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操杀人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重新考虑

在这里不能不接触到曹操杀人的问题。有的人说曹操杀人太多，引用的例证主要是打败陶谦的那一件。在这里，史料上是有些出入的，不厌烦琐，想把史料来检查一下。《魏志·陶谦传》上是这样记载的：

“初平四年（193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

两军交战是不能不死人的。这儿所说的“死者万数”是陶谦的兵。这里有可能是战死的，也有可能是在败走中被水淹死或者自相践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杀。但这项史实落在《曹瞒传》里却变了样。

“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魏志·荀或传》注引）

这把曹操写成了一个混世魔王。很有趣的是“兵”变成了“男女”（人民群众），“万数”变成了“数万”，战死或者淹死变成了“坑杀”。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边呢？《曹瞒传》是孙吴的人做的，明显地包含有对敌宣传作用在里面，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对于史料就应该慎重选择了。但是，不高兴曹操的人却十分欢迎《曹瞒传》，而且还嫌它说得不够劲。请看刘宋时代的人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吧。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

这分明是根据《曹瞒传》，而把数目字又夸大了十倍，“男女数万”变成为“男女数十万”了。这真可以说是作史者典型的曲笔！谎愈扯愈大，却愈受人欢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采取了《后汉书》的说法，今天好些骂曹操的人也就乐于有根据了。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尽管在今天有不少人斥他为唯心主义者），他在史料的选择上就比较审慎，他就不相信《武成篇》的“血流漂杵”的话。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篇》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以至仁伐至不仁”是有问题的，周武王并不是“至仁”，殷纣王也并不是“至不仁”，这当别论。但孟子能够分别真实与虚夸，应该说是可取的。我们今天的朋友们却连“鸡犬亦尽”的话都信以为真了。

《魏志·荀彧传》载陶谦死后荀彧劝曹操缓攻徐州，先收麦，并攻打吕布。曹操听从了他，先把吕布打败了。荀彧的说辞里面有这样几句：

“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明明还有战死者的“子弟”，哪里就会是“鸡犬亦尽”、“百姓皆歼”呢？这样的宣传令我想到清初的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关于张献忠的宣传。他们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然而四川人口在今天却有七千多万（包含我自己在内），虽然有好些是后来外省的移民，然而也有不少人是四川的土著。因此，关于曹操乱杀人的话也就值得我们考虑考虑了。

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的是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魏志·崔琰传》注引《汉纪》）。曹操杀了孔融，据说又把他两个八岁的小孩子也杀了。这当然也足以表示曹操的残忍，但这里也是有问题的。《世语》云：

“融二子皆龆龀。融见收，顾谓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复何所辟？’以为必俱死也。”（《魏志·崔琰传》注引）

“以为必俱死也”是二子自以为必将同时被杀，但是否杀了，并无明文。孙盛《魏氏春秋》却肯定了二子“俱见杀”，并加以渲染。《三国志》注者晋人裴松之曾加以批评，以为“《世语》云融二子不辟，知必俱死，犹差可，安如孙盛之言？……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以上俱见《魏志·崔琰传》注）。这事落到《后汉书·孔融传》里，也比孙盛更加夸大，简直类似小说了。在这里我不想多事征引，感兴趣的朋友，请去翻读原书。

又如我们在舞台上经常看到的《捉放曹》，表演曹操出于猜疑，把吕伯奢的一家人杀了。这并不是出于虚构，是有根据的。然而所根据的材料却有问题。《魏志·武帝纪》云：“（董）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在这下边裴松之的注征引了三种资料，我现在把它们并列在下边：

（1）“《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复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皐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2）“《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3）“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

这真是书经三转就变了样。照情理上看来，《魏书》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不高兴曹操的人自然特别选中了孙盛，这位“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的先生。“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话应该是孙盛的话，而不是曹操的话。曹操特别受了歪曲，这些“好奇情多”的先生是应该负责的。

当然，曹操也有犯错误的时候，错杀了好人，我们并不想一一替他辩护。例如他把华佗杀了，总是不应该的。按照史书所述，华佗只是托故躲在家里，不肯替曹操治病；单只这一点并不至于犯死罪。他也有时在一时盛怒之下收人入狱，后来又原恕了他。贾逵就是一例（见《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来不及原恕而冤死了的人应该也是有的或者还不少。

