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查德·欧·科林
早期袭击，795年至836年
那些日子是上帝创造世界以来从未有过的苦难，人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除非上帝缩短这些日子，否则没有人能够获救；但是为了他的选民，上帝缩短了这段苦难的时间。
在《阿马之书》(Book of Armagh)中，在与耶稣对耶路撒冷毁灭的预言(《马可福音》13:19—20)相对的位置写着一个名字：“切拉赫”(Cellach)。这段简洁的评论似乎在黑暗中突然投来了光亮：早期维京人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袭击，以及教会领袖对艾奥纳岛上的圣科伦巴修道院无法预见的不幸的反应。对于他们而言，这就如同耶路撒冷被毁灭一样。切拉赫自802年至814年担任修道院院长。795年维京人洗劫了艾奥纳岛，802年又烧毁了修道院，806年还杀死68名教会会众。修道院的领导层极为震惊，之后便为修道院的珍宝和高层人员寻求安全之地，807年至814年在米斯郡(Co. Meath)的凯尔斯(Kells)修建了一所新的岛上修道院。尽管当时的评论没有像阿尔昆描述793年维京人对林迪斯法恩的袭击时那般的恐怖，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极度震惊。
艾奥纳岛幸存了下来，瓦拉福里德·史特拉伯(Walafrid Strabo)记录了另一件戏剧性事件。史特拉伯是国王“虔诚者”路易的学者和宠臣，他在赖兴瑙岛(Reichenau)和国王的宫廷见到了爱尔兰的流亡者。根据这些人的描述，他写出了826年被杀害的殉道者布莱斯马克(Blathmac)的生平。在他看来，布莱斯马克本应成为国王，却成为僧侣并渴望殉道者的名声。布莱斯马克在得知危险后，毅然前往艾奥纳岛。他料到袭击者要来，就建议其他人逃跑，有些人的确听从了他的建议。当维京人到来的时候，他掩埋了盛着科伦巴圣物的神龛，并且拒绝透露埋藏地点，因此被杀害。尽管整个叙述充满了圣徒似的描写，但这件事可能是真实发生的。这个故事以及年代记里提到的艾奥纳修道院院长们的卸任与继任(818年、829年、831年、849年、865年和878年)证明了修行生活得以继续。
这些维京人主要由挪威人组成，他们的袭击出其不意。《阿尔斯特年代记》未有任何先兆地记录了“异教徒毁坏了不列颠所有岛屿”，对岛屿和海岸的袭击持续了二三十年。795年，他们对爱尔兰进行了第一次袭击：“异教徒烧毁了列奇鲁岛(Rechru)，斯凯岛也被洗劫。”列奇鲁岛即拉斯林岛，位于爱尔兰海岸的东北方，这里有许多修道院，是船只南下的必经之路。很快袭击者就进军爱尔兰海，798年，编年史家记录：“异教徒火烧因尼斯·帕特里克(Inis Pátraic)，抢走了这些地方作为贡品的牛，打碎了圣德·乔纳(St Do Chonna)的神龛，大举入侵爱尔兰和苏格兰。”因尼斯·帕特里克就是斯凯利斯岛附近的圣帕特里克岛(St. Patrick’s Island)，圣德·乔纳是它的保护神。
截止到当时，袭击还是试探性的——通常是两三艘船只，而不是舰队。到807年，他们已经绕过了北部岬角，到达西部沿岸海湾。他们放火烧了斯莱戈湾(Sligo)外面的伊尼什默里岛(Inishmurray)，袭击了位于戈尔韦湾内陆水域的罗斯坎(Roscam)。有时他们会遇到地方领主的顽强抵抗：811年，“阿尔艾德人(Ulaid)屠杀了一批异教徒”；812年，菲尔·乌梅尔(Fir Umaill)在克卢海湾“屠杀了一批异教徒”。但同时，他们穿过爱尔兰海向南推进。821年，他们袭击了霍斯(Howth)，出于索要赎金或奴役的目的“抓走了一批妇女”，还抢劫了韦克斯福德湾小岛上的修道院。822年，他们抵达科克(Cork)；824年，他们袭击了位于凯里(Kerry)海岸13公里的斯凯利格岛(Skellig)上的偏远修道院，并抓捕了修道院院长埃特加尔(étgal)。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维京人攻击了东北海岸、东部海岸甚至南至博因河(Boyne)的主要修道院。824年，他们首先攻击了位于贝尔法斯特海湾南岸之外的著名学府之地——班戈(Bangor)。他们洗劫了修道院，毁掉了礼拜堂，将创立者圣康高(St. Comgall)的圣像从圣坛上推下，并杀害学者和主教。然后，他们攻击了斯特兰福德湾的莫维尔(Moville)。827年，他们又袭击了都柏林海岸的拉斯克(Lusk)，并入侵了当地的王国。828年，他们攻击了博因河以北地区。当地统治者率军抵抗，而在东南部地区，乌伊·切内塞莱格(úi Chennselaig)的国王和塔赫蒙修道院(Taghmon)也加入了驱赶维京人的军队。
维京人的施压越来越大。831年，维京人袭击了劳斯(Louth)北部，并抓捕国王索取赎金。阿马的僧侣们派遣军队保护他们在卡灵福德湾(Carlingfor Lough)的地产，但是惨遭失败，许多人被俘。这反而让维京人注意到阿马的财富，832年年初维京人第一次袭击阿马，一个月多达三次。随后便是对其他教堂的袭击。图阿特尔(Tuathal，死于850年)，即后来杜罗(Durrow)和兰贝(Lambay)的修道院院长，在携带圣阿多姆南(St. Adománn)圣骨匣巡回时在莫纳亨郡的多纳赫莫尔(Donaghmoyne)被俘。神职人员和圣骨匣均被维京人带走，之后神职人员被赎回，但是圣物不知所终。
与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做法相同，袭击者们开始向内陆进发：833年他们袭击了北部沿海的德里(Derry)、都柏林附近的克朗多金(Clondalkin)和劳斯郡的德罗姆斯金(Dromiskin)，他们还袭击了位于南部海岸的利斯莫尔(Lismore)的大修道院，并且屠杀抵抗的志士。834年，他们攻击了格伦达洛(Glendalough)和博因河畔距德罗赫达(Drogheda)11公里的斯莱恩(Slane)。第二年，他们洗劫了弗恩斯(Ferns)和科朗莫尔(Clonmore)——两个地方都曾受到伦斯特南部国王们的资助。836年，他们从阿克洛(Arklow)的海岸出发，通过艾恩摩尔峡谷(Avonmore valley)，穿越30公里极其艰难的地带，攻击了格伦达洛。
