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W. 赖纳特(Stephen W. Reinert)

从政治史发展进程角度看，拜占庭帝国经历的最后二百五十年常常给读者留下一种不断加速分裂解体、凄凉衰亡的印象。这个过程始于1204年4月欧洲十字军骑士肢解和占领帝国大部分领土，结束于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军队疯狂进攻君士坦丁堡，并最终使拜占庭帝国传统寿终正寝。在这一头一尾两个时间之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看起来像个烧开的小锅，里面沸腾翻滚着无穷尽的内乱外战，其中有些无足轻重且无法理解，但是却极大地耗费着极为有限的经济资源。总之，就是在这几个世纪，一度庞大的拜占庭帝国演变成为荒谬可笑的小国，变为混乱无序并丧失国家功能的政治实体，总体上看充满了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荒唐的自大和普遍的焦虑(Angst)。就是在这个广泛的背景下，它的艺术、建筑和古典学术领域却出现了罕见的文化繁荣，似乎是为撰写拜占庭国家史最后几章提供唯一有说服力的理由。

读者的阅读疲劳是可以理解的，其得出的总体印象也确实是准确的。但是历史学家还是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其面对的那些灾难、败落与衰亡，而拜占庭晚期历史的叙述事实上远比初学者可能想象的复杂得多。因此我们的目的将是浏览考察拜占庭历史的这段剧目，抛开1453年的神学困惑，以同情的心态了解晚期拜占庭的命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还要用六个段落来叙述政治变革，而每位皇帝统治的年代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各种各样重大历史课题得出的结果。总的看来，我们在这里讲述的是一段与残酷无情且通常占绝对优势的厄运顽强抗争的故事，虽然它充满悲伤的情调，其间不时闪现出英勇无畏和爱国主义的事例。尽管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帝大多是平庸无能之辈，但其中至少还有一个曼努埃尔二世(1391—1425年在位)可以名列最伟大的拜占庭政治家和14世纪文化复兴杰出人物的名单。

1204—1261年：解体、幸存和为收复君士坦丁堡而战

事实上早在第四次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前拜占庭帝国的结构就开始解体，12世纪8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相继脱离帝国控制，自12世纪80年代直到13世纪初期，塞浦路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的独立政权不断崛起，1204年4月，黑海南岸又建立起“特拉布宗帝国”，这些都是明证。然而，这个时期的解体都发生在边缘地区，而十字军骑士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的狂暴攻击和洗劫(1204年4月12日—15日)，以及当年和次年的征服战争却是从拜占庭最核心地区来肢解帝国的。到1210年，从这个暴力狂飙的旋涡中，也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对被扣上“上帝的敌人”恶名的“希腊人”进行的残酷迫害中，在以前的拜占庭领土上产生出六个新的法兰克人国家、十几个独立的小领主领地以及大量分散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殖民区。

其中四个法兰克人新国家值得一提。直接继承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统治的是所谓“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其首位皇帝是佛兰德斯(Flanders)伯爵鲍德温(Baldwin， 1204—1205年在位)。这个拉丁帝国存在了57年，但是其最后一位真正有力的君主是鲍德温的继承人亨利(Henry，1206—1216年在位)。它建立后的领土范围包括君士坦丁堡、色雷斯沿海部分地区、安纳托利亚，以及萨摩斯(Samos)、希俄斯(Chios)、莱斯博斯(Lesbos)等岛屿，但是到1225年，又萎缩到比首都大不了多少。第二大的法兰克人国家出现在1204年初，即由蒙费拉(Montferrat)侯爵卜尼发斯(Boniface， 1207年去世)建立的“塞萨洛尼基王国”。它最初的领土范围在马其顿和塞萨利，但是在1207年卜尼发斯在对阵保加利亚人时战死以后，其运势迅速消失。这个王国的领土此后不久便于1224年重新归由希腊人控制，只是留下一点法兰克人曾经统治过的痕迹。更长命一些的拉丁人国家是“亚加亚公国”(Principality of Achaia)，它是尚普利特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litte)和以前的第戎(Dijon)子爵杰弗里·维利哈登(Geoffrey Villehardouin)征服的结果，后者是从香槟(Champagne)来的。最初，该国的中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安兹拉维扎(Andravidas)，一直存在到1430年，实力不断衰弱，最终被米斯特拉斯(Mistra)的希腊人吞并掉最后几块领地。最后一个亦即第四个是“雅典和底比斯公国”，它的建立也是通过蒙费拉侯爵卜尼发斯的征服实现的，但他很快就将被征服领土转给勃艮第(Burgundian)骑士奥托(Otho de la Roche，死于1225年)。底比斯在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是最繁荣的城市，城中有生产丝绸和其他精美织物的作坊，以及犹太商人和热那亚大贾的殖民区。1311年，该公国被桀骜不驯的加泰罗尼亚(Catalan)雇佣军团征服；1388年，它又被佛罗伦萨的阿加乔里(Acciajuoli)家族购买，并一直控制该国到1456年[1]被奥斯曼军队征服。这样，几个主要的法兰克人国家都是在1204年以后建立的，理论上构成封建等级制，其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处于最高等级。除此之外，威尼斯共和国获得大量航海商路领土，并由此迅速扩张其地中海商业帝国。威尼斯在这些年里取得的重要收获包括君士坦丁堡八分之三的城区、都拉基乌姆(Dyrrachium)、爱奥尼亚群岛(Ionian)、爱琴海大部分岛屿、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重要海港迈索尼(Methoni/Modon)和科罗尼(Koroni/Coron)、克里特，以及色雷斯地区沿黑海的其他重要港口。

令人惊讶的是，拉丁人对拜占庭核心地区的占领并没有促使他们沿袭拜占庭政治传统的旧制。前拜占庭国家的许多希腊因素确实被法兰克和意大利新国家实体接受，同时一些“罗马人”重新聚集在伊庇鲁斯(Epiros)、尼西亚、特拉布宗这三个重要地区，三者此时都具有拜占庭国家继承人的特点。最值得注意的是1204年4月在拉丁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前建立的特拉布宗帝国。其创建者阿莱克修斯和大卫(David)是科穆宁王朝的后人，该帝国一直存在到1461年奥斯曼军队夺取特拉布宗都城为止。从经济上看，这个黑海南岸的重要港口城市享有来自奢侈品贸易，特别是来自西亚和远东香料贸易的极大财富。然而，我们的历史叙述要围绕更中心地区即伊庇鲁斯和尼西亚来进行，这两个新兴的希腊人中心越来越泰然自若地应对法兰克人，而首先要对付的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

君士坦丁堡大约有一半居民在拉丁人征服以前就设法逃出城，移居到希腊西北地区，即伊庇鲁斯山地、阿卡那尼亚(Acarnania)和埃托利亚(Aetolia)。在米海尔·科穆宁·杜卡斯领导下在此建立小公国，他是前拜占庭皇帝伊萨克二世和阿莱克修斯三世的远亲。这个小国按照习惯被称为“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Despotate of Epiros)，尽管米海尔本人从来没有领受过“专制君主”(despotes)这个头衔。米海尔大体上将自己塑造成集聚在阿尔塔(Arta)附近地区的希腊人所欢迎的领袖和有凝聚力的人物，在其统治(1204—1215年)下，伊庇鲁斯逐渐成为保存拜占庭文化的欧洲中心，同时也是策划抵抗拉丁人在该地区军事扩张方案和组织(希腊人)军队的中心。米海尔后人的历史延续得很久远。事实上，他们的国家可以一直追寻到1461年，虽然并不连贯，最终还是被奥斯曼人征服。

