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自打1982年大学毕业，一直就在校园里待着，其间也再为冯妇，做过学生，读研和读博，但还是被人称为老师的时间多。余生也愚，行事总是赶不上点，大家都奔东的时候，我即使不往西，也会待在原地不动，因此，一辈子被视为怪人。自我解嘲，所谓怪人者，无非像苏东坡的爱姬朝云姑娘说东坡的肚皮——不合时宜。

不过，不合时宜的我，虽然时时碰壁，总是跟领导弄不来，但自我感觉，上课也好，带学生也好，还算认真。从来不讨好他们，碰到我认为不可容忍的错处，也会大光其火，一口气训上半小时。尽管如此，在任何一个学校，我都被学生算做好老师那一小堆里的，能教他们点什么我保证不了，但可以保证绝不占学生的便宜，不吃请，不收礼，如果学生有难，还能帮上一把，并不需要他们还钱。

好为人师是所有做老师的人改不了的毛病，毛病的表现之一，就是总想着多教点东西给学生，喜欢说，而且说得多。现在想来，其实这样唠唠叨叨，还真够人烦的。能教点什么，还真不好说。眼下，真假错乱，是非颠倒，你说的，无论怎样，都脱不开四个字：不合时宜。说实话，自己感觉有用的地方也不多，但是，我相信，天下有老师心肠的人，碰到学生，大抵还是会这样多嘴下去，而且从来不求回报。

但是，不求回报的老师，如果碰上势利眼的学生，还是会不舒服。这样势利眼的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乎历届都有。在大学里，院系里的领导，一般来说，都是教授。有领导资格的教授，实际上是学官，尽管有的是学而优则仕，但当官之后，也没有心思放在学问上了，更何况好些人其实是仕而优则学，有了官衔，才有了学衔，学问就更谈不上了。但是，没学问的学官教授，大多受学生的欢迎，尤其受报考研究生、博士生的人的欢迎。一朝做了学官的学生，走起路来都比别人神气不少，多少都会沾一点官气的光，有机会，出国交换什么的，他们优先。至于身为现任官员的兼职教授，就更是走俏，好些学生挖空心思往里钻。尽管这些兼职教授，既无学问，也没时间指导，但是，只要做了他们的门生，就等于国民党时期的黄埔生，毕业找工作无须发愁了。

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虽然已经没有了民国时节追名师的狂热，但如果遇上好老师，总是会保持最大的尊敬，照毕业照的时候，如果自己心仪的老师没来，是会上门去请的。但是，等到轮到我们做老师的时候，也许是我们水平太低，没有老一辈的名头，学生也没了那份尊重。毕业照相，只消领导在场，学生也就都妥帖了。多少次我这个他们眼中最好的老师不在场，也没见人有过抱怨，去找就更休谈了。2009年青年政治学院传媒系展江没出现在毕业照相现场，学生全体高呼：“展江，展江！”让我既感动，又嫉妒。

作为一个老师，最感痛心的，倒不是学生对你淡漠，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里求学之风日息，而功利之心日涨。认真求学、喜欢读书的学生虽不见得一个没有，但比起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少了。很多学生，宁可围着领导转，也不围着老师转，对公认有学问的老师，虽然还有几分残存的敬意，但多半敬而远之。最常见的是两类学生：一类是大多数，上学无非混个文凭。用点功，成绩好的，混个高分文凭；不用功，成绩差的，混个低分文凭。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对学校的期待，就是这个。还有一类比较聪明，一入学就死抓住领导，先混干部，再混党员，把学校里的好处全拿到。即使混到硕士、博士，学问对他们也全无意义。所以，老师有没有学问，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有学问的老师的课，他们一般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你就是想教他们点东西，都没门。

几年前，我们学院有好事者办了一个博士生的论文研讨会，让临毕业的博士生，把自己的学位论文拿到会上晒晒，让同学和老师批一批，也好有所提高。当然，批的时候，一般都会比较狠。这种事，在国外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在香港教书那年，因为我批得比较狠，有博士候选人为了让我批，还特意请我吃饭。可是，这事放在我们这里，却成了得罪人的“弊政”。不仅学生不干了，连带学生的导师也不干了，认为打狗还要看主人，我们批了他们的学生，就是看不起他们。我们白尽义务，帮人提高论文水平，居然落得这个下场。

在一个号称985大学的学校里任教，每每得用尽各种办法，逼学生读书，逼学生提问题，其实心中很苦，也很无聊。这些年，反倒是那些号称是你的私淑弟子的人，问学的劲头大些，在学校的学生，即使那些比较爱读书之辈，也比较被动。在一个衙门气息越来越重的大学里，衙门气、衙役气和铜臭味，早就盖过了书香。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师的拼力挣扎，其实也无力回天，有时，连自身也难保。整个学校，整个教育界，乃至整个国家都很功利，我们能有什么办法让学生不功利？领导和大批教授都势利眼，怎么可能让学生不势利眼？

记得看《白求恩》这部电影时，有个情节是白求恩来华时跟一个美国商人对话，白求恩告诉对方，自己的事业就是，用小小的手术刀，把美国人成吨卖给日本人的钢铁，一点点挑出来。我觉得，像我这种不合时宜的老师，在当今大学里所做的事，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