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广东省新会县人,又号饮冰室主人。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从政三十六年间,著书立说不断,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贯穿中西思想的大学者、改革者、史学家,更是重视培养人才的教育家。
光绪年间,梁启超先生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成立“保皇党”,发动“戊戌政变”,后来失败逃亡日本。袁世凯要恢复帝制,他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论》,大力抨击袁世凯,并且号召四万万同胞大家共同讨伐袁世凯。袁世凯愿以十万金,要求他不要发表文章,但是梁启超先生断然拒绝;袁世凯又威胁梁启超,他说:“宁可逃亡生活,也不愿苟且偷生。”充分展现了文人的气节;他反对张勋复辟,不惜和老师康有为决裂,力主保卫共和,深获孙中山、胡适、毛泽东等人的尊敬和认同。
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天资聪颖,思辨过人,从小就崭露头角,十二岁考上秀才,十七岁又中了举人,有“岭南奇才”神童之称。
十岁那一年,跟父亲入城,夜里住在秀才李兆镜的家中。第二天早晨到前厅的杏花园玩耍,摘了几朵杏花,遇见父亲和李兆镜友人,赶紧将杏花藏在袖子里,父亲借景考验,问说:“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
梁启超仰头凝思,瞥见对面厅檐挂着“挡煞”大镜,即念出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他的才思敏捷,可见他深厚的文学底蕴。
有一次,他到武汉讲学,顺道拜访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想要为难他,出了个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意思是说我才是老大。
梁启超先生略一思索,便说:“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三教是指儒释道,三才是说天地人,我不在你前,也不在你后,与你平起平坐嘛。张之洞一看,从此改变了对梁启超的看法,奉梁启超为上宾。
一代大儒梁启超先生和佛教非常有缘,他有系统地研读佛典,并且将研究所得撰文发表,计有《佛教之输入》、《千五百年之中国留学生》、《佛教与西域》、《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共计十八篇,全书就名为《佛学研究十八篇》。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教的兴衰流变,以及相关的事项作了扼要的阐述。他在这本书中提到,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我国文学中增加了三万五千字以上的新兴名词;又说,我国近代的纯文学如小说、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
一九二二年,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梁启超曾被推举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到了晚年,他对佛教有很深刻的体会,他说:“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是住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
梁启超先生从事报刊活动二十七年,一生创办领导报刊十七种,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对中国早期报刊政论有巨大的贡献。报馆崛起,带动知识分子爱国的情操,倡导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我们中国人言论自由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不二人物。
从接触《四书》、《五经》,到西方思想带来的开放冲击,一直到参与政变、革命、从政,最后投入教育,他是一位不断自我更新的大学者,他甚至说:“今日之我不惜与昨日之我宣战。”
一九一八年游历欧洲诸国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等各大学,他在北京组织共学社,宗旨为“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救国救民的热心,始终不减。梁启超先生明白,唯有播下教育的种子,中国的未来才能开花结果。
一九二六年,梁启超因为尿毒症,择北京协和医院替他开刀治疗。手术进行相当顺利,但是出院后病情却未见好转,反而有加重的情势。后来才发现,医生误把他健康的肾摘除,留下病变的肾。
梁家的人愤怒无比,准备向医院提告,但梁启超反而劝慰家人放弃诉讼,告诉他们说,生死有命,算了。梁启超的宽大胸怀,实令人赞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