在小亚细亚，希腊人最重要的后继国家是所谓“尼西亚帝国”。它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地区，其创立者狄奥多尔一世·拉斯卡利斯(Theodore Ⅰ Laskaris)是阿莱克修斯三世·科穆宁的女婿。拉斯卡利斯王朝目标明确，就是重建拜占庭帝国国家机构，即将皇帝的核心机构、宫廷、牧首、官僚机构和军队统统迁移到卑斯尼亚地区。直到1208年，他一直不是真正加冕的皇帝，新当选的牧首米海尔·奥托里亚努斯(Michael Autoreianos)在这一年为他加冕，由此他正式宣称自己是“流亡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其继承人统治尼西亚帝国一直到1261年，就是在这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年头，君士坦丁堡被拉斯卡利斯王朝正式收复。由于尼西亚帝国事实上控制着安纳托利亚平原西部边缘地区，因此其经济发展繁荣，成为沿河流域富庶之地谷物生产、手工加工及贸易的集合地，大体上聚集了十几个重要的城市。首都尼西亚有坚固的城墙防护，地理位置恰好在最接近君士坦丁堡的地方。我们不能在此详细描述1204—1261年间法兰克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新兴国家的历史。然而对于拜占庭历史命运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伊庇鲁斯和尼西亚都抱着同样的收复君士坦丁堡的雄心，最终尼西亚成为两者中的强者，并赢得了最终胜利。尼西亚的发展事实上是三位君主共同的成就，他们是创立者狄奥多尔一世、其继承人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特泽斯(John Ⅲ Doukas Vatazes)和最后的米海尔·帕列奥列格(Michael Palaiologos)，后者篡夺了瓦塔特泽斯的孙子约翰四世(John Ⅳ)的皇位，并重返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统治帝国都城的末代王朝。拉斯卡利斯王朝的狄奥多尔一世作为抵抗者领袖在尼西亚登基，他组织难民和卑斯尼亚当地的希腊人建立战斗部队，阻击法兰克人向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扩张，同时也防范来自东方的塞尔柱人的入侵。此后，他竭尽全力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到1214年他与拉丁人签署友好协议时，后者仍旧滞留在尼科米底亚半岛上。他通过这个协议与法兰克人建立友好关系(modus vivendi)， 1219年，他又同样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达成和平的原则性意向。但是，这些亲善举动绝不可能使狄奥多尔获得神学和教会上层的同意和支持，他的主要目的是稳定与那些欧洲新国家的关系，确保新建立的尼西亚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其统治期间采用的管理方式大体上是中央政府集权，明显是以前君士坦丁堡模式的简化版。总之，他的统治虽然常常不太稳固，但却是个可靠的开端。

伊庇鲁斯和尼西亚之间的全面对立冲突是在狄奥多尔一世的女婿和继承人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特泽斯统治时期呈现白热化的。13世纪20年代期间，伊庇鲁斯似乎就要实现其目标了，特别是在米海尔一世的继承人狄奥多尔·科穆宁·杜卡斯(约1215—1230年在位)夺取塞萨洛尼基(1224年)和亚得里亚堡(1225年)后——他于几年后加冕为皇帝。然而，伊庇鲁斯的辉煌是短命的，狄奥多尔在克罗科特尼塔斯(Klokotnitas)战役中被保加利亚人击败俘虏，而后该国极大部分领土被保加利亚暂时吞并。但是，当伊庇鲁斯之星的光辉逐渐暗淡之际，约翰三世·杜卡斯却在安纳托利亚稳定地加强自己的实力。1224年，他在伯曼农战役(Battle of Poimanenon)中驱逐法兰克人，并于1231年的某个时候，将塞尔柱人赶出马恩德河流域(Maeander Valley)。直到他于1254年去世的这段时间，他的所有行动目标就是向欧洲扩张，旨在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1246年，他指挥的战役特别成功，通过战斗从保加利亚人那里夺取马其顿大部分地区，还占领了塞萨洛尼基，伊庇鲁斯的帝国梦就此破灭。

希腊人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统治的荣耀既没有落到约翰三世的儿子狄奥多尔二世(1254—1258年在位)头上，也没有落到他的孙子约翰四世(1258—1261年在位)头上。前者更像个哲学家和学者，在其宫殿里聚集了一批群星闪耀的文学家，他们的成就延续着帕列奥列格时代文化复兴以前的历史。而后者在7岁时登上皇位，但国务实际控制权却很快落到米海尔·帕列奥列格手中，他是小亚细亚最大的军事家族的远亲，最初担任摄政王，不久后当上了共治皇帝。米海尔很快就证明了他的重要价值，他指挥战胜了东山再起的伊庇鲁斯、亚加亚和西西里的联盟(1259年)，捍卫了尼西亚帝国在欧洲的地位，并且此后通过夺取米斯特拉斯、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和迈那(Maina)建立起未来收复莫利亚(Morea)的跳板和基地。他作为共治皇帝所取得的最著名的成就是1261年7月从拉丁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而这不过是一次好运突降的行动，是由其将领阿莱克修斯·斯特拉泰谷波洛斯(Alexios Strategopoulos)率领的一小队巡逻兵完成的。尽管如此，当米海尔于一个月后庄严“入城”时，还是由牧首阿森纽斯(Arsenios)为他加冕，庆祝拉斯卡利斯王朝数十年战略计划的胜利，他成功地成为帝国唯一的君主。尔后的12月，他下令将约翰四世刺瞎。

1261—1341年：早期帕列奥列格王朝重建的努力

随着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的统治，米海尔八世(Michael Ⅷ，即米海尔·帕列奥列格，1261—1282年在位)及其直接继承人面临的挑战是：保持和维护拉斯卡利斯王朝在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遗产，收复和重新整合自1204年大灾难之后丧失的支离破碎的残余领土。这是个可怕而无法应对的挑战，但是早期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1261—1341年期间，该王朝的创立者米海尔八世极为成功地应对着这一挑战。而在其子安德罗尼卡二世(1282—1328年在位)和后者长孙安德罗尼卡三世(1328—1341年在位)统治期间，这个国家的命运就遭到巨大的挫折，即便如此，到1341年帝国丧失安纳托利亚疆域后几十年，拜占庭帝国仍然拥有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巴尔干国家的资源和可能性。

