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铿到了晚年，即使已经年高八十多岁，

还是活跃在新闻第一线，

可以说是乐在其中，而且乐此不疲。

甚至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

因为患了老人失智症（阿兹海默症），

已经忘记了所有亲友，

但不能忘情的，还是新闻。

据崔蓉芝说，他曾经几次半夜起来，

急着往外走，赶着要去“采访新闻”，

生怕迟到，漏了大新闻。

可见在他的脑海深处，

潜藏的新闻感，是怎么样也打倒不了的。

我从青少年时期，就非常关心佛教的动向与前途。记得五十多年前，有一次伏案笔耕时，一时有感而发，就在一篇《佛教需要什么》的文章里写下：佛教需要建一所大学，需要成立一个电视台，需要办一份报纸。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所立下的这些目标，所幸都能一一实现。如今佛光山在海内外建立了四所大学，也成立了“人间卫视”，并且创办了《人间福报》。尤其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各报章杂志上撰文发表，与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多所接触，我对从事新闻工作的所谓“报人”，他们不但满足社会大众“知”的权利，甚至用舆论的力量维护社会公理，一直都为我所敬佩，所以我也很欢喜与他们相交、往来。

提起我与“报人”的关系，当中最为深交的，可以说就是陆铿先生了。

右起：唐德刚、陆铿、张佛千、本人、刘绍唐、心定法师、崔蓉芝、洪美珍（一九九六年七月二日）

陆铿先生，云南人，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十岁便投身新闻界，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赴欧洲采访，成为中国驻欧的战地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年二十六岁的他，升任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

一生以追求“新闻自由”为志向的陆铿先生，前后五十八年的记者生涯中，他采访过艾森豪威尔，也访问过胡耀邦。尤其他为了揭发孔宋弊案，几乎招来杀身之祸，如他告诉我的：幸得于右任先生力保，才留下一条小命。

但是性格耿直、敢言敢说的个性，仍为他招来多年的牢狱之灾，先后进过两次监狱，入狱长达二十二年。出狱之后，他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和树仁学院新闻系任教，一九八一年与胡菊人合办《百姓》半月刊，之后又到美国纽约创办《华语快报》。

我因为非常敬重他的耿直，觉得他是个很有风骨的新闻记者，因此曾在“旅美华人奖学金”中，以三千美元资助他。但他并不因此表示感谢，我也知道，凡是有节操和志向的人，并非你奖助他，他就会跟你交往，不过我也只是想表达一点心意而已，并不是想交往这许多人士。

带领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左三）、《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左二）、陆铿（左四）及著名楹联家老报人张佛千教授（右一），观赏佛光山百人碑墙（一九九六年七月二日）

后来在一九八七年，他应一家报社邀请，到洛杉矶讲演，我约他到西来寺吃素斋。他谈起在美东的生活并不十分得意，我就建议他找个地方安住下来，好好专心写回忆录。

他欣然同意，也深感欢喜，于是我把距离西来寺不远的一间十分宽敞的房子，提供给他一个人独居。由于他一生交游广阔，朋友很多，在他住到西来寺期间，各界人士也常到西来寺访问。

西来寺本身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地方，并不计较来者的身份、信仰，所有来客，随他便饭，他们也没有怪我们怠慢，大家相处甚欢。当中，名记者戈扬女士、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都因他的关系而住到西来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因为他的介绍，后来与我友好；《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先生，也因他而访问佛光山。

与香港永惺法师（左二）会晤以八十高龄于西来寺皈依佛教的经济学者千家驹（右一），及新亚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范止安（右二）（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陆铿先生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没有排斥佛教，我也没有嫌他是基督徒。在西来寺遇有法会，他也参加，甚至跟着礼拜。他虽然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但对信仰也颇为宽宏，并不很计较、执着。他对中国共产党很有信心，认为共产党今后对中国必定有所作为，只是对少数一些人物稍有批评。

