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站在彭德区专员单层住房的阳台上，隔着宽阔的、似乎静止不动的河水，瞭望着对面岸上摇曳的火把。“那边就是法国呀。”德鲁斯按照当地的叫法说。
贝罗特太太说：“战前我们总是到法国去野餐。”
贝罗特从房子里走出来，一只手端着一杯酒。他生着罗圈腿，防蚊靴像马靴似的套在裤腿上面，看起来仿佛刚刚骑过马一样。“这是你的，斯考比。”他说，“你当然知道，我很难把法国人当作敌人。我们这一姓人是随着胡格诺派教徒[47]从法国过来的，所以看法就不同了，你知道。”贝罗特的一张瘦削的黄脸好像受了伤似的被鼻子从中分成两半，这张脸在任何时候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丝毫不容人有看不起自己的表示。贝罗特的妄自尊大是他的一个生活信条——凡是对他声誉地位有所怀疑的人都要受到他的抢白，遇到机会，他还会着实给人一点儿颜色看——他无时无刻不在向人显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斯考比说：“如果他们真的投到德国人那边去，我想这个地方免不了是他们进攻的一个目标。”
“我难道就不知道？”贝罗特说，“我在1939年就到这里来了。咱们政府眼光很远，早就料到可能发生的事了。一切都做了准备，你知道。唉，医生到哪儿去了？”
“大概是检查病床去了，最后再去看一眼准备得怎么样。”贝罗特太太说，“你太太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你真应该感谢上帝啊，斯考比少校。河对岸的那些可怜虫，在小艇上漂流了四十天，想起来都叫人心惊胆战。”
“哪次出事都是在达喀尔到巴西这条倒霉的狭窄的海道上。”贝罗特说。
医生面色阴郁地从房子里走到外面阳台上。
河对岸这时又变得一片死寂，火把都已熄灭了。平房下面的码头上，灯火照亮了一块几英尺方圆的幽暗的河水。一块木头从黑暗处漂浮出来，缓缓地流过灯光投照的地方，斯考比一直数了二十下，木头才又隐没在黑暗里。
“法国佬这回办事还过得去。”德鲁斯一边忧伤地说，一边从酒杯里捡出一只蚊子。
“他们送来的都是些妇女、老人和没有几天好活的人，”医生扯着胡须说，“这一点再办不到就更不像话了。”
突然间，河对岸又响起了一阵嗡嗡声，好像一下子出现了成群的飞虫。这里，那里，一簇簇的火把像萤火虫似的闪烁起来。斯考比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看到一张黑色面孔在火光中倏地闪现了一下，一根帆布床的支棍，一只白色的手臂，一个军官的后臂。“我想人已经到了。”他说。沿着河岸，一长排灯火摇曳闪烁。“好了，”贝罗特太太说，“咱们还是进去吧。”蚊子一分钟也不停地在耳边轰鸣，发出缝纫机般的声音。德鲁斯叫了一声，啪地在手上击了一掌。
“进来吧，”贝罗特太太说，“这个地方的蚊子都是疟蚊。”起居间的窗户安着防蚊的纱罩，室内的空气因为憋着一场大雨显得格外闷浊。
“担架会在早晨六点送过河来，”医生说，“我想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贝罗特。一个病人害的是黑水热，另外还有几个害热病的，大多数都是精力枯竭——这是最危险的病症。咱们大多数人最后都是为这个送了命。”
“那些走得动路的交给斯考比和我，”德鲁斯说，“到时候你得告诉我们，医生，他们经受得住多少盘问。贝罗特，你的警察得看着点儿那些担架夫，叫他们事后都从原路回去。”
“当然了。”贝罗特说，“咱们现在没有什么事好做了。再喝杯酒吧！”贝罗特扭动了一下收音机的转钮，克拉珀姆[48]的奥芬剧院的管风琴声立刻从三千英里外飘送过来。河对岸，担架夫的吆喝声时起时落。有人敲了敲阳台的门。斯考比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乌利泽牌管风琴一会儿低声呜咽，一会儿隆隆轰鸣。阳台门开了，走进来的是威尔逊。
“你好，威尔逊，”德鲁斯招呼道，“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
“威尔逊先生到这里来检查非洲联合公司的商号。”贝罗特太太替威尔逊解释说，“我想你在商号的客房休息得还舒服吧。那地方很少有人住。”
“噢，是的，很舒服。”威尔逊说，“怎么，斯考比少校，没有想到在这儿会遇见你。”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没想到，”贝罗特说，“我告诉过你他要到这儿来的。坐下喝杯酒吧。”斯考比想起露易丝对他讲过一句关于威尔逊的话——人有些虚假，她这样评论过他。他向威尔逊望过去，看到由于贝罗特揭了底，他那孩子似的脸上泛起的一层红晕还没有褪净，也看到堆在他眼角上的皱纹，说明他毕竟不是一个年轻人了。
“斯考比太太有什么消息吗，先生？”
“她上星期平安到达了。”
“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
“来，咱们谈谈。”贝罗特说，“你们那个大地方有什么热闹事啊？”“大地方”这个词带着一股讥诮的味道——贝罗特一想到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人人都自以为了不起，而他待在这里却没有谁认为他了不起，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像胡格诺教徒心目中的罗马城一样，贝罗特幻想了一幅**、堕落、腐化的画面。“我们这些住在丛林里的人，”他愤愤不平地说，“生活是非常平静的。”斯考比很替贝罗特太太难过，这些话她一定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她一定早已忘记他向她求爱的那段日子，那时，他无论说什么，她没有一句不相信的。她紧紧靠着收音机坐着，音乐声音放得很低，她在倾听，也许假装在倾听一支古老的维也纳旋律。她的嘴巴紧闭着，竭力不去理会她丈夫嘴里整天絮叨的这些台词。“喂，斯考比，咱们那些首长在城里干什么呢？”