36岁的米海尔八世在成功登上君士坦丁堡皇帝宝座后，便发现自己面临大量令其困窘的难题，而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他于1282年去世时也没有改变。他刺瞎约翰四世的行为引发了对他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在首都，牧首阿森纽斯为此开除了米海尔八世的教籍(为此他于1265年被解职，并被约瑟夫一世取代)；在卑斯尼亚，米海尔八世逐渐被人们(尤其是将士)视为践踏拉斯卡利斯王朝光荣遗产的篡位者。经历了拉丁人将近六十年的统治后，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基础设施几乎成为废墟，这也证明鲍德温和亨利的继承者确实无能并且国家极其贫困。米海尔八世最终预料到那些新近被驱逐出君士坦丁堡的人，特别是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和威尼斯人，肯定会投入复辟势力的阵营，而要对付复辟势力就必定要做出代价高昂的军事和外交回应。米海尔八世凭借自己的威望，不仅成功地稳固了统治，而且极为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随之而来的花销确实相当巨大，而应对这些麻烦现实的任务将落到其极其无能且愚蠢的儿子及继承人安德罗尼卡二世身上。但是这个“新君士坦丁”十分在意的当务之急只是如何保住其皇冠，如何按照拜占庭皇帝的传统和东正教习惯重建君士坦丁堡，如何防御西方对首都的进攻，而且不惜任何代价。

米海尔八世的重建计划包括，重点修复布拉舍奈(Blachernai)皇宫；按照东正教的风格重新粉饰圣索菲亚教堂；重新构筑城防工事〔如城墙、康托斯科留(Kontoskelion)码头〕和公共建筑物(如市场、街道、浴场、港口、济贫院)；重建几个主要的修道院。同时，建筑和修缮全城其他几个教堂的事务则由私人负责赞助。皇帝本人甚至掏钱修建在1203年被十字军骑士烧毁的清真寺，他还着眼于建立更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特别是与马穆鲁克(Mamlukes)王朝的联系。

米海尔八世在军事外交领域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来自天主教的西欧。被废黜的皇帝鲍德温二世决心收复他认为属于他的遗产，最初将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其亲戚、西西里王(Sicilian King)曼弗雷德(Manfred)身上。但是，曼弗雷德还没来得及行动，就成为教宗和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斗争的牺牲品了。当时，教宗克莱蒙特四世履行其前任乌尔班四世的承诺，邀请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安茹伯爵查理(Count Charles of Anjou)接收西西里王国的遗产，也就是说，要完全履行教会的承诺。查理长期侵扰并于1266年在贝内文托战役中击败曼弗雷德，这样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就落入法国的手中，查理则成为其首位国王。

由于教廷现在成为西西里国王的座上客，克莱蒙特四世就准备支持鲍德温二世的复辟事业。1267年5月，教宗在维特伯(Viterbo)进行调停，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查理将提供军事援助收复君士坦丁堡，而鲍德温二世则为此提供领土许可权，而后，前者的女儿与后者的儿子订婚，达成联姻。当查理还未能马上履行其提供军援的诺言时，米海尔八世就运用其老辣娴熟的谈判技巧，成功瓦解了敌对阵营。米海尔八世通过与教宗和路易九世(Louis Ⅸ)进行一系列久拖不决的谈判，成功地阻止了安茹(Angevin)王朝的进攻，他允诺的条件就是有可能达成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教会的合并，这项合并计划最终于1274年7月在里昂第二次大公会议(Second Council of Lyon)上实现了。这次合并实际上是皇帝和时任教宗格里高利十世(Gregory Ⅹ)之间达成的协议，其关键性条款是承认教宗的至高地位、天主教关于炼狱的信条和“和子说”(filioque)。

里昂第二次大公会议达成的教会合并决议只是米海尔抓住的一个混乱而短暂的机会。它在暂时阻止安茹伯爵查理发动入侵的同时〔直到1273年鲍德温二世去世，他仍在继续策划帮助其女婿考特尼的腓力(Philip of Courtenay)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也彻底摧毁了米海尔八世对其臣民的信义，当时他们绝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个可恶的叛徒，在最敏感的问题上，也就是东正教信仰问题上向拉丁人投降。而且，这个机会的军事价值到1281年时就变得一文不值了，这一年，在查理影响下，他的朋友西蒙·德·布里(Simon de Brie)当选为教宗马丁四世(Martin Ⅳ)。同年7月，马丁确信米海尔八世承诺的教会合并不过是虚幻的政治伎俩后，便支持查理和腓力远征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次年10月，他宣布开除米海尔八世的教籍，指责后者是“那些天生分裂并追求分裂古代宗教的希腊人的保护者”。当然，对于查理来说，这就等于教会同意他发动进攻，进而为拉丁人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

这样的军事行动可能非常容易造成拜占庭帝国的灾难，但是米海尔八世机敏地耍弄手腕从查理的王国内部摧毁其基础。当他听说曼弗雷德的女婿阿拉贡的彼得三世(Peter Ⅲ of Aragon)渴望为其妻子收复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遗产时，米海尔八世立即与之结盟，并慷慨地为他提供进攻西西里的资金。而且，这笔资金很可能通过特殊渠道从拜占庭帝国直接送到西西里人手里，而后者正在安茹王朝的统治压迫下(主要是财政上的)受尽折磨，他们与彼得一起策划发动了起义。这次起义就是著名的“西西里晚祷起义”，爆发于1281年3月30日或31日，它彻底打乱了查理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为彼得入主西西里并成为那里第一位阿拉贡国王铺平了道路。

米海尔八世在削弱查理和挽救君士坦丁堡幸免于拉丁人进攻方面的作用确实被公认为是其最伟大的外交胜利之一，在他一生中也确实屡建这样的功绩。但是非常明显，这个功绩也只不过得到其臣民的认可而已。几乎所有人都对他在几个月后的离世感到高兴，但仍没有考虑拒绝为他提供一个体面的东正教葬礼。从拜占庭人的前途看，米海尔八世的政策使得皇帝的统治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疏远了，而沉重的税收强加到他们头上，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人们已经无法忍受。此时留给其儿子及继承人安德罗尼卡二世的任务是使帝国政府重新赢得东正教民心，并努力恢复能够得到财政支撑的政府管理。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24岁继位登基的安德罗尼卡二世是个可悲且无能的统治者，极其缺乏战略洞察力，没有能力有效处理他当时面临的最重要的军事威胁。但其宗教政策是务实有效且受到欢迎的，他上任后的第一项施政措施就是取消里昂第二次大公会议教会合并的决定，并为那些因米海尔八世处理教会事务而受到不公对待的人平反，求得他们的谅解，而这只能更加疏远与教宗之间的关系。他在上任之初采取的经济措施也是短视而具有破坏性的，例如减少海军和陆军的人数，对依附农(pronoiars)征收额外税来为战争筹款，下令将拜占庭金币(hyperpyron)贬值。最后，他未能阻止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丧失大片领土，未能平息在其统治末期爆发的王朝内讧，他的无能导致帝国非常失败，预示着1241—1271年间这个国家无可挽回的衰败。

