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都在欢呼董太师的被诛，只有一个人为之感叹了一声，并为此而送了命。这个人便是蔡中郎。

他不是在为董太师感到悲伤，只是由此感到国家多事，前途难以卜知。可是他感叹的太不是地方了，竞在朝臣们的庆贺宴会之上。大家都知道，董太师对待大汉的旧臣中，最厚遇蔡邕。他们都按照政客的眼光，对蔡中郎的感叹侧目而视。

王司徒甚至感到愤怒。王允是个刚直的性子，这种性格过了分就是认死理，意气用事，这是大汉许多名士的风格。董太师执政期间，王允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子老成了很多，竟能像一条蛇似的与太师曲折周旋。可现在的成功，让王司徒充满了自信，于是他那个被压抑了很久的禀性又抬起头来。

他怒不可遏，指着蔡中郎的鼻子呵叱道：“董卓，国之大贼，几乎亡了大汉。君为王臣，应当同大家一道痛恨董贼。可你，竞怀其私遇，反感伤痛，这难道不是共为大逆吗？廷尉，收其下狱！”

“王公！您误会了，我蔡邕受董卓私遇不假，这确实是不忠之举。可古今大义，耳所常听，口所常言，岂能背叛朝廷而向着董卓？”

蔡邕越说越感到悲愤，他又想到下落不明的女儿，觉得生命竞如此脆弱，不值得留恋。可他还是有放心不下的事。见王司徒怒气不消，他又请求道：“在下愿受黥面刖足之刑，请暂寄性命，让在下完成《后汉记》的编撰工作。”

在先帝朝就曾与蔡中郎一道从事这项工作的现任太尉马日劝说王司徒：“伯喈（蔡邕字）旷世逸才，多识大汉史事，当由他续修汉史，成一代大典。他的罪过，至为微小，倘若因此而诛之，岂不太失天下人之望吗？”

这时，其他的大臣也纷纷为蔡中郎说情。

王允咬牙切齿地说：“从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了《史记》，成为谤书流行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更不可让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又使我等蒙其非议。”

蔡邕下了大狱。马太尉对人说：“王公大概要绝后了，善人，是国家的纲纪；著作，是国家的大典。灭纪废典，能长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