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这在不远的将来是必然盛行的一种方法。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古书所用文字与文法与现代已相悬殊，将来通用字数限定或则汉字彻底革命时，则古书虽经考证、研究、标点、索隐，仍只能限于少数博识的学者，而一般人终难接近。于此今译一法实足以济诸法之穷，而使有用古书永传不朽。
今译一法，基督教徒运用得最为敏活，一部《新旧约全书》不知道有多少译本。单是我们中国所有的便有文言，有官话，有甬白，有苏白，更有注音字母的。他们广事翻译，惟恐其不普及，惟恐一般人难于接近。基督教所以能传播于全世界，这种通俗化的办法实在是最有力的因素。我们中国的习尚便与此迥不相侔了。对于古代文书尊视如上天符录，惟恐其不神秘，惟恐其被一般人接近了会泄漏天机。凡古人的一句一字都不敢更易，稍有更易便是离经叛道，在从前下科场的时候定会名落孙山，或者犯打手心数十。我们中国人的古董癖，我怕是全世界人所难比肩的了。儒家典籍不待说，佛经亦互百世而不易。秃头骗子日日三茶三饭三藐三菩提，木鱼橐橐，谎泥谎木，究竟中华全国中有几个和尚能懂得佛理呢？
小时候读四书五经，读得一个倒背如流，但一句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一部发蒙的《三字经》，也就是不明其妙的咒语。倒是后来读了些稍微通俗的《史鉴节要》和《地球韵言》，才认真懂了些历史的概略和世界的大势。但是我们的脑筋，在死文字的暗诵里已经消费好几年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要算是我国文化史上很可以特书的一项事迹。最近小学教科书都采用白话，纵令尚不完备，我相信读者的受益，总比我们读四书五经时多得万万倍。近来还有一般顽梗的人，狃于自己的习惯，满口以为文言易懂而白话文转不易懂，痛嗟文教的堕落，要从新编制文言的小学教科书，这种人真真是罪该万死！
四书五经我们读它们时深感困难，并不是它们的内容艰深，实在是它们的外观古涩。如像《国风》中许多的抒情诗，我觉得十二三岁的人并不是不能领会，假如我们给它们换上一套容易看懂的文字。此外如子书如佛经，只要我们把那针刺层剥掉了，无论什么人都是可以享用良乡甘栗。可恨是一些变态的古物崇拜狂，他们定要用针刺出血，然后才能感到快感，他们并且要把自己被动的**虐狂（Masochism）变而成主动的**虐狂（Sadism）。这些人和这些人的文章，我希望有秦始皇第二出来，再来焚一次，坑一次！
《国风》中四十首诗我把它们今译了出来，辑成了一本《卷耳集》。这本书的功果如何，我现在不愿自颂。但我相信青年朋友们读我的译诗必比读《国风》原诗容易领略。不幸而年纪稍长已为先入见所蒙蔽的人，他要理解我离经叛道的行为，至少他先要改换过一次头脑。自《卷耳集》出版后，知我者虽不乏人，而罪我者亦时有所见。故意的无理解，卑劣的嘲骂或夹杂不纯的抨击，我都以一笑视之。我不愿做天下的乡愿，嘲骂、抨击原是在所不辞了。最近北京《晨报副刊》上的梁绳炜君和南京《东南评论》上的周世钊君各有一篇《评卷耳集》的文字，他们都以为我的翻译是失败了，因而断定古书今译是走不通的路，古诗是不能译和不必译的东西。其实我的翻译失败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而古书今译却另外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以我一次小小尝试的成败，便要把来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那却未免太早计，未免把我太过于尊重了。我觉得他们的言论大有讨论的必要，所以我不惜辞费，特地来缕述几句。
古书今译的必要，我在上面已经略略说过了；我现在要来说古诗的能译与否。
诗的翻译，假使只是如像对翻电报号码一样，定要一字一句的逐译，这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逐字译了出来，而译文又要完全是诗，这除非是两种绝对相同的语言不行。两种绝对相同的语言是没有的，如果有时就无须乎翻译了。随你如何说，诗的翻译，绝不是那么一回事！诗的翻译应得是译者在原诗中所感得的情绪的复现。这个问题我不只说过一次了，然而一般人的先人见总不容易打破。最捷近的办法是：请读费兹吉拉德英译的《鲁拜集》（Rubaiyat）吧！我们且看他的译文究竟是否针对，而他的译诗究竟是否成功。便是西洋诗家译中国的诗，如德国檀默尔（Dehmel）之译李太白，我们读了他的译诗每不知道原诗的出处。独于我们的译家定要主张直译，而又强人以必须直译，所得的结论当然是诗不能译了。朋友们哟，你们的脑筋要改换过一次才行！诗不能译的话，当得是诗不能直译呀！
由一国的文字译成别国的文字可能，由本国的古文译成今言，当然更见容易。因为同是由原诗情绪的第二次表现，原诗如属本国古文，于再感原作者的情绪上当得比较外国言文亲切。由古诗译成今言，并不是我的创举。先我而尝试者已有人存。我们即向外国文学史探求，除上举《旧约》中《雅歌》《诗篇》不论外，譬如英国最古的Anglo-Saxon文学便经过多少人的翻译，即最有名的叙事诗Beowulf的全译便有下列的几种：
1．Childe's Beowulf(Riverside Literature Series);
2．Earle's The Deeds of Beowulf,Done into Modern Prose;
3．Gummere's The Oldest English Epic;
4．William Morris and A.J.Wyatt's The Tale of BeoWulf;
5．Hall's Beowulf,Translated into Modern Metres;
6．Lumbden's Beowulf,an Old English Poem,Translated into Modern Rhymes.
