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鸡也疯狂
可惜鸟儿们不懂，人类乃万物灵长，谁能争得过人类呵？久而久之。郁闷的鸟儿积压了过多的愤懑。这种愤懑积郁着、存储着、发酵着、变异着。当这种积郁再无可存放的时候，也就是鸟儿发怒和发泄的时候了。想必我们都看到了，鸟儿发怒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高致命性禽流感。
牛，为什么会疯？
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牛的骨肉，即使被研磨成粉末，想必那些粉末也包含着亡灵的哀叹和仇恨。这些哀叹和仇恨经久不散，蕴藏在饲料里，氤氤氲氲，寄托了亡灵们的愿望。那就是，给食用这些饲料的动物们一个暗示，催生了20世纪末最严重的一次动物报复。
1984年12月，英格兰萨克斯的匹茨罕农场的主人皮特·斯坦因，注意到一头母牛行为怪异，背部好像猫咪一般拱起，连静立不动时也会不住地摇头晃脑，而且体重下降。
12月21日，兽医外科医师大卫到农场来检查133号母牛，他看了看也觉得莫名其妙不明所以，于是向当地的兽医协会的兽医官求助。
1985年2月11日，母牛133号死亡。到了4月底，又死了4头。由于这显然是前所未见的新疾病，因此，两位兽医称之为“斯坦因农场症候群”。
在遥远的农耕时代，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粮食的重要助手和伙伴。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牛，在中国，还是重要的生产资料。生产队的牛，属于国有资产，个人是不能随便处置的。如若该牛已经耄耋老矣，用之不忍，丢之可惜，村民有意宰杀了吃掉，必须逐级向大队、公社汇报请示，获得批准之后，方可杀掉这头牛。否则，你就等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毁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重则判你入狱也不是没可能的。
这个时代，牛是人类的伙伴，人与牛是和谐相处的。
自从进入农场牛的时代，这种和谐就被破坏了。牛，可以批量繁殖和饲养，然后集体屠宰，加工成各种牛肉食品。此时，牛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牛从伙伴演变为食品，从重要的、须臾不可离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助手，变为一饱口福的盘中餐。
他们将农场的牛送到兽医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是，匹茨汉农场的饲料含有真菌毒素。并推论，这头牛，乃至其他的牛，可能都是死于某种菌毒。
这应该是疯牛病的最初迹象。
1987年底，神经病理研究组将取自母牛大脑的感染物质，注入老鼠大脑。当这老鼠也患上疯牛病之后，神经病理研究组终于断定，疯牛病是一种传染性的海绵状脑病变。
1987年10月25日，也就是发现第一个病例之后的两年多，伦敦《每日电讯》刊出全国性报纸的第一篇相关报道：《不治之症肆虐乳牛》。到了1987年底，官方发布的疑似病例数为370个，证实病例为132个。次年春天，《邵斯武德报告》预测，病例总数最多将达17000至20000个。
此时，英国政府才着手拟定宰杀患病牲口与补偿政策。政府宰杀，予以补偿，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中国政府在禽流感爆发初期，也借鉴了英国政府的这个做法）。
关于英国疯牛病的病因，世界各地专家都做了艰苦细致的研究和探究。出乎人们的意料，关于疯牛病的成因，最后隐隐约约地指向英国牛的饲料成分构成。
牛是食草动物，如果顺其自然，它们绝对不会想到要吃死去的同类或其他肉类。它们独爱青草，甚至超过营养更加丰富的谷物。
1988年，中央兽医实验室的科学家认定，动物喂食习惯是造成疯牛病的主因。
牛饲料（以及大多数饲料的生产商），着眼于增加牛奶产量，以更有效地促进牲口长肥，于是在以谷物为主的饲料里添加富含蛋白质的物质。这种添加剂被称为肉骨粉，取自因种种原因而被视为不适合人类食用的牛或其他动物。结果，这种以死牛喂活牛的做法，导致了非正常死亡的牛体内的病媒存留在食物链里，从而影响到其他牛。
新病例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加，到了1990年底的时候，被证实的新病例高达14000个。1992年最高峰时，疯牛病新病例有3700万个左右。
早期，英国政府有的人担心公开疯牛病将影响英国牛肉的出口，故在处理这种新的疾病时遮遮掩掩含糊其辞。后期，疯牛病形成了一种席卷英国的狂潮，并且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
