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夏完淳这个人物的存在，可以说是奇迹。他生于明崇祯四年辛未（1631），死于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仅仅十七岁。他是江苏松江县人，父亲是明末有名的名士夏允彝，虽然不是东林党人，但受了东林党的影响，在地方上起着很大的作用。明朝走到了末路，清军入关，他们父子两人曾屡次毁家纾难，参加并领导地方上的抗清工作，结果依然是失败。父亲在早一年的八月跳水自杀，儿子迟了一年，为清军所捕，在南京被汉奸洪承畴把他杀了。

年仅十七岁，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便能踊跃从军慷慨殉难，已经就是一件奇事；而尤其出奇的是他已经是近于成熟的一位诗人。他有一篇万言的《大哀赋》，死前一年所作，是摹仿庾信的《哀江南》，而沉痛顽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云“四岁能属文”，“五岁知五经”，足见他的确是一位早熟的所谓神童。他有遗集传世，曰《夏节愍全集》，是庄师洛、何其伟、陈均诸人替他收集起来的，合共十卷，又补遗二卷，收集得相当完备。“节愍”是乾隆末年（1776）对明室死难诸臣的追谥，为很多人所共通，并不为夏完淳所专有。集中所收诗赋词曲，书序论檄，各体具备，大率可读。

但这位少年诗人，尽管在清代受过追谥，也有人为他收纂遗集，却因他是积极的抗清分子，事迹终不甚为人注意，而诗文也多丧佚了。入了民国，也一直到抗战发生以后，才深切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关于他的研究有汪辟疆先生的《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曾发表于重庆版《时事新报》学灯栏），柳亚子先生的《江左少年夏完淳传》（现收入《怀旧集》）。更有一些人把他写成戏剧，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人。我的剧本，叫《南冠草》，这是采用他被捕后至死为止的一部诗集的名字。在重庆曾经演出，演出时由导演洪深先生改用了他临死一首诗中的一句——“金风剪玉衣”为名。因此夏完淳的事迹在抗战后期的大后方是传得相当普遍了。

夏完淳的不可及处，是他很年轻而有很高的文艺上的成就，既长于文艺而却没有一般文士的方巾气，居然“十五从军，十七授命”，表现了大丈夫的气概。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便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简单的“神童”两个字不仅没有把问题阐明，而且使问题神秘化了。这样的判断，我们是不能够满足的。我曾经加以解释，认为是和他所受的教育与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他有很好的父母师长，和同样聪明的妹妹亲戚。他的幼年时代的环境差不多是最近于理想的环境。在实践方面，也同样受了他的父亲夏允彝和师长陈卧子的感召，他们父子师弟三人是同志，父与师都死难殉节了，他为义气所迫，很自发地也就走到慷慨殉国的道路。这教育的力量，时代精神的领导，是值得我们强调的。

但我们在今天也可以公平地加上一个判断，便是夏完淳的成就是属于旧时代，他的意识和行动并没有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传统。不错，他是忠君爱国的，他的民族意识很强。但他有民族意识而缺乏人民意识，他忠君而不计所忠者为何等的人君？他爱国而不问所爱者是否人民的祖国？他只是在忠与爱的观念中守死善道而已。故他对于清固然反对，而对于李自成也不表同情。当李自成人京，把崇祯帝逼到煤山上吊之后，江南的士大夫大闹其哭庙，夏完淳也正领导其“江左少年”大做其檄文讨逆。就连他对于异民族的抗拒，其实也是根据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而来，并不是因为异民族的屠害人民，而是因为裂冠毁裳，雉发易俗，有损礼教。这的确是夏完淳和他的一类型人所受着的思想上或阶级上的限制。夏完淳毕竟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实即地主阶级）的一个完好的代表而已。

我这样判断，或许有人会说我过苛，是拿现代意识来批评三百年前的古人。假使是这样，那我的确是太不公平了，我尽可以被人指责为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但我并不是这样，我是另外认识了一位与夏完淳同时而比他稍年长的人，拿来做着批评的标准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河南县举人，跟着李自成造反的李岩。他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亲是做过兵部尚书的。虽然他的造反是由于腐败的官吏逼成的，但他终于造了反，而且有了他的参加，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充分地带上了人民意识，而使那革命几乎成功了。关于李岩的遗事，我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搜罗得相当详尽，我要请读者参考一下，并请把李岩和夏完淳来作一比较，那便可以知道，我对于夏完淳的批评是一点也不过苛的了。

但我在这里要揭露一番我自己的一项近于徒劳的粉饰工作。我因为过于爱慕夏完淳，我想使他成为完美无缺，更加以在抗战期间有团结内部的必要，当我写《南冠草》剧本的时候，我曾苦心孤诣地想把夏完淳的活动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革命结合起来，写他曾有心去投依张李而没有达到目的。我找遍了他的全集，没有找出什么痕迹。《大哀赋》上有两句：“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则西蜀无弦”，我认为上句是隐示李自成，那时李已在九宫山被杀。下句是隐示张献忠，张那时尚留于西蜀。但这实在是非常勉强的。但我就靠着这非常勉强的证据，在剧本中和剧本的后记中，公然把夏完淳写成了那样进步的一位人物。我在这儿实在是应该招认，我是不免有点阿好。其实不必把夏完淳写成那样，他倒要更完整些。他之不能更前进到那一步，我们并不能怪他。我们也可以拿另外一位历史人物来和他作比较，那便是“四大名儒”之一的王夫之了。王夫之也是富于民族意识的人，而同样缺乏人民意识。当张献忠入湖南，曾礼聘王夫之，而他藏匿起来不肯从贼。张把王的父亲绑了去要挟，王自毁乘肩舆而往，结果是张献忠看他固执，把他们父子两人同时释放了。连王夫之都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怪夏完淳呢？不过夏完淳在积极起来抗清之后，文字上便再没有不满张李等人的痕迹了。这倒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民族意识觉醒了之后的夏完淳，他的阶级意识是失掉了它的执扭性的。

现在是更强大的帝国主义侵蚀着我们的时候，而有些人却比洪承畴还要无耻，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强烈，倒依然是值得我们颂扬的。

1948年8月5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