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在中国人而言，读史能否使人明智倒在其次，主要是可以使人愉快。古代的中国人，文学和历史是分不大清的。因此大量被中文系视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当初作者和读者都是当历史来看的。四大名著中最受欢迎的《三国演义》，其实就是在讲史。而最像小说的《红楼梦》，其实当初倒不那么受老百姓待见。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国人毕竟已经迈进了现代社会。老黄历不用再提，至少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知道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小说。小说、电视剧里胡编和半胡编的历史故事，看了过瘾之余，有时候也想看点儿“历史的真实”。更有野心的历史爱好者，一般都想通过读史，最好是系统地读史，了解历史的全貌。这时候就用得着通史了。很多爱好者，只要读史，首选往往就是通史。真正专门化的历史研究，其实跟其他学科一样，没有点儿专业训练，还真就不一定读得懂。其实，就算一般文科类的学科，如果学校不那么功利，似乎也应该给学生们开一两门通史课，当然，首先是开中国通史课。前些年，博士生面试的时候，经常能碰上号称把中国历史都读通了考生，一问才知道，他们所谓的“读通”，无非是看了一套中国通史而已。

不过，中国人尽管喜欢通史，但以往的积习却很难全然改掉。写通史尽管不一定要写成通俗历史故事，但还是要通俗易懂才好。否则，读者面就受限制。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是20世纪出产的中国通史，有两部半著作值得称道。一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半部是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未完成）。其实，如果按我的看法，还有三部通史也相当不错，一是夏曾佑先生的，一是缪凤林先生的，还有就是范文澜先生的。其中夏曾佑先生的著作，原是为中学做教科书的，但写的相当有见地，而且是中国人做西洋式的通史的第一部。缪凤林先生的通史比较扼要，但也很有特点，范文澜先生的大作，是最长的，也是按唯物史观写通史诸大作中，最足观的一套。

但是，作为一般爱好者而言，上述的所有通史，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够通俗晓畅，对于史学爱好者来说，都有点儿难度。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分为大陆和台湾两大块。由于台湾学界相对比较平静，没有那么多折腾事儿，因此，成就斐然。为一般爱好者书写的通史，也大有可观。开放之后，通过各种渠道，见过一些台湾史学家编写的中国通史，大体叙事都比较清楚，文字干净。特别优秀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文辞优美。每个章节，都有历史随笔的味道。比较起来，大陆史学界尽管开放之后，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通史写作，却在开倒车。某些长篇巨制，块头虽大，但不仅内容杂芜，优劣不一，而且文字干瘪，味同嚼蜡。面向市场的所谓图文本通史，主编者名头虽响，但具体编写则是一群毫无研究的学生，等于是书商为了挣钱临时找人凑出来的，不惟毫无见地，而且有大量的常识错误。至于各个大学开这门课的学者，为了评职称各自为战、画地为牢编出来的通史教材，则更是不忍卒读。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套八卷本的中国通史，是我所看到台湾同类著作中，比较出色的一部。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傅斯年先生虽然长期主持“中研院”史语所，自认是“二流人才”。但其实早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是一位连老师都不敢小窥的牛学生。胡适先生回国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得到作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先生的加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傅斯年先生的史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大气磅礴，独树一帜。傅乐成先生从小得家学真传，名儒熏陶，不仅通经史，而且于文学和绘画，也有相当造诣。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立志史学，在秦汉史和隋唐史方面建树颇多。去台后，一步一个脚印，在史学界耕耘，多年在台大历史学做教授，是位政学两界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人物。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六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各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有人说，这套书是典型的国语，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的最大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不是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傅乐成的通史来了，说实在的，对于大陆史学爱好者而言，这比台湾著名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更像是福音。

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