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兰念佛会时期

首先，就从佛光山的长老比丘尼说起。在佛光山，最为资深的比丘尼，也就是“慈”字辈的弟子，她们都是现今佛教界的佼佼者。第一位是慈庄，第二位是慈惠，第三位是慈容，第四位是慈怡。当年，她们都是年轻的入道者。

慈庄法师，一九三一年生，宜兰人。回想起六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三年，俗名叫做李新桃的慈庄，还只是一位在母校兰阳女中服务的年轻小姐。生长在一贯道家庭的她，尽管家中是一贯道宜兰总部，却没有因此而加入信仰。甚至于我还发觉到，她似乎对一贯道保持着距离。

因为在一次她和母亲上新竹狮头山礼佛的途中，我有缘遇到她们，谈话之中，才发现她一点宗教概念都没有。但是当我说到要在宜兰讲说《金刚经》时，她一听，倒是很感兴趣地问：“我们可以参加吗？”我说：“当然欢迎！”不过我又附带一提：“听完讲经之后，还得要参加考试哦！”

大概是因为要考试，所以那天的听众并不多，不过也有百余人到场，而李新桃就是其中一位。更没想到的是，考试结果一公布，李新桃竟然荣获第一名，我也就更加觉得她很有佛性，是个有心想在佛学上求进步的女性。

只是事后，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会信仰佛教？”我听后却是非常失望，心里想：你既然都能在《金刚经》考试中脱颖而出了，难道还不能信仰佛教吗？不过，我也没有对她多说什么，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需要时间培养！”

与佛光长老比丘尼博士慈庄法师合影

从此以后，我就看她经常领导着一群女青年，勤劳地在雷音寺里扫地、抹桌椅、整理环境，很用心地想要了解佛教。这就让我有了一个觉悟：有的人，要她从义理上深信佛教并不容易，反而是让她参加念佛打坐、参与活动、劳动服务，从“行门”上着手，容易切入。

就这样，经过多年在寺院的服务之后，她终于发觉到自己有皈依的必要，主动向我提出要求，我也就为她提取法名，叫做“慈庄”。在她皈依后，也真能做到“色身交予常住，性命付给龙天”的无私奉献，对于信仰的认真，可以说，足为当时学佛青年的模范。

第二位要说的是慈惠。慈惠法师，一九三四年生，宜兰人。早年，她是宜兰税捐处的职员，在我还没有到宜兰讲经说法的时候，据闻她就已经奉父亲的指示，参加宜兰念佛会共修。当时，她的穿着时髦，总是一身利落的旗袍，外加一双发亮的高跟鞋，打扮入时，气质高贵。不过，虽然经常到寺院参加共修，却和念佛的莲友、同道甚少来往。

一九五四年，宜兰念佛会预备在佛诞节举办一场话剧表演。犹记得那时需要两位女主角，其中已选定的一位是李新桃，那么另外一位呢？有人向我建议：名叫张优理的小姐非常合适。就这样，我们邀请她加入演出名为《莲华女的觉悟》的剧作。

当时，李新桃小姐扮演莲华女，张优理小姐则饰演莲华女的化人，精彩的演出还轰动了全宜兰。由于这个因缘，间接地也就让一些年轻人，纷纷来到雷音寺参加共修，同时也参与各项佛教的传教活动。我在雷音寺办理的歌咏队、文艺班、弘法队、青年团、学生会、文理补习班，更是没几天就涌进了众多青年。自此，宜兰也就展开青年学佛运动的风潮了。

与佛光山长老比丘尼博士慈惠法师合影

再来要说的是吴素真小姐，她就是后来出家的慈容法师，一九三六年生，宜兰人。起初她在一家药厂服务，一九五三年，我才到宜兰不久，她就领导了八十几位高中学生，以及少数的社会青年，一起宣誓信仰佛教，皈依三宝；可以说，她们是宜兰第一批青年入道的示范。