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英国自己禁止在牛饲料里添加和使用肉骨粉，却在1989年将含有肉骨粉的牛饲料出口到欧洲大陆25000吨。因为英国这种贪图私利、无视于人类健康的心态，专家估计，这个从英国发端的疯牛病可能要等到2010年以后才会消失。
我们一起温习了一回疯牛病从发现到基本控制的一个脉络，除了专家们推测的这种病理与库贾氏症有某些相同之处外，最惹人注目的就是英国牛饲料添加和使用肉骨粉的内幕。
之前，在非洲大陆爆发的、迄今为止最疯狂的埃博拉病毒，依稀发现病毒的成因与当地人有吃猴子和黑猩猩的习俗相关。基于猴子和黑猩猩属于人类的始祖，这种吃法，实际上接近于违反“自然伦理”了。中国有句古语，叫违伦理，遭天谴。
早在汉朝的时候，我国的思想家就提出了“天谴灾异”的说法，认为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是上天对统治者统治失当的警告。许多自然灾害其实最终都可以从人类自身找到原因。基于这样的认识，100多年前恩格斯就发出了这样的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
英国疯牛病便是这种“天谴灾异”的一个明显例证。
牛，作为早期人类最亲近的伙伴，到现在沦落为刀俎和口福之物，由在田间耕作，到圈养和集体屠杀。这还不止，重要的是，为了催生牛奶，以及促使牛更强更快更肥地生长，不惜把非正常死亡的牛的骨肉和其他动物的骨肉添加进牛的饲料里去，让食草动物的牛违背自己的天性吃自己同类的骨肉，结果牛牛相食，违反了自然伦理。
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强迫（注意：是强迫）牛类相食。1947年的饲养牛肉手册还这样发到养牛的农户：
“牛也许一开始不喜欢肉渣或渣滓，但是，通常几天后就会少吃一点以平衡饮食。因此，最好一开始就把少量的肉渣或渣滓混入它们比较喜欢的饲料里，好让它们逐渐习惯。”
为此，动物营养学家指出：“动物，尤其是反刍动物，可以改善我们在提供全球日后更广大的蛋白质需求上的竞争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倡“动物再利用系统”，借此善用未消化的饲料养分，以及消化和新陈代谢的副产品。简单地说，就是与其以牛粪为草施肥，再用草来喂牛，不如干脆省略掉中间环节，直接用牛粪来喂牛，反而更具有经济效益。
如果你觉得这个建议让你恶心，你不妨看看目前牛的饲料里到底含有哪些东西：
在170种以上的成分当中，含有17%蛋白质的干牛粪，以及血粉、水解羽毛粉、水解动物毛、厨房垃圾、石灰碎屑、家禽干粪、还有无数的化学物质，如尿素、磷酸纳盐、磷酸二氢氨等。
这些所谓的血粉、肉粉，多数来自于病牛自身，即那些人无法吃的、带有病毒的牛，其尸体经解构之后，再充做牛的饲料。
到后来，虽然美国和加拿大禁止以提炼的反刍动物（牛、羊）蛋白质（肉骨粉），来喂养反刍动物，却准许以任何一种提炼过的蛋白质来喂养非反刍动物。因此，由病畜制成的肉骨粉，可以用来喂养猪、马、鸡鸭等。非反刍动物制成的肉骨粉又被允许喂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关于牛的食物链：
病牛——提炼肉骨粉——喂养猪、鸡鸭——提炼肉骨粉——喂牛——人类消费。
至此，人畜共患疯牛病的链条昭然若揭！
加拿大医学博士莫瑞·沃特曼对疯牛病以及其所衔接的病毒链条作了这样的解析：
“弗雷族人吃自己族人的受感染的尸体，很明显是同类相食，结果他们得了库鲁症。小孩子注射由受感染的人脑下垂体所制成的生长激素，可以说是变相的同类相食，结果他们患上了库贾氏症。”
而吃了受疯牛病感染的牛肉的人，则患上了变异型库贾氏症。……在同类相食的做法下，只要有一头牛感染，就等于在饲养场掀起了流行的疯牛病。
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牛的骨肉，即使被研磨成粉末，想必那些粉末也包含着亡灵的哀叹和仇恨，这些哀叹和仇恨经久不散，蕴藏在饲料里，氤氤氲氲，寄托了亡灵们的愿望，那就是，给食用这些饲料的动物们一个暗示，催生了20世纪末最严重的一次动物报复。
沃特曼博士的研究结果表明，疯牛病的病理特征与库贾氏症有着相似的症状，而库贾氏症的源头，则来自于弗雷族吃自己死去族人的尸体所引发。
人类同类相食，必遭天谴！
放置在自然界与动物界，这条天理依然成立！
违反和践踏自然伦理的一个结果就是，遭到了天谴。
也许，我的这个结论，会被许多专家学者讥笑为无知和荒诞。但是，如果人们认定疯牛病也是动物报复人类的方式之一，那么，谁能断然否定，疯牛病的成因不包含我上述推测的因素呢？
牛，是这样疯的！
鸡，为什么会感冒？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改造，极大地侵扰了候鸟们的栖息之地。尤其是各地对湿地的人工改造，将湿地建设成湿地公园，这种行为改变了候鸟们的自然规则，使它们变得无所适从。当这种郁闷积郁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们积郁的爆发，就是人类的灾难！
