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做一个最令人景仰的食品公司
愿景一词，是台湾传来的新词汇，这个词汇因了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而风行南北。愿景，寓意了愿望、目标，同时也含有期待之意。
大成公司的核心战略是：“快速建立全中国最完整、最有竞争力之鸡肉供应链系统，向前带动饲料扩充，向后快速发展食品消费，供应庞大之中国与越南市场及日本、欧美之外销市场。”
而大成的愿景则是：成为中国及亚洲最令人景仰的食品公司。
韩公这个人
我一直心存感激，感谢天、地、朋友帮助我，我不记恨，也不怕失败，永远记住别人的长处好处，并想法子报答别人。
韩浩然的老家是东北的，浓浓的故乡情结并没有因为他久居台湾而淡化，所以这也很能解释为什么大成集团进入内地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北。
在大连，我们探访大成的养鸡户时，听到最多的是对大成集团的创始人、老董事长韩浩然的由衷赞美。在他们的描述里，韩浩然最高兴最开心的事，是能让乡亲们透过与大成的合作多赚些钱，所以，每逢乡亲们和他通电话，他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赚到钱了吗？”
韩浩然在台湾地区创业那年，长子韩家宇只有8岁，念小学二年级。全家人暂住在工厂隔壁，每天都可以闻到从工厂飘来的蒸豆饼的味道。
在儿女们的眼里，父亲为人正直，待人诚恳。他吃过很多苦，但均能甘之如饴，从不抱怨。
韩浩然的岳父原本经营五金钢铁生意。1948年秋天，韩浩然被委派到台湾创立分公司，从日本进口五金产品，很受台湾客户欢迎，利润也很可观。之后，岳父又与太平洋保险公司合作，在台中投资了一家机械厂，交由韩浩然管理。
然而，1950年4月，当局以“操纵台湾金融”为名，将韩浩然抓到牢里关了半年。最后虽以“无罪”释放，但是公司的业务却在他离开期间被迫停止，不得不忍痛关闭。
韩浩然后来转往台中天源铁厂、联华实业厂与南港面粉厂工作，到了1957年自己创业，都是终年奔波，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整个家业随着他搬来搬去，一直到台南市开元路的第一栋房子，一家人才算真正安定了下来。此时，长子家宇已经上了高中。
“满招损，谦受益”始终是韩浩然处事的座右铭。他总是谆谆告诫几个子女，凡事不可以投机取巧，一定要规规矩矩地做事，实实在在地做人。此外，一定要懂得谦虚，不可骄傲，更不可自满。
韩浩然的事业越做越大，但是子女在学校念书，从不告诉别人“父亲是大成的老板。”他们只是说：“我父亲是养猪、卖豆饼的。”绝无炫耀，也无夸张。
有一次，韩浩然和太太去拜访一位家境不是很好的朋友，从朋友家出来后，他随口问太太：“我今天表现怎样？”太太说：“还不错，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你不要在言语中强调自己去过哪里哪里，听起来太炫耀了。”韩浩然急着辩解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太太说：“没有最好，不过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以己推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从不凌驾于别人之上，使得韩浩然成为一个出了名的谦谦君子。
韩浩然不是那种精明练达的人，口才也不怎么好，机智也不比一般人强，但是他宅心仁厚，对朋友好，对下属也好。他待人决不“大小眼”，对每一个人都是客客气气。公司一些退休的人员贫病交加时，他都会专程探望他们，不时地自掏腰包3万、5万地送。他的“以德待人”的人格风范，使得很多人始终心悦诚服地长期追随着他。
跟随韩浩然多年的总厂厂长张过胜观察后说，韩浩然没有老板的架子，身段放得极低。每次到工厂巡视业务，他总是喜欢拍拍工人的肩膀，和他们称兄道弟，这些伙计被老板这么一拍，个个都神气得要命，走起路来仿佛都脚底生风。
韩浩然非常注重承诺。他一再强调，在商场做事，信誉是最重要的基石，他经常告诫子女和属下：“人跌倒了还可以爬起来，信誉丢了，却很难再建立。”商场上结识的朋友和同行，提到大成的韩浩然，总是竖起大拇指说：“这个人了不起！”
有一回，一个年轻的女记者采访他，他随口问对方：“结婚没有？有没有男朋友？”对方回答说：“快了，马上就要结婚了。”他马上接腔道：“到时候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不久，那位女记者果真寄了请帖来，韩浩然嘱咐秘书替自己定好机位，说要去喝喜酒。秘书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建议他不必专程跑一趟，不如派人送礼过去，但他还是坚持亲自去。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上到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能和人打成一片。见了面，不管熟悉不熟悉，也不管是外省、本省、南方、北方人，他都有办法和对方认老乡，总是能扯上一点边。这种豪迈的性格，正是他结交朋友的制胜秘诀。
