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就学会了驯化动物。驯化的目的相当险恶，一为口福，二为动力。自打被驯化的动物猪马牛羊和鸡鸭鹅狗之类，登上人的历史舞台，好多活儿人就不用干了，而且吃的蛋白质也有保证了。唯一的缺憾是不够人道，不，兽道。不管怎样，都是人说了算，要用则用，要杀则杀。就中国人而言，牛马和狗，都是朋友。古来不乏义犬救主的故事，也不乏人牛互怜的传说。老农民尤其痛恨杀牛，编出无数的故事，说杀牛者来世变牛。但是牛和狗，还是纷纷进了人的汤锅。以我的经验，只要社会上挨饿的人比较多，死了动物，无论养它们的人怎样看重，甚至以礼厚葬，但最终还是免不了进了人的肚子。“文革”年间，我在黑龙江农场做兽医，有些患上恶性传染病死亡的动物，比如马的传染性贫血、炭疽，牛和猪的口蹄疫等，统统要深埋，严禁人食用。但是，我们深埋了之后，即使浇上大粪，还是个个都被周围的农民挖了去，进了他们的肚子。试想，这种时候如果有人埋葬了他的爱犬，结果会是怎样？

人跟动物，尤其是跟家畜，关系非常复杂。有的人爱动物甚于亲人，有的人则反之，更多的人则单纯地把家畜看成一块肉。即使在动物保护盛行的西方，大概也禁止不了人吃动物，提倡的人，仅仅是提倡而已。但是，如果有政府出面，强令屠杀某一种家畜，或者反过来，禁止杀某一种家畜。在老百姓看来，无论如何都不舒服。

明朝的正德皇帝，在民间传说中，是个游龙戏凤的花花公子。史书上说他比较喜欢胡闹，不知怎么就以为自己韬略高明，可以打胜仗，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要当将军、总兵，自己就给自己封了武将的官衔。宫里不住，在外面盖豹房，在里面寻欢作乐。可是，这个胡闹皇帝最离谱的事，还不是好色和好武，而是下令不许百姓杀猪。理由很简单，他姓朱，而且属猪。摊上这样的皇帝，没人敢跟他说姓朱不是猪，属猪更不等于猪的道理，只好由他胡闹。只是连带着委屈了孔夫子，他老人家从来接受士子们的春秋二祭，猪头都是首选。现在不行了，只能改羊头，味道变了不说，上面的肉就少了许多。

不让杀猪，便宜了猪，委屈了人（包括死去多年的孔夫子）。但至少不那么残忍，屠夫们可以少杀点动物，按佛门的说法，积点阴德。可是，我们现在某些政府官员的做法，就比较血腥——他们是杀狗，全城屠杀。前些日子黑龙江黑河市，不知为什么，突然下令全市屠狗。后来大家一起抗议，才停了下来——只是传说有领导被狗咬了——但最终没有解释。眼下，贵州的思南，又开始全城杀狗。这回据说理由充分，为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狗到处拉屎，不卫生。

就跟具体的人要跟谁交朋友是他们自己事一样，人和动物的关系，最好也是由具体的人自己处理的好。只是在涉及公共事务的部分，要服从公共的约定，政府根据这个约定，进行管理。比如狗需要打疫苗，要拴养，出来遛狗，要处理狗粪等。在发达国家，看见遛狗人往往带着家伙，随时把狗的排泄物收起来。政府要做的，只是管理——如果有人违规，加以处罚。其实，像贵州思南这样的城市，别说狗，就是农村的猪也上大街，如果说狗粪不卫生，未必猪粪就干净。如果按思南政府的道理，创卫就要杀狗，那么杀不杀猪？那里的一样满大街走的鸡鸭鹅杀不杀？显然，要真的想创卫，只能加强管理，加强宣传，让人们自觉地把家养的动物管起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而不是动辄言杀。一个卫生城市，首先人们的思想行为是要文明的，动辄屠狗，姑且不论狗是不是人类的朋友，但毕竟是一部分人的所爱，为了政府的某个目标，这个目标很可能只是出于一时的政绩工程的需要，就强行夺人所爱，剥夺人们养宠物的自由，道理何在呢？这种行为，首先就不文明。即使拿到了所谓卫生城市称号，也变了味道。

所以，劝某些地方政府，一个杀字，还是暂且休出口的好。动不动就把强制加于老百姓，不是一个文明的习惯。严格地说，政府也没这个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