苏格兰也许遭到了同样的攻击，但是相关资料太贫乏了。825年之后，艾奥纳岛的记录可能就停止了：苏格兰本土的记录几乎是刚刚开始。达尔·里阿达(Dál Riata)从记录中消失，在820年前，其统治范围直达福特日乌(Fortriu)以东。839年“异教徒”击败“福特日乌人”。这次对皮克特王国中部地区的攻击显示，西部和北部岛屿及西部和东北部内陆地区已经属于维京人。这片地区很可能是9世纪中期爱尔兰资料中提及的洛斯林(Lothlind)或莱斯林王国(Laithlinn)，也就是托姆莱尔酋伯爵(Earl Tomrair)的王国，托姆莱尔在848年阵亡。这片地区也是853年到达这里的奥拉夫(Amlaíb)的王国。后来，这个说法被用来指整个斯堪的纳维亚。
本地年代记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威尔士的证据。在853年或854年维京人攻击安格尔西岛(Anglesey)的皇家要塞之前，威尔士沿海的修道院本来会遭到来自爱尔兰海的掠夺。但是856年圭内斯国王罗德里大帝(Rhodr, King of Gwynedd)杀死了他们的首领霍姆(Horm)。爱尔兰年代记记载，877年罗德里从丹麦区来到爱尔兰，878年当他返回时被英格兰人杀死。当年维京人在达费德(Dyfed)过冬，在南威尔士的定居也许自此开始。
维京在爱尔兰的最初40年，维京人的袭击大多是“打完就撤”，由海盗率领的海上小股军队驾驶着速度足够快的船只，出其不意地进攻。837年之前，爱尔兰没有记录有名姓的维京人，9世纪中期前也没有记录有名姓的国王。他们一直在距离可航行的水域不超过30公里的边缘活动。沿海岸线抵抗极为艰难，因为爱尔兰海岸线长达4.8万公里，而且袭击者们移动迅速。这里没有类似于法兰克人在莱茵河口所布置的海岸护卫或堡垒，因此可以设想爱尔兰的舰队不够发达。然而，爱尔兰的地方抵抗有时却很有效。
日益加剧的袭击和移民
9世纪30年代末，维京人对爱尔兰和其他地方的袭击越来越恐怖：自836年，大规模的袭击始于“来自南布雷加(Brega，南米斯郡)的异教徒掳走了第一批受害者，带走了大批的犯人，杀死了许多人并带走了更多的俘虏”。秋季，可能是来自香农河(Shannon)上舰队的“异教徒对康诺特郡所有地方都进行了最残忍的**”。科朗莫尔的修道院在圣诞前夜被烧毁：许多人被杀，还有更多的人被俘。袭击从秋季直到隆冬，奴隶买卖证明了这些维京人正在岛上越冬，并且可能抓捕了无数的俘虏。《莱瑙修道院的圣芬坦生平》(The Life of St. Fintan of Rheinau)表明，他们在那里交易奴隶，于9世纪中期将俘虏卖到他们的家乡。
837年，一支60艘的舰队出现在博因河和利菲河(Liffey)上。他们肯定来自比挪威更近的基地，很有可能是苏格兰的定居点。他们破坏利菲河谷和米斯郡东部地区，抢劫修道院和城堡。乌伊尼尔人(Uí Néill)为他们带路，但是之后不久发生了一场战斗，乌伊尼尔人被打败，“死伤无数”。自此维京人开始定期出现在内陆的河道内。837年，他们来到香农河，烧毁德格湖(Lough Derg)上的圣岛及周围的教堂；他们来到厄恩湖(Erne)和博因河，掠夺了内陆的修道院。
839年，他们将一支舰队部署在爱尔兰最大的湖泊内伊湖，班恩河(Bann)可航船的下游与其北岸相连，然后“抢劫了北部各王国和修道院”。阿尔斯特的年代记编写者在841年写下的第一条记录这样说道：“异教徒依旧盘踞在内伊湖上。”编写者希望异教徒离开，编写者的惊讶证明他们在840年或841年时是初次在那里过冬。维京人开始修建长港，也就是能够保护他们船只的永久堡垒。841年，年代记记录了位于林恩·杜阿恰尔(Linn Dúachaill，位于劳斯郡的安纳格森)的一处长港和位于都柏林的另一处长港。他们从安纳格森出发，抢劫了中部地区；从都柏林出发，抢劫了伦斯特(Leinster)和乌伊尼尔王国，并远及布鲁姆山脉(Slieve Bloom)。他们还抢劫教堂，部署定居点。
记录者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些都柏林的长港是永久性的，842年的第二条记录写道：“异教徒依然在都柏林。”但是这些维京人想要永久居留，他们数量众多，而且修建了防卫严密的堡垒。年代记中提及了一些堡垒：香农河上的里湖(Lough Ree， 845年)、科克(848年)、巴罗河上的邓拉利(Dunrally， 862年)、北部海岸的堡垒(866年)、约尔(Yougha，866年)、克朗多金的邓·奥拉夫(Dún Amlaíb， 867年)。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其他文献中没有记录的长港。844年维京人进入里湖，并从那里他们抢劫了康诺特和米斯，窃取了中部地区富有修道院的财富。阿马修道院院长福安南(Forannán)很有可能是在巡视芒斯特途中被俘，维京人将他(以及圣帕特里克的圣物)带到船上。第二年福安南返回，圣物也完好无损，可能是支付了大笔赎金赎回的。这件事惊动了其他教职人员，促使王室开始采取行动。845年，可能是里湖舰队首领的维京人图尔格斯(Turges)被塔拉(Tara)的国王处死，但是这支舰队依旧活跃。
9世纪中期的杀戮尤其残暴，以至于有些人认为爱尔兰已经沦陷。这可以从《圣伯丁年代记》对847年爱尔兰流亡者的描述中看出：“当他们被维京人欺压了许多年后，他们变成了维京人的附庸。维京人没有遇到反抗就占据了周边的岛屿，并在此定居。”
伟大的国王们没有团结起来抵抗袭击者，他们正忙于解决彼此间的宿怨。年代记编撰者简单地记录了袭击和杀戮，以一种超然的口吻揶揄那些习惯于同时期暴力活动的教会管理层。修道院除了祷告外，也开始自助，教士们走上了战场。845年，特里格拉斯修道院和克隆纳修道院的院长以及基尔代尔修道院副院长在达纳马斯(Dunamase)率领僧侣士兵抵抗时被杀。达纳马斯距克隆纳13公里，距基尔代尔24公里，距离近到足以让它们一同参与当地的防御。842年出现了第一次明确(而又隐晦)的维京人、爱尔兰人合作的记录：林恩·杜阿恰尔修道院的院长科曼(Commán)被维京人和爱尔兰人杀害并烧尸。年代记记录者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也没有表示任何观点。关于895年阿马遭袭的一则公告上出现了一条针对抵御祈祷的讽刺性评论：
唉，神圣的帕特里克啊!
你的祈祷无济于事啊!
