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这个词跟政治、经济一样，都属于中国原来虽然有，但意思却大有差别的一种新名词。在中国历史上，这个词儿，在辛亥革命前后，最时髦。它的时髦，其实要托义和团的福，正是义和团的野蛮，而且这种野蛮又在庚子之乱后，被洋人批得体无完肤。跟此前几次挨打不一样，这回，仗不仅打输了，连道义都输得干干净净。好像是为了拨开因义和团而蒙羞的耻辱，在庚子之后，中国人一方面羞于谈义和团，一方面则热衷讲文明，反反复复强调自己本是文明贵种，有五千年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已经是外国人嘴里的那个意思了——civilization。

所以，洋人包括洋人用的一切东西，都意味着文明。帽子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西装自然是文明服，演的话剧是文明戏。时髦的中国人，穿穿西装，买一条洋手杖，挥舞着文明棍倒也不难，但是，戴文明帽有点难度，因为脑后有辫子。成年男子，多少年留下来，辫子又粗又长，戴上文明帽，后面拖着辫子不好看，把辫子塞到帽子里面，又隆起一座富士山，也不好看。戴英国人维多利亚时代的高礼帽当然可以，但是，这种帽子在中国容易让人联想到孝帽，大不吉利。干脆剪掉辫子，虽说朝廷查的不严，多少还是有点风险。所以，辛亥之前，即使在时髦的人们中间，西式礼帽也不流行。当年的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说，留辫子的人，只能戴中式的礼帽，什么时候把辫子暗中或者正式清除了，才能换上欧式礼帽。

辛亥革命发生，对于内地的城乡，除了听说皇帝退位了之外，生活没有多少变化，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西式风俗没有市场，西装革履，也没有市场。人们还是袍褂登场，只是不穿补服了而已。部分的头面人物，羞羞答答地把辫子剪了。即使剪，也剪得很不彻底，留的头发，比后来妇女的短发还要长许多，跟当今若干男性歌星或者前卫艺术家类似，结起来，还是一条辫子。但是风气在开放的口岸城市，还是有些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开始流行文明帽，一种貌似西方礼帽似的帽子。当年流行的文明帽好像跟西方人没有太多关系，却跟日本人有关——这帽子很可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帽子有不大不小的帽檐，隆起的帽身不高，但顶平平的，扣在脑袋上，活像一个带边的痰盂。

然而，这种毫无美感的痰盂，当年非常流行。也正是像丁韪良所说，戴欧式的礼帽不见得优雅方便，这东西被中国人喜欢，只因为是西方人的东西，符合文明的习惯。在好长时间里，日本都是中国学习西方的中介。留学欧美太费钱，也太遥远，所以，大家乌央乌央地都拥到日本去。当然，也有好些日本人拥到中国来。中国人去日本，是留学，日本人来中国，是为了经商或者干点别的什么。那时候，来中国的日本男人，不像我们现在影视剧里演的那样，都穿和服，那时他们喜欢穿西装，戴日本改造过的西式礼帽，中国人眼里的文明帽。无疑，这种戴在头上的玩意儿，是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中国人接受过来，跟着染习一下文明，理所当然。看那时候的老照片，戴这种痰盂式文明帽的中国男人还真多。好些学堂合影，学生老师，居然一色的文明帽，远远望去，活像是做痰盂广告。中国人在穿戴上这样跟风，好像就从打这儿开始，此前穿衣戴帽，虽说大框子差不多，但细节上却千奇百怪。可以说，中国人就是为了让自己文明一点，才这样忍了。

可惜，国人的这种文明式的追风，没有持续太久。痰盂一样的文明帽，若干年后，就销声匿迹了。时髦的男人们，有的叙旧，有的趋新，再也没有人戴文明帽了，连文明帽这个概念，也逐渐消失了。文明的时髦，很快被其他的时髦取代。再到后来，义和团的难堪也被人忘了，那些没有忘的人，居然转过来认定义和团充分合理，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似乎也忘了文明这一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