他也有出于好心肠，但操之太切，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最大的一件事是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攻孙权，“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吴志·孙权传》）。这是把百姓逼得太猛了，使他们急无所择，走了更不利的道路，所谓“医得眼前疮，剐却心头肉”。其实孙吴的政治并不是更开明一些，而是更腐败得多。史实上表明：孙吴是豪族与武人专横的世界，“居位贪鄙、志节卑污”的人根本无法动摇，反而受到重视。因此，我们可以想见：东渡江的十余万户在经过流离和幻灭之后，是会有不少人回到故乡的；江西虽然虚了一时，不至于长久虚下去。还有，在新开屯田时也有过农民集体逃亡的事。《魏志·袁涣传》里说“是时（建安初年）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但曹操听了袁涣的建议对于人民不要强迫，“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于是“百姓大悦”。但有人看到农民的集体逃亡，便否定屯田政策的积极意义。这是没有从全面来看问题，要算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了。

总之，曹操是犯过不少错误，也打过不少次败仗的，他的缺点不少，但优点也很多。他能够改正错误，善于从失败中取得教训，也就是他很大的优点。他是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据史书所载，他能够不信天命，不信鬼神，毁灭邪祠，破除迷信，禁止厚葬，禁止复私仇，诛不避权贵，举能扬侧陋，敢于公开下令要选用被人称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五年他败袁绍于官渡之后，从所收获的敌方文书中把许下和军中人给袁绍的通信都烧掉了，不加追究；据这些看来，他实在也算得是够开明，够有自信的。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同上），是一位博学家。他不仅有武功，而且重文治，建安文学的**是在曹操父子的鼓舞下形成的。这些是大家所承认的，我不准备多说了。

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

我们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从全面来看问题，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公平地说来，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在我看来，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例如诸葛亮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但他所凭借的西蜀，在当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而他所成就的规模比起曹操来要小得多。然而诸葛亮却被后人神化，而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

最近我读到王昆仑先生的《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他援引了苏东坡的《志林》：“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他认为把曹操作为反面教员，不完全由于正统主义的支配，而是“多少年来广大人民自己的选择”。他要我们不要把后一点“忽略了”。是的，多少年来广大人民是把曹操选为了反面教员。但问题是：这“多少年”究竟有多少年？如果说是自赵宋以来，那是应该承认的。因而也就可以进一步再提出一个问题：人民选曹操为反面教员究竟是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据我们所知道的，和曹操同时代的人却也并不痛恨曹操，张鲁雄据汉中三十年，是被曹操打败了的人，他甚至这样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见《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又见《华阳国志·汉中志》）

曹操的臣下如王粲，儿子如曹植，他们的歌功颂德的文章，把曹操捧上了天，我们且不必征引。但唐太宗李世民有一篇《祭魏太祖文》（见《全唐文》卷十），是值得注意的。他称曹操为“哲人”，说他“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说他拯救了沉溺，扶持了颠覆。这些话，在我们看来，倒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唐代没有否定曹操还有一个有趣的证据，便是唐玄宗自名为“阿瞒”。如果唐代的民间已经把曹操当成一个大坏蛋，一朝的天子哪里会把大坏蛋的小名来嘲骂自己呢？这是不能想象的。

曹操受了很大的歪曲，实在是自宋代以来。其来源我觉得不好随便把责任归诸人民。王昆仑先生说：“大概舆论的变化就从民间先开始”，这话如果一般化了，就很成问题。因为在“大概”一辞中就大有文章可做。据我的看法，民主性的精华大抵是从民间开始的，而封建性的糟粕则不好让人民来负责。例如说“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者难逃”，这话在民间流传得广泛得很，其来源无疑是出于统治阶级。如果因为多少年来广大人民那样说，而认为是人民自己的意识，那事情就不好办。因为谁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那就会成为反对人民意识了。其实，人民在封建时代的意识，除掉革命的民主性的精华之外，我们应该肯定，是支配阶级畜意培植的。只有革命性比较强的人才能摆脱那种意识形态的控制。曹操的粉脸奸臣的形象，在舞台上，在人民心目中，差不多成为了难移的铁案了。然而在几百年前也有农民起义的领袖想移动一下这个铁案。和李自成、张献忠同时起义的罗汝才，他自号为“曹操王”，不就表明草莽英雄中也有不愿意为《三国演义》所束缚的人物存在吗？

《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够判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在今天桃园三结义的形象已经不如往年那样神气了。我们可以预言曹操的粉脸也会逐渐被人民翻案的。今天不是已经在开始翻案了吗？

