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字孟真，出生在山东聊城，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校长、《国语日报》创刊首任董事长，是一代史学大家。谈到大学精神的开创者、领航者，傅斯年先生的学问、行政，学术组织能力，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傅斯年

傅斯年先生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认为学术研究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不应该拘泥于象牙塔内，要落实在史料的搜寻与佐证中。这不仅是做学问的态度，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积极、正面的实践力。

任职北大代理校长期间，傅斯年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人称“傅大炮”。一九四四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他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

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说：“你信任我吗？”

傅斯年回答：“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又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立刻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另外，一九四七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文章辗转传播，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他这种不畏强权、明辨是非的勇气和担当，文人问政的气节风骨，至今仍然大快人心，为人所津津乐道。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先生在危难之际，受命承担台湾大学的代理校长，一九四九年正式接任后，由于大陆各大学学生大量来台，经审核考试后，台大的学生人数由数百人激增到三千人。教室和宿舍都不敷使用，傅斯年先生大力添购图书、仪器，增建教室宿舍，延聘教授，改革附属医院，一番大刀阔斧，让台大“脱胎换骨”，气象一新。

为了严格淘汰不适任的教师，傅斯年亲自到教室旁听，两年内，解聘了七十几位老师。又聘请北大名师，如当时的国学硕儒劳干、英千里、陶葆楷、董文琦等人到台大任教；此外，董作宾、屈万里、方东美、台静农等大师级的导师，也都应他亲自邀请而来。

傅斯年力图革新的魄力十足，为了校务发展，他也不惜放下身段，四处奔走。他上达“天听”的本事，更为人传颂。据说，傅斯年先生常去找蒋介石要办学经费，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是一位敢在蒋介石面前从容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难怪傅斯年提到胡适时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对于大学教育，傅斯年先生常以“敦品、励学、爱国、爱人”与学生共勉。后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傅斯年先生对于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政府官员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他捍卫学术自由，也用他全部的生命保护学生的性命安全，他为所当为的魄力承担，让当权者不敢再随意妄动。

学潮过后，傅斯年首次主持台大校庆，他在致词时，向所有教授、学生说：“我们是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与工具。”最后，他引用荷兰哲学家宾诺莎所言“宇宙的精神”——“我们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勉励所有的师生。

胡适先生曾评价傅斯年先生：“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他对新思想的提倡，对学生的爱护，处处都为台湾的大学开创出一番新天地。就是这样恢宏的气魄，虽然执掌台湾大学不到二年，但是傅斯年先生的精神，就像台大的“傅钟”一样，声声敲在所有热情于教育、热情于国家民族的人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