但是他还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
有一次他额头红肿地回到家，家人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追问之下才知道，他到台南大饭店谈一桩业务，还没来得及等到自动门打开，便结结实实地撞了上去。说他粗心大意，但是他也有细致的一面。他随身记的小账本，一笔一笔的数字，清清楚楚，井井有条。最令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恒心和毅力。他每天清晨不到4点就起床，正襟危坐地先批阅公文，再写上一个小时的日记，然后做一个半小时的运动，数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
有一天，还不到凌晨5点，全家人突然被他“打死你！打死你！”的吼声惊醒，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冲到院子里。只见父亲大人手里拿着拖鞋，正在追打一只四处逃窜的蟑螂。家人环顾四周，发现左邻右舍的灯也次第亮了起来……
韩浩然看事情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否极泰来的信念，所以在他的一生中虽然曾经起起落落好几回，但最终都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他说过：“即使我自己命不好，但是股东里面一定有好的，我可以沾他们的光。”
小女儿韩美蒂长大成家后，有一次和父亲聊起人生观，父亲的话让她至今难忘：“我一直心存感激，感谢天、地、朋友帮助我，我不记恨，也不怕失败，永远记住别人的长处好处，并想法子报答别人。”
这，就是大成集团的创始人、老董事长韩浩然。
一次让人扼腕的危机公关
大成的危机宣传没有做成，其结果是销路逐渐下跌，反倒是原本没什么名气的台糖沙拉油异军突起，销路极好。因为消费者认为它是公家的牌子，大家使用起来比较放心。大成沙拉油从领导品牌一路倒退一路下滑，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这是当初大家始料未及的。
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有一个人称“黄豆之父”的陈世爵博士，非常熟悉油脂界。他曾经建议韩浩然下大力气搞食用油。他说：你们做食用油，将来一定能走向生产精炼油，而且要分成一般家庭用的小包装。
那个年代，市面上没有家庭用的散装油，家家户户都是提着小油瓶，出门到附近的油行打油。
韩浩然接受了陈博士的建议，决定生产精炼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由陈博士介绍，大成引进了美国皇冠公司的提油设备，这是台湾地区油厂第一次进口国外机器，也是皇冠公司第一次把机器卖到亚洲。他们很兴奋，还把广告刊登在杂志上。这台机器的特色是采取溶剂式榨油。以往大家都是用高温加热的压榨式提油，缺点是提炼出来的油不干净、杂质很多。而溶剂式是用溶剂将豆片中的油溶解出来，再经过脱味、脱色、过滤等环节，制成高级的食用油，也就是后来一般人通称的沙拉油。
大成小包装的沙拉油在1974年上市。当时，总源的沙拉油已经在市场上立足一年多了。为了让消费者充分认识“大成”这个牌子，韩浩然请来了广告公司，设计出一个五滴油的商标，并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大成沙拉油后来居上。”大成的沙拉油果然不同凡响，成为货架上最主要的品牌之一。
20世纪70年代是沙拉油在台湾地区全盛的时期，大成每年以30%～40%的速度成长。那阵子，沙拉油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除了总源、大成、统一、元宝这几个老牌子之外，陆续又冒出了很多新牌子，如嘉新、金牌、泰山、台糖等。
大成沙拉油在最高峰的时候，平均一天的产量是110吨。若是分成一般家庭用的三公升包装，大约可以分成37000桶。工厂必须每天24小时昼夜不停加班，才能赶出货来。万一工厂出了点小毛病，被迫停工一两个小时，从上到下，全公司的人都会急得跳脚，业务部的电话会把人催疯。
大成这样的好光景一直维持到1980年。当年爆发的“多氯联苯事件”使得沙拉油的竞争格局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事件的发生地在彰化县。有一间小型油厂为了去除油内的豆腥味，放了一个热煤让锅炉加热，那个热煤即含有多氯联苯。这原是全世界标准的制油方法，但是万万没想到，这间油厂却因为机器设备损坏，多氯联苯不慎渗入油内。多氯联苯对人体的危害极大。不巧，泰中的鹅惠明盲人学校的师生食用了这间油厂的油，结果发生了严重的皮肤溃烂。消息传开，舆论哗然，人人谈油色变。