乌鲁木齐市北郊的青格达湖是一个人工水库，周边有30平方公里的湿地。这块湿地被称为“乌鲁木齐的肺”，这里也是数万只候鸟的迁徙栖息地。
王传波是当地观鸟会的召集人，10多年来，每年中的很多时候，他会召集一些喜欢看鸟的人光临青格达湖，一边痴迷地观察小鸟的生活和栖息，一边享受美妙的湖光山色。
可是现在，王传波不敢来青格达湖了，因为这里发生了禽流感。
所谓禽流感，也就是小鸟感冒了。我们目前所知道的禽流感，主要指的是鸡感冒。
鸡，也会感冒？
有什么奇怪吗？
既然人类可以感冒，那么地球上的生物和动物也会感冒。即使你不是一个医学专家，也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动物有感冒的权力。
1878年，意大利鸡群中发生家禽疫——禽流感在意大利首次爆发，使人们开始认识这种极具杀伤力的传染病。此后，禽流感病毒在近两个世纪中，不断地侵袭着整个世界。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禽流感在欧亚大陆的爆发日趋频繁。这种病毒的肆虐不但给许多国家的家禽养殖业带来了沉重打击，同时也向全人类的健康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1918年5月西班牙爆发流感，超过5000万人死于这场大流行。到目前为止，还未揭露让西班牙流感如此致命的确切原因。但把1918年病毒的基因序列和每年冬天都会造成轻微损害的一般流感病毒相比较后证实，西班牙流感病毒是从不知何种动物传到人类身上的，因此受害者对于这种全新的威胁几乎没有免疫力。
1997年5月，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个养鸡场出现了这一区域首例禽流感病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禽流感病毒迅速蔓延，大批感染了该病毒的家鸡死亡。经专家认定，导致香港特区家禽大规模死亡的罪魁祸首正是H5N1型禽流感病毒。然而，令专家们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历来只威胁家禽生命的病毒，出现了新的变异并能够传染给哺乳动物甚至是人类。1997年8月，香港一名3岁的男童因感染禽流感而死亡。这也是全球首宗人类感染H5N1的个案。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共有18个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其中6人死亡。为了阻止H5N1禽流感病毒进一步向人类传播，香港宰杀了130万只家鸡。这也是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禽流感爆发。
2003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禽流感袭击了荷兰。3月1日，在荷兰东部靠近德国边界的6个农场中发现了H7N7型禽流感病毒。荷兰政府随即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农场暂停鸡、鸭及其蛋类产品的转运和销售，并在被发现禽流感的农场方圆10公里范围内划定警戒区。到3月3日，有禽流感疫情的农场已升至13家。同一天，为了防止疫情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欧盟宣布全面禁止荷兰活禽及其蛋品出口。禽流感给世界上最大的家禽出口国之一的荷兰带来沉重打击。在短短几周内，共有约900个农场内的1400万只家禽被隔离，1800多万只病鸡被宰杀。而更为严峻的是，在疫情爆发期间，共有80人感染了禽流感病毒，其中一名57岁的荷兰兽医在对病鸡进行检验时感染病毒，并死于禽流感引起的肺炎并发症。此后，H7N7型禽流感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与荷兰毗邻的比利时和德国均出现了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禽流感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次。
2004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泰国和越南11人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其中8人死亡，但未发现人与人之间传染。中国首次公布H5N1禽流感疫情。
2007年以来，全球19个国家发生了禽流感疫情，集中于亚非。全球死亡人数已达190人。
可问题是，人类饲养家禽的历史已经几千年了，为什么过去鸡感冒没有高致命性？而这个年代，几只鸡感冒就会搅动人类早已脆弱的神经？并且带来人类生命的损失和高昂的经济损失？在禽流感所带来的诸种严重后果中，鸡肉产业以及该产业的周边产业所蒙受的损失最为惨重。