旧剧中的曹操形象主要是根据《三国演义》的观点来形成的。要替曹操翻案须得从我们的观点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重新塑造。如果在旧戏的粉脸中透出一点红色来，解决不了问题。例如以赤壁之战而言，在史籍上就有不同的说法。曹操遗孙权书云：“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见《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魏志·武帝纪》也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到底哪一边是历史真实呢？我们很难判断。但曹操在赤壁之战是打败了，那是没有问题的。三分鼎足之所以形成，在我看来，地理形势要算是一个重要原因。西蜀是得到山岳的屏障，孙吴是得到长江的保护。但尽管这样，魏、蜀、吴都是想中国成为一统的。本是统一的中国不愿意成为群雄割据的局面，这是三国人物的共同心理。所不同的只是：不让你来统一，让我来统一，如此而已。诸葛亮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不就是很坦白的自述吗？

但有人认为“三国的分立是有其社会经济原因的。……曹操在统一北方后所进行的向南扩张战争，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的”。这见解真是非常奇特。三国的社会经济，我们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曹操在南征，诸葛亮和孙吴都屡次在北伐，南征如果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北伐也同样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愿意中国分裂而不愿意统一，这算什么“历史规律”！这算什么“人民愿望”！以前的读书人有一种毛病：“好读书，不求甚解”；今天的读书人似乎有人又有一种毛病：“不读书，好求甚解”。我们好不好来一个辩证的统一：“好读书，好求甚解”呢？我们须得知道：曹操生前虽然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在他死后不足五十年终于由他所组织起来的力量把中国统一了。这却是无可动摇的历史事实！

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

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积重难返。历史上应该恢复名誉的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要翻案都比较困难。原因是对于他们的敌性宣传太年长岁远，深入人心。而尤其是曹操，由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普及，三岁小儿都把他当成了大坏蛋，要翻案是特别不容易的。王安石是同样受到极大歪曲的历史人物，他的案是翻过来了。他的幸运是对于他的敌性宣传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曹操所受的影响那么普遍，妇孺皆知。但长远地把一位好人作为反面教员总是不大妥当的。我们搞历史的人有责任把真实性弄清楚。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者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共存，听从人民选择。

关于曹操的功过，还有一个问题今天虽然没有人提到，但在古书上却有人早提到了。那就是民族问题。曹操的民族政策除掉必要时进行反抗战争之外，基本上是采取各族融和的办法的。鲜卑、乌桓人为他所用，匈奴人与汉族杂居于河东，因而有人把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隐隐归罪于曹操。例如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便有这样的话：

“自单于比人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之后，种类繁昌，难以驱逼。魏武虽分其众为五部，然大率皆居晋阳。暨乎左贤王豹之子刘元海，假称天号，纵盗中原，吞噬神乡，丘墟帝宅，愍怀二帝沉没虏庭。差之毫端，一至于此，百代无灭，诚可痛心也。”

他虽然不是专门责备魏武帝，而主要是在责备窦宪，但魏武是承继了窦宪的混处政策的。那么“五胡乱华”的责任，在魏武帝似乎也就不能不分负了。这样的归罪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五胡乱华”的诱因并不是由于民族混居，而是由于西晋的内乱。司马氏夺取了曹魏政权之后，不再传便有“八王之乱”，大家抢做皇帝，相互砍杀了十六年。内乱的结果因而便诱致了“五胡”的崛起。

“八王之乱”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由于制度的改革。汉朝的郡国制度，国的诸侯王是没有实权的，实权是操在中央所委派的国相手里。魏因汉制，诸侯王同样无实权，司马氏因而得以篡位。司马氏一夺取了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本姓的王朝便把制度改革了。办法是大封公族，使各侯王得以任官分治，征兵自卫。用心是在防止异姓篡夺，但谁知道却招致了同姓纷争，而终于酿成大祸。因此，“五胡乱华”的责任不能让窦宪和曹操来负。

据我看来，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样，是政权的延续不太长。秦是二世就亡了，仅仅十几年。魏的统治也不久。魏文帝曹丕在位仅七年，只活了四十岁。魏明帝曹睿在位仅十四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偶然碰上了这两位短命皇帝，所以给了司马氏以夺取政权的机会。曹丕和曹睿都是比较可取的人物，如果他们活得长一点，在位得长一点，曹魏的统治就会更长得一点。如果那样，我看历史上对于曹氏祖孙父子的评价是会有所不同的。

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只有在人民做了主人的今天才有可能。人民是正直的，只要我们把真正的历史真实性阐明了，人民决不会把有功于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人物，长远地错当成反面教员。因此，我们乐于承担这个任务：替曹操翻案。

1959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