而大成是唯一使用德国克虏伯高压蒸汽锅炉装置的制油厂，完全不需要用热媒加热，制油过程保证安全。公司里的生产干部一想：“这不正是一个最佳的宣传自己的机会？”
哪知道，他们在向大成的股东赵常恕、韩浩然、牟清善汇报这个点子时，却被严辞喝止。韩浩然说：
“大家都是同业，不要幸灾乐祸！我们说自己100%没问题，是不是就表示别人有问题？这样子做不够厚道！”
大成的危机宣传没有做成，其结果是销路逐渐下跌，反倒是原本没什么名气的台糖沙拉油异军突起，销路极好。因为消费者认为它是公家的牌子，大家使用起来比较放心。
大成沙拉油从领导品牌一路倒退一路下滑，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这是当初大家始料未及的。
用现在的价值观来衡量韩浩然，当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判结果：一种认为这个老板太傻了，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再加上自己的确比同业都好，为什么不就此落井下石、让自己出头？另一种就是，韩浩然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古风，诚信、谦和、和气生财。
只不过，被现代商品经济污染了的中国，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古风了！
所谓打造让人尊敬、令人景仰的企业，其实塑造的是人。
过去说文如其人，现在可以说，企业如其人。
得失与进退之间
现代人喜欢动不动就称某人为儒商，以致搞成儒商像蜜蜂一样满天飞。可是，儒商并不是仅仅只是有学问的商人，这个“儒”字，应该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儒商的本源的意义，应该是具备上述品性的商人。
1973年初，台湾地区正准备过农历年，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市面上甚至连卫生纸都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
处在这个关口，大家心里都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产业界，到处都缺原料，粮食和饲料业者叫苦连天。
那个农历年前，如果说还有少数并不着急的，大成公司应该算一个。半年之前，大成向美国预定了三艘货船的黄豆。眼下，这三艘船已经装货完毕，正在运送途中。韩浩然掐指算了一算，保守地估计，赚取的差价至少可达300万美元。
“这个年应该可以过安稳了。”他心里想。
除夕前一天，公司突然来了几个不速之客，他们神情严肃地专门来拜访韩浩然，其身份是“物价督导会”的。他们口气严厉地对韩浩然说：“明天我们来盘查工厂的库存，你们必须暂时停止出货。”
听到当局官员突如其来的指令，大成的员工一时慌了手脚。“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来盘查库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工厂不能出货，客户那里该怎么交代啊？”
当晚，韩浩然在**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第二天一早，物价督导会的官员果真来了。
原来，当局之所以派员来盘查库存，是担心厂商在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借机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故而临时决定到各饲料厂盘查库存；因为饲料厂一般是消耗粮食的大户。经过盘查之后，物价督导会还把包括韩浩然在内的所有饲料、油脂等相关产业负责人，统统召集开会。
原来，当时台湾的饲料业所使用的原料都是联合采购，那阵子，大家都在预估，预计原料要涨价三倍，而当局害怕恶性的通货膨胀，遂紧急应变设置“物价平准基金”，要求各厂商依照未涨价之前的价格卖给消费者，若有亏损，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
大成得知这个政策之后，决定全力配合规定，董事会决定，所有的饲料仍按原价出售，原本预计可以赚到的300万美元，当然就此泡汤了。
为了协助稳定物价，大成在此次危机中，默默做了无名英雄。
军工教福利中心所贩卖的沙拉油，原本是由统一、大成、总源三家供应，但后来大家都不愿意交货，主要是因为原料不断上涨。国际期货市场上，黄豆、玉米等原料一日三市，早上、中午、晚上的行情都不一样。有时一天内的差距，竟然在一两倍之间，厂商没人敢卖，拼命惜售，谁也不敢保证，后市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变化。
然而，老百姓出门连一桶沙拉油都买不到，不免怨声载道。军工教福利处赶忙召集三家沙拉油的负责人去协商。起初，三家的态度都表现得很迟疑，深怕一旦订单签下去，到时候交不出货，那个罚款可是无法吃得消的。不过，在福利处拼命的游说下，最后只有大成一家点头答应，一口气签下供应90万桶沙拉油的合约。