关于原因，专家们已经作了尽可能详尽和接近真相的分析与判断。可是，过于技术性和科学性的解释，无助于我们追溯禽流感发病最原始的因素。我们可以透过专家的文字知道和了解禽流感的病理特征、传播途径、危害性等。但是，究竟禽流感是怎样发生的？
目前，有不少人认为，禽流感是候鸟在迁徙的过程中垂直传播的。我们觉得，候鸟几乎是与人类和自然共生的生物。多少年来，一直与人类以及自然和谐共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这些看起来很可爱的候鸟突然心怀不轨，通过迁徙旅途中的大小便，把病毒传播开来，以至于影响到人类的生活和生命健康？
我想，问题绝对不是偶然的。目前来看，禽流感不是在一地、一国单独爆发，也不是在鸡肉消费最大的国家单独爆发，而是不约而同地在世界各地次第爆发。
我们不禁想问：过去的时代，每年候鸟都要迁徙，为什么那个时候它们不传播，非要在今天传播这个病毒？候鸟难道不知道我们在搞和谐社会吗？这不是给我们和谐社会添乱吗？
答案既简单又复杂。
简单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改造，极大地侵扰了候鸟们的栖息之地。尤其是各地对湿地的人工改造，将湿地建设成湿地公园，这种行为改变了候鸟们的自然规则，使它们变得无所适从。当这种郁闷积郁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们积郁的爆发，就是人类的灾难！
回到本节的开头。
目睹青格达湖今天的生态环境和现状，王传波痛心地说：“青格达湖的湿地正在萎缩。”7年前，他来到这片湿地的时候，到处都是半人高的水草，几乎没有人的踪迹，人与候鸟几乎没有接触。而近两年来，周边村庄的鱼塘逐步向湿地推进，经常有人在这里放牧，设鸟夹打猎，许多湿地被附近农民开垦，稻田里鸟粪随处可见。
正是候鸟与人的隔离带——湿地被毁、防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使得候鸟成为这场灾难的元凶。
湿地减少，人与禽类的缓冲带消失。
这种缓冲带的消失，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自然界原本属于候鸟的栖息空间被人类挤占。它们的世界被人类的活动所滋扰和践踏，原本远离尘嚣的鸟儿，不得不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
可惜鸟儿们不懂，人类乃万物灵长，谁能争得过人类呵？久而久之，郁闷的鸟儿积压了过多的愤懑。这种愤懑积郁着、存储着、发酵着、变异着，当这种积郁再无可存放的时候，也就是鸟儿发怒的时候了。想必我们都看到了，鸟儿发怒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高致命性禽流感。至于以后还会出现什么情况，不得而知。
禽流感给妄图将自然湿地当作政绩和经济收入来源的地方政府当头棒喝：醒醒吧你们，你们已经从自然索取得太多了，给别的物种留点生存空间吧！
现代人对动物的冷漠与残忍，导致了人与动物关系的空前紧张，称之为人与动物之战毫不为过。在这场战争中，人类的被动已经暴露无遗。如果我们还不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不学会尊重动物、怜惜动物，不远的将来，人类的处境将岌岌可危！
人类只不过是整个自然界和生物因果链条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类文明不能与自然对立而存在和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崩溃之日，就是人类遭受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导致自我毁灭之时。人类要尊重自身的生命价值，就必须把自己视为大自然中平等的一员，把人类的权利观、伦理观和价值观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尊重蓝天碧水的生态价值，尊重鸟兽虫鱼的生存权利。否则，人类将会遭受自然的报复和惩罚。
在这里，我想借一个真实的现象给国人提个醒。
有报道说中国人每年要吃掉1万吨蛇，相当于1000万条（每条蛇按两米计算，就是2000万米，接起来的长度为2万公里！）。如此庞大的消费量使得野生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自然界的生物链条遭到严重破坏，而人类也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各种灾害。比如，由于蛇的剧减，一些地方鼠害不断，青海玛多县仅1万多人的小县城，老鼠的数量竟达到了几十亿只。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卡尔维诺的小说《阿根廷蚂蚁》。
不知道，在青海的玛多县，将来会不会产生一部《玛多的老鼠》的文学巨著，抑或不是巨著，而是巨大的人间悲剧！要知道，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