安德罗尼卡二世在巴尔干半岛面临的主要困难来自如何对付聂曼加(Nemanjid)王朝，斯特凡·乌罗什二世·米卢廷(Stephen Uro印 Ⅱ Milutin， 1282—1321年在位)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人发动咄咄逼人的扩张进攻，其显著的军事行动就是1282年占领斯科普里，并于13世纪90年代晚期不断在马其顿边境地区进行游击战式的抢劫袭击。当拜占庭抵抗入侵的战事屡遭挫折时，安德罗尼卡二世转而于1299年试图通过和解协议调和双方的关系，他将自己5岁大的女儿西蒙妮(Simonis)嫁给米卢廷，并割让已被塞尔维亚人征服的北部地区作为“嫁妆”，也就是从奥赫里德(Ochrid)经斯提普(剰tip)到斯特鲁米卡(Strumica)拱形前线分布的一系列城堡。塞尔维亚人由此突进到拜占庭疆域内，其进军依旧进行，在斯特凡·乌罗什四世·杜尚(Stefan Uro印 IV Du印an， 1331—1355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一攻势达到**。但同时，这个协议开启了对塞尔维亚宫廷加强拜占庭文化传播的重要时期，这在杜尚统治时期达到顶点。

安德罗尼卡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领土的丧失尤其惨重，他完全不像米海尔八世，对土耳其人向沿海地区的扩张忧心忡忡，因为这一扩张在整个13世纪70年代不断加强。当时塞尔柱人国家正从中央地区解体，到14世纪初，最终被一批小君主国或领主国(beyliks)取代。安德罗尼卡二世在其父亲去世前两年，曾亲眼看到土耳其人对马恩德河流域的袭击抢掠，并造成巨大灾难和人口锐减，而这还是在门特什领主国(Menteshe beylik)崛起的早期阶段。作为帝国唯一的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决心强化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军队，保持在该地区更经常和活跃的武装力量，然而，他忙于巴尔干半岛事务，无暇实现自己的想法，直到13世纪90年代。此时，奥斯曼贵族势力已经做大，他们在奥斯曼领导下于索古特附近的尚加留河(Sangarios)南岸地区渡河侵扰洗劫名义上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参与者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

1290—1307年，安德罗尼卡二世采取各式各样的措施抵抗土耳其的军事攻势，但是没有一个持续有效。1290—1293年，这位皇帝将其宫廷迁往安纳托利亚，亲自监督边防要塞的重建，总的看来，其意在提振士气。1294—1295年，其军事将领阿莱克修斯·菲兰塞罗潘努斯(Alexios Philanthropenos)在马恩德河流域取得重大胜利，但是这些战果迅即丧失。菲兰塞罗潘努斯因为发动政变失败而被刺瞎。1302年春季，安德罗尼卡二世的儿子米海尔九世和穆扎伦(Mouzalon)将军分别发动远征，恢复对马恩德河边防地区的控制，并将长期困扰他们的奥斯曼人驱逐出尼科米底亚附近地区。然而，他们的胜利都毫无意义，1302年7月，穆扎伦将军在巴弗斯(Bapheus)遭到惨败，被视为奥斯曼贝格(Beg)对拜占庭帝国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同年夏末，孤注一掷的安德罗尼卡二世请求加泰罗尼亚雇佣军团提供军事援助。该雇佣军团由6500名彪悍的军士组成，为了得到极其高昂的军饷，在雇佣军团长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的率领下，于1303年春夏迅速赶往安纳托利亚作战，将聚集在基兹库斯到菲拉德尔斐亚(Philadelphia)一带的土耳其人击退，同时对该地区肆意烧杀抢掠。而这一战果也迅即丧失。加泰罗尼亚雇佣军团一撤出这些地区，土耳其人就立即恢复袭击，并围困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塞。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加泰罗尼亚雇佣军团本身就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祸患。因为罗杰在前往亚得里亚堡拜访米海尔九世期间遭到刺杀，他们就在色雷斯地区进行了两年的复仇战争，当地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无情的洗劫和抢掠。1307年夏季，这支雇佣军团开始为新的目标向西移动，最终于1311年击败布里尼的沃尔特(Walter of Brienne)，成为底比斯和雅典公国(Duchy of Athens and Thebes)的主宰。这样，加泰罗尼亚雇佣军团不仅没有促进拜占庭人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收复行动——安纳托利亚仍被丢弃在混乱中，反而使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成为一片焦土。

此后，安德罗尼卡二世很少向安纳托利亚派兵。相反，他加强了与波斯的蒙古伊尔汗国(Mongol Ilkhanids of Persia)朝廷的谈判，企图争取其发动对土耳其人的军事攻击，特别是对奥斯曼人的袭击。此时，奥斯曼人已开始长期围困尼西亚。显然，这些计划还是遭到失败。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几年期间，奥斯曼人和卡拉斯(Karasi)贵族迅速崛起，就像萨鲁汗(Saruhan)、阿伊丁(Aydin)和门特什领主国主宰安纳托利亚地区南部一样，他们成为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西北地区的土耳其继承者。与此同时，那些不愿意继续生活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罗马人逃往马尔马拉海对岸的拜占庭领土，或者躲避到几个尚未被征服的军事要塞附近，也就是在尼西亚、尼科米底亚、普鲁萨(Prousa，今布尔萨)附近的卑斯尼亚地区。然而，到1326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就占领了普鲁萨，并在此定都。在这些地区的南部，安德罗尼卡二世统治结束时控制的唯一重要的半自治中心地区只剩下菲拉德尔斐亚地区(最终于1390年失陷)，而其居民为保持这份殊荣不得不向邻近的盖尔米扬(Germiyan)贵族支付贡赋。

安德罗尼卡二世统治的最后8年间，王朝内战持续不断，这导致了陷入深刻困窘的老人(1320年时安德罗尼卡二世已经60岁)和他20多岁的一个多少有些鲁莽轻浮的孙子安德罗尼卡三世之间激烈的冲突，前者的各项政策尽数破产，而后者作为其父亲米海尔九世的直接继承人参与继承皇位。然而，在皇室发生了一次悲剧性事件后，年迈的安德罗尼卡二世于1320年取消了他孙子的继承权。当时安德罗尼卡三世的弟弟被暗杀，他的父亲经不起打击，因悲伤过度而去世。安德罗尼卡三世随即组织军事对抗，由于允诺大幅度削减税收而广得民心。两位安德罗尼卡之间的内讧从1320年持续到1328年，整个内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在内战的第一个阶段(1321年)，安德罗尼卡三世进军君士坦丁堡，最后经过谈判获得色雷斯作为其封地。第二个阶段(1322年)以安德罗尼卡三世被正式任命为共治皇帝而结束，同时他还拥有一支由国家供给军饷的军队，并入住季季莫蒂霍(Didymoteicho)。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爆发的公开战争(1327—1328年)差不多就是一场巴尔干半岛的国际战争，支持安德罗尼卡三世的是保加利亚人，而支持安德罗尼卡二世的是塞尔维亚人。战争的最**是安德罗尼卡三世于1328年5月23日夺取君士坦丁堡，而后，其祖父便被废黜。后者于1332年去世，身份是修道士安东尼奥斯(Antonios)。这个漫长多变的时期显然对帝国统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削弱，经济特别是农业遭受严重损害。而其负面影响虽然尚待显现，但是必定深刻而持久。

