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弘法度众的生涯中，早期对我帮助最大、关系最重要的一些男、女居士，所谓优婆塞、优婆夷，更是应该一提。

有一位虔诚朴素的佛门弟子王郑法莲女士，算是最欣赏我的人，也是我最应该感激的恩人了。

王郑法莲女士，苏州人，她是前“内政部次长”、“中国佛教会秘书长”王平先生的夫人。我初到台湾，可以算是还在落难期中，她就对我相当护持。

记得最初我和心悟、心然两位福州的法师，局促在圆山临济寺的时候，她前来探望，看到我们居住处的简陋，就花了六百元为我们装修房间，让原本从外面就能一览无遗屋内情况、几乎是破瓦颓垣的房子，焕然一新。

其时，我非常感念王郑法莲居士，因为那房间并不是我所有，我只是客居在那里而已，她却如此宽待我。不过，好在心悟、心然法师对我也不嫌恶，后来，我经常在台北弘法，就是借助两位法师的光彩，才终于有了一榻之地。

说起王郑法莲女士对佛教的护持，当我的著作《无声息的歌唱》、《玉琳国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出版时，她总是挨家挨户地到各“国大代表”家中拜访、推广；每次出版，都能推销一千余本以上。由于她是“国大代表”夫人的身份，大家都很热烈捧场，不过，每本五块钱、八块钱的书，金额不是很大，能卖到一千本也算很不容易了。因此，我很感念她在我苦难的岁月中，能这样大力地帮助我，可以说，她是有恩于我的优婆夷。

除了推销我的著作，犹记得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时，主张学生应该要有体育活动，尽管我没有对她提起这件事，但是当她辗转得知我有这样的想法时，立刻就买了乒乓球桌等相关运动器具，要给我们的学生练习；甚至于她还买了很多排球要送给我们的学生。我虽不懂得打排球的规矩，不过我想只要有球，总应该有学生会打。

没想到，事实并非想象的那样，多数的学生都不敢碰这些球类，看到球就很害怕。这让我非常感慨，过去在大陆，我争取打球，老师不肯，现在到了台湾，我做了教师，倡导打球，学生却不敢打球。只能说，时代在改变，学生学习的情况实在大有不同了。

不过，说到王郑法莲女士对佛教的护持，实在不遗余力，我在宜兰，她就赶到宜兰念佛会去护持；我到高雄，她就南下高雄佛教堂护持。就这样，她以五六十岁的高龄，经常从台北来到高雄，然后又赶往宜兰。

说起来，早期的信徒几乎都和她一样，如母亲一般的慈爱。尤其她为人很正派，一句闲话都没有，只是默默地关心我的日常生活所需，真是感谢她的用心。

晚年的时候，我把她接到佛光精舍奉养，她尊敬我是师父，我则把她当成母亲一般敬重；在她百年后，后事也是由我替她处理。所谓“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奉养为佛教发心、对佛教有贡献的人，只不过是聊表自己一点微薄的心意而已，与她们对佛教的付出相比，这一点心意，实在微不足道。

其实，早期台湾佛教界，像王郑法莲居士这样的优婆夷为数不少，可以说，她们是佛教的真正护法。许多佛教寺庙，因为她们的发心，而能从破旧到重新装修，最后变成庄严的道场；很多的空地，因为她们的奉献，而树立起道场来；很多的法师，因为她们的护持，而得到供养、资源，在弘法利生的工作里活跃起来。

例如，台北新店碧潭大佛寺的骆鹊小姐（出家后法名“能定”），几乎所有外省籍的大德法师，无一人未接受过她的帮助；新竹的张四妹，对于桃竹苗地区一些初来台湾的外省青年法师，也经常给予协助、照顾。

乃至于早年我在台北弘法，后来高龄一百多岁往生的吴金枝、福记的王林月等女士们，也都帮助我推动佛教文化服务处的发展。这当中，有一位黄王圆通老菩萨，则是这一群女士们的带头人，她们都像王郑法莲女士一样，自愿发心成为我佛教文化服务处的推销员。

甚至我在宜兰的时候，有一位郭爱老太太，她是一位助产士，人面很广，在她几十年的助产士生涯中，当地女性生产，大部分都是由她接生的。我最感动的就是，她不但帮我筹措建寺经费，每餐还煮饭菜给我吃。我这一生虽不好吃，但是却很有口福，遇到很多擅于烹调的菩萨，她们都鼓励我要品尝她们烹煮的饭菜，只是我对吃，实在没有什么爱好，也就不那么热络了。

总的说来，这些优婆夷，可以说都是早期佛教发展重要的大功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