就在本书还在写作的过程中，传来湖南洞庭湖鼠患的新闻。亲历过鼠患的人用“惊世骇俗”来形容田鼠迁徙和互相残杀的景象。湖南，正经历着10年来最严重的鼠患。
动物福利与贸易壁垒
地球不是为我一个人转的！地球也不仅是为我们人类转的！
我一直坚信，在中国奢谈动物福利，无异于与虎谋皮。
2005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畜牧法草案进行了首次审议。草案曾就“动物福利”作出规定：国家提倡动物福利；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畜牧业生产经营者按照动物福利要求从事畜禽繁育、饲养、经营、运输等活动。但是，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地方提出，“动物福利”的含义不够清楚，法律中以不使用这种含义不清的表述为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同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研究，建议删去这一条规定。
全国人大此次关于动物福利条款的否决，意味着对家禽类动物的保护暂时在中国无法可依。
此新闻一发布，立刻在普通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有人立刻鼓掌表示支持，认为这条条款删除得好，删除得及时，删得酣畅淋漓**，不仅体现了人大代表以人为本，对人民、对子孙万代负责任的态度，也给所谓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当头一棒！
在这种声音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贫困地区尚有上不起学的孩子，还奢谈什么动物福利啊？先把劳动人民的福利搞上去再说吧！
也有人即刻表示了悲观与愤懑。但是，除了一声叹息，他们也无可奈何。
激烈的声音里也有比较理性的例子。下面是两个普通人的声音：
“实施动物福利，乍看起来，是人道主义对于动物的扩展与渗透。但从基本动因上看，动物福利的提出，还是基于人类的饲养经验，基于科学研究的结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动物食品的要求总是不断提高。实践启示人们，只有改善动物的生存条件，减少动物死亡的痛苦，才能提高养殖产品的品质。”
“没有一项新的法律，不是从否定到部分认同，到最后的完全认同。是否被大多数认同，与是否是真理并无瓜葛。从来没奢求，今日之中国会有完善的动物福利立法，只是希望一点一滴地让动物福利这一观念深入一部分人的脑海中去。一次和一位动物救助协会的人一同救助一个狗狗时谈到，不知道他这辈子能不能看到中国完善的动物福利立法（比我大一辈）。但是我倒是坚信我还能看到，现在没有通过，其实是一个胜利，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变化。20年前的中国，会有这种否决吗？就像有个辩论者骂我的那句，地球不是为我一个人转的！我想说的是，地球不仅是为我们人类转的！”
现实生活中，如果你给一个没有动物福利概念的人说动物福利，他会说你吃饱撑的。更大部分的人会说，反正这些动物马上就要死了，反正一死，多受点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作为从事粮农食品经营的大成集团，其所要面对的全球贸易规则甚多。以至于大成总裁韩家寰感叹道：
“世贸的很多规则，目前来看，主要是针对农产品的。因此，大成集团和其他外向型的食品企业所遇到的障碍就显得比其他类型的企业要多。我们无法改变这些规则，我们只能去适应规则。”
因为动物福利的道德壁垒，而使得中国农产品在贸易上经常遭遇抵制、封关、抗议，取消订单与合同的事例太多太多。
中国内地目前是世界上的畜牧大国。2004年，中国内地畜禽出栏量为：生猪6亿多头，羊3亿只，牛5000多万头，家禽120亿只。在全球肉类生产中，中国的猪肉和羊肉产量位于世界第一，禽肉和牛肉产量分别位于世界第二和第三。2005年仅生猪屠宰量就达到61800万头，山羊数量居世界第二位，达到15000万只；绵羊数量也居世界第三位；加上肉食牛和其他禽类，数量极其惊人。按说，中国没理由不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禽肉出口大国。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在猪肉、牛肉、肉鸡、羊肉、海鲜、水产品众多产品领域的出口贸易，都处于典型的第三世界水平。在2005年，整个中国的禽畜出口仅20亿美元，与世界禽肉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国际部高级项目经理李博说，欧盟目前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对中国的农场主和肉品制造商来说，能否满足欧盟消费者对高福利肉品、蛋类的需求，既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挑战。
