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自己的初恋，是难忘的。同样，一个作者，对于自己的第一本书，是难忘的。它象初恋一样，在你的心灵深处，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美好的记忆。

197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刚刚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桎梏下解脱出来，就开始编辑出版一套《朝晖》文学丛书。这套丛书，上到周立波、康濯、柯蓝等湘籍老作家的精美之作，下到我这样青年作者的稚嫩习作。1979年，我的第一本书——小说、散文集《采石场上》，作为这套丛书中的一种，出版了。

书，是人编的。我忘不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更忘不了第一本书的责任编辑。

他，是个高度近视眼，鼻梁上的那副眼镜，一个圈圈套一个圈圈，不知套了多少个圈圈。生活里，他是一个憨厚而严肃的人，而他那双眼睛，却常常跟他开一点小玩笑，闹一点笑话，供给同事们笑谈的材料，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据说，某日，他的儿子和别人打架，有人向他报告，他立即出门，走上前去抓住一个人就是一巴掌。对方莫名其妙，吼道：“你这是干什么？”一听声音，他方知道坏了，打错人了……

应该承认，他的的确确是一个高度的近视眼。然而，我觉得，作为编辑，他的眼睛却一点也不近视，目光远大得很啦！

《采石场上》，是1979年由他着手编辑的。然而，确切一点说，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他1972年就开始了。那一年，他和未央同志，来到涟源钢铁厂，组织工人作者采写反映涟钢斗争生活的报告文学集《风呼火啸》（当然，这本书由于历史的局限，免不了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时，我从部队复员到煤矿工作不久，也被抽去参加这一写作活动（后来由于单位不同意，没有去成），我带去了自己在“**”前发表的作品剪贴本。十一、二篇作品，八、九万字。他饶有兴致地、认真负责地把我的这些习作看完了。当时，这家招待所房间里的灯光很小，吊得又高，他眼睛近视，看起来非常吃力。后来，他把凳子搬到桌子上，坐到桌子上去看。看完以后，他认真地和我谈了对这些习作的意见，至今，仍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1979年，他为我编辑《采石场上》的时候，由于我创作上没有什么成就，是不为人知晓的（当然，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大成就，也不为人知晓）。“文革”前发表的作品不多，“文革”中虽然一直在写，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不算少，但就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也没有什么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我出版一本集子，编辑是要听一些风凉话的。但是，他在当时的编辑室主任黄起衰同志支持下，坚持为我编发了这本书。人们爱把作品比做作者的孩子。这样说，它是我的一个弱小的孩子。印数仅五千本。

“强儿、弱儿”都是我身上的肉。我爱我的每一个“孩子”，我更爱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忘不了我的“强儿”——所谓成名作的责任编辑；我更忘不了我的“弱儿”——第一本书《采石场上》的责任编辑！

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的时候，一张一张为我付出过心血的编辑的脸庞在我的面前浮现，一双一双给我力量的编辑的眼睛在我的面前闪光。在这些脸庞和眼睛里，有那张团团脸，有那双高度近视眼。

他是谁呢？王正湘。

（原载《上海书讯报》1986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