维京人手持斧头
正在劈开你的祈祷室。
尽管有些迟缓，但大国国王们终于开始反击，并且发现他们居然能够成功反击。845年，塔拉国王尼尔·凯尔(Niall Caille)在多尼戈尔(Donegal)击败维京人。846年至847年，奥索里国王赛尔保(Cerball, King of Osraige)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领土，杀死了1200多名敌人。12世纪，赛尔保被冰岛的上层人士奉为伟大的祖先。848年，下一任塔拉国王梅尔·塞赫纳尔(Mael Sechnaill)在斯克林(Skreen，米斯郡)附近打败维京人，杀死700人。同年，芒斯特国王奥尔乔巴尔(ólchobar)和伦斯特国王洛尔坎(Lorccán)的联军在卡斯尔德莫特(Castledermot，基尔代尔郡)击败维京人。年代记记录者写道：“莱斯林国王指定继承人托姆莱尔伯爵和他的1200名军士在此战败。”即使我们把年代记上的数字看作夸大的数目，这些战役也都是重要的胜利，同时还存在其他的胜利。《圣伯丁年代记》在848年出使“秃头”查理宫廷的爱尔兰使团时，也记录下了这些胜利。“爱尔兰人攻击了维京人，并在基督的帮助下取得胜利，把维京人赶出了王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爱尔兰国王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前往查理宫廷，以求和平和友好。”维京人第一次占领爱尔兰的企图几乎将自己消耗殆尽。
自9世纪中期开始，维京人开始融入爱尔兰生活；那些最初为攻击内陆而建的堡垒逐渐演变成了沿海王国，维京人为争夺领主地位而竞争。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获取大面积的领地——这和苏格兰、英格兰以及法兰克的维京人大不相同。在不断变换的同盟关系中，爱尔兰国王们时而向他们开战，时而视他们为同盟和雇佣兵，其核心都是围绕乌伊尼尔人想成为爱尔兰之王的企图。然而，很快就出现了更加危险的维京人。
849年，一支拥有120艘船只的远征队抵达爱尔兰——年代记记录者记录，这支舰队“由外国国王的手下组成”，他们前来强迫爱尔兰的维京人屈服，并且扰乱整个国家。更糟的是，851年至852年爱尔兰的维京人和新来的维京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殊死较量，最终新来的一批人被赶走。853年，“莱斯林国王的儿子奥拉夫来到爱尔兰，爱尔兰的外国人向他屈服，他收取了爱尔兰人的贡金”。有许多资料写到奥拉夫有挪威血统，但是他很可能是苏格兰维京王国的统治者之一，这个王国在未来一个世纪对奥拉夫及其继承者来说都至关重要。随后20年左右，他和另外两个兄弟或同族人——伊瓦尔和奥伊斯勒(Auisle)，成为以都柏林为基地的维京人中最杰出的首领。866年，他们“率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外国人”在整个皮克特王国肆虐，抓捕人质和俘虏，而且强迫他们纳贡。(甚至在威尔士年代记中也提到)870年至871年，他们围困并占领位于克莱德河(Clyde)河口的邓巴顿，粉碎了斯特拉思克莱德的不列颠人。他们率领200艘船只，载满财宝以及大批英格兰、不列颠和皮克特俘虏返回都柏林。这使得苏格兰的大部分领土受到袭击、买卖奴隶和进贡的侵扰，并且有可能已被维京人统治。875年，丹麦人和北方人相互争夺：皮克特人被丹麦人从南面击败，877年，皮克特王国幸存疆域的国王君士坦丁(Constantine)被维京人杀死。
866年，北乌伊尼尔国王艾德·芬利亚特(Aed Finnliath)摧毁沿北部海岸(包括福伊尔湖)的长港，他逐步从维京人的控制和定居点中赢回沿海地区——这是对北部海峡两侧日益增长的维京势力的反击。但是维京人坚持住了，873年，伊瓦尔在他的势力范围内被称作“爱尔兰和不列颠的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国王”——这意味着他是所有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维京人的领主，包括皮克特和斯特拉思克莱德，也许还包括威尔士。
在爱尔兰的其他地方，也有独立探险的维京队伍。860年，沃特福德的一支舰队(这表明那里有一个定居点)沿诺尔河(Nore)袭击。862年9月，洛伊吉(Loígis)的国王和他的叔父奥索里国王塞尔保摧毁了维京人的一个重要长港以及停泊在巴罗河沿岸的邓拉利的一支舰队。两年后，同一支维京人在南方依然活跃，塞尔堡袭击了利林(Leighlin)的修道院后击溃了他们。北部海岸的定居点也存活了下来：898年，福伊尔湖的维京人袭击了阿马；900年1月，一支舰队出现在内依湖上。斯特兰福德湾上还有另一个定居点。位于南部海岸的约尔也有另一个定居点，但是这里的舰队和长港在866年被摧毁。一年后，科克的维京人首领格尼姆贝奥卢在战斗中被杀。888年，袭击者杀死了科洛因修道院的院长和副院长，而这些袭击者可能来自科克。887年，利默里克的维京人被康诺特人击败。中南部地区遭到了来自沃特福德、韦克斯福德和圣马林斯的维京人攻击，但是他们最终在892年被击败。单独行动的维京人，比如托姆莱尔酋伯爵，在866年洗劫了克朗弗特大教堂(Clonfert)——年代记记录者非常满意地写道：他回到长港后不久即被复仇的圣布伦丹(St. Bredan)杀死。
9世纪末期都柏林的历史记载开始变得比较粗略：动**不安，四分五裂。爱尔兰人成功地进行了反抗，867年，他们烧毁了位于克朗多金的维京人堡垒，击败了这支舰队，并且攻击城池。但是奥拉夫在869年又卷土重来，他们洗劫了阿马，烧毁祈祷室，并且杀死或俘虏了1000名居民。三个家族在争夺都柏林。而此时奥拉夫从记录上消失；875年，他的儿子奥斯金(Oistin)被丹麦人谋杀；巴里德(Barid，可能是伊瓦尔的另一个儿子)被年代记记录者称作“伟大的维京统治者”，而881年他的死亡和都柏林的烧毁则被记录者归功于上帝和圣西亚南(St. Cianán)。883年、888年和893年出现了更多的王朝纷争和杀戮，都柏林人分为两个阵营，一派以伊瓦尔的一个儿子为首，另一派以西格弗里斯酋伯爵(Earl Sigfrith)为首。896年，伊瓦尔的儿子西特里克(Sitric)被维京同伙杀害，他的兄弟也被爱尔兰人杀死。维京人依旧能够深入内地：890年至891年，他们洗劫了阿德波拉坎(Ardbraccan)、多纳帕特里克(Donaghpatrick)、杜兰、格兰达洛、基尔代尔、科隆纳德(Clonard)；895年，他们攻击了阿马，带走710名俘虏。但是他们在都柏林的势力消退得很快。当902年北方的布雷加和伦斯特联军进攻，维京人的失败随即而来：“异教徒被赶出爱尔兰，也就是从都柏林的堡垒里被赶出，他们丢弃了大量船只，捡回半条命逃走。”都柏林的第一个维京定居点自此终结。
爱尔兰不像“秃头”查理的法兰克王国那样富庶、有利可图，也无法轻易建立定居点。9世纪后期第二批维京移民开始前往冰岛和英格兰西北部。爱尔兰激烈的反抗和冰岛及英格兰所提供的新机会解除了爱尔兰的压力。——历史学家们经常讨论的所谓的“四十年太平”被认为标志着第一段维京时代结束，这个说法来自一部12世纪的文学作品，并且最终可能是《圣经》的传统主题(《士师记》3:11， 5:32， 8:28等，译者注：应该是5:31提到了“太平四十年”，不是5:32)，而这一主题不应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第一段维京时代的影响