这个挑战，主要指的是动物福利。
事实上，继“绿色壁垒”之后，动物福利问题，正成为中国畜牧、水产品国际贸易的一个新的“道德壁垒”。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将动物福利与国际贸易紧密挂钩，动物福利潜在的贸易壁垒作用不可小视，如果不给予足够重视，我国畜牧产品、水产品等在国际贸易中将会遭遇巨大障碍。
2003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已吸收了某些国家的意见，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动物福利在贸易中的地位，为一些西方国家进一步提出某些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动物福利规则创造条件。
2005年，世界“动物福利与肉品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CIWF）首席执行官席尔瓦女士介绍了欧盟对农场动物的养殖、运输及屠宰设立的相关福利标准。她说，在欧盟的法律框架里，从2006年开始，禁止在铁栅栏里隔养怀孕的母猪，而且必须给母猪高纤维的食物以满足它饥饿感和咀嚼的需要，甚至还要给其提供稻草、蘑菇等，以满足其探索周围环境的需求。新出生的小猪，在前28天不准断奶，阉割公猪腰采取止痛措施。对家畜运输，每24小时必须下车喂养食物和水，并休息24小时。这是欧盟对农场动物的最低标准，任何欧盟国家都可以制定高于这个标准的法律，而达不到该标准的国家的动物将被欧盟拒之门外。
基于上述标准，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出口欧盟的禽肉极少。德国其实是一个猪肉消费的大国，但是，德国进口的中国猪肉却少之又少。
国际饕餮潮流也正在朝着这一目标趋近。目前，大部分的欧洲人已经有了购买“幸福肉”的概念。
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不可以由着性子来。我还想把大家带到19世纪的美国，一个大型牛肉屠宰场内。
这个屠宰场是由九家铁路公司合作的联合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产业之一的联合家畜围场。医学博士莫瑞·沃德曼和畅销书作家玛乔里·兰波在他们合著的社会观察著作《吞噬大脑的食物》里这样描绘联合家畜围场屠宰车间的景象：
在肉品处理加工厂工作，想必无异于身处人间地狱。工人和参访者一样，一进门莫不感觉到身心如遭重击。首先是噪音，除了嘈杂的蒸汽引擎声，还有铁链的嘎啦嘎啦声、惊恐的母牛和未完全敲昏的牲口的悲鸣声。同时，强烈的猪屎、牛粪及血腥的气味扑鼻而来……工人站在被血水和内脏染得滑腻腻的地板上，舞动着利刃和锯子，拼命赶上输送带循环不停的步调。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很有意思：
“难怪这个行业除了员工流动率偏高以外，治安记录也是美国所有行业中最糟的。”
作者的意思是，对残忍屠戮动物的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除了将导致心理扭曲变形之外，还将引起社会治安的连锁问题。
大成的“鸡灵碑”
大成每年终结数亿只鸡，不仅提供给消费者品质可靠的美食，同时壮大了企业，使得更多的工人依靠这个工作得以养家糊口。但是，宝贵的是，他们懂得，鸡，即使是肉鸡，也是生命。
问题弄大了！
让我们抽空去一下大成公司的电宰工厂。
大成人一向最引以为豪的是，台湾地区平均每3个鸡蛋中，有一个就是吃大成饲料的鸡所生的蛋；而平均每3只鸡中，就有一只是由大成电宰的。根据估计，全台湾一年饲养的白肉鸡数量大约在17000万只左右，而大成每年契约宰杀的白肉鸡数量，共有5000万只，占了1/3。
一只鸡，从生到死，以及电宰之后的加工产品，全部由大成一手包办，这就是大成一直强调的“一条龙”垂直整合政策。
从种鸡场生出来的鸡蛋，再把鸡蛋送进孵化场，3周后孵化出来的鸡雏再送交给契约农户饲养，经过42天的养成期，长大后的毛鸡再由大成收购，直到送进电宰车间，加工成肉品为止，这大概就是肉鸡短短的一生了。
在大成的每一个电宰工厂，只要走进大门，就可以看见一座“鸡灵碑”。顾名思义，这是专门用来祭祀那些死去的鸡的亡灵的。厂长每天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鸡灵碑”前焚香祝祷，碰到中原普渡，也会烧些冥纸膜拜一番。
事实上，现代化的电宰流水线，极大限度地缓解了鸡被宰杀的痛苦，使其短暂的一生，大约得到一个相对满意的善终结局。