大成的举动连统一和总源的人都吓傻了。
那么，大成为什么敢签下这个合约呢？
大成幕僚人士分析，即便是用当时最高档的原料的成本价卖给福利处，买卖仍然有利可图。资深执行副总裁张铁生解释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任何事情都是物极必反，谷物不可能永远都歉收，等涨过了头之后，未来的行情一定是看跌。”
大成的判断没错。果不其然，不到三个月，物价开始下跌，一桶三公升的沙拉油，从新台币190元，一路下跌到137元，但是，按照大成与福利处签署的合约，福利处仍需以原价向大成采购。
这90万桶沙拉油只交到50万桶的时候，福利处那边大叫：“吃不消了！”承办人员再次找到大成协商，希望能取消原来的订单，重新拟定合约。
这种行为不要说在国际上，即使民间买卖也不能反悔啊！
可是，韩浩然二话不说，当着福利处官员的面，当场就把原来签署的合约撕碎了。
结果是，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地赚取三四千万的利润，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现代人喜欢动不动就称某人为儒商，以致搞成儒商满天飞。可是，儒商并不是仅仅只是有学问的商人，这个“儒”字，应该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儒商的本源的意义，应该是具备上述品性的商人。
常隆危机
在这个过程中，韩浩然既没有放弃对于宝隆的力挽狂澜的努力，甚至没有一句埋怨宝隆领导人的话。所以这7年的过程既考验了韩浩然的经营能力，也考验了韩浩然危难中对待友人的真诚。
宝隆纸业成立于1965年，是台湾地区第一家制造瓦楞芯纸的工厂，并于1976年发行股票上市。全盛时期的宝隆纸业曾经标榜自己是“纸业巨龙”，在它的属下，共有五个造纸厂。它所生产的纸芯品质，被认为是独步全省，占据台湾市场的30%份额。
在宝隆的后期，打算从生产工业用纸转型为生产文化用纸，于是就积极扩充厂房和设备。由于自己的经费不足，必须从银行贷款，而且贷款的数量很大。正巧新的纸张生产出来的时候，碰上了台湾地区经济不景气，新厂试车不顺利，生产出来的文化型纸张也卖不出去。这样一来，银行的利息付不出，自己的资金被套牢。延续到1983年的5月，宝隆彻底面临着停产的命运。消息一经传出，全台工商界立即惊慌一片。
这件事情与大成有什么关系？
不仅这个“赵伯伯”与韩浩然一家关系匪浅，而且赵常恕向银行贷款，是由大成公司出面担保的，宝隆出事，大成就要连坐。大成若是帮助赵常恕还掉这笔贷款，那大成就得关门。所以城门失火，殃及了池鱼。
1970年的前后，在台湾地区的工商界，有个为人熟知的“山东帮”。这是由那些山东籍的人组成的工商联盟。而这其中的核心人物有三个，被人称之为“铁三角”，一个是大成的韩浩然，一个是联华的苗育秀，另一个就是宝隆的赵常恕了。这三个人很有些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味道。这是因为这三家企业常常为对方作担保，只要是其中一家公司向银行贷款所开出的本票，另外两家一定负责在本票后面背书或为共同发票人。
因为这三家都是响当当的大企业，在这之前，这样做了许多次，都是信誉卓著，没有发生过任何让银行担心的事情。
等到宝隆发生了财务危机，他们才意识到，这种“三足鼎立”原来也充满着危险。因为只要其中的一只脚坍塌下来，这只鼎就肯定要訇然倒塌。
原来宝隆捅出的是一个天大的窟窿——积欠各银行长、短期贷款新台币26个亿（4台币折合人民币1元）。而它自身的资本额是新台币12个亿。当时大成公司已排名为台湾的前30大企业，但它的总资产也不过7个亿。
宝隆爆发的这场财务危机一经传出，各银行争先恐后找上门来，要求抽回银根。宝隆的债户一共有31家银行，宝隆已经破产，无钱可还，于是按照当时的签约，各家银行都同时找到了联华和大成，要求还款。其中美商华友银行是第一个发难者，宝隆欠了它2亿元，它就打上门来，向大成要这2亿元的贷款。
正当大伙慌乱失神的当儿，想不到有一个人出来救了驾。这个人姓翟，曾在法院担任过审判庭的庭长，退休后来到大成厂里当了法律顾问。他说：
“我们公司的进口原料，所有权也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借了银行贷款购买的。换句话说，是‘银行信托占有’。因此，在法律意义上，它的归属权还在银行，是贷款给我们买原料的银行。法院要封存这批货，不应当对我们说，应当去对银行说。”
韩浩然猛省，他立即指令给银行打电话。另一边，又派出翟顾问去同法院交涉，其实也是为了拖延时间。
不久，3个银行的契约书都送到了，这三份银行的契约书向法院表明，在大成没有还清货款的过程里，这些原料还属于银行所有，法院无权封存。
3份契约书打退了逼债的人们，大成暂时躲过了一劫。
没过几天，美商华友银行及西雅图银行，又联名向法院申请冻结大成在银行的账户。这可是非常厉害的一着，如果大成的资金被冻结，不仅原来存在银行的款项不得挪动一分，就是不断汇入大成的款项也不能使用，这等于把一个发动机关了，大成的整架机器都会立即停顿下来。