安德罗尼卡三世登基时31岁，随之产生出新的君主御前顾问班子，其中最有权势的当属极其富有的大贵族约翰·坎塔库泽努斯(John Kantakouzenos)，时任军队总司令(Grand Domestic)。他们共同面临着恢复帝国和类似重建的挑战，也就是将拜占庭帝国降低到欧洲小国的地位，同时要应付不断崛起的周边邻国，其北方有强大的塞尔维亚，南方有安纳托利亚西北地区正在崛起的土耳其贵族。安德罗尼卡三世在安纳托利亚的目标很明显有两个方面——既要维持对卑斯尼亚地区几个边远前哨(尼西亚、尼科米底亚)的控制，同时还要保护东爱琴海诸岛屿不要落入正在崛起的土耳其贵族手中。1329年夏天，他发动解除尼西亚包围圈的最后努力，但是帝国军队在佩雷卡诺斯(Pelekanos， 6月10日)被奥尔汗打得大败，两年后，这个城市就被攻陷了。安德罗尼卡三世千方百计防止尼科米底亚遭遇同样的命运，他于1333年8月与奥尔汗谈判支付贡赋换取和平，这是他与奥斯曼人第一次进行类似的谈判，但是这一协议的价值十分有限，1337年，尼科米底亚向后者投降。这样，到此为止，拜占庭帝国的卑斯尼亚领土实质上就被奥斯曼贵族吞并，后者的繁荣活跃给当时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西部沿海地区，拜占庭人取得期待中的胜利，1329年，收复希俄斯，就是在这里，安德罗尼卡三世亲自会见萨鲁汗酋长(beg of Saruhan)和阿伊丁酋长(beg of Aydin)乌穆尔(Umur)派来的使节。6年后，安德罗尼卡三世便与后者结成紧密的联系，并得到财政资助，使得他能够收复莱斯博斯岛。

安德罗尼卡三世和坎塔库泽努斯在欧洲方面表现出高超的军事外交技巧，收回塞萨利(1333年)和伊庇鲁斯(1340—1341年)，从而使这块自1204年以后就脱离帝国控制的相当大的领土重新并入帝国疆域。然而可悲的是，正是这个地区不久将成为塞尔维亚人攻击的目标及其定居地，当时斯特凡·杜尚于14世纪40—50年代创建了巴尔干半岛小“帝国”，还部分地得到拜占庭人的资助。斯特凡·杜尚于1331年登基，很快即恢复其向南部地区的扩张。他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一直持续到1334年。这一年，安德罗尼卡三世在和谈达成的协议中割让了5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其中包括奥赫里德和普里莱普(Prilep)，并正式承认自从米卢廷国王时期就开始被塞尔维亚人侵占的领土合法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企图恢复稳定，同时与塞尔维亚人结盟，就像与阿伊丁结盟一样，希望得到其雇佣军团的进一步支援。

总体看来，安德罗尼卡三世的外交政策表现得相当活跃。它采取实质性的努力尽量掌控困难和衰落的形势，并设法创造一些新东西；它也成为帕列奥列格王朝历史上这类努力中最后的重要成就。

1341—1372年：国家无法逆转的衰亡

1341—1372年是充满麻烦的时期，拜占庭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东山再起。这个国家又被内战撕成了碎片，特别是1341—1347年(所谓“第二次帕列奥列格王朝内战”)和1352—1357年两次内战，同时还有14世纪70年代初王朝内讧呈现白热化的新时期。持续伴随这些内战的是外族入侵和移民定居，特别是塞尔维亚人和奥斯曼人，其入侵的规模极大，具有灾难性影响。拜占庭各地城市在“第二次内战”期间及以后陷入长期的社会动乱，富人和穷人之间不断爆发流血冲突。同时，由于拜占庭帝国晚期出现的最后一次宗教争端，社会也被分裂了，这个争端就是“静默派”(Hesychasm)运动，其结果对哲学和神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最后，大自然本身似乎也在这些年头来添乱，与拜占庭人作对，先后发生多次严重地震，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普遍的悲惨状况又因为1347年暴发的鼠疫传染病而加剧。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1341—1372年这个时期演变成严重的衰败时期。这个国家能够苟延残喘挺过14世纪40—50年代真是个奇迹。随着14世纪岁月的流逝，拜占庭君主的主要目标越来越局限于设法保卫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和莫利亚地区这几块领地。

这个时期各种麻烦的核心问题是领导层内部长期的争斗，它严重瓦解帝国政府，为外敌入侵提供了方便。它本质上是帕列奥列格王朝与坎塔库泽努斯家族之间长期的斗争，大体上分为1341—1347年、1347—1354年和1354—1357年三个阶段。

这个螺旋式的衰变过程始于1341年，安德罗尼卡三世的儿子和继承人约翰五世(John Ⅴ)在其父亲去世时刚刚10岁，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摄政会议，其成员包括约翰的母亲萨伏伊的安娜(Anna of Savoy)、坎塔库泽努斯和牧首约翰十四世·卡莱卡斯(John ⅩⅣ, Kalekas)。1341年夏天，麻烦出现了，野心勃勃的卡莱卡斯联合海军司令(High Admiral)阿莱克修斯·阿波卡库斯(Alexios Apokaukos)，说服皇后相信坎塔库泽努斯密谋推翻安娜和幼帝约翰五世，并阴谋建立自己的王朝统治。同年9月，当坎塔库泽努斯外出到色雷斯期间，卡莱卡斯便宣布自己为摄政王，并发动对坎塔库泽努斯的家人和拥趸的暴力攻击；到10月份，安娜下令解除坎塔库泽努斯的军职。坎塔库泽努斯声称保护和维系幼帝约翰五世的权力，在季季莫蒂霍接受山呼万岁自立为帝。从而开启了一直持续到1347年2月2日的“第二次内战”。这次内战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交战双方都最大限度地使用外国雇佣军。坎塔库泽努斯雇佣的是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而摄政王一方主要依赖土耳其人。

在整个内战期间，坎塔库泽努斯的土耳其雇佣军主要来自阿伊丁酋长乌穆尔。然而到1345年，他又与奥斯曼苏丹奥尔汗结成紧密联姻，于次年将亲生女狄奥多拉嫁给这位苏丹。这场战争持续了五年，使色雷斯和马其顿农村遭到彻底的**和破坏。外国雇佣军经常参与内战，最终各自为捞取自己的扩张利益而战。在整个危机期间，斯特凡·杜尚直到1355年去世为止，主要利用拜占庭帝国内乱之机，将塞尔维亚国家扩张为微型帝国，其范围包括马其顿大部分地区和希腊北部大片土地。最终，坎塔库泽努斯于1347年2月初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与安娜达成和解，根据协议，他和约翰五世将作为共治皇帝一起统治，而后者在未来十年内属于地位更低的共治皇帝。这种关系在同年5月末得到确定，坎塔库泽努斯的女儿海伦娜(Helena)嫁给安娜的儿子、当时15岁的皇帝。

在这个关键时期，拜占庭帝国遭到彻底损毁，其农业和商业基础被严重瓦解，中央国库空虚，臣民贫困衰弱、精神萎靡。在此背景下，我们只能推测，开始于1347年夏末的鼠疫肯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可能与其附近的开罗一样，人们详细记载了这次可怕的鼠疫。而且，此后鼠疫又在14世纪60年代和15世纪20年代暴发过8次。