我曾经想过，像陆铿这样，是个自恃很高的人，尤其他信仰基督教，一生最大的兴趣是政治新闻；而我是个佛教的出家人，我以弘法利生为本务，我认为做人要有尊严，但不能傲慢。

可以说，我们是两个生活背景完全不同，而且个性大异其趣的人，怎么会相识、相交几十年，而且无话不谈呢？我想最主要的是，他的人生历练丰富，见闻广博，平时并不容易找到谈话的对象。但他与我往来，不管谈到过去的历史，谈到现在的时事，甚至对大陆各界的人士，我都约略知道，都能和他附和，因此他把我当成知音，是他谈话的对象，自然乐于和我交往，而我也正好可以从他那里，知道一些政治新闻。

他时常把很多政治秘辛毫不保留地告诉我，可惜我对政治不是十分感兴趣，所以随听随忘。不过在我们相交多年当中，他也帮我做了一些事情，最值得回忆的是，一九八八年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大会在西来寺召开，当时我很希望把台湾与大陆的两岸代表，一起请到会议桌上，共同出席会议。

但是最初大陆方面不准我让台湾代表参加，我当即说道：那不能，我在台湾居住那么多年，我不能不给台湾参加，我希望两岸都能同时出席。后来双方又为代表团的名称问题僵持不下，眼看着会议召开在即，大陆派来的五位代表明旸法师、真禅法师、明哲法师等人，也都已经到了西来寺会场，但因为没有得到有关方面同意，不肯出席。

最后在开幕前一天，我又重申当初发出邀请函时就已言明的意思，我希望出席的单位以所属团体来识别，不要冠上国家名称，以避免会议染上政治色彩，所以建议海峡两岸还是沿用“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会”的名称。

在协商过程中，陆铿帮我折冲樽俎，居中斡旋，他的中英文都好，所以对于名称改来改去，都能应付裕如。最后决定，中国佛教协会的英文译名用“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Beijing,　China”，“中国佛教会”为“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　China”。

这样的协议总算获得两岸一致同意，问题圆满解决，隔天开幕时，海峡两岸代表终于史无前例地共同出席在“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中，并获得现场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地区、八十几个佛教团体的五百多位与会代表，报以热烈掌声。

与吴伯雄（右二）、宋楚瑜（左三）、陆铿（左一）于佛光山台北道场合影（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陆铿对此非常得意，他形容这次的突破，为两岸往来所建立的形式，就叫做“星云模式”。隔天各大报媒体也引述这段话，赞誉这次会议，是比“奥运模式”更成功、更具意义的“星云模式”。

由于在此（一九八八年）之前，两岸隔着一道台湾海峡，彼此互不往来，一边高叫“反攻大陆”，一边声称要“解放台湾”；而今借由“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召开，两岸能够友好地在一起开会，可见政治上没有永久的敌人，还是可以互相促进友好的。

因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翌年，也就是一九八九年，赵朴初居士就邀约我到大陆访问，那时台湾蒋经国先生也在两年前解除戒严，准许老兵回大陆探亲，所以我便在阔别大陆四十年后，因为赵朴老的因缘，首度回到大陆弘法探亲。

当时我们以“国际佛教促进会大陆弘法探亲团”的名义前往，事前筹备工作就交由陆铿处理。因为他是新闻记者，虽然旅居海外多年，但曾多次回大陆访问，对政府相关人员也非常熟悉，所以有关台湾方面的事务，就交由慈惠法师负责，美国方面则由他出面邀约傅伟勋、唐德刚、王亦令等人随行，这当中本来还有杜维明、余英时，后来因为他们时间不方便，只好作罢。

我们的弘法探亲团分为正、副二团，副团有五百人，主团七十二人，团员中有经济学者，有企业家、政治人物，以及文人、记者等，如台湾的姚家彦、张培耕、卜大中、周志敏等多人随团。我们分别从台湾和美国出发，在香港会合，然后飞抵北京，承蒙赵朴老与姬鹏飞先生，亲到机场迎接。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行程里，感谢国家主席杨尚昆与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分别与我会面，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国宴款待全体团员。尤其李先念主席要我在人民大会堂对大众公开演讲，我觉得这应该是为佛教争取发展空间，也是促进两岸和平交流的一个很好机会，于是我借机表达对中共宗教政策的看法。

我建议中共应落实宗教政策，园林和文物单位应退出寺院，“文革”时破坏的佛教道场和古迹应该修复，要把寺庙交还给出家人主持。我除了恳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共产党人不信宗教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懂宗教。”