就这样，在各种因缘的促成之下，宜兰念佛会青年一下子就增加到了数百人之多。这许多年轻人都很优秀，也各有专长或兴趣。其中，喜爱工作、共修、司打法器的一二十人，自动地就以李新桃小姐为首；喜欢歌唱、音乐、艺文的有数十位，就以张优理小姐为头。另外，喜爱读书、研读经典的，也有几十位，她们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之后，就集合到雷音寺读书，一直读到八点钟才去上班，这数十人中，则以吴素真小姐为首。

与佛光山长老比丘尼博士慈容法师合影

当然，在男青年里，裘德鉴、杨锡铭、周广猷、林清志（慈恩），乃至于女性当中的张友良（慈莲）、潘淑女（慈珍）、谢碧玉（慈范）、林秀美（慈音），也都各有有志之士以她们为首，形成组织。这么一来，宜兰念佛会里，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不过，这一群年轻人的过分热情，一时间，也引起了一群年老信徒的怪罪：“师父只喜欢年轻人，我们老人没有用了！”由于老年人比较内敛，青年人比较好动，相形之下，老人也就自觉不那么突出。其实不然，我就安慰那许多年老的信徒说：“青年的力，老年的财，佛教有财、有力才有发展啊！”

所以，后来宜兰念佛会老、中、青的信徒，都非常团结友爱，相互尊重。几十年后，宜兰雷音寺能从一座地方小庙，重建成四层楼的道场，之后再兴建十七层的大楼，就是由于大家有为教争光的共识所成就的。

与比丘尼博士慈怡法师（左）、慈容法师（右）

话说回来，在宜兰念佛会的最初十年，这许多年轻人经常跟随我到乡村去布教，近者到宜兰、礁溪、头城、罗东、苏澳，远者几乎全台湾重要乡镇，都有她们弘法的足迹。甚至于大家还把佛法带入监狱，感化了那许多一时迷失的受刑人；把歌声带入军营，给予那许多辛苦的军人以慰劳。

尤其那时候，劳军的青年当中，像慈庄、慈惠、慈容、张慈莲、谢慈范等人，都有一副美好的歌喉，相较于大明星，真是丝毫不逊色，还有人比她们为“金嗓子”周璇，或“低音歌后”白光呢。这么一来，初期台湾的佛教，借由这许多青年活动的举办，接连不断地，也就到处都有年轻人要想加入佛教信仰。

例如，台中乌日的杨铁菊，皈依法名叫作慈怡，在公路局担任“金马号”小姐，她就写信问我：“假如一个女青年想要出家，能为佛教做些什么事？”一时间，这个问题还真叫我难以回答。因为那时候的佛教，寺院里往往只有一些老年人，她们日复一日地，过着青磬红鱼、早晚课诵的日子，年轻人身在其中，又能为佛教做些什么呢？

对于这个提问，我经过许久的思考后，就把它写成了文章，在《觉世》旬刊上发表，名为《当前的佛教应做些什么？》。这个重要的问题，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间，确实引起了大家的一番热烈讨论，尤其是学佛的青年们，各个都在思索：自己能为佛教做什么？

那个时候，眼看着天主教、基督教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蒋夫人的号召之下，纷纷前往美国、欧洲游历参访，而佛教的青年却始终没有人给予重视，也曾让我深感无能为力。不过，这许多青年倒是不介意，尽管没有出去增广见识的机会，她们依然满心欢喜地信仰佛教，这也就叫我感动万分了。

记得有一次，我带了十六个年轻人从宜兰到台北，在“中国广播公司”录制唱片，再回到宜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大家都还没有吃晚饭。可怜的我，当时连供应一顿晚餐的能力都没有，只有把临上火车前用仅剩的几块钱所买的十六个面包，分给她们一人一个。

但是，这许多年轻男女们的反应也真是可爱，一个个都急着问我：“师父，你呢？”没有人为了不能好好吃上一顿晚饭而唉声叹气。印象中，那时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事实上我也是滴水未进，可是在当时，心中满满的法喜禅悦，似乎早已忘了饥饿、忙碌、辛劳是怎么一回事了。