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与其女婿在1347—1354年间的“双人统治”是按照他的意愿安排的，虽然意义不大，但是却致力于引入新的强国势力，以便对君士坦丁堡城北重新建立的意大利人商业殖民区(热那亚和威尼斯特区)进行有利的权力平衡。为了得到支持，他于1351年对格里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捍卫的“静默派”运动做出让步，正是这个政治上具有不确定性的决定最终导致此后迅速蔓延的动乱。另一方面，坎塔库泽努斯本人的支持者也感觉到他将要为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王朝，因为他晋升其子马修(Mathew， 1325年出生)为共治皇帝和正式继承人。同时，约翰五世·帕列奥列格也逐渐年长，开始设法掌握全权，并试图摆脱坎塔库泽努斯的控制。1353年以后，坎塔库泽努斯设法调和野心勃勃的女婿和儿子的关系，但是，在约翰五世对马修发动突然的军事攻击后，他最终将约翰五世放逐到特内多斯岛(Tenedos)，并于1354年为马修加冕，授予他色雷斯地区的封地。事实上，坎塔库泽努斯最终还是暴露出他的真面目，即篡夺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位，这也是他的对手一直十分担心的。然而，帕列奥列格王朝不会被取代，因为民众和教会舆论都支持约翰五世对皇位的合法权利，坎塔库泽努斯的统治基础迅即解体。1354年，奥尔汗的长子苏莱曼·帕夏(Suleyman Pasha)率领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极为重要的要塞加利波利(Kallipolis)。奥斯曼人因此获得了从小亚细亚进军色雷斯的重要渡海地点。此后几个月，苏莱曼不仅拒绝归还加利波利要塞，而且开始向加利波里(Gallipoli)全岛大举殖民，建立奥斯曼人定居点，这将成为奥斯曼入侵色雷斯的桥头堡。这一发展变化在君士坦丁堡造成巨大恐慌，约翰五世和热那亚人借此于1354年11月策划发动恢复其皇位的政变，并使他成为唯一的皇帝。坎塔库泽努斯被废黜，成为一名修道士，晚年忙于写他的回忆录和神学论文，直到1383年去世。

约翰五世最后还要对付马修·坎塔库泽努斯，1354—1357年是帕列奥列格王朝和坎塔库泽努斯家族长期对立斗争的闭幕阶段。马修始终得到其姐夫奥尔汗的军事支援，而苏莱曼在加利波利要塞同样得到支持。这场争斗在1356年夏天达到**，随着马修被俘，其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宣告破产，他宣布放弃其头衔(1357年)并随后撤退到莫利亚(1361—1383年或者1391年)，内战方告结束。这样，约翰五世在其25岁时最终确立起自己作为安德罗尼卡三世合法继承人的地位。

正如上面提到的，苏莱曼·帕夏在1354年春季向色雷斯的进军迈出了土耳其向东南欧扩张的第一步。到他于1357年去世时，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土耳其人正在从背后包围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快步前进。马里查河(Maritsa)上游和中游支流地区尽数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重要的北方要塞季季莫蒂霍和亚得里亚堡也都进入其攻击范围。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村庄都被改作各级军事将领的军事采邑，有些事实上成为土耳其农田，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殖民者移居到这块新的“幸运之地”。奥尔汗成为实行统治的奥斯曼在位苏丹，他对这次初步向欧洲扩张的行动究竟给了多大支持我们不得而知，他本人似乎对此没有积极地参与。1357—1359年间暂时的安定阶段后，罗姆地区的土耳其指挥官继续其抢劫袭击活动，他们于1361年11月占领季季莫蒂霍。这些袭击活动在14世纪60年代不断加强，但是奥尔汗的继承人穆拉德一世(Murad Ⅰ， 1362—1389年在位)没有采取任何指向帝国心腹地带的攻击，他在统治的头十年里只是彻底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地区。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lis)位于贝尔格莱德(Belgrade)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公路途中，当时是保加利亚人主要的前线边防要塞，该城于1363年或者1364年被攻占。最终，亚得里亚堡可能于1369年被占领。

我们不能详细描述约翰五世对这些挫折所做的反应，显然他已明确认识到其可悲的命运。在其作为唯一皇帝统治之初，他认为唯一现实的希望是争取西方的援助，从他于1355年请求教宗英诺森四世提供舰船和军事支援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作为回报，他答应将恢复教会统一，他还提出请教宗做其子曼努埃尔二世的监护人和保护者。然而，英诺森四世对此无动于衷。十年后，约翰五世又将希望寄托在其表兄萨伏伊的阿马德奥六世(Amadeo Ⅵ of Savoy)身上，后者计划发动一次古代风格的十字军远征，扬言通过救助拜占庭帝国来收复圣地。阿马德奥确实于1366年6月从威尼斯航海东进，并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回加利波利。1367年4月到6月初，约翰五世和阿马德奥在君士坦丁堡秘密策划各种各样可能的计策，包括召开大公会议以便恢复两大教会的统一，约翰五世还将亲自前往罗马，正式宣布皈依天主教信仰。当阿马德奥带着拜占庭使节回到意大利，向教宗乌尔班五世提交这一提议时，遭到后者的拒绝，因为他认为这毫无用处，但他还是欢迎皇帝的来访。可能是伤感于亚得里亚堡的陷落，约翰五世没了脾气，顺从地接受邀请，并于1369年10月17日在罗马的圣智医院宣布皈依天主教信仰。三天后，他又在圣彼得大教堂台阶上公开举行庄严的服从仪式。

没有任何其他拜占庭皇帝曾经如此屈辱地屈服于教宗，这个既成事实(ipso facto)也表明约翰五世对于其帝国的命运感到绝望的程度。他在罗马又待了五个月，并在威尼斯待了一年，于1371年秋天返回君士坦丁堡。在此期间，他没有从西方得到任何援助，巴尔干半岛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在这关键时期，斯特凡·杜尚的帝国的后辈，主要是控制着普里莱普、斯科普里(Skopje)和奥赫里德附近地区的武卡欣(Vuka?in)王，以及以塞尔(Serres)以南地区为基地的其兄弟约万·乌格列沙(Jovan Uglje?a)，他们试图在亚得里亚堡附近组织军队，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1371年9月26日，大约在约翰五世重返首都前一个月，塞尔维亚军队在马里查河附近切尔门(?irmen)正面阻击土耳其军队，惨遭全军覆灭。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这次失败的结果非常严重，因为土耳其人对南斯拉夫领土的征服吞并似乎铁板钉钉了。此时，侥幸逃脱的几个领主也都屈服于奥斯曼人，成为称臣纳贡的附属国，其中就包括武卡欣王的儿子，那位名扬四海的马克·克拉杰维科(Marko Kraljevic)，而前者在此次战争中不幸阵亡。