我也建议杨尚昆先生，我说大陆应该废止“不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是好战的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不能被接受了。杨尚昆先生说：这不是针对国民党而设，只是怕未来其他党派会有不利于两岸和平的言行，所以不得不预先防范。

我当时一心只想到，两岸的未来，唯有靠双方多沟通、多了解，才能和平共处，也唯有和平共处，彼此共尊共荣，才能得到双赢。所以我希望两岸能开放高阶层人士互相访问，我甚至面邀李先念先生到台湾访问，记得当时他对我说：“我来不及了！”

之后，我又分别应邀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做了数场讲演。我想，此行所以能受到大陆如此隆重招待，尤其这是两岸开放后，台湾佛教界第一次公开前往大陆弘法，能有因缘为两岸和平交流尽一点心力，这都是受益于陆铿之助，以及赵朴老的影响力。

此外，这次大陆行，除了回江都老家探望母亲，同时也回母院栖霞山，见到雪烦法师、明旸法师等许多过去的师长、同参，也到大陆各名山大寺走访，见到许多高僧大德，这是我离开大陆四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两岸实际上乃是一家人也。

陆铿先生由于先后帮我筹办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以及到大陆弘法探亲事宜，跟我的友谊无形中更加促进，所以他经常把自己的往事故事，以及他为争取新闻自由的理念，向我倾诉。

陆铿一生最大的志愿，就是当记者，他对报道新闻的狂热，从几件事可以看出。

其一，在陆铿先后二十二年的牢狱岁月里，即使入监当了犯人，他仍不改记者本性，在监狱里还是想方设法地要采访新闻，因此监狱负责管教工作的一个干部，曾批评他说：“陆铿犯的记者职业病，是无可救药的了。”

另外，一九五一年大陆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据闻当时陆铿被指控，说他代表大军阀阎锡山接收云南。这样的罪名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但是尽管大祸临头，陆铿想到的是：杀他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一定很多，届时新闻标题要怎么下呢？他苦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一个“万人争看杀陆铿”的标题。他对此满意极了，自己还暗自得意了两天，由此也可以看出陆铿这个人率真、洒脱的一面。

陆铿一生钟情于新闻，为了追新闻，他可以说天不怕地不怕，因此得名“陆大胆”。至于他又号“大声”，这是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元老，也是大书法家于右任为他证婚时所赐的号。

陆铿到了晚年，即使已经年高八十多岁，还是活跃在新闻第一线，可以说是乐在其中，而且乐此不疲。甚至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因为患了老人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已经忘记了所有亲友，但不能忘情的，还是新闻。据崔蓉芝说，他曾经几次半夜起来，急着往外走，赶着要去“采访新闻”，生怕迟到，漏了大新闻。可见在他的脑海深处，潜藏的新闻感，是怎么样也打倒不了的。

陆铿生前曾充满信心地说，他下辈子还是要当记者。因为对新闻的狂热，加上直爽坦言的个性，并数度入狱。他的一生不是记者就是囚犯，不是囚犯就是记者，不但概括了他的大半辈子，也是他人生经历的如实写照。

后来，他也因为采访“江南事件”，因而与江南的未亡人崔蓉芝女士建立友谊关系，曾经住在西来寺，之后再到旧金山与崔蓉芝同居。由于“江南事件”事关国民党声誉，也影响蒋家声誉；而其时崔蓉芝已在西来寺皈依，我就劝她千万不要伤害政府，甚至我说，蒋家的人与此案无关，他们是无辜的。

后来她也听我的劝，愿意与台北和解，我曾为了此事，特地拜访郝柏村先生，也承郝先生与我会面谈话，不久就有章孝严（当时尚未认祖归宗）访美，这个问题就慢慢解决了。

崔蓉芝女士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她在江南去世后，自己带着一个孩子，实在说，也很难找到可以依靠的人，正好热衷新闻的陆铿，因为采访江南案而和她结识，彼此萌生爱意，并决定携手共度晚年。