“噢，”斯考比心怀怜悯地望着贝罗特太太含糊其词地说，“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人们都忙着打仗的事……”
“啊，不错，”贝罗特说，“市政厅的人都忙着翻阅一宗又一宗的公文，我倒宁愿看见他们在这里种稻子，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什么是工作了。”
“我想，最新的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威尔逊说，“就是鹦鹉案件了。你说是吗，先生？”
“塔利特的那只鹦鹉？”斯考比问。
“或者照塔利特的说法，尤塞夫的鹦鹉。”威尔逊说，“对不对，先生？还是我听错了？”
“我想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谁对谁错。”斯考比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里一点儿也不知道你们那个大地方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想的只是法国人。”
“是这样的。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塔利特的表兄弟要乘一艘葡萄牙轮船到里斯本去。我们检查了他的行李，没有发现什么；但是我听到有谣言说，有的时候钻石藏在鹦鹉的嗉囊里偷运出去，所以我就把他带的一只鹦鹉扣下了。果不其然，在这只鹦鹉里藏着价值大约一百镑的工业钻石。轮船还没有起航，所以我们就叫塔利特的表兄弟回到岸上来。看起来这个案件算是人赃俱获了。”
“可是没有吧？”
“叙利亚人从来也不会栽跟头。”
“塔利特的表兄弟的佣人一口咬定，这只鹦鹉不是他主人的——当然了，塔利特的表兄弟也说不是他的。他们说，有一个小孩用另一只鹦鹉调换了塔利特原来的那一只，给他栽赃。”
“小孩干这事是尤塞夫指使的，我想。”医生说。
“当然了。麻烦的是，这个小孩不见了。当然，这有两种解释——也许是尤塞夫给了他钱，他躲起来了；也很可能是塔利特给了他钱，叫他把罪名推在尤塞夫头上。”
“要是在这里，”贝罗特说，“我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关进监狱里。”
“在我们那里，”斯考比说，“我们得考虑法律。”
贝罗特太太扭动了一下收音机，一个声音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踢他的屁股。”
“我得去睡觉了，”医生说，“明天一天够人受的。”
斯考比坐在**蚊帐里，打开了日记。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每天晚上临睡以前，总要把当天的事情记下来——一笔简单不过的流水账。如果有人同他争论一个日期，他就可以查对一下；如果他想知道某一年雨季是从哪天开始的，上上届市政建设厅主任是什么时候调往东非的，日记里都有据可查。斯考比家中床下有一只铁箱，铁箱里放着许多本日记，他要查的事肯定记在某一本上。除了偶然核对事实外，他从来不翻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其中的一本，他用无法再简的字句写着：“C[49]病故。”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要把这些日记保存起来。可以肯定，他留着这些日记不是为了给后人看。即便后代人对一个落后的殖民地的默默无闻的警官生活如何感到兴趣，他们从这些暗码似的记载中也不会知道多少事。斯考比记日记的起因也许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他还在预备学校读书，因为整个暑假记日记没有间断，所以得了奖——一本《阿伦·奎特梅因》[50]。从此以后，这个习惯就养成了，甚至记载的方式也没有什么改变。早餐香肠。天气晴朗。午前散步。下午上马术课。中午吃鸡肉和蜜糖卷饼。几乎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这种记载已经变成：露易丝起程。Y晚间来访。凌晨二时第一次台风。他的笔无力表现一件事的重要意义，只有他自己，如果他日后肯再翻阅一次的话，可以发现在倒数第二项记载中哀怜已经把他的诚实打穿了一个大洞。他写的是Y而不是“尤塞夫”。
斯考比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五月五日。来彭德接43号轮船（为了保密他用的是轮船的代号）生还旅客。同行者德鲁斯。犹豫了一会他又加上了一句：威尔逊亦在。他把日记本合上，仰面躺在**开始祈祷。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他背了《天主经》和《圣母经》，然后他又做了忏悔，这时候他的眼皮已经睁不开了。这只不过是走一走形式，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犯严重的罪，而是因为他一向认为，这样也罢，那样也罢，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无足轻重的事。他不酗酒，不和人通奸，甚至从来不说谎话，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不犯这些罪就是美德。有时他也思考这些问题，他这时总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小卒，一名初入伍的新兵，根本不可能违犯严重的军事纪律。“昨天我只为了一点点儿小事就没去参加弥撒。晚祈祷也漏掉了。”这也就同一个士兵承认自己没尽到职责——该去参加杂役却逃避了一样。“噢，上帝，保佑……”但是在他还没来得及提到人名以前已经进入梦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