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左右，基督教在宜兰办了一所兰阳救济院，忽然有一天，宜兰县长林才添先生和宜兰议长许文政先生找我，要我接办兰阳救济院。

我很讶异，兰阳救济院是基督教创建的一所私立慈善机构，怎么县长、议长叫我来接办？

原来，兰阳救济院的创办人董鸿烈先生办不下去了，要求政府接办；但不知政府为什么也不肯接办。他们告诉我，只要我出资十万元，兰阳救济院拥有的两甲土地、几栋房舍，和几十位老人就由我来负责。

“仁爱救济院”后更名为“兰阳仁爱之家”。由依融、绍觉两位法师前往服务，开创台湾佛教界比丘尼负责社会慈善事业服务之先例（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

我那时候还在高雄筹办寿山佛学院，当然没有办法分身去接办兰阳救济院；但是，想到过去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曾经接收过佛教的寺庙，作为他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事业，我心里想，现在，变成他们有这样的事业要让佛教来办，这也是很有历史的意义，因此慨然应允了。后来我筹措新台币十万元，买下兰阳救济院，并请李决和居士担任院长，管理这一个慈善事业。

一九六七年，宜兰县县议员选举，县议员余简玉婵女士竞选连任，最后比张学亚先生多四十余票当选。由于国民党党部原本规划张学亚先生是未来竞选议长的人选，现在忽然落选，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也就非常焦急，不知道如何跟党部上级交代。当时他们就找到我，要我劝说简玉婵女士放弃当选，让张学亚先生可以递补上来做议员。

但是，我们都知道，参选议员选举是千辛万苦的事，花费很多金钱、体力，现在已经当选了，又要叫她放弃，这叫人情何以堪？

但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理想里也都是以党的需要为第一，于是，我就负担起劝说简玉婵退让的事情。我没有一点筹码，不得办法和简玉婵女士开口，虽然她是虔诚信佛的人，也是皈依弟子，我要如何劝说她呢？这实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简玉婵女士原本是一个职业的助产士，她的先生余绍豪是宜兰县警察局消防队的大队长；我就以“兰阳救济院院长”的职务，告诉她放弃议员的身份，转而担任兰阳救济院的院长，免得在议会里，每天唇枪舌剑，也不是她这么一个温柔慈和的女性所能习惯的。

没想到，她竟然听进了我的话，当即就辞退当选，而来就职做我们兰阳救济院的院长。这一个事件，在台湾的选举行政历史上，已经当选的民意代表，后来又肯退让给别人的情况，恐怕是唯一的一次吧！可以说，这是我接办兰阳救济院一段少为外人所知的事情。

兰阳救济院的经营，需要很多方面的经费及人力，虽然政府补助经常费，但是也要有人愿意发心来服务这一群老人。后来，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有一群学生毕业，当我问她们：“有谁愿意到兰阳救济院服务？”其中有两位毕业学生叫依融、绍觉，她们两人一举手，就是服务四十年以上。从年轻到老，一生的岁月全都奉献给兰阳救济院。

之后，兰阳救济院应政府指示重组董事会，我请慈容法师担任董事长，慈容法师也就和依融法师、绍觉法师一起轰轰烈烈地为这些孤苦老人付出，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和其他的挂碍。后来，兰阳救济院又办了幼儿园，老少一起热闹相处；接着，再增建大雄宝殿，让寺院和慈善事业结合在一起，并且增建房舍，加强对老人的服务。

前往兰阳仁爱之家关怀长者（二〇〇六年五月三十日）

记得当我接办兰阳救济院以后，许多信徒前来参观，发现这座建筑物上有一块石头碑记，写着：“感谢主，他的大，能给我们在这里施予博爱，给予需要的人。”大家议论纷纷，建议要把这一块石碑撤除。

我说：“不可以，这是历史，必须要保留。再说，我们接办基督教办的救济院，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个石碑留着，也是这一个时代佛教发展的成果，有何不可呢？”

后来，因为“救济”二个字不好听，一九七六年，政府指示将全省所有的“救济院”都改名为“仁爱之家”，我们也依政府规定改名叫“兰阳仁爱之家”了。一直到今日，兰阳仁爱之家，就这样屹立在兰阳平原的土地上。这就是过去的一段往事。

从依融、绍觉之后，由永胜接手，到现在觉方担任主任，我偶尔还到兰阳仁爱之家探视这些老人，这里有些老人家活到一百零三岁，还会唱歌跳舞、活泼不已，想到让“老有所归，老有所乐”，也是社会重要的楷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