与陆铿先生、崔蓉芝女士合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多年后，崔蓉芝女士也以佛教仪式，把江南迁葬在安徽黄山，当时卷入这个是非的蒋孝武先生也已往生，汪希苓、陈启礼等人也都获得了释放，而崔蓉芝女士也已原谅了他们。她当时还把江南安徽墓园的照片寄给我，并且说从此要重新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发生“江南案”这样的历史事件，是个遗憾，但最后能如此圆满落幕，也是值得欣慰的事。

陆铿先生和我往来，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透过他，把许家屯先生介绍到美国西来寺暂住的这件事了。

此事发生于一九九〇年五月初，当时我正在澳大利亚南天寺筹备建寺事宜，忽然接到陆铿的电话，他说，你的同乡许家屯先生现在到了美国，可否请你帮他一个忙，给他找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

我一听许家屯先生，立刻回想起一九八九年访问大陆时，回程路经香港返台之际，承他特地在香港湾仔华润大厦，邀约李嘉诚等三十多位工商界人士作陪，为我们接风。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统战工作，我也不以为意。不过，现在许家屯突然远走美国，这些政治上的是非得失，我可能不懂，但站在佛教立场，一个曾经跟我有因缘、而今落难的人，不管什么关系，基于人道，不给予一点方便，就不近人情。

因此，我当即告诉陆铿，我说在西来寺不远处，有一间房子，可以提供给许先生和他的随从人员暂时居住；为了此一突如其来的事故，我也提早从澳大利亚返洛杉矶与许家屯见面。

许先生其实也很豪爽、乐观地说：他不会背叛国家，也不会出卖共产党，他只是想暂时旅行、休息一下，在适当时间还是会返回中国大陆。我也觉得他是有所苦衷，所以不得不外出暂避风头，顺便旅行、休息。

许家屯在西来寺期间，他不想招待记者，也不与民运人士来往，我觉得他的立场很对，所以也给他一些安慰、鼓励，从没有叫他到台湾。就如过去邓小平先生说：“不要搞一些小动作！”我觉得确实不要搞小动作。所以大家的想法可以说都是一样，我们都不愿意造成政府的对立，或受到伤害。

但其时许家屯名义上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实际上是大陆派驻到香港的高级领导，他曾做过江苏省的省委书记，也曾当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中的地位很高。现在忽然一下子失踪了，没有人知道许家屯究竟到哪里去了？这可真是“兹事体大”，于是举世的记者都在到处疯狂地追踪。

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后来就有传言说他在西来寺。我想，这应该不是西来寺放出去的口风，而是许家屯在他的住所，与当时正在飞机上，准备到墨西哥访问的杨尚昆主席通电话，大概告诉了他人在哪里，所以一时中外记者，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人在西来寺进进出出，都是希望能找到许家屯先生的踪迹。

时间大约过了二十天，因为记者每天日夜询问，我想许家屯在西来寺也是饱受压力，就对他提起，我说：你是否干脆对外发个声明，让大家知道你在这里，就不至于让记者每天追踪。另外我也建议他，给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一个报告，告诉他，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许家屯先生欣然接受我的意见，第二天朱大使从华府飞来与他见面，我特地辟室让他们长谈，在座的还有驻洛杉矶总领事马毓真先生陪同。后来许家屯就托我对外发表，代他作了四点声明：

一、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二、不寻求美国的政治庇护。

三、不接触民运人士。

四、不招待记者公开发表谈话。

当天记者会非常圆满，我心里想，洛杉矶总领事馆应该给我一张感谢状，感谢我处理得当，没有让许家屯与美国接触，也没有让他去台湾，应该算是对大陆做了一件很有贡献的事。

哪里知道，在记者会结束后，大部分的人都已散去，这时有一位电视记者正在收线，他随口问我：星云大师，您对北京某领导人的看法如何？我回答说：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

这时在我身旁的陆铿先生主动接腔说：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说完，即刻就对这位领导人作了一些批评。

我知道陆铿这个人的个性，对人往往过分批评，我当时就觉得他说话不妥，但随念一想，记者会已经结束，他的话也不是正式发言，所以也就没有再多做解释。但当我与陆铿走出记者会时，在长廊上我就说：你说话过分坦率了！我说，我们记者会从头到尾都很和谐，我也希望可以给许家屯留个回去的后路，为什么要讲得这么难听呢？我接待他，临时安顿，还是希望他回去，我没有政治意图，我只有人道思想。

