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在民国，人称财神。不过，凡是被叫做财神的人，虽然人人艳羡，但名声无论如何都好不了。多少年来，海峡两岸撰写的民国史，一提到梁士诒，基本上都是负面评价。就是在历史发生的当时，梁士诒也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洪宪帝制，最大的当事人死了，举行了隆重国葬，最大策划者袁克定也继续做他的公子哥，但仅仅是帮忙的梁士诒（作为一个文官，他不帮行吗？），却成了帝制罪魁，被明令通缉。几年后再次出山，好容易做了一任总理，居然被莫须有地打成卖国贼，黯然下台走人。

其实，梁士诒被冤的历史，早在1903年就开始了。已经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的他，非要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一考就得了第一名。不想人说，此人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字祖诒），其人可知。意思是说他是康党。那时候，西太后虽然答应要行新政，等于是继续戊戌的变法，但对康梁依旧恨之入骨。这样的流言，老佛爷信没信不知道，但肯定有作用，这就是中国。在西太后对康梁的恨意中，一场为新政提供人才熬心费力的经济特科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特科的三鼎甲，梁士诒加上第二名杨度、第三名张一麐，都被有心的袁世凯收入帐下。因祸得福，因袁世凯的荐举，反而在后来的新政中得以发挥才能，成为铁路交通业举足轻重的人物。1908年年初西太后和光绪乘火车去拜谒西陵，时任邮传部铁路总局局长的梁士诒和直隶总督杨士骧陪同，中午赐饭，西太后只问梁士诒吃饱了没有。当年的“梁头康尾”，此时已经变成了香饽饽。西太后和光绪死后，满人亲贵赶走了袁世凯，跟袁世凯关系密切的梁士诒也难以自全。在遭到弹劾卸任之后，数十人查了三个月的账，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说明当年的政治斗争，还相对厚道，而梁士诒自己，也真的很清廉。

武昌起义，袁世凯复出之后，梁士诒也再次被重用。在此后的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权术运作中，梁士诒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手脚并用，连续半个月没怎么合眼，待到清廷退位诏书一下，他一连睡了两天两夜。被吓得答应退位的隆裕太后，一直哭着叫着梁士诒和赵秉钧的名字，要他们无论如何告诉袁世凯，一定要保全他们母子的性命。

从晚清到民国，梁士诒在政治人物中，算是挨骂最多的人之一。在清末被弹劾，还可以解释为权力斗争，沾了袁世凯的光。进入民国，报章批，议员议，学生义愤填膺，有关他的飞短流长，无日或无。有点风吹草动，就众口诼集，骂个臭死。下台游历欧洲，还被中国留学生痛殴。其实，公平地说，无论晚清还是民国，梁士诒的确是个能吏加才子。人称他是少有的几个能五官并用的人，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庞统一样，可以一边写东西，一边听人讲话，一边打发公务。有这样美誉的人，段祺瑞夹袋中有小徐——徐树铮，而袁世凯的夹袋里，就是他梁士诒了。他的才能，能让对他有成见的西太后转而对他赏识，也令袁世凯视若珍宝，须臾不可分离。都说他贪污，但清末查过，民国也查过，都没有查出名堂。说他卖国，更是无厘头瞎传。最后他从总理位置上下台，吴佩孚言之凿凿地说他答应了日本，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其实根本连影子都没有。

其实，梁的骂名，跟他干的活计无关，是跟他位置有关。他除了短时间做过总统府秘书长之外，一直在交通和财政两个肥缺上混，其中以铁路交通这行做得时间最长，即使洪宪之后没有实职了，据说在这个行业，也有相当势力。民国的所谓前交通系，就是属于他的派系，在安福国会，都有几个席位的。铁路交通在民国是个特别有钱的部门，直系统治时期，民国政府最穷，穷到中央政府各个部都开不出工资来，唯有交通和财政部却一直工资照发，交通部比财政部还要有钱，隶属交通部的交通银行，也因为铁路的缘故，相当稳定。老是被人称为财神的人，其实自己并不是神，是人而占的位置多金，就难免被忌妒。大家指望你，大家骂你。有了坏事，还都得背着。加上民国实际上是个军人当家的时代，文官无论再能干，再有势力，也是操持政务同时背黑锅的角色。在肥缺上待时间长了，想不挨骂也不能够。不仅梁士诒如此，后来被人称为后交通系首领的曹汝霖，最终变成卖国贼，其实也跟他的位置有关，老待在交通和财政大位上，是谁都没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