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阉割了进宫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学名叫宦官。贬则叫阉人、阉竖，中性的叫寺人，褒则为貂珰、常侍、黄门。到了明代，则变成太监。因为宦官的组织是十三监，皇帝经常用若辈外出做监督人员，监军、矿监和税监。明代的太监，尤其是司礼监和司马监的太监，权倾朝野，有时能当朝廷的大半个家，所以，又被尊为公公。到了民间，则讹传成老公，跟当今妻子或者准妻子对其男人的称呼一样。不管称呼他们什么，历朝历代，这些缺零件的男性，其实是最靠近权力中心的人。

有清一朝，鉴于明亡之教训，皇帝时刻警惕着，太监的气焰一直都起不来。但是到了晚清，太后当家，用得着太监的地方多了，明里暗里，行情看涨。东西看涨，价高，而人的行情涨了，行动的自由度就大。一向规规矩矩的太监们，在宫里的一亩三分地上，悄然放纵起来。宫里没有厕所，原来太监们大小便，都用自己房里的便桶，但外面干活，每方便一次就得走回住处，多有劳累，不知怎么一来，宫里的旮旯处，就成了小便池，连庄严的太和殿两侧，也随处散落太监们的大小便。反正皇帝没事不会去那里，后妃也去不了，大典每年不过一次，到时候清理一下也就得了。

随地大小便还是小事，更大的事是跟朝臣勾勾搭搭，明显的权力操作倒也没证据，但把太后的动静暗中递出去，却是常有的事儿。事先得知消息的大臣，再上朝议事，就特别称旨，合太后的意。借此，太后身边的太监，无论安德海还是李莲英，都获得了朝臣特别的尊崇还有大把的银子。居于大小便和传递消息之间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第一项是开买卖，紫禁城西北一带，布满了太监开的买卖，饭店、茶馆、烟馆和赌局。不纳税，也没人管，生意兴隆，干得钱。第二项是出卖皇帝和后妃们吃剩的饭菜。按制度，皇帝和太后，吃与不吃，每顿饭一百零八品，其余的人也是几十种菜。就是真吃，也吃不了，更何况这种顶着满汉全席招牌的菜都不大好吃，有资格吃的，都不怎么吃，吃自己的小厨房。每天的菜，大批地剩下，太监们就弄出来卖，借以牟利。外面的人，吃到宫里的菜，多少是一种荣耀，所以，生意很好。第三项，是做酱。满人家祭，用萨满教的规矩，在堂子里搞，不用三牲用饽饽做祭品，所谓的饽饽，就是今天所说的各色糕点，祭祀完了，就分给参与祭祀王公贵族吃，但是，这些人谁稀罕吃这些东西，都剩下了。太监们就用这些饽饽做酱，由于饽饽材料很好，做出来的酱十分好吃，进宫的官员们，都喜欢买了拿回家，太监们卖酱的生意也很好。

开买卖和卖剩菜也就罢了，牵扯不多。可做酱这件事，兹事体大。之所以大，是因为做酱的酱缸，都放在南书房的廊下。南书房是康熙皇帝的书房，在此跟亲信的翰林词臣吟诗作赋，议论时政，那年月，翰林被选入南书房行走，视为殊荣，算是皇帝的近臣，日后的出息特别好。雍正上台，政务中心转移到了军机处，逐渐，南书房就成了空房子，光绪后期，连名目也给取消了。房间被太监们废物利用，变成了酱房。晚清时节，中国的北京来了洋人使节，而且按国际惯例，使节们是要定期见皇帝的。洋人使节见皇帝，总不能从紫禁城外进来直接带到皇帝身边去，得有个暂时歇脚的地方，一个个传召。这个地方，就选了南书房。不幸的是，做酱是要发酵的，而且发酵要发到一定程度酱才做好。所以酱缸，是有味道的，那味道比旧式的中国厕所强点，但有限。冬天还好，夏天坐在南书房里，就像是坐在了茅厕门口，妙味无穷。洋人被熏得不行，就向总理衙门以及后来的外务部抗议。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涉外官员不断地跟军机大臣商议，是不是挪动一下酱缸，换个地方，可就是没有结果，因为没人敢得罪太监。光绪初年，西太后身边的太监，外出给太后的妹子送礼，没有腰牌，护军出来拦了一拦，而得罪了太监，差点丢了脑袋的事，大家都记忆犹新。当年的事，如果没有一个张之洞，特别会说话，上书给护军说项，护军的脑袋肯定保不住（最后给发配了）。那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此事关系太监的口袋，可是非同小可，挡人财路，等于灭人家口，谁肯或者敢得罪这个人呢？话说回来，反正使节见皇帝，本是洋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了刀兵争来的“权利”，断不可能因为鼻子不受用，就不见了。所以，洋人抗议归抗议，酱缸散味归散味，跟洋人打交道的官员，尽管拖，搪塞，踢皮球。一直到清朝灭亡，太监的酱缸都安然无恙。

当然，中国在外国人眼里的印象，可能会因此而很不好。但是，我们的官员有补偿的办法，每次觐见，都给洋人准备果酒，借以弥补洋人的味熏之苦。他们不知道，这样一来，中国反而更让人家看不起了。连个酱缸都革不掉的国家，还能有什么出息呢？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别的好说，凡是涉及酱缸这种事情，多半是革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