第一段维京时代对爱尔兰的影响很难衡量。维京人一直被指责应为教会和宗教文化方面灾难性的衰败而负责，也有些人认为这些袭击对正在恢复发展的爱尔兰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导致职权滥用、普遍堕落和世俗化，维京人的暴力(和一些爱尔兰模仿者)使社会充斥着粗俗和堕落。但是这种想法有些离谱。9世纪赖兴瑙版的比德(Bede)作品片段的爱尔兰抄写员可能属于某一个受到袭击的宗教团体，也就是都柏林附近克朗多金的圣莫察(Mo Chua)宗教团体。他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把我们从大批涌入的外国人、敌人、异教徒以及苦难中解脱出来吧!从火灾、饥荒以及各种疾病中解脱出来吧!”他将维京人袭击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在中世纪早期生活的许多龌龊事情中，解决办法常常是靠民众的祈祷和上帝的怜悯。他本可以对掠夺修道院的爱尔兰王室抱有同样令人生厌的反应。
人们不应该夸大维京人对修道院袭击的频率和程度。795年至806年，爱尔兰有4座修道院被抢，艾奥纳岛和斯凯岛是这4次攻击的受害地。807年有2次抢劫，直到822年才出现更多的抢劫记录。从822年至829年，15座修道院遭到破坏。这使34年间遭抢的修道院数目增加到了25座。即使我们认为年代记记录者只记录了大规模攻击次数的四分之一或更少，但是鉴于爱尔兰修道院和教堂的巨大数量，这一计数依旧很低。
从大约830年至845年，维京人对修道院的袭击十分严重：年代记列出了某些具体袭击中的大约50名受害者名单，收录了9次大范围发布“对民众和教堂”的袭击公告，比如在伦斯特北部和乌伊尼尔王国。维京人似乎专注于袭击大型修道院，因为那里有可掠夺的值钱东西和可换赎金的大人物。地方修道院几乎什么都没有，因此它们和宗教团体一起避开了灾难。
袭击的严重程度也不同。一些著名的教堂在较长时间内都避开了袭击：位于埃姆利(Emly)的皇家修道院直到847年才遭到第一次抢劫。西尔基兰(Seirkieran)和伯尔(Birr)只遭到一次袭击。尽管10世纪时阿加波(Aghaboe)、基尔卡伦(Kilcullen)、凯尔斯、科勒雷恩(Coleraine)受到了攻击，但是在整个9世纪却未受破坏。我们所知的在9世纪遭到袭击的地方〔比如索兹(Swords)、凯斯利格、蒙格雷特(Mungret)、莫维尔(Moville)、莫那斯特博伊斯(Monasterboice)〕则似乎避开了10世纪的杀戮。还有其他未被提及的受袭地。我们可以推断出有一些袭击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也不能做过分推断，认为维京人的袭击比实际上更具影响。显然他们集中在拥有大型修道院的城镇：阿马、格伦达洛、基尔代尔、斯莱恩、科隆纳德、克朗麦克诺伊斯(Clonmacnoise)、利斯莫尔和其他城镇。这些地方都是维京时代之前爱尔兰教会的领导者；它们以同样的地位从维京时代幸存下来，甚至变得更有影响力。几乎没有教堂消失，甚至那些接近维京人领地或在其领地内的教堂也没有消失。年代记记录者的记录是不全面的：他们的描述冷静、简洁，在空间和时间上明显不均衡，但成为受害者看待这些事件的参考。而且年代记记录从来不抱怨攻击者的残暴。
人们指责维京人的骚扰带来了一些恶习，如多元化、世俗长官、教士婚姻、教会世袭等，但是这些现象在维京人到来之前早就存在了。这些混乱有时也许会让行为更加恶化，使宗教生活变得粗俗，但也可能相反：殉道强化了人们的忠诚，至少对一些人来说，这场危机强化了纪律，加强了管理。
据说，这些袭击造成了大批爱尔兰学者、诗人和教师离开并前往法兰克，后果之一就是爱尔兰学校极其匮乏。其中一位著名的逃亡者是诗人塞德留斯·司格特(Sedulius Scottus)，他于9世纪中期抵达“秃头”查理的宫廷。圣高尔的普里西安作品手抄本(St. Gall Priscian)就是他抄写的，该书使用大量古爱尔兰语注释，大约845年作于爱尔兰并被带到欧洲大陆。空白处写了一首著名的关于维京袭击的四行诗：
今夜之风异常凶猛，
掀起了大海的白色巨浪，
我不害怕跨越平静大海的
野蛮的维京人。
塞德留斯写给主教哈特加尔(Hartgar)的诗被认为是他和他的同类逃离爱尔兰以躲避维京人的证明：
肆虐的北风摧残着我们——格外可怜——
博学的语法学家和神圣的教士。
呼啸的北风不放过任何人，
用它残酷的尖嘴撕裂我们。
所以，尊敬的哈特加尔主教，帮助疲倦的人吧，
用一颗善心接纳我们这些博学的爱尔兰人吧。
塞德留斯的确提到了袭击，但是这些袭击不足以迫使他流亡。在维京人的袭击加剧之前很久，以及最糟糕的袭击过去之后，爱尔兰学者已经在加洛林王朝的宫廷和其他地方都拥有影响力。塞德留斯是宫廷学者，此时“秃头”查理的法兰克王国正在遭受严重的袭击，他可以利用法兰克王国的经历来为他的同伴博得同情，声称大家同样是受害者。爱尔兰学者们不是被袭击迫使流亡的：他们被卡洛林王朝的慷慨资助所吸引，那时法兰克王国比爱尔兰更加动**。
爱尔兰宗教学校兴盛起来。通俗文学的杰出作品——基于7世纪韵律格式的优美抒情诗和宗教诗，传承了两个世纪文体演变的有关阿尔斯特传说和宫廷故事的叙事散文——都属于9和10世纪。同一时期爱尔兰人撰写了大量复杂的族谱、法律文本和历史短文。在欧洲，爱尔兰宗教学者留下了对维京战争描述得最详尽、最冷静的年代记。撇开流亡在卡洛林王朝的爱尔兰学者不谈，9世纪末和10世纪的拉丁文写作主要是日常的圣训记录和祷告书。金属制品加工没有衰落，只是风格发生了变化，维京人带来的白银被大量使用。石头上的人物刻像令人赞叹。金尼蒂大十字架是为塔拉国王梅尔·塞赫纳尔(死于862年)而建立的，上面刻上了他对爱尔兰王国所有权的声明。撒母耳十字架上将大卫纳入国王之列(《列王记上》16:1—13)，这表明教会接受了他的地位，也认可他的权力。位于克朗麦克诺伊斯的宏伟圣经十字架，是为塞赫纳尔的儿子塔拉国王弗兰·辛纳(Flann Sinna， 879—916年)建立的。麦克·杜南福音书和10世纪的圣咏集显示，书稿彩饰的传统保留了下来。修道院的教堂和他们的学校从战争中脱险，甚至在维京控制地区幸存下来。
一些人认为袭击导致了对教堂暴力攻击的增加，结束了教士的豁免权。然而这是值得怀疑的。对修道院的攻击早在维京战争之前就存在了，其间并没有间断，战争结束很久后依然存在。原因很复杂，结构性的、社会性的、经济性的原因使修道院脆弱不堪：贵族对圣殿的暴力破坏；教会人员和国王的密切联系使修道院成为皇家中心并将教会卷入政治争斗中；教会宗派竞争会导致饥荒时期教会的储存物品被抢。
维京人不是出于宗教原因攻击修道院(他们没有修道院)，而是因为这里聚集了财富，被当作了保险仓库，并且修道院农场贮存丰富。同爱尔兰人不同，他们蓄意抢走祭坛的奉献盘、神龛和圣物。年代记和在挪威发现的幸存手工艺战利品为此提供了证据。但他们的掳掠并不仅限于此。因为一旦遭到袭击，修道院无法很快替换这些宝贵的器皿和神龛；另外，它们不太具有金银的价值，因为它们的价值依赖于拥有者的宗教和艺术修养。维京人可能很快就了解到，他们得到了比珍贵金属的原始价值更多的赎金。
维京人很快就发现人可以作为商品并带来更多的利益：奴隶和俘虏可以换取赎金。早期袭击的显著特点是抓获俘虏，然后就是大规模的奴役。869年，奥拉夫在阿马杀死或俘虏了1000人。881年，德利克(Duleek)还发生了数次大规模的奴隶抢劫，许多人被抓；886年，维京人在基尔代尔抓了280名俘虏(包括修道院副院长)；895年，阿马有710人被抓走。尚不清楚这些奴隶是如何被交易的，但是一些人去了斯堪的纳维亚，一些人去了冰岛。对爱尔兰来说，这种形式的奴隶交易是新事物：爱尔兰人用这种方式对付维京人，而不是互相攻击。
在政治方面，维京袭击前的爱尔兰被认为是部落化和仪式化的，古老的爱尔兰法律和政治制度在维京人的袭击下分崩瓦解。这个“古老秩序”不是经由爱尔兰的历史发现的，而是来自对爱尔兰法律文本的狭义解读，也被萨迦文本的错误解读影响。这些萨迦文本写于9世纪或稍晚时候，这时他们想象中描述的社会有可能已经瓦解了。事实上，文献透露了目前人们的关注。爱尔兰神话故事《莫伊兹拉之役》(Cath Maige Tuired)清楚地谈及维京人的威胁(可能甚至是当时的一个政治信号)，年代记和族谱显示爱尔兰正如欧洲大陆一样被渴望权力的国王和贵族所统治。一些人宣称是爱尔兰的国王，为争夺权力卷入长期的武力斗争中。维京袭击也不能分散他们的精力。
第二段维京时代