渐渐地，这许多年轻人因为参与佛教活动的时间久了，信仰也随之升华，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想要献身佛教。例如慈庄，她在台北借用了一所佛堂，开办佛教文化服务处。这所佛堂就是位在三重埔大同南路的一信堂，当时堂主愿意把下面一层约二十坪的小店面，借给我们办理佛教文化服务处，唯一条件是要帮助她的佛堂做早晚功课、烧煮三餐，并且为信徒举行上供，消灾祈福。

由于佛堂空间不大，慈庄和几位女青年，只能将就地在原本是小厨房的打水马达上，铺设木板，作为每日的卧铺。可想而知，天天睡在隆隆的马达声中，自是很辛苦。然而，尽管生活不便，慈庄在佛教文化服务处服务的初期，还是陆续出版了《佛教故事大全》、《佛教童话集》、《佛教小说集》、《中英佛学对照丛书》，甚至每月印经、佛教唱片的发行、陀罗尼经被的提倡等，在在都为佛教增添了文化的气息。

后来，慈惠、心平等受到感动，都觉得有必要支援她。所以，慈惠辞去了慈爱幼稚园园长一职之后，也就和心平一起来到佛教文化服务处，协助写信、编辑和发行事宜。可以说，这许多年轻人都非常有才华，样样工作都能承担。

不过，说来惭愧，虽然我在台湾生活了六十多年，却还是乡音未改，为信徒讲经说法，也就免不了要劳驾慈惠的翻译。因此，慈惠除了负责佛教文化服务处的工作，还要兼为我翻译台语。

慈惠与生俱来有语言和记忆的特长，记得当年很多法师都因为她的翻译最好，而纷纷向我借人。如东初、演培、道安、南亭等法师，慈惠都做过他们的翻译。

其实，慈惠不但长于口译台语，后来她在日本大谷大学留学期间，也很快地就能讲说一口流畅的日语，令人非常羡慕。每次我到日本，尤其是在东京，偶遇一些讲演的机会，住在京都的许多教授们都会大老远地拨冗前来听讲。几次下来，也让我深感不好意思，只有语带歉意地对他们说：“你们不必为了听我讲话，老远从京都赶到东京啊！”

没想到，那些教授们都很幽默地回答我说：“我们不是来听你讲演的，而是来听你的高足慈惠法师翻译日语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奇怪，一个台湾人怎么能把我们的母语说得那么传神？”所以，慈惠真是从学佛开始，“翻译”就注定是她一生最重大的工作；至今，她已为我翻译六十多年了。

至于慈容，则是一路从事幼教工作，从苏澳台泥幼稚园的园长，到宜兰慈爱幼稚园的园长，再到高雄佛教堂负责慈育幼稚园。她在幼儿教育上，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表现可圈可点；尤其在她和慈惠的努力下，一度还使得慈爱幼稚园的幼童从两百多人激增到五百多人，为宜兰幼教界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说到慈怡，在她皈依佛教后不久，便进入寿山佛学院就读，但是人还没有毕业，热衷写作的她，就已经担任了《觉世》旬刊的编辑。当时，她在该杂志专栏连载两年多的作品，还结集成《万寿日记》一书出版。

总之，这许多的年轻人，真是不分昼夜、不分人我、不分南北，不计较金钱，也不计较待遇地在为佛教发心，可谓真正做到如《弘法者之歌》所说的：“粉身碎骨心无怨，只望佛法可兴隆。”

寿山寺时期

后来，我在高雄寿山寺设立寿山佛学院，由于她们三人都有教育方面的专长，我就分别请慈庄担任教务、慈惠担任训育、慈容担任总务，共同负担起培养人才的责任。

佛光山时期

佛光山开山后，她们更是竭尽全力，将人间佛教推向社会，推上国际。例如，慈庄拎着一个小布袋，走遍全世界，继创立美国西来寺之后，又得慈容法师的合作，共同在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地设立据点，为我在世界开辟了佛教的一片天地。