全世界几十亿只鸡，它们的生命是为了给人类弥补动物蛋白质的，人类不得不杀掉它。但是，可否屠杀得干脆一些，像被衙门砍头的人常说的一句：一刀下来，痛快点！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死得痛快，也是一种福音。
大成每年终结近亿只鸡，不仅提供给消费者品质可靠的美食，同时壮大了企业，使得更多的工人依靠这个工作得以养家糊口。但是，宝贵的是，他们懂得，鸡，即使是肉鸡，也是生命。大成肉品部协理曾添福曾说：
“其实，肉鸡电宰提供人类健康且必需的动物性蛋白，虽十分辛苦，却也是重要的公德。”
人类是万物的灵长，在地球的物种万亿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脱颖而出，成为主宰万物的领导。物竞天择的过程，是进化、也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人类有幸抢得先机，而其他物种则没有选择地成为了人类的食物。无论你怎么热爱动物、爱护自然。但是，你必须首先承认上述前提。
作为弥补人类动物性蛋白的动物，虽然无法和人类平等。但是，如果你善待一个动物所花的力气和虐待一个动物所花的力气大致相等时，人类，何不为动物也施舍一点仁慈呢？
哪怕是像大成那样的“鸡灵碑”，它昭示人们，人类的健康生长，其实含有死去的鸡的功劳。没有人要求你去感谢一只鸡，但是当你看见这座碑时，你应该会感恩自然的。
鸡，以及其他动物，是自然丰富的生物链之中的最重要的环节。
即使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善待动物，因为，动物给了我们热量，给了我们安慰，给了我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生态圈。
我们无法保证不再剥夺动物的生命，但我们至少可以减轻动物死亡的痛苦；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动物都得到人类的呵护，但对那些稀有的动物，我们应该倍加爱护，因为一个物种的灭绝就意味着人类所在的生物链缺失了一环。
终极关怀与悲天悯人
欧洲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动物福利，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推动人类对动物施惠，应该说，在这点上，欧洲人应该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他们理解了，在这个地球上，任何物种都有权利，包括那些生来就注定以饱人类口福的肉食动物，也就是欧盟现在定义的农场动物。
是谁说过，中国文化里缺少对宇宙的终极关怀，缺少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屠杀。
终极关怀和悲天悯人，不是针对某个个体的人来说的，它所表述的客体是文化和文化的传承。
因为缺少这样的情怀和文化依托，所以中国文化中始终产生不了大师级的人物。
中国历史上引以为傲的是诸子百家的时代，那是一个讲究仁爱和礼仪的时期。那个时代需要大家，的确也出了不少大家。
但此后的中国，几千年，既没有再出现孔子、孟子、庄子、老子这样的人物，也没有出现过达·芬奇，没有但丁，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弗洛伊德，没有爱因斯坦，没有……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国际一流水准的科学家。他们本可以再进一步，成为或者接近爱因斯坦。但是，文化的底蕴制约了他们的前行，在接近一个高度之后，他们进入了平台期。
现代的中国，有着这种情怀的，是鲁迅。鲁迅怀抱着济世治国的抱负，最终陷入对中国文化的失望和批判，于是他进入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入尼采，最后他进入自己。他的小说和散文，透射出一个寂然独行者的苍凉和无可奈何的妥协。鲁迅接近了对人类普适性的某些问题的思索，之所以鲁迅还不是世界公认的大师，是因为鲁迅没有给自己的思考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他研究并摸透了黑屋子，但没有发现走出黑屋子的路径。他也走不动了，疲惫了。
还有沈从文。他有着抒情诗一般的情愫，他经营着他的故乡湘西凤凰的人物与山水草木，他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建立一座“希腊小庙”，然后安然地供奉人性。他目睹了现代化思潮对故乡的侵袭，他试图挽留什么，他无助地用优美的文字传递什么。他面对的问题，是20世纪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交错的时代，世界很多思想家都在追问的问题。但是过分优美的文字，限制了沈从文的力度，我们无法苛求他什么。
话题回到动物福利。