到10世纪早期，在北海峡两侧早就建立了爱尔兰-维京地区，爱尔兰有这样的地区，但是更重要的地区则位于苏格兰和马恩岛。不知从何时开始，大批殖民者从都柏林及其附属地迁来，这使得从迪河(Dee)到索尔韦湾(Solway)及更远处的定居点人口密集，延伸到亨伯河以北的约克郡，这从许多地名可以看出——在人名的结尾加上by〔比如梅尔默比(Melmerby)、梅尔森比(Melsonby)、杜格尔比(Duggleby)〕。其中一个著名的难民就是英吉蒙德(Ingimund)。903年，英吉蒙德占领安格尔西岛，并率领一支维京人和爱尔兰人联军**麦西亚。这些从都柏林逃亡的首领在苏格兰附属地安顿下来，并立刻试图征服皮克特人。904年，两名“伊马尔的孙子”在战斗中杀死皮克特国王，而伊马尔·乌阿·希迈尔(ímar ua hímair， 902年前为都柏林国王)在斯特拉森(Strathern)被皮克特人杀死。914年，伊马尔的另一位同族人拉格纳尔德·乌阿·希迈尔(Ragnall ua hímair)在科布里奇(Corbridge)打败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后，把大量土地分给了手下。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不列颠北部的势力扩大，威胁到了所有邻国。913年，阿尔艾德人的一支海上舰队在英格兰海岸被维京人击败——这证明爱尔兰东北部易受侵袭，因此这些地方试图与英格兰联合来钳制拉格纳尔德。914年，他的活动范围扩大到马恩岛。
在爱尔兰，第二段维京时代自914年随着“一支庞大的异教徒海上舰队抵达沃特福德港”而突然开启。这支舰队最初来自布列塔尼，在塞文(Severn)河口进行了一次袭击，随后在秋季起航前往爱尔兰。他们于11月1日前到达，然后可能进入了冬季宿营——因为年代记丝毫没有提到914年他们做了什么。第二年，更多的维京人抵达沃特福德，抢劫芒斯特各地的王国和教堂。917年，两位流亡的都柏林的王朝首领加入抢劫队伍。尚不清楚他们同914年或915年停泊在沃特福德的舰队是何关系，但是他们控制了维京人在爱尔兰的活动。拉格纳尔德被称为“丹麦人的国王”，因为他统治了丹麦人的诺森布里亚。他率领一支舰队抵达沃特福德，他的同族人西特里克(Sitric Caech)占领了伦斯特边境的森·富艾特(Cenn Fuait)。
由杰出首领率领的大批维京军队抵达，这引发了他们同塔拉国王尼尔·格隆杜布(Niall Glúndub)之间的战争。他于916年继位。作为一个生活在北方的人，塔拉国王非常清楚拉格纳尔德对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威胁。917年8月，他率军抵达卡舍尔(Cashel)“向异教徒开战”，维京首领则谨慎迎战。尽管战事持续了三个多星期，但一直没出现决定性战役。尼尔说服伦斯特人攻击西特里克在森·富艾特的营地。但是他们败得很惨，伦斯特国王、主教和许多首领阵亡，西特里克夺回都柏林。918年，拉格纳尔德率领他的沃特福德舰队抵达不列颠北部，并发起战役最终使自己成为约克国王和诺森布里亚的统治者。之前他在爱尔兰一无所获。
很快，尼尔·格隆杜布与都柏林的西特里克交战。919年9月，尼尔向都柏林挺进。他在岛桥(都柏林附近)遭到惨败，和许多乌伊尼尔首领一道阵亡。一位年代记记录者讽刺地写道，班戈的修道院院长和尼尔的忏悔神父塞勒·达拜尔(Céle Dábaill)鼓动尼尔参战，却用临终圣餐换取国王的马以便逃跑(这位胆小而博学的院长于929年在罗马退休后死去)。从来没有如此多的显赫人物被维京人杀害，世人皆惊。随后，西特里克突然离开都柏林而前往英格兰争夺约克。
918年拉格纳尔德已经返回不列颠北部。途中，他攻击苏格兰并抢劫邓布兰。他在泰恩茅斯(Tynemouth)打败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919年他占领约克，然后以诺森布里亚国王的身份向“长者”爱德华屈服。现在约克和都柏林被同一个王朝统治，这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拉格纳尔德死于921年，他的讣告称他为“北方人和丹麦人的国王”——这个称呼准确描述了他那混杂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都柏林的西特里克继承了拉格纳尔德的王位统治约克，直至927年他死去。926年，西特里克在塔姆沃思(Tamworth)的会晤中见到埃塞尔斯坦国王，勉强成为基督徒，并娶了国王的妹妹。
都柏林被西特里克的一名叫戈德弗里德(Godfrid)的同族人所统治，他是一名抢劫者和奴隶贩子。921年，他于圣马丁节(11月11日)前夜攻击了阿马。那时，阿马到处都是美食和有钱的朝圣者，但是他放过了修道院和慈善机构。他还不断骚扰阿马以东和以北的农村地区。这些都是都柏林自大约921年至927年期间(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战役的一部分，戈德弗里德试图在爱尔兰海另一边建立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这一企图被北乌伊尼尔国王穆尔赫塔赫(Muirchertach)挫败。西特里克死后，埃塞尔斯坦接管了诺森布里亚。戈德弗里德匆忙前往夺取约克，却被赶走。强大而独立的维京首领托玛尔·麦克·艾尔切(Tomar mac Ailche)自922年起统治利默里克，他趁戈德弗里德不在，与戈德弗里德的敌人迅速联手，短暂接管了都柏林。这是都柏林与利默里克之间长期斗争的一部分。利默里克人在西部和北部湖泊部署了舰队，这对都柏林是个极大的威胁。934年，戈德弗里德死去，讣告出乎意料地称他为“北方人最残酷的国王”。
他的儿子奥拉夫继任，同爱尔兰人开始了一场激战，并且开始对付利默里克人：937年8月，他在里湖打败利默里克首领，并打烂了后者的双脚，将其抓回都柏林。此时奥拉夫转向约克，攻击一个北部的不列颠联盟，但他先是在布鲁南博尔(Brunanburh)被击败，然后又被约克国王打败。英格兰一方是埃塞尔斯坦和他的兄弟埃德蒙以及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军队，另一方是奥拉夫率领的都柏林和爱尔兰北部维京人、苏格兰国王君士坦丁和斯特拉思克莱德国王。结果是埃塞尔斯坦大获全胜，但是奥拉夫跑掉了，并在938年回到都柏林。
布鲁南博尔战役暴露的更深层问题是，埃塞尔斯坦日益强大的力量使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感到不安。周围地区发生叛乱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尚不清楚是如何发生的。根据年代记来判断，敌对势力的中心就是都柏林的奥拉夫。在赢得对利默里克人的胜利之前，他肯定已经处在联盟的领导位置，这表明他是不列颠群岛上最重要的维京人。英格兰编年史家伍斯特的弗洛伦斯(Florence of Worcester)称他为“异教徒奥拉夫，爱尔兰和许多岛屿之王”。我们能够肯定地推断出，都柏林在爱尔兰海北部、马恩岛、赫布里底群岛、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掌握实权，并拥有强大的资源。这是一个海洋王国，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心距爱尔兰和英格兰的观察者有些距离，因此记录很不详细。埃塞尔斯坦于939年10月死去，奥拉夫立即起航前往英格兰，年底前抵达约克，被诺森布里亚人推举为国王。他同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一世一起乘胜在亨伯河南面发动一场战役，结果是同埃塞尔斯坦的继承者埃德蒙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埃德蒙承认奥拉夫作为约克国王和丹麦麦西亚(几乎是英格兰王国的一半面积)统治者的地位。奥拉夫于941年死去。