拜占庭帝国对这次灾难的反应是复杂的。虽然约翰五世最有才华的儿子、当时任塞萨洛尼基总督的曼努埃尔打败了塞尔维亚人，收复塞尔。但约翰五世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悲观的结论，认为他必须与奥斯曼人签署附庸国协议(modus vivendi)。这个协议是与苏丹穆拉德一世签署的，根据该协议，拜占庭帝国此后必须称臣纳贡，并在需要的时候向奥斯曼军队提供兵员。作为回报，约翰五世希望穆拉德一世能够限制进入欧洲的土耳其军队攻击剩余的拜占庭领土。无论如何，这个协议的后果就是形成了一种君士坦丁堡和布尔萨(Bursa)并存的新模式，由此双方的统治阶层都被吸引来进行密切的接触和合作。

1371/1372—1394年：奥斯曼附庸国的第一阶段

约翰五世和穆拉德一世签署第一个附庸国协议后，君士坦丁堡向奥斯曼政府缴纳贡赋达二十多年。从拜占庭方面看，这个时期包括约翰五世统治末期(他于1391年去世)、其长子安德罗尼卡四世篡位时期、后者之子约翰七世(John Ⅶ)篡位时期和约翰五世的次子曼努埃尔二世统治初期。穆拉德一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389年他在科索沃波尔耶(Polje)战役中遭到刺杀为止，而后，其杰出的儿子“雷霆”巴耶塞特(“Thunderbolt”Bayezid)继承苏丹权力，但是帖木儿(Tamerlane)于1402年7月在安卡拉(Ankara)战役中将他俘虏。这个时期的重要变化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帕列奥列格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死灰复燃，更加激烈，使得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人的关系更加纠缠不清，野心勃勃的皇位竞争者争先恐后地与奥斯曼苏丹拉关系，同样也与意大利人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人拉关系，以便得到援助来反对现任皇帝。在此过程中，皇帝的统治权威越来越遭到国内外质疑。其次，与拜占庭政治腐败同时发生的是，奥斯曼人继续向巴尔干半岛中央地区稳步进军，主要通过宗主国地位确立起对各地四分五裂的基督教附庸国的控制。在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1371/1372年以后的突出事件包括攻占索非亚(1385年)和尼什(Nis， 1386年)，紧接着三年后，他在科索沃取得对大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Bosnian)联军的决定性胜利，从而决定了各式各样塞尔维亚领主的命运。1393年，巴耶塞特最终吞并保加利亚核心地带，将其并入帝国版图。就是在这个普遍动**的背景下，让我们浏览一下在主仆国关系第一阶段，帕列奥列格王朝与奥斯曼人之间的交往。

当约翰五世越来越深地陷入与其子安德罗尼卡四世之间爆发的血腥冲突时，因为王朝内讧导致的灾难性“附庸国关系”逐渐形成。安德罗尼卡四世当时已经是确定的皇位继承人。1373年春季，他与穆拉德一世的儿子萨维奇·塞雷比(Savci ?elebi)一同上演联合反叛的丑剧，他们的目标就是废黜各自的父亲，并取而代之，统治各自的国家。约翰五世和穆拉德一世匆忙联合部署，调集军队〔在此过程中，穆拉德一世第一次跨海进入罗马人土地鲁米里(Rumili)〕，到9月底，安德罗尼卡四世被俘，几乎被刺瞎(同样遭遇的还有其3岁的儿子约翰七世)，而萨维奇·塞雷比极有可能被处死。

为惩罚他们，约翰五世将安德罗尼卡四世及其儿子关入监狱，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曼努埃尔二世晋升为共治皇帝，由此埋下长期怨恨的种子。在这个阶段，安德罗尼卡和他的儿子在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帮助下于1376年7月逃出牢狱，并重返君士坦丁堡实施复仇。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二世被俘，也被投入监狱，他们在狱中度过三年，而安德罗尼卡则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他还加冕自己的儿子约翰为共治皇帝。穆拉德一世将对约翰五世的支持公开转移到安德罗尼卡身上，因为后者承诺不仅为其提供军队，而且归还加利波利(也就是萨伏伊的阿马德奥于1366年夺取的要塞)， 1377年，该要塞真的被移交给土耳其人。除王朝内斗的原因外，安德罗尼卡四世发动篡位反叛的原因真的非常难以理解，也许他就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态度，即防止约翰五世再次犯下米海尔八世可耻地屈从于教宗的大错。

1379年6月，安德罗尼卡四世于1376年叛逃的事件再度上演，此时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二世在威尼斯人的帮助下逃出监狱，这一点早在预料之中。他们立即前往布尔萨，向苏丹表示，如果他废除安德罗尼卡四世并支持约翰五世恢复皇位的话，就提供大笔贡赋；而穆拉德一世也再次提出最高要价。这样，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二世借助威尼斯舰船和土耳其军队于同年6月末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袭击，设法攻入城中，重新建立起他们的皇权统治。然而这一次，安德罗尼卡侥幸逃脱，随同其家人和人质躲避进加拉塔(Galata)特区，并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一直对抗到1381年。最终，双方于1381年5月达成家庭协议，根据协议，安德罗尼卡四世将得到宽恕，仍恢复其继承约翰五世皇位的权利，而后皇位将传给安德罗尼卡四世的儿子约翰，即后来的约翰七世。

然而，该协议还是没能恢复帕列奥列格王朝内的和平与和谐。由于曼努埃尔二世实际上被排除出继承人的行列，因此他怒气冲冲地于1382年返回塞萨洛尼基，并在此后实施进一步的叛逆行动，使得约翰五世力图与穆拉德一世和解的政策陷入窘境。到1383年，曼努埃尔二世就已经建立起对塞萨利和伊庇鲁斯的统治权。这种任性的“军事扩张”使苏丹极为警觉，于是便派遣军队要求曼努埃尔二世交出塞萨洛尼基，但是遭到后者的断然拒绝，结果双方的战事一直持续到1387年，曼努埃尔二世坚守该城，抵抗奥斯曼军队的围困。同时，安德罗尼卡四世和他的儿子约翰七世撤退到他们在塞林布利亚(Selymbria)地区的封地，但是在1385年安德罗尼卡四世去世后仍然爆发了与约翰五世的领地之争。

帕列奥列格王朝政治史的悲剧在这十年持续上演，安德罗尼卡四世和其亲属间的冲突并没有因其去世而终止。相反，悲剧像遗产一样传给他的儿子约翰七世。后者在1385年时只有15岁，却极为渴望立即履行1381年继承协议的条款。他担心自己继承皇位的权利被取消，特别是在1387年春季，当哈雷丁·帕夏(Hayreddin Pasha)夺取塞萨洛尼基，曼努埃尔二世开始耍手腕与父亲和好，也同样用计策结好苏丹时，他更加担心。这一年秋季，约翰五世最终在穆拉德一世的支持下允许其子回到君士坦丁堡，从而使曼努埃尔二世的野心得到实现：他成为共治皇帝和既定皇位继承人。当老皇帝(1387年时他年满55岁)顾念父子之情时，他坚持采取行动，以至于将其孙子逼上叛乱之路，这样也使得曼努埃尔二世的政治地位极不稳固。他被降格放逐到利姆诺斯岛(Lemnos)，并一直软禁在此，直到1389年夏末或早秋。

