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郭沫若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巨擘。他所涉猎的范围不仅广泛，而且成就卓著。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渊博的学者，在历史学、考古和甲骨文研究方面自成一派。而就文学领域来说，凡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文、传记以及理论与批评，他更是无所不能，其中尤以诗歌和历史剧的创作影响最为巨大。

众所周知，郭沫若最初是以新诗震撼文坛的。他的《女神》一九二一年八月问世，虽然不是第一部用白话写的新诗集，但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质量来说，《女神》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诗集，不仅充分显示了诗歌革命的实绩，而且开创了一代诗风。

《女神》的基本内容，是对旧世界的深刻诅咒和对新世界的热烈向往，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对生我养我的地球与劳动人民真挚由衷的赞美讴歌，对古往今来一切革命者与先贤志士的无比崇敬，是对自然、科学、近代文明、“人”（包括自我）的热烈赞颂。形式多为打破束缚、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而其艺术风格则是狂飙突进、火山爆发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气势恢宏，格调雄浑、昂扬，不仅富有感染力，而且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等著名诗篇，表明了“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发出了“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的热情呼唤，并且坚信通过斗争，一定能使“光明更生”、“宇宙更生”。这对于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多么巨大的鼓舞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郭沫若通过《女神》喊出了时代变革的最强音。《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

出版于一九二三年的《星空》是郭沫若的第二本诗集，作者自谓是“退潮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那种《女神》式的雄浑昂扬确实消失了许多。诗集中一再出现并反复吟咏星、月、海、潮、云、天空，诗人与它们对话，用丰富的幻想赋予人格化了的自然景物以葱茏的诗意。像《天上的街市》就是一首想象奇特、清新美丽、兴味盎然的佳作。

《瓶》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发表之后深受欢迎，被誉为“中国诗坛的空前的抒情长诗”。郭沫若并不专作情诗，但他在这部长诗中不仅讴歌了爱情，并且对“爱”下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这个字不待仓圣的造就/也不用在字书里去寻求/这个字要如树上的梅花/自由的开出她的心头。”“这个字是苏生我的灵符/也会是射死我的弓弩/我假如寻出了这个字时/我会成为个第二的耶稣。”擅长情诗的作者不胜枚举，然而没有人像郭沫若这样对爱情作如此崇高、如此美好的评价。《瓶》在形式上也是独创的，它对新诗的格律作了有意义的尝试与探索。

这些诗作，是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也是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的作品。随着时代风云变化，郭沫若后来的文学创作精力主要放在了历史剧上。凭借这些诗歌作品，郭沫若无愧于现代诗坛“泰斗”的称谓。他的诗歌创作，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周恩来总理评价郭沫若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