他的继承者奥拉夫·夸兰很快就丢了约克。945年，夸兰返回爱尔兰，在那里爱尔兰与维京之间的战事进入一个新的艰巨阶段。北乌伊尼尔的穆尔赫塔赫赢得许多战斗，但是在943年在阿耳第(Ardee)被维京人杀死。第二年，布雷加国王孔拉克(Congalach)和伦斯特的布劳恩(Bróen)联合起来对都柏林展开钳形攻势，更加残暴地洗劫了都柏林。
这场进攻给都柏林带来了毁灭：房屋、围墙、船只以及其他建筑物被烧毁；妇女、男孩和平民成为奴隶；男人和士兵被杀死；一切都被毁了，人口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人们被杀死、溺亡、烧死、俘虏，只有很少的人乘坐船只逃到达尔基。
胜利者洗劫了这座城。之后，孔拉克被尊为塔拉国王，似乎都柏林的权力(和经济利益)都已属于这个政权。奥拉夫·夸兰再次向英格兰求助，他自大约948年起成为约克国王，直到953年被赶走。948年，孔拉克再次攻击了都柏林，杀死了那里的统治者，1600名士兵非死即俘。
威尔士遭到来自爱尔兰海的两处攻击。奥拉夫·夸兰的都柏林势力干涉威尔士的宫廷争斗，他们从威尔士收取进贡，还抢劫威尔士。961年，奥拉夫的儿子们从都柏林海岸之外的爱尔兰之眼袭击威尔士，抢劫了霍利黑德(Holyhead)和利茵半岛(Lleyn)。11世纪还有其他针对威尔士的袭击者。第二批攻击者是10世纪和11世纪西部群岛的统治者，他们像早期维京人一样抢劫了爱尔兰和威尔士沿岸。西部群岛的统治者马格努斯是哈罗德的儿子，他在971年袭击了彭蒙(Penmon)。980年，他的兄弟戈德弗里德占领了安格尔西岛，毁坏了利茵半岛；982年，他袭击了达费德；987年，他回到安格尔西，抓捕了2000名俘虏。10世纪后半期对修道院频繁遭到袭击；11世纪，袭击者也会抓住机会进行袭击。从地名来判断，从纽波特(Newport)到菲什加德(Fishguard)〔彭布罗克郡(Pembrokeshire)似乎是一处维京殖民地〕的威尔士南部沿海地区和从安格尔西到弗林特(Flint)的北部沿海地区都有维京人的定居点。
950年至980年，当爱尔兰国王们竭力扎牢权力根基的时候，都柏林在政治上的行事就像一个当地强大的王国。980年，南乌伊尼尔国王梅尔·塞赫纳尔在塔拉击溃奥拉夫·夸兰率领的都柏林和赫布里底大军(年代记记录者称之为“红色屠杀”)。所有一切都表明一场蓄谋已久的针对梅尔·塞赫纳尔的攻击是大错特错，这极大地削弱了都柏林的力量。梅尔·塞赫纳尔二世围困了这座城池，逼迫都柏林进行谈判：释放包括伦斯特国王和乌伊尼尔的人质在内的所有爱尔兰人质，移交财宝和贵重物品，解除乌伊尼尔自香农河至海边的土地纳贡。他释放了维京领地上的所有爱尔兰奴隶——年代记记录者虔诚地夸张道，这是“爱尔兰地狱般的巴比伦之囚”。奥拉夫·夸兰退到艾奥纳岛修道院度过余生。现在梅尔·塞赫纳尔二世通过一位副王统治都柏林，以及在989年银胡子西特里克继承都柏林的权力后，他再次确认了自己的权力。
10世纪晚期，达尔凯斯(Dál Cais)人(后称为乌伊·布里安人)在芒斯特当权。他们最伟大的国王是布里安·博拉马(Brian Bórama)，他统治着维京各城市，利用他们的收入和舰队助力自己成为爱尔兰的国王，包括984年和988年沃特福德舰队，1006年和1007年北部战役中的都柏林舰队。他还依靠维京人的其他能力，比如利默里克国王(977年被布里安杀死)的孙子奥斯里(Osli)在1013年就是他的顾问和首席大臣。布里安完全接受了利默里克，这暴露了都柏林所忧虑的政策。997年，布里安和梅尔·塞赫纳尔二世瓜分了爱尔兰，布里安带走了都柏林和伦斯特的人质，成为他们的君主。999年末，“白胡子”西特里克率领的伦斯特人和都柏林人叛乱。布里安和梅尔·塞赫纳尔二世在都柏林南面的格伦马马(Glenn Máma)镇压了他们，布里安洗劫了这座城。如今他拥有军队、舰队和都柏林的税收，为他最终成功登上爱尔兰国王王位做好了准备。
自1012年起叛乱不断出现——布里安增强了芒斯特的防御，派兵攻打都柏林。1014年初，都柏林人建立起一个防御同盟，包括奥克尼酋伯爵西格德(Sigurd)、赫布里底群岛和其他地方的维京大军。布里安和梅尔·塞赫纳尔二世起兵前往都柏林与他们交战。4月23日耶稣受难日全天，战斗在都柏林北面的克隆塔夫激烈进行。最终，维京人和盟友溃不成军。战斗损失极其惨重，布里安被杀死，他被不同寻常地描述成“全欧洲西北部的奥古斯都”。尽管战争场面宏大，但这不是维京人和爱尔兰人之间争夺都柏林统治权的斗争，也没有改变都柏林的命运。伦斯特人一直痛恨布里安的统治，加入了叛乱的煽动者都柏林人。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城邦得以(在内地和海外都有大量利益)繁荣、独立和几近自治而反叛，因为布里安要将它吞并。布里安本想对都柏林采用埃塞尔斯坦及其继承者们对约克所用的手段，但都柏林殊死抵抗。
更加强大的爱尔兰国王逐渐控制了都柏林，随着争夺爱尔兰王权的斗争日益加剧，都柏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公元1026年，布里安的儿子唐纳赫德(Donnchad)向北进攻米斯和布雷加的时候曾在都柏林城堡之外安营扎寨三天。都柏林人懂得如何交易，而国王则懂得如何利用地位获利。都柏林的控制权从一个国王传到另一个国王：首先是伦斯特国王迪尔梅德(Diarmait)， 1052年他率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抵达都柏林，赶走那里的海外国王而使自己独霸都柏林。1054年，以及1057年至1058年间，他指挥军队和舰队将他的儿子默查德(Murchad)扶上王位。1070年，默查德死去，年代记记录者称他为“受父亲安排的外国人君主和伦斯特国王”，重要的是，他被葬在都柏林。当迪尔梅德在1072年阵亡时，年代记记录者称他为“威尔士、群岛及都柏林之王”——这清楚地证明了迪尔梅德的影响力扩大到维京人的海外领地以及威尔士。11世纪和12世纪期间，爱尔兰君主和以爱尔兰为基地的维京人继续干涉威尔士事务。
布里安的孙子塔德巴赫(Tairdelbach)的王权被都柏林所认可，随后都柏林国王高福莱德(Gofraid)向他宣誓效忠，并认可他的宗主地位。1075年双方翻脸，塔德巴赫将高福莱德驱逐。不久，塔德巴赫的儿子穆尔赫塔赫(Muirchertach)25岁时在都柏林继位，直到1086年他继承了父亲芒斯特(和爱尔兰)国王的王位。都柏林则继续作为其首都。1094年，一个北部联盟挑衅穆尔赫塔赫，当时都柏林也是首都。1100年和1103年，穆尔赫塔赫率领舰队攻打北方。1105年，阿马修道院院长试图让穆尔赫塔赫与北方敌人讲和，他们在都柏林进行了谈判。1111年，穆尔赫塔赫前往都柏林，在米迦勒节(9月29日)至圣诞节期间将宫廷设在那里。1115年，他受到来自伦斯特利益的挑衅，并在都柏林的一场战斗中击败了他们，并使他的儿子多姆纳尔(Domnall)成为都柏林统治者。他的权力延伸到马恩岛和西部群岛。穆尔赫塔赫统治各维京城市(都柏林、利默里克、沃特福德、科克)，并特意为每个城市指定了自己选好的改革派主教。他在与挪威国王“赤脚王”马格努斯(Magnus Barelegs)的来往中表现得非常精明。1098年，马格努斯开始向西探险来到这里，占领了奥克尼、赫布里底群岛、马恩岛，也许还有加洛维(Galloway)、格温内斯(Gwynedd)，直接威胁到爱尔兰。穆尔赫塔赫和马格努斯签订了和亲协议，马格努斯在1102年或1103年与穆尔赫塔赫一起过冬。第二年春季，他们一同向北挺进——穆尔赫塔赫遭遇大败，而马格努斯则在一次战斗中丧命。
从年代记及可能出自穆尔赫塔赫时期的一篇描述爱尔兰国王的法律文章中可以看出，控制都柏林及其资源是爱尔兰王权的一项附属权：致爱尔兰国王，所有的河口均归他控制，也包括都柏林、沃特福德和利默里克。
文化同化
