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友人问我：你是怎么走上创作道路的？每每这时，我就想起他和他——一个见过面的和一个没有见过面的编辑。

1964年，我刚穿上军装不久，象着了魔似的，爱上了文学。只念过一年半初中的我，还解释不了小说这个词儿，便雄心勃勃地学习写起小说来了。

1965初，我在收到十多张退稿条之后，又憋着一股气写出了短篇小说《采石场上》。当时，我正在看《收获》，觉得那上面的文章读起来很有味。于是，我便将这个短篇寄给了《收获》。

十天！短暂而漫长的十天，担心加紧张的十天，悄悄地、不安地过去了。我发稿后的第十一个朝霞漫天的早晨，文书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印着两个鲜红的草书字：收获。我颤抖着双手，押宝似地拆开了信封。这是一张三十二开的小纸，纸上的字体既不漂亮，又不清秀，一字一句，却象烈火一团：作品写得不错。经研究，我们决定采用。第四期是小说专号，你这篇争取发在小说专号上……

我和这家刊物的来往多了。每回，都是那种既不漂亮又不清秀，但却象烈火一团的字体。他（她）热情的接待我的每一份稿子，经常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并密切注意我在全国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习作。有一次，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她）便立即给我写来一封信，说：“看到你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新作，很高兴……”

信，一封又一封。每一回，涌起我对他（她）多少敬慕之情呵！他（她）叫什么名字？我真想知道这个名字，记住这个名字呵！一腔深情鼓动我的笔尖，我写信问他（她）了。很快，收到了回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叫我永生难忘：“作为一个作者，想知道经常和自己联系的编辑的名字，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一个编辑，对作者的这种信赖，深表感谢！编辑部有规定，编辑的名字不宜对外宣传。好在我们是战友，说不定以后还能见面呢！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字，我姓钱……”

老钱呵，我等待着我们见面的日子！万万没有想到，我和老钱相见的日子没有来，一场暴风雨却来了……

十二年以后，我终于见到了老钱！他不是上海的那一位，而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

1968年，我从部队复员到故乡的一个煤矿当矿工，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我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动笔写一部反映煤矿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初稿完成后，我把它寄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很快，出版社写信给我工作的煤矿，为我请假修改这部书稿。接着，我又接到责任编辑高彬同志的来信，约定时间来我们单位和我面谈修改意见。那天，我冒着毛毛细雨，准时到车站接他，却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第二天又扑个空，第三天还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我焦躁不安的时候，收到了编辑室主任的信。我才知道，老高在赴我处的途中，摔断了腿。那天，他在湘潭看望一位作者，背着书稿连夜赴车站搭车来我处。夜茫茫，雨纷飞。他眼睛近视，在一处灯光昏暗的地方，一脚踩进了一个很深的污水沟。过路的人跑来扶他时，他一双手正在地上摸着，嘴里直叨叨：“我的书稿！我的书稿……”

他找到了书稿，看到书稿用塑料袋装着，没有被损坏，才嘘了一口气，欣慰地笑了笑，想站起身来。可是，他站不起来了。人们把他抬到医院，一透视，发现右脚骨折断了。

我赶到医院去看他，心里是多么内疚呵！我来到他的床前，还没有开口，他却先说了：“耽搁你了。要是我这次不出事，你的作品修改的进程会快一些呵……”

去年冬，我的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终于出版了。接到样书的那天，我捧着这部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书，浑身的热血都往脑门顶上涌。编辑，为这部书稿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常对友人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要学习文学创作，主要靠自己不懈的努力。这里，我却说的是另一个侧面：忘不了那些搀扶我学步，送我上路的人！

（原载《天津青年报》1984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