财务部门一听到消息，赶忙连夜加派人手，到各往来的银行里把上百张尚未到期的托收支票抽掉，再以公司内部同仁的名义把钱转至个人账户兑现。法院是不可能对私帐户全部都封存的，这样一来，保存下来的财款高达上亿元，要是不采取措施，大成就没有一点周转资金了。
大成躲过了第二劫。
再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辛苦的谈判过程。每天的从早到晚，不断有人进出大成的办公室，甚至闯到韩浩然的办公室里，逼着向大成要钱。这些人不是律师，就是银行的代表，抑或是法院的人。经过折中协调，终于做出了一个初步的协议：“联华与大成自即日起分期还款，至于宝隆则可以申请重整。”
事情看似解决了，但是落在大成肩膀上的担子却异常沉重。因为计算下来，大成每年必须负责代还的款项总数为7000万新台币。偿还的年限分6年与12年不等，最后的一笔还款日期是1999年。
行政院长的责权可以达到台湾人开的银行，对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开的银行却无能为力。所以美商华友银行和西雅图银行还是坚持要查封大成。对于外国银行的这种做法，大成想到了在《破产法》中有“商会和解”这一条，便邀请台南的商会出面，担当双方的调解人，并向法院申请，在和解期间债权人所有扣押和查封的动作必须停止。这就是说，只要大成提出调解，美商华友银行和西雅图银行就得停止过激的行动。当然，如果调解成功，对方更不可能出现这类不友好的行动了。所以，大成牢牢抓住了这个条款，让它变成了缓兵之计。
大成一面申请商会和解。一面加紧组织生产，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缓冲期。最后，双方达到了和解。
“商会和解”的确不是国际法，而且全台湾也没有哪个企业曾经使用过，这是第一次。所以事后对方的一位副总私底下对韩浩然说道：“你们这招很高明，这不是国际法，但是是台湾法。我们生活在台湾，也没有必要去与这条法律作对，你们这次是打败了我们！”宝隆事件最严重的风暴总算过去了，这时台湾的地方经济也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1990年后，台湾地区的股票、土地大涨，宝隆纸业卖掉了位于台北市复兴北路的办公室以及一些土地、厂房，把积欠银行的贷款以及大成、联华两家代偿的债务全数还清。大成一共拿回来4.3亿新台币。这笔钱的归还，标志着长达7年的宝隆事件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记号。
在这个过程中，韩浩然既没有放弃对于宝隆的力挽狂澜的努力，甚至没有一句埋怨宝隆领导人的话。所以这7年的过程既考验了韩浩然的经营能力，也考验了韩浩然危难中对待友人的真诚。正是韩浩然的这份真诚成就了今天的大成企业。
中国有令人景仰的企业吗？
我们有最受尊敬的企业领袖吗？
我们有最令人景仰的企业吗？
这个问题提得有些冒失。
中国每年都要评选最受尊敬的企业，不仅如此，深圳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每年也在建设自己城市的“尊敬榜”，你怎么还在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2006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获奖者已经出炉，他们是：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IBM）、中国惠普有限公司、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万科企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新浪公司、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李宁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浙江吉利控股有限集团。
在这个获奖的24家企业中，有9家属于中外合资企业，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企业不评也罢，因为它们中很多已经连续坐稳世界最受尊敬企业的排行榜。
在获奖的本土企业里，本人对排名第2的华为技术和排名第22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情有独钟。