佛光山早期出家的比丘尼，与来访的日本佛教大学校长水谷幸正教授合影。左起：慈怡、慈嘉、慈庄、水谷幸正、慈惠、慈容、依戒等法师（慈容法师提供）

说起慈庄在建寺工程上的贡献，其中的艰辛实在不足为外人道。光是在美国西来寺建寺初期，就经过了六次公听会、一百多次协调会，加以多少万人的联名签署，终于促成了有“美国的紫禁城”之誉的西来寺在洛杉矶兴建。

而慈容，擅于策划活动的她，在担任台北普门寺住持十多年间，每个月固定举办的课程或活动就不下七十场，源源不断的创意，总能引发信徒的兴致，各取所需来参加活动。

后来，她更以多年带领信徒的经验，协助我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希望借由信徒资源的整合，对社会的安定起更大的力量。目前国际佛光会在近百个国家地区，已有一百七十多个协会、数千个分会，并有多达数百万名佛光人分布在全世界。除此之外，在台湾，她还筹办了十三所人间大学，开办各类社教课程，以顺应这个时代“终身学习”的潮流。

诸如此类的弘法事业，谁又能想到这许多艰巨的任务，只是一群女性，不惜劳苦地奔波，所获得的成果呢？

再说慈惠，也有另外一番成就。她除了为我翻译以外，正业是主办教育。目前在世界各地，如印度、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佛教学院，都是由她一手策划而成的。

除此之外，她还帮助我筹办多所大学，如美国的西来大学、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宜兰的佛光大学、澳大利亚的南天大学，以及多所中小学，如南投的均头、台东的均一中小学，并且还曾担任普门中学的校长。若说她是佛教教育的专家，或是对佛教教育深有贡献的第一人，也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

只是岁月不待人，在时间的推移之下，六十年后，早期的这许多佛教青年，如今都垂垂老矣了。其中，慈庄已经是八十岁的长老尼，目前长住美国。每次我请她要经常回佛光山，她总是以一本客气的口吻说：“美国政府给予的老人津贴，已足够让我生活，就不必再增加常住的负担了。”不过，尽管她长居遥远的美国，每当佛光山举行大型活动时，她还是不辞长途飞行的辛苦，回到本山来关心。

另外，慈惠也已从佛光山的职务上退休。不过，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佛光山举行“国际万缘三坛大戒”，她仍发心承担总策划。戒期间，除了有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沙弥等五百余人以外，来山求受五戒、菩萨戒的在家信众就有三千多人，可谓盛况一时。

另外，她还拨出时间，为佛陀纪念馆的园艺景观做规划。假如今天有人在佛陀纪念馆的祇园等处，因目睹美丽的树木花草而心生欢喜，那应该就是慈惠领导着觉省等人所完成的杰作。甚至于馆内的樟树林滴水坊、双阁楼（榕树林）滴水坊建筑，也全都是由她一手设计完成的。

至于慈容，她也有七十以上的高龄了。但是她有一股雄心壮志不服老的意志力，目前仍然担任佛光山宗务委员、教育院院长、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秘书长等要职。尤其在佛陀纪念馆落成后，大众又公推她担任馆长。

提到佛陀纪念馆，可谓是当代佛教伟大的建筑之一了，光是馆内动用的员工就有数百人之多，工作项目从交通、安全、水电、饮食，乃至各种展览等等，真是千头万绪。我想，现在是更进一步展现她领导才华的时候了。

而慈怡，现在则仍然孜孜不倦地深入藏海，从事佛学研究的工作。当年，《佛教史年表》、《佛光大辞典》等佛学巨著的编务，就是由她领导一些有志人士发心完成的。

可以说，早期佛光山的行政工作，真是多亏有慈庄、慈惠、慈容，以及圆寂多年的慈嘉等人协助，才得以顺利完成。当年，她们几个人不是担任过朝山会馆的馆长，负责来山信众的食宿，就是做过都监院院长，统理全山大小事务，又或者住持一方，领导大众，可谓都是发大心的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