍是一无所获，故而想接着打第四顿，但主打手筑地警署特高课课长毛利基发现，挨打的那个貌似不行了。

毛利课长觉得大事不妙，于是连忙带手下将人送进了医院，而医生问起伤势情况以及为何受伤时，陪同一起的特高人员却全都推说不知。

一问三不知自然就很难展开治疗，因此在当天晚上八点不到的时候，小林多喜二终因伤势过重而去世了。

虽说当时流行一旦被抓进特高就不可能再活着出来了这么一句话，但从被捕到死掉不过三个多小时也的确是创下了新纪录，更何况死的那个又是相当出名的人，所以即便是特高，也不得不对小林多喜二的死因开始加以掩饰。

21日，特高发布了一条公告：著名共产党人小林多喜二先生，在特高办公室里接受常规问话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虽经多方全力抢救，但终因技术有限而回天乏力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卒年30岁。据医院方面说，小林先生的死因是心脏麻痹。

22日，小林家的家属前来领取了多喜二的遗体。

然后他们就愤怒了。

小林多喜二的遗体全身到处是伤并且肿大异常，尤其是下半身，又黑又肿，一看就知道是挨打后的内出血，所以当时家属就提出质疑，要求解剖尸体，查明真正死因。然而特高却一口拒绝，不仅如此，甚至还通知了东京都内所有拥有解剖验尸能力的医院，勒令他们不许为小林多喜二的尸体解剖检验。

迫于**威，还真是没有一家医院敢接手这活儿。

这下，全日本都愤怒了。

其实本来特高做事毒辣手段下作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说句难听点的话，小林多喜二这么个角色被抓进去任谁都知道是凶多吉少，你就算把他活活打死再吊电线杆上，大家也只会觉得这才是特高风格。

可现在你却侮辱了大众的智商，这就不可饶恕了。

面对着满身大小的伤痕和淤血，居然还指鹿为马地说死因是心脏麻痹，麻痹你妹。

再加上原本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医院也遭到了特高的威胁，被迫不为小林多喜二解剖尸体，这更让全社会人人自危，觉得以后要有什么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估计也是一般的下场。

所以，反应也就出奇之大了。

23日，堪称日本共产党机关报的《赤旗报》率先发难，头版头条大幅度刊载了小林多喜二的遗容照以及他遗体的各处伤痕，接着，其他报纸也纷纷效仿，大家有照片贴照片，没照片画油画，反正是在瞬间就把多喜二那悲催的死讯和死状传遍了整个日本。

同时展开互动的还有中国方面的众多左翼文化人，比如鲁迅就专门派了唁电去日本，称“我们将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可是没用。

小林多喜二之死以及之后社会的巨大反响并没有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任何动摇性影响，战争依然按照军方的意思被扩大了，而且整个政局也逐渐为他们所掌控。

昭和十一年（1936）二月二十六日，1483名陆军青年官兵在首都东京发动了一起未遂的政变，他们打着“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的口号，端枪扛炮地杀进了各路高官的宅邸。

动机是要求改革，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一君万民”体系，同时“清君侧”。

当时日本确实是贫富差距比较大，政客豪商以及军队高官们过着一掷千金的豪放生活，而底层的升斗小民们则要为每一分钱的花销而打足算盘，因此就有士兵觉得这世道不好，要改正。

于是他们就想到了要将那些身居高官的大政治家大将军们全部弄死，改天换地打造一个新世界。

这件史称二二六事件的兵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一大批国家栋梁被乱军杀害，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日本著名经济家高桥是清，再比如陆军省军务局长，人称皇军之脑的永田铁山。

同时，造成的影响也是极为巨大的——二二六事件意味着日本基本上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虽然直接参与杀人放火的犯罪分子都遭到了程度不等的惩罚，但从此往后在这个国家军人的话就是一切，连昭和天皇都不敢刺激军部，而反对战争扩大的呼声清一色地被无视，整个日本乃至整个亚洲，都被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至于民主，则已经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