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

裴骃《史记集解》在《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最后一句下，引卫宏《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陈寿《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帝（曹叡）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葛洪《西京杂记》（伪托为刘歆遗书）卷六：“〔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王肃所言与卫宏大抵相同，虽不及“下狱死”事，但明言武帝“隐切”（心怀刻毒）。司马迁以直言之故，至魏明帝时犹被“切齿”痛恨，可见其遭忌之深。

葛洪殆即根据卫宏，或者与卫宏同根据另一史料。

“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

司马迁死得有点不明不白，其实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露了一些痕迹。班固序述司马迁生平只到转录了《报任安书》而止。《报任安书》是充满了“怨言”的。传后的赞里面说：“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即指《报任安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文以悼叹出之，在“既陷极刑”之后，又悲其不“能保其身”，足见司马迁之死确实是有问题了。

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所言：“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

这些话里面说的是“今”，当然是指离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召开之年）不远的年代，而同时所指的“或”，当然也会是离始元六年不远的人。这样的人既“下蚕室”，因而“载卿相之列”，而又“就刀锯而不见悯，这所指的不可能就是司马迁吗？”《汉书》明明记载着“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尊宠任职”，这可以说是“载卿相之列”的。“就刀锯”当然也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既“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不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吗？司马迁到了三国时代都还为曹丕所“切齿”，西汉的读书人要说他“就刀锯而不见悯”，也正合乎情理的。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年）十一月。依据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来计算，到太始四年他刚好满了四十二足岁。因此，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按司马迁年四十二岁”和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司马迁于元封三年（公元前一〇八年）“年二十八岁”便并不矛盾了。只是前者说的是足岁，后者说的是虚岁，故相差一年。

这位伟大的历史家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得到不自然的死，是愈益足以增加我们的敬仰和惋惜的。关于司马迁下狱死事，前人多不相信；但从种种材料看来，没有坚实的理由可以完全加以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