文化同化标志着地形和地名证明了没有正式记载的定居点。斯卡特莱(Scattery)是位于香农河口的一处修道院，这个名字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对爱尔兰词汇Inis Cathaig的变形。在西南最偏远的地方，布拉斯基特人〔Blaskets，早期布拉斯克人(Blasques)〕包含古斯堪的纳维亚词汇?y(“岛屿”，第一个词素不确定)；附近的港湾斯摩维克(Smerick，古斯堪的纳维亚语Sm?rvík是爱尔兰词汇Muirbech的变形)的意思是黄油湾，可能因周边肥沃的修道院土地而取此名；在伊弗兰半岛(Iveragh)上的贝吉尼什(Beginish)，一块刻着十字架的如尼文石头表明，在一个修道院里有爱尔兰-挪威殖民者。南部海岸〔德西(Dersey)、法斯特耐特(Fastnet)、福塔(Fota)、赫尔维克(Helvick)、沃特福德、萨尔蒂斯(Saltees)、塞尔斯卡(Selskar)、图斯卡(Tuskar)〕和东部海岸
〔韦克斯福德、阿克洛(Arklow)、威克洛(Wicklow)、霍斯、爱尔兰之眼、兰贝、斯凯利斯、卡灵福德(Carlingford)、斯特朗福德〕的挪威地名是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传到英语中的。而维京水手通用语中的地标性建筑和定居点却没有在爱尔兰语中留下痕迹。都柏林附近的达尔基(Dalkey)是爱尔兰语Delginis的部分转译。有些地名是爱尔兰语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结合形成的，纯粹的古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在内陆地区很罕见。其中一个是莱克斯利普(Leixlip)，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lax-hl?ypa(意为“三文鱼跳跃的地方”)。在都柏林王国之内，带有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素的地名虽很普遍，但总体来说爱尔兰的古斯堪的纳维亚地名不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常见。
语言接触开始较早，并在9世纪中期达到**。然而，我们可确定的证据来自文学领域，借词使用的方面发展却很缓慢。最早的常见借词是erell、iarla，来自jarl(“酋伯爵”)——爱尔兰人对这些军事首领印象颇为深刻。有三个重要的农业用语：punnann，来自bundan〔“一捆(玉米)”〕；garrdha，来自garer(原意为“住宅”，后指“围起来的菜园”)；pònair，来自baunir(“豆子”)。这些词语表明那里有讲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农夫。
最重要的借词大都与典型的维京人活动有所联系，譬如航海方面（ancaire〈akkeri“锚”，bád〈bátre“船”，scòd〈skaut“薄板”，stiúir〈styri“舵”，laídeng〈leieangr“海军”，cnarr〈knorr“舰”）；捕鱼方面（langa〈langa“帚石楠”，trosc〈porskr“鳕鱼”，scatán〈skadd“鲱鱼”，dorgha〈dorg“鱼线”）；商业和交易商品方面（margad〈markaer“市场”，pinginn〈pennningr“便士”，scilling〈skillingr“先令”，scuird〈skyrta“衬衫，斗篷”，cnaipe〈knappr“纽扣”，bròg“鞋”〈bròk“紧身裤，裤子”）；战事方面（boga〈bogi“弓”，elta〈hjalt“刀柄”，merge〈merki“战斗标准”）。还有些词汇同食物有关，特别是builín、builbhín（“一条面包”）可能来自bylmingr（“一种面包”），beoir（啤酒）来自bjòrr（有可能是一种不同于爱尔兰品种的啤酒）。社交词汇数量有限：ármand（“长官，司令”）来自ármáer（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表示皇家农场的管事），lagmann〈l?gmaer（“律师、本地贵族”），súartlech〈svartleggja（“雇佣兵”），traill〈pr?ll（“奴隶，仆人”）。只有少数动词：leagadh（“放下，击倒”）来自leggja，crapadh（“缩水，缩小”）〈krappr，rannsughadh（“搜索、搜查”）〈rannsaka（英语词汇“洗劫”也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幸存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对爱尔兰语的影响是较小的，只有不到50个词，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借来的词汇大概只占全部词汇的很小部分。
9世纪早期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人名出现了爱尔兰语形式：第一个是Saxolb，来自S?xulfr，是一位死于836年的维京首领的名字。最普通的名字是奥拉夫来自óláfr，格斯布里斯（Gothbrith）、格斯弗里斯（Gothfrith）、戈弗雷德（Gofraid）来自Goer?er，伊马尔来自ívarr，拉格纳尔德来自Rognvaldr，西特里乌克（Sitriuc）来自Sigtryggr，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名字。爱尔兰贵族从10世纪末才借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名字，11、12世纪开始变得常见：我们不清楚下层阶级是如何做的。奥拉夫、伊马尔、拉格纳尔德和西特里克——在维京首领中常见的皇家名字——是最常见的，一些爱尔兰的姓氏也因此产生。维京人借用爱尔兰名字稍早一些，我们发现一些11世纪早期的维京人拥有纯粹的爱尔兰名字。这表明深度融合早在10世纪中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981年，奥拉夫·夸兰死去，年代记记录者尊敬地称他为“外国人至高无上的国王”。他是诗人和游吟诗人的保护者，诗人西内德·乌阿·阿尔塔金(Cináed ua hArtacáin)(死于975年)写道：
奥拉夫来自人口众多的都柏林
作为国王统治着霍斯
我收到了他对我诗歌的奖赏——
一匹来自阿查尔的骏马
在12世纪重要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以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写作，其他均以爱尔兰语写作，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维京-爱尔兰社会。描述克隆塔夫之战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作品是《布里安萨迦》，大部分存于《尼亚尔萨迦》和索尔斯泰因萨迦《西乌霍尔索纳尔》。这部作品可能是一位神职人员在1118年之前写于都柏林。布里安被讴歌为国王的典范——神圣、公正、强大，是继承先祖的圣王。据记载，克隆塔夫战役和布里安之死是异教徒、变节者和背叛者一手造成的，而不是信仰基督教的都柏林市民的祖先造成的。都柏林现在的市民是统治者善良的臣民，现在的统治者亦是这位圣王的后裔。即使这个解释毫无新意，但它对于一度尴尬的都柏林历史也是一种聪明的解释。故事所透露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其中被正确使用的爱尔兰名字都表明该书是在都柏林所作，之后再以斯堪的纳维亚语转写。文学氛围在11世纪早期的都柏林、奥克尼和其他地方兴起，这可以追溯到10世纪时都柏林-约克轴心地区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字的认知。