对于约翰七世而言，曼努埃尔二世从塞萨洛尼基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举动就是个充足的借口，他开始准备密谋推翻其祖父的政变，为此他打算得到热那亚人和奥斯曼人的支持。1389年5月，他前往热那亚，在此他被承认为皇帝，并得到借款。1390年初，他听到祖父驾崩的传言，返回东方拜见苏丹，此时苏丹已经从穆拉德一世换成了巴耶塞特。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约翰五世确实得了重病，这促使曼努埃尔二世立即从利姆诺斯岛回到其父亲的病榻前，这可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因为不言而喻，这正是即位接任皇帝的时机。但是，约翰五世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他好像也同意曼努埃尔二世擅自从流放地回来，似乎预感到他与孙子约翰七世的战事很快就要爆发。确实，当约翰七世面见巴耶塞特时，后者同意向他提供军队，虽然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苏丹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无论如何，争权夺利的斗争以约翰七世的胜利结束，1390年4月13日或14日夜，君士坦丁堡城内支持他的民众帮助他进入城市。他的统治只持续了几个月，在此期间，其祖父一直被困在“黄金门”附近的一个小要塞里，而他的叔叔曼努埃尔二世则匆忙从各地调集军队勤王，力图推翻其侄子的统治。

约翰七世在君士坦丁堡夺取皇权后不断遭到曼努埃尔二世的攻击，后者借助罗德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s of Rhodes)的帮助，为此他典当出售了一大批教会宝藏。一旦他和他的父亲恢复皇位后，就面临着恢复与巴耶塞特的友好关系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绞尽脑汁耍尽手段防止约翰七世再度推翻他们的统治。确实，后者的挑战一直困扰着曼努埃尔二世，时断时续直到约翰七世于1408年去世为止。他最终达成与巴耶塞特的和解，其中部分条款涉及拆除“黄金门”要塞。文献证据表明，苏丹并不反对曼努埃尔二世接替约翰五世继承皇位，而后者于1391年2月去世。此后直到1394年，曼努埃尔二世都是以忠实臣属的身份对待巴耶塞特，而这就造成他极为突出的心理和思想上的混乱(正如其作品提供的证据表现的那样)。与此相反，他与自己的侄子达成的和解却极为短暂且流于形式。

1373—1394年间呈现的政治阴谋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清楚地表明，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命运相当严重地依赖于外国君主特别是意大利人和土耳其人的意志，而这个王朝在利用其权力切实维护臣民一般福祉方面极端无能。并且还清楚表明，穆拉德一世和巴耶塞特极为巧妙地利用其基督教臣属国皇族各派的对立斗争使其利益达到最大化。

1394—1424年：起义和靠不住的恢复自治

曼努埃尔二世改变了其父亲长期奉行的屈从奥斯曼人的政策，其原因至今是个天大的谜团，特别是他当时掌握的物资和军事资源都非常薄弱。然而，就是在1393/1394年，曼努埃尔二世确实与约翰七世有过关于正式和解的谈判，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重新确定继承皇位的顺序，而约翰七世则将消息透露给了巴耶塞特，后者勃然大怒。据说巴耶塞特于1393/1394年在塞尔〔后来又移到特尔诺沃(Trnovo)〕召开的臣属国大会上，下令处死曼努埃尔二世，但后来又宽恕了他。曼努埃尔二世本人声称，这个插曲彻底摧毁了他和苏丹之间的“友情”，而当巴耶塞特要求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建筑新的清真寺并安插一名法官，同时在城内开辟大片土耳其租借地时，双方的冲突进一步激化。无论当时的背景如何，曼努埃尔二世于1394年春季前后中断与奥斯曼人的臣属关系，大体上就是拒绝支付贡赋，不提供军队，只是参加苏丹召集的会议。奥斯曼人认为，这就是反叛行为，是君士坦丁堡这个纳贡附属国(tekfur)的第一次反叛行动。

巴耶塞特的反应是必须进行军事镇压，于是他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这场战事时断时续持续了大约8年。正如曼努埃尔二世本人作品中提供的证据所表明的，巴耶塞特最初的目标或者至少是其基本目的，不是要取代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统治，而是要重新扶植约翰七世上台，作为苏丹青睐的臣属。无论原因何在，苏丹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肯定对激发勃艮第的腓力(Philip the Bold of Burgundy)和匈牙利的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of Hungary)组织最后一次规模庞大的十字军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很难说是关键作用)。从1394年春季到1396年秋季，奥斯曼军队在君士坦丁堡采取的行动更多的是封锁，而不是坚决围攻。然而，巴耶塞特于1396年9月25日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取得对上述十字军联军的决定性胜利后，奥斯曼军队主要的军事行动就都集中到君士坦丁堡城墙下，全面彻底的围攻由此开始。形势很快变得令人绝望，但是曼努埃尔二世一直坚持组织抵抗，直到1399年底，他在布希考特将军(Marshal Boucicaut)劝说下准备前往法国向西方君主争取更多实实在在的援助，后者是早些时候带着一小队援兵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在布希考特将军的有效调解下，约翰七世和曼努埃尔二世完全和解，当约翰七世留在君士坦丁堡指挥艰难的守城战时，他的叔叔则乘船前往西方。

曼努埃尔二世此后在欧洲旅行(自1399年12月10日至1403年6月)，访问了几个迷人的城市，其中包括威尼斯、帕多瓦(Padua)、米兰(Milan)、巴黎(Paris)和伦敦(London)。他受到各方慷慨殷勤的款待，这期间他认为法王亨利四世是个特别有魅力和招人喜欢的东道主。即便如此，他与西方君主的谈判仍然没有为他赢得实质性的援助，或是军事援助的承诺。在其作为查理六世(Charles Ⅵ)的客人居住在卢浮宫(Louvre)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可能是用东正教观点写出关于圣灵降临的长篇论文。

拜占庭人认为，君士坦丁堡的得救完全是因圣母马利亚的及时出手援助，这确实看起来像是个救世主的奇迹(deus ex machina)，而事实上这个救世主就是帖木儿，他使得君士坦丁堡在1402年没有屈服投降。这一年7月末，当曼努埃尔二世还在巴黎时，这位大汗在史诗般的安卡拉战役中与巴耶塞特进行决战，奥斯曼军队在战役中全军覆灭，遭遇灾难性惨败，巴耶塞特本人被俘。非常明显，约翰七世早在1401年夏季就与帖木儿谈判，保证拜占庭人将会团结起来抗击奥斯曼人。随着巴耶塞特的失败，奥斯曼军队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烟消云散。1403年，约翰七世一方面与其他基督教地方势力达成和平协议，另一方面与巴耶塞特在罗姆地区的继承人，倾向于和拜占庭帝国友善的苏莱曼·塞利比达成和约。拜占庭皇帝由此被正式批准免除纳贡义务，而且约翰七世还收回塞萨洛尼基和阿索斯圣山，以及从君士坦丁堡到迈森布利亚(Mesembria)或者瓦尔纳河(Varna)一线的沿海地区，还包括几个爱琴海上的岛屿。曼努埃尔二世本人回到君士坦丁堡以后，和平协议已经生效，他能够锦上添花的只是将其私生女狄奥多拉嫁给苏莱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