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要说的，就是早期帮助我在南部弘法的优婆夷。首先就说高雄的陈罔市，她的皈依法名叫作慈如，是我能居住在高雄重要的关键人之一。我初到高雄时，在高雄佛教堂讲经，假如说，当中有一千多个听众，那么至少有三四百人是由陈慈如女士邀请而来的。那时候，她大概是五六十岁的中年妇女，全心全力护持我这么一个年轻的法师，实在叫人感谢。

陈慈如居士（萧碧霞师姑提供）

陈慈如女士，台南人，高雄著名的“澳大利亚食品行”就是她家中所开设的；高雄市长陈武璋、市议员洪地利、洪蕊、庄万和等地方士绅，都是她台南的乡亲，也都居住在高雄市最重要的七贤二路和五福四路一带。

当年，我偶尔从其他地方来到高雄弘法，坐在车子上，经过这些路段时，总是鞭炮声连天，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鞭炮的烟雾。尤其是乐队敲锣打鼓迎送、车站里几百人大排长龙列队接送，都与陈慈如等许多居士的发动有关。

在一九五〇年的时候，假如我有意要兴办大学，以这一群信徒的力量，是足以办成一所大学的。只是那时候我太年轻，还不敢跨大步伐，积极地在社会上表现；另一方面，也因为她们对佛教的付出太过热切，反而让我顾忌得不敢经常到高雄来弘法。

例如，那个时候，我要办普门幼稚园，她们毫不考虑地就说要承担，愿意协助筹备；我要建寿山寺，她们也毫无忌惮地说要承担建寺工作。在高雄，她们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富有的企业家，但是和她们一起从事弘法工作，需要钱，钱就来了；需要人，人就来了，尤其都是心甘情愿地全家动员，甚至于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

陈慈如女士可说是一位女中丈夫，她和几位同伴组织了一个布施团队，只要她一号召，你交一万，她交二万、五万……大家都会遵照指示去做。

在这个组织中，还有一位人称“六姊”的苏陈秀琴，一九二五年生，她在高雄地区是一个活动力强、很有名气的女士，与人互动大方，笑起来甜美，也是只要有空就往寿山寺跑，对佛教的护持不遗余力。

再说后来我要建设佛光山，那时陈慈如女士是不赞成的。她说：“师父，你只要驻锡在高雄市就好，你想要在什么地方建寺，我们都愿意帮助你筹措经费，犯不着跑到大树乡麻竹园（二〇一〇年县市合并，改为大树区）这么偏远的荒山嘛！”

甚至于当初一行人浩浩****地来到麻竹园勘察土地，车子停在现今的山门口前时，她还不愿意下车，口里直说：“这个地方，连鬼都不会来啊！”虽然她话这么说，但是当我真正要开山建寺的时候，她还是很热心地帮助我，热心到几乎把寺院当作是她的家，如同这里就是她的“澳大利亚食品行”，可以行使命令一般。

例如，有一次，她顺手就把佛学院的含笑花采摘了一些带回家去。只是事后据她说，那一天晚上睡梦中，韦驮菩萨拿着金刚降魔杵要来打她。从此，她也就知道常住的十方僧物不可以随便动用。

另外，那个时候，高雄、台南、嘉义一带，经常都有神庙的神明托梦给信徒，要他们把神明带来佛光山拜佛。所以佛光山开山初期，经常到了半夜，都会给那些迎神的锣鼓声吵醒。但是每凡有神明来山拜佛，陈慈如居士等人则都是不分日夜，非常热心地给予服务。

犹记得当时我要筹办寿山佛学院，她也是不赞成，可是却不敢告诉我，还辗转派了她的大儿子陈国义来劝说。身形高大、威猛的陈先生，一来就说：“我妈妈说她不赞成办佛学院！”

见他气势夺人，我就回应说：“你妈妈可以不赞成，但不要反对就好了。”

接着他又说：“我妈妈说你如果办佛学院的话，会没有饭吃。”

我只有说：“没关系，如果没有饭吃，我们弄一些杂粮来充饥就好了。”我丝毫不被他的威势所动摇，也一点都没有生气。

不过，她虽然不赞成我办佛学院，但是在佛学院开办以后，还是一样全力护持。我想，当初他们只是体谅我年轻，做不了那么多的事情，才这么规劝我的。可是我一向认为，人是一个、命是一条、心是一点，为了佛教，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志愿，只是一点使命感而已。

总之，早期那一班高雄的信徒，真是热情地要把人熔化了，也就让我不敢常来。往往只要我早上走出寺门，就不要想能很快地回到寺里，她们总是说：“哎呀！师父，某个人家要你去。”“师父，某个人家念你好久了，你就慈悲去一下吧！”她们就这样带着我一家又一家地去拜访，从这一家带到那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