《盖尔人与外国人之战》一书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宣传，其与《布里安萨迦》作于同一时期，为都柏林和爱尔兰的乌伊·布里安王朝所写。这部萨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详细叙述了维京人的抢劫和爱尔兰人民遭受的痛苦；另一部分描述了在克隆塔夫战役中达尔凯斯人战胜维京人的英雄事迹，全篇皆是华丽辞藻和夸大其词的爱国主义。维京人“狂躁、凶残、异教徒、无情、残忍”，他们强暴了一块神圣的土地，他们长期的暴政被布里安所终结。布里安是“英俊的胜者奥古斯都·恺撒……是第二个强大、不可战胜的亚历山大”。达尔凯斯人是“爱尔兰的法兰克人(即诺曼人)，爱尔兰的以色列之子”，意思是他们作为上帝选定的王朝，会像诺曼人统治英格兰一样统治爱尔兰。这段历史的改写意图将都柏林人放在臣民的地位，给予乌伊·布里安人无与伦比的功绩，使他们注定成为爱尔兰之王。
要使这种宣传产生效果，必须影响到目标受众。那么这种融合程度究竟有多深？爱尔兰语中会贬低性地提及“维京人磕磕巴巴的语言”和“骗子的虚伪”，如果就此判断，那么融合程度相当深。爱尔兰的维京人能够从高度修辞化和丰富的爱尔兰文学中获得信息吗？毕竟这不太可能是当时普通人的语言。穆尔赫塔赫·乌伊·布里安的宫廷是否会感激用文雅的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语言对都柏林历史进行微妙的改写呢？情形似乎如此。王室通过联姻而紧密联系，比如布里安和梅尔·塞赫纳尔二世都同“白胡子”西特里克的母亲葛姆蕾(Gormlaith)结婚，因此是西特里克的继父。布里安的儿子唐纳赫德是“白胡子”西特里克的异父兄弟，他娶了沃特福德的维京人首领的女儿。葛姆蕾的三任丈夫中有两个参与了克隆塔夫战役。此外，她的儿子白胡子西特里克娶了她前任丈夫布里安的女儿。因此，布里安既是“白胡子”西特里克的继父，也是他的岳父。同时，“白胡子”西特里克是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的姐(妹)夫。人们可以得出结论，11世纪和12世纪的上层统治集团中普遍存在着双方言——这种情况也延伸到了文学领域。可以料想，这场统治集团内部最著名的军事冲突——克隆塔夫战役应该由两种语言来描写。
文化的多样性是爱尔兰和维京艺术在文学和语言学上相互渗透的产物。维京风格在各城市间传播，其中一个范例就是琮十字。它是供奉真正十字架遗物的一件作品，它的制作始于1123年，完成于1127年，上面雕刻着赞助者爱尔兰国王塔德巴赫·乌阿·康丘巴(Tairdelbach Ua Conchobair)的名字。他在1118年得到了都柏林的王位。这是斯堪的纳维亚乌尔内斯风格的辉煌成就。正如艺术上的融合一样，语言和文学也是如此。
他们也被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联系起来。10世纪都柏林与爱尔兰的其他地方有了紧密联系。大型修道院在维京人控制的地方兴盛起来——莫那斯特博伊斯修道院(Monasterboice)、邓利尔修道院(Dunleer)、德罗姆斯金修道院(Dromiskin)、克朗多金修道院、塔拉特修道院(Tallaght)和其他位于维京人定居点近郊的修道院，从早期就开始影响维京定居者。像格伦达洛修道院和基尔代尔修道院这样的大型建筑在城里或附近建立了新的机构。早在9世纪末期都柏林人中就存在基督徒，10世纪的王朝统治者都是基督徒。943年，奥拉夫·夸兰正式成为基督徒，1028年他的儿子“白胡子”西特里克前往罗马朝圣，后来在都柏林建立了一个教区，直属坎特伯雷管辖。12世纪的一首挽歌描绘了一个都柏林的基督徒形象，诗人称那里的人们为“阿拉尔特(Aralt)的种子，洛赫兰(Lochlainn)勇士的后人”：
我不情愿但又主动前往都柏林，
前往奥拉夫的金盾之堡；
从都柏林的教堂和墓地，
我敏捷而又缓慢地前行。
哦，都柏林祈祷的人们
院长和主教们，
直到我能看到他，
再把东方的塔迪奇(Tadc)用泥土覆盖。
有一首描述都柏林、出自阿马的爱尔兰诗歌，大约作于1121年或1129年，诗里列举了都柏林的主要教堂：圣帕特里克教堂、圣米歇尔教堂(St. Michael le Pole)、圣米占教堂(St. Michan’s)、圣保罗教堂、圣彼得教堂、基督大教堂、圣母马利亚教堂(St. Mary de Dam)、圣布莱德教堂(St. Bride’s)、城堡里一座不知名的教堂(可能是圣奥拉夫教堂)，以及一些未给出名称的教堂，还包括塞尔·迈克·纳艾达(Cell mac Naeda)教堂，据说它是爱尔兰修建的第一座教堂，同时列出了都柏林应向阿马缴纳的东西，这些都反映了都柏林的考古发现：
每一个大桶里都装有一个盛着蜂蜜的牛角或羊角
每一个制梳人交一把梳子
每一个鞋匠交一双鞋
每一个银匠交一个器皿
每一个铸币者交一份药
每一艘商船交一个烟囱罩
都柏林会对与内陆地区进行贸易的维京商人征收税赋，而阿马有权获得这些税赋的十分之一：
爱尔兰每一个
从事贸易的维京人，
都应该向王城的人
缴纳税赋。
他们缴纳的税赋
上交给了都柏林：
马背上驮着满满的麦芽，
还有满满的咸肉。
两匹马驮满了木柴
还有补充的蜡烛，
是爱尔兰的维京商人
交给王城里的维京人的。
交给维京人的
这些货物的十分之一，
据说是交给帕特里克的(阿马)。
12世纪，维京人的城市处于教会重组运动的前沿。直到1152年，都柏林一直坚定地跟随坎特伯雷。矛盾的是，首先遭到异教徒维京人袭击的教会迅速恢复，并且非常善于将他们同化；他们的基督徒继承人成为国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之一，主张放弃传统的修道院教堂，倾向于主教辖区。
维京人的影响
维京人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有哪些？他们的确动摇了重要的爱尔兰王国，但是没有征服任何一个大的王国。而尽管他们占领的领地较小，但都具有战略性。自10世纪起，这些城市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随着第二段维京时代内城市定居点建立而来的经济变革——尤其是贸易前所未有的增长，皇家收入也随之增加——为更强大的王朝提供了极优的强化权力的条件，也激起了爱尔兰王权的争夺战。埃塞尔斯坦和后来英格兰国王的例子没有被乌伊尼尔人或其继承者所忘记，尤其是都柏林和约克建立起的联系确保了主要的爱尔兰国王能够密切关注多变的英格兰-维京关系。11、12世纪他们极力追求“爱尔兰应该有王权”这一想法，更多是基于国外的例子和维京人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变革，而不是源于权力的传统概念。国王们发起的激烈战斗——运用骑兵、战舰、设防和围困等手段——起源于维京人，后来受到诺曼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维京港口与英格兰建立联系而传播过来的。最重要的是，维京人促进了交流，他们成为最终所有社会变革的最有效推动者。他们使爱尔兰在政治和经济上同不列颠和欧洲大陆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在12世纪的乡土文学中有所反映，也伴随着11、12世纪时在政府、教会和商界中剧烈涌动的变革大潮。这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贡献。维京人的城市落入诺曼人之手后，他们的影响力就衰落了，他们继续作为说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独立群体而存在，直到13世纪末期他们最终被英格兰在爱尔兰所建立的殖民地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