陆铿这时也承认，他的个性确实冲动了些！我虽然已经预感到可能大错已铸成，不过还是希望那位电视记者不要传出去。只是很不幸的，陆铿这个不当的发言还是传了出去。

事实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是在美国，美国向来就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所以不是我想制止就能制止的。但是后来北京方面一直对此事不谅解，于是后面一连串的误会就此发生了，就是因为陆铿的一席话而已。

后来陆铿完全没有事业，大概只是靠撰写文章，拿点稿费过日子，这当中香港的《信报》应该对他帮助很大，而我也每个月提供一千美元，给他一些生活上的补助。

二〇〇〇年时，我在台湾准备创办《人间福报》，当时他很感兴趣，但我并不希望他来参与，因为他的性格耿直，加之偏重政治性的言论风格，与我主张“和谐”的宗旨有距离，我不希望我所创办的报纸，报道的新闻都是造成斗争，激发对立。

但是他很关心我怎么办报，一再问我筹办得如何，有些什么构想？我告诉他第一版将以“奇人妙事”为主。他一听，极端表示反对，并大声地跟我说：你办报纸，第一版不刊登政治新闻，怎么弄个“奇人妙事”，这怎么能和其他报纸竞争？

《中国时报》创刊五十周年庆假圆山饭店举行，创办人余纪忠（中）及夫人余蔡玉辉女士（左）亲自接待（二〇〇〇年十月二日）

但我知道，政治新闻我们比不过其他报纸；既然比不过人家，不如另辟蹊径，走另外的路线，树立自己独特的风格。我想，“奇人妙事”新奇，妙趣横生，也能引人入胜。

事后事实证明，温馨有趣的“奇人妙事”，果然在报纸创刊后一炮打响，读者反应很好，甚至慢慢地也带动台湾各媒体，纷纷走向这种温馨、具有人情味的报道风格，成为带动媒体的一股清流。

后来因为我很少到美国，闻陆铿罹患老人失智症（阿兹海默症），我也派旧金山佛光山住持依照法师常去照顾他，但是人生无常，在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终于走完坚持一生的新闻路，与世长辞了！

在陆铿往生后，新闻界的朋友纷纷为文悼念他，有人赞誉他是“永远的首席记者”，有人说“只要哪里有陆铿，哪里就有新闻”，甚至新闻界前辈卜少夫更誉称他是“海峡两岸第一人”。他的著作有《麦帅治下的日韩》、《人间佛教的星云》、《陆铿看两岸》、《别闹了，登辉先生》，《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等。

在陆铿往来的很多朋友当中，与他相处十分友好的卜大中，也是我的好友，一九八七年卜大中奉《中国时报》之命，为美国特派员，后来我与他交往，长谈多次，也同去访问大陆，在台湾《人间福报》早期也承蒙他给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人间福报》在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创刊，如今已迈入第十三年，承蒙读者爱护，给《人间福报》极高的评价，认为内容清新、健康，具有教育意义，是一份适合全家人一起阅读的报纸，甚至与《联合报》、《中国时报》，并列为台湾三大报。

其实说到《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创办人王惕吾与余纪忠先生，他们都有正派办报的理念，所以都经营得有声有色。我一向都很敬重他们，与他们也有所往来。

记得二〇〇〇年《中国时报》五十周年庆的时候，我除了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并且还到圆山饭店道贺；当天余纪忠先生也亲到门口接待。我与王惕吾先生，则时常在台北荣总见到面。后来这二位老报人往生后，他们的追思法会都由佛光山承办。

尤其王惕吾先生的告别式，我还前去主持，为他拈香祝福。后来他的公子王必成先生送了一个红包给我，我告诉他：“人和人来往，金钱可以表示谢意，感情可以表示谢意，道义可以表示谢意，如果能超越金钱、超越感情、超越道义，另外结一点佛缘，不是更好？”

想到我在台湾，能与这两位受到大家推崇的新闻前辈结一点善缘，应该也是人生很有意义的事。至于其他还有很多新闻的报人，虽然我和他们也有一些因缘，只是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也就不值得在此一一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