或许有人会说，对宇宙的终极关怀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莫非与动物福利还有什么瓜葛？是不是有些故弄玄虚、小题大做了？
说到宇宙，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创造宇宙的。
神第一天的工作是开天辟地，次日，神准时打卡上班，并且创造了白天与黑夜、季节与年岁。
第三天的时候，神创造了物种。
神说：“水中要有游动的生物，天空要有飞翔的鸟类。”神就创造了大小不同、种类各异的水中生物和五彩缤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了这一切，十分满意。神说：“大地要繁殖各类生物，如牲畜、爬虫和野兽，各从其类。”事情就这样完成了。神看了这情形，也是相当满意。
在接下来的一天，神坐在自己简朴的办公室里说：“我们要创造人类，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子来创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爬虫和野兽。”
这样看来，动物的出现比人类还早一天，人类应该叫动物哥哥了。
我想说的是：宗教。宗教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创作的一个虚幻的空间。宗教，也给人类自己设置了许多禁忌。传承不息的宗教，即使在后工业化社会，依然具有着教科书无法比拟的作用，说明人类对虚幻的世界抱有潜在的和自觉的渴求。
每当人类自己无法解脱自己的时候，宗教往往成为人类最后的精神驿站，把自己的精神托付给一个偶像膜拜着。像弗洛伊德，创立了通过潜意识分析人类心理的理论；像爱因斯坦，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创立了宇宙学。但是，他们依然无法搞清楚自己，所以后来他们都皈依了基督。
宗教，其实就是一种约束。有约束和无约束的人民，在对待自然、世界和人的时候，其立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
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了。那时，资本主义革命开始了启蒙和奠基，确立了具有全球化普世性的道德标准框架和法律框架。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其实是依据国外的宪法框架制定的。
具体到本书所探讨的农粮食品产业来说，欧洲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动物福利，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推动人类对动物施惠。应该说，在这点上，欧洲人应该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他们理解了，在这个地球上，任何物种都有权利，包括那些生来就注定以饱人类口福的肉食动物，也就是欧盟现在定义的农场动物。
1822年英国正式通过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专项针对动物保护的《马丁法案》时，英国的GDP（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总量的5.2%，而当时中国的GDP为2300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8.7%。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总和，居世界首位。但立法的却是GDP只有不到中国1/5的英国。
人类，和其他物种一同进化、并存于这个地球，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农场动物，抑或是纯正的家禽，它们都是地球生物物种的一个构成，正是这些丰富的构成。滋养了人类的思想和感官。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眼里，包括山水草木一切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人与动物，都是神，都是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神。
在世界很多地方，动物其实就是他们的神。古代、甚至今天的某些原始部落里，其图腾或者保护神，也是动物。是这些动物，在过去的岁月流逝中，保佑着他可怜的子民们，让他们在刀耕火种的年代里有了坚实的精神依托。
我们不能去膜拜神，我们更不能要求中国的农民兄弟现在就施与动物什么样的福利。
但是，我们可否逐渐做到少一点暴虐、少一点残忍，温柔一点、慈善一点？
你以为你施惠给了动物（自然），其实，你是在施惠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