华为技术不用多说，作为本土的、唯一能和国际同业抗衡的高技术企业，华为的确为中国的企业建立了一面默默耕耘的镜子。它的爆发力来自于对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的准确预判。华为1980年以2万元注册资本起家，一直低调地默默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现在，华为的一点风吹草动，都深刻影响着世界电信业的格局。这个企业连续12年独霸全国电子百强企业利润第一、税收第一、研发第一和专利申请量第一。第一，也许不能说明什么更深的问题，但是，华为最令人尊敬的是，它是一个民营企业（尽管老板任正非不喜欢别人称他们为民营，但，不是民营，是什么呢？一直没弄清）。在它成为耀眼的明星之前，它是靠自己的努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它没有垄断资源和政策，也没有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原罪，它干净而且扎实。
至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获奖理由是对新闻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秉承中国文化，肩负传媒的理念，力图高度和品位，从未改变。说实在话，南方报业能获奖，至少说明这个以制造新闻传播产品为主的机构，获得了多数老百姓（读者）的认可，以“南方”字头为名的南方系列产品，某种程度说成为中国多如牛毛的新闻媒介的镜子，他们追逐真相（尽管做得还远远不够，但在中国已属不易），做出来的产品起码有点像新闻了。不过略为遗憾的是，从南方传媒和光明报业联袂在北京创办的《新京报》来看，似乎有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意味。
就在中国最受尊敬企业概念如火如荼的时候，北京大学的一个学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有最受尊敬的企业领袖吗？如比尔·盖茨那样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或者像沃伦·巴菲特那样毫不动摇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自己独到的原则，或者如同杰克·韦尔奇那样不仅制订出通用电气公司现在与未来之路，而且影响到世界上大大小小的管理者们的思维与判断力。从我国企业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我们惭愧地说一声，还没有。
至于那些国有企业或垄断企业，获奖不获奖，实在属于无话可说。把一个垄断性企业，交给一个资质普通的企业家。加上政策资源、公共关系资源，以及对自己的业务随意可以进行解释的权力，在中国想做大并不是很难。
令人景仰，不容易
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企业自身的形象建设便超越了企业家个人形象的塑造。个人的人格魅力所维系的是对个体的人的认可和认同，而大型企业形象的塑造，则是基于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它所要达成的目标是塑造企业的人格。
让人敬畏的企业很多。
这个世界有很多垄断寡头、行业托拉斯、超级航母式的企业，它们有的时候一挪屁股，整个世界都得跟着晃悠。比如石油公司，它说顶不住了，油价要涨一点了，结果整个社会都得跟着动。从某种程度来说，2007年中国副食品的涨价就和能源的涨价有关系。你说说，这样的企业难度不是很令人敬畏？
可是，做一个令人景仰的企业却没那么容易了。
尤其身处当下这样一个传统的价值观断裂、颠覆和蜕变的年代，一个企业几十年如一日恪守一种已经久远的信念，当属不易。
大成创办的时候，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很落后，食品仍然是家家户户所关心的问题，当时的信息和资讯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即使大成后来转向饲料，所面对的客户很多也是乡里乡亲的，这样的时候，企业首脑的人格魅力就显得极其重要。因为那时的社会形态、特别是在乡间，是靠稳定的小农经济体系维系的，而小农经济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格的、道德的、伦理的、宗法的某些要素，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润滑剂。
但是，50年的社会发展，其实在某些层面上已经颠覆了原有的很多观念和价值。特别是，当原先的那个榨油作坊发展到现在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时候，企业形象的培育所基于的支点就有了相当大的差异。
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企业自身的形象建设便超越了企业家个人形象的塑造，个人的人格魅力所维系的是对个体的人的认可和认同，而大型企业形象的塑造，则是基于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它所要达成的目标是塑造企业的人格。