此外还有选译的，散见于
1．Pancoast and Spaeth's Early English Poem(P.—529);
2．Cook and Thinker's Select Translations from Old English Poetry(P.9—24);
3．Morley's English Writers(Vol.I,P.278—310);
4．Broake's History of Early English Literature to the Accession of King Alfred(P.26—73)
以上是据Reuben Post Halleck的“New English Literature”中所考列，这书是一九一三年出版，距今已隔十年。在这十年中是否尚有新译出世，即在十年之前为他所考见的是否尚有遗漏，这非是我浅学的人所能知道，也非是我此后所想考证。不过我们只据上所表见，一首古诗在它本国中已经经过了十道的翻译了！
此外如英国十四世纪的古诗人屈刹（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他的诗便有好几首经过瓦池渥斯（W.Words-worth 1770—1850）翻译过，如像“The Prioress' Tale”，“The Cuckoo and the Nightingale”，“Troilus and Cresda”，我们在瓦氏诗集中是容易接触到的。
诸如此类，把古诗今译了的办法在外国文学史中实在举不胜举，便是新兴的日本也极力在采取这种方法了。我举出了这些例子，并不是说外人如是，我们也可以照样模仿。但是这明明是一条大众所走的路，我们要想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只把我一个人的步法来断定，那是不合逻辑的。我的步法可以有错，或者是跛行，或者是瞎走，或者只在路上打回旋，那我就在一条通路上走也是把路走不通的。但是不能说是因为我走不通，便说此路不通。要想证明此路不通，那除非是把从前走过这条路的人的成绩详细（不必全部）调查过一遍，然后才能归纳出一个断案。因一人的行事而断定一事的是非，这不仅是武断，而且是狂断了！
我国的文字，冗泛不适用的字数太多，为谋教育的普及上，应当早日着手调查加以限制。我的朋友陈慎侯，他费了八年的苦工想做一种《标准国语字典》，他要把一切不适用的字删去，把标准字限定成若干，以这些标准字通行一切，古书也可以用这种字去翻译一遍（请参看《学艺杂志》第四卷第六号）。他这事业是很有意义，可惜功待垂成而他因劳病故了。字数限制还是目前的姑息手段，实则汉字本身根本是不便当的。日本人也受到汉字的限制，千辛万苦的很想摆脱，但也不容易摆脱。我自己的儿子是生在日本的，他们回来之后我要教他们学汉字，实在不知从何下手。我教他们的日本字母，他们不到一个礼拜便能书写自由了。假使我教他们学汉字，不知要经过多少年辰才能使用这种工具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从前在国内中学的时候，我觉得一班五六十人中能把国文写清通的为数不上十人。近来的教育成绩我虽不十分清晰，但据我一两年来的编辑经验，我觉得外来的投稿能够自由运用国语的也实属寥寥，我们从而可知：我们中国的古董汉字早迟是不能不废的了。代用的工具经许多专门的学者正在讨究中，我希望我们的准备早日完成，使我们后此时代的国民早一日脱离精神镣铐的痛苦。
由于字数限制，或者汉字废弃的结果，古代书籍的普及自不得不待今译一途。这是自然的趋势，并不是一个人的成败所能左右，也并不是一二人的狂断所能左右。这条坦坦的大路，待一切善走路的人来走，我不过只是在路上跳了两跳的虾蟆。走通了路的人说我不曾走通，我只可以向着他哇哇的赞美。但是未曾上路的人，千切不要看见我这虾蟆乱跳而畏途。已在路上走的人，也千切不要因别人畏途而中辍或返步。我走我的路，别人要嗜好古董的则古董俱在，我的《卷耳集》译诗于《国风》的存在未损毫末。但我希望这种人放开眼界，不要说这坦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