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初创时期护持最力的功德主，除了吴修齐居士外，应该就是潘孝锐先生了。
潘孝锐先生，福建福州人，一九二〇年生。光复后来到台湾。由于早年以拆船业起家，所以有“拆船大王”之称。他在我开山期间即经常来山，当时正担任南丰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最早期台北许多大楼的兴建，他应该是起建者之一，例如：台企大楼、六福客栈等，都是他的作品。
潘先生每次上山，都会找我谈话，但他从不提佛教，而是谈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临走时，就会留下一张支票，表示要捐给大慈育幼院。金额从五万、十万到二十万元不等，以当时的价值算，等于是现在的五十万、一百万到两百万元了。
与台北丽晶饭店董事长潘孝锐居士（左二）阖家合影（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有一次，他和我谈话中提到建寺经费。我说：“建佛光山是很随缘的，有钱就建，没有钱就慢慢来。”他听了以后，立刻从身上取出一颗印章给我。他说：“你把这印章交给一个可以信赖的徒众，需要钱的时候，你就拿它到高雄的银行领取，就算是给你作周转之用吧。”
潘先生的发心、豪爽，以及对我的信任，令我很感动。不过，我从来没有动用过他的这颗印章，甚至从来也没有想要用他银行里的钱来作周转的念头，所以多年后，我又把印章还给了他。
事实上，我生平从不向银行贷款，因为那时候银行对佛教并不信任，认为宗教建设不可以借贷，也就养成我不欢喜和银行往来的性格。
我个人一生既不储蓄金钱，也不在银行存款，佛光山的净财都是交由相关单位处理，我也没有过问。反倒是有时候管钱的徒众，经常来提醒我：“师父，没有钱了！”我总是淡然地对她说：“明天不就是星期天了吗？你挂念什么？”
三四十年前，正逢台湾经济日益成长，产业外销前景被看好的年代，连我这个不太懂得社会经济的人，也感受到台湾经济如活水般蓬勃发展。那时候，佛光山已成为信徒向往的名胜之地，所以一到星期天，就会有很多人上山礼拜，大部分的人都会添油香。
对此，我也深深地感觉到，其实佛光山真的不是由我们在建筑，而是佛祖在为我们化缘建设。
话说回来，潘孝锐先生的那一颗印章，我虽然没有动用过，却如同靠山一般，助长我的信心，让我坚信佛光山的建设工程，一定不至于会中途停顿。甚至，潘先生不但自愿成为佛光山的后援，还把千金潘碧珍小姐送到山上来学佛，而他的两位公子潘思源、潘思亮，都和我们的沙弥成为要好的朋友。
潘先生对全世界真是抱持极大的关怀。有时候我人在洛杉矶西来寺，他从旧金山来看我，都会向我提出一些建议。例如有一次他对我说：“现在有不少大陆青年来到美国留学，由于经济比较拮据，来到异地之后，多半生活困难，我们是否可以共同给予这许多青年一些奖助？”
助人之事，我当然乐于共同成就，便询问他资助的方式。他说：“我和你各先提出二十万美金作为奖学金，之后每年从中拨出一万元，奖助五到十个人。”我依他的交代实施，所以早期大陆在美国的青年，也不一定只有留学生，如作家北岛、阿城等，都曾经获得这份奖助。
在给予奖励的同时，他提出一项要求，希望这许多受奖者在毕业的时候，都能和他见上一面。然而，由于他不常在美国，我也不便对学生提出这种要求，也就始终未能做到潘先生所示，心中不免感到些许遗憾。
除了资助建寺、文教之外，潘孝锐先生也热心急难救济。像南投“九二一”震灾、高雄“八八”水灾等，听到哪里有灾难了，他都是第一个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愿意资助一百万元、两百万元，希望我们能够率先赈济。佛光会不断地向世界各地提供急难救助的义举，潘先生应该也是有很大功劳的。
说到资助建寺，一九九八年四月，佛牙舍利来到台湾供奉，可以说是他最欢喜的事情。在他认为，寺院好比人生的加油站，对人心有莫大的助益。因此曾经多次表达关心，要我找一块好地方来兴建佛陀纪念馆。那时候，也正好承蒙“行政院长”萧万长先生关心，愿意提供政府在某处的公有土地，作为建地之用。但是我一生为国家社会服务，最怕的就是沾国家的光，例如补助款、土地捐献之类的利益，也就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了。
经过几番考察、斟酌，最后我接受潘孝锐先生的意见。当时正逢佛光山隔壁擎天神公司要下旗关厂，准备返回欧洲，我趁此因缘，尽最大的力量把那一块五十公顷以上的土地接受下来，前后大概花费近七亿元购得。
那个时候，潘先生就率先独资捐献了五千万元。同时，他又号召几位和他同样有心的人士，也各自捐出五千万元。可以说，当初佛光山购买擎天神公司这一块土地，没有感到非常吃力，主要还是承蒙佛陀的加被，和感谢信徒的奉献。
潘先生虔诚信仰佛教，关心佛教事业发展。例如，佛光山初创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时，他不但给予赞助，后来并且定期在每年春季时，为学校各汇上一百万元，至今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这许多企业家如此热心护教，但我从来没有主动向他们开口化缘，这一点，恐怕是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的。
现在，潘孝锐先生垂垂老矣，以九十二岁之龄潜居在高雄；偶尔相见，都会想起当年他兴建台北丽晶饭店时，那种英气勃发的风采。他不像商人，倒似一名学者，过去所谓“儒商”者，大概就是像潘孝锐先生这样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