对大成公司来说，因为所从事的是动物蛋白质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在这个链条中，涉及到两个体系，一个体系是产品的体系（包括产品的开发、销售、推广），还有一个体系则是人的体系（原料供应商、种植农作物的农民、契约养鸡户、工人、管理层、客户等）。无论是打造让人放心的品质优良的食品产品体系，还是建立人际和谐的人脉体系，都需要小心翼翼精益求精，每个环节都需要优化。
特别是对食品企业来说，他们的产品是吃的，是人生存的每日所需，如果不能维系一个美誉度，势必影响到产品的品牌形象。
关于企业人格的塑造，韩家寰的阐述也许最为精到。
韩家寰说，有句话，大家都是认可的，做生意也是做人，这也是老董事长人格魅力一再被提及的原因。当企业还在作坊阶段的时候，除了出品质量，就是老板的为人了。但是，现在，当我们的产业关联起农民、原料商、养鸡户、工人、管理层、客户、消费人群、中国人、外国人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最鲜明、最易记的口号，设定企业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这个原则和理念是适用于企业运行的各个环节，即使它不能兼顾到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它应该能被所有人认同和接受。大成50年来，一直在躬行这条原则，也力求这个产业链中所有的人群因为我们的理念而受益。
以鸡肉垂直整合的产业来说，我们把基地选址在东北，我们希望东北种植谷物的农民兄弟能因为大成而受益，契约养鸡户能分享我们产业的利益。由于食品产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所以我们希望大成的员工因为能参与我们的工作有基本满意的收入；当然，我们更希望消费者能快乐享受大成的美食，经销商、代理商能因为代理销售我们的大成产品而致富；对于大成本身来说，我希望能为股东带来丰厚的、阳光下的利润回报。当这个链条所涉及人群都能合理受益的时候，大成的品牌便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如果只是这些，大成最多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企业。与令人景仰还有相当的距离。
韩家寰说，大成在一个传统的产业里做出了现代化的成绩，我们更需要前瞻性和预见性。这主要表现，第一在我们对环境及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台湾地区叫永续，内地叫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食品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和介入，我们成立了生命科学研发中心，每年投入很多资金，我们希望，大成作为中国的企业，能在这个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三，我们希望我们的产业体系、包括餐饮事业群、面粉事业群、基本农畜事业群、东北亚事业群、亚洲营养事业群、特殊营养事业群、水产事业群和数码价值事业群，建立起最具中国特色的粮农食品产业体系，不仅让中国人从中受益，也希望更多的亚洲人群从中受益。
透过上述的演说，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
品质——分享——永续。
产品的质量对任何企业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过硬的质量，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而分享，则是一个企业的领袖在操控企业运行的时候，能合理地分流利益，让这个产业链所涉及的每个链条都可以从中获益。
永续，则是透过前瞻性的举措，建立企业价值无限延伸的机制。
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承担对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我们发现，作为第一产业的食品行业，所承担的责任更为明晰和具体。
正因为大成半个多世纪以来孜孜以求、从不放弃，所以，他们有资格对世界说：
做一个最令人景仰的食品公司！
我忽然记起，春节期间在安徽，与一个县长谈起大成，他眼睛忽然放射出贪婪的光芒，他拉着我的手臂央求说：
“大成我知道，知道，做农业的，你能不能邀请大成来我们这里看看啊，哪怕不投资来看看也行。”
我问：“你怎么知道大成啊？”
他有点不高兴：“就你懂得上网啊？就你知道“公司+农户”啊？就你知道韩家寰啊！”
他一串连珠炮，搞得我灰头土脸，不得不连续喝了六杯酒，才勉强让他平息了不忿。
有一天，我想我会代表那里的父老乡亲，隆重向韩家寰发出请帖：
有空来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