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佛光山在开创初期时，除了兴办养老院以外，同时也筹设育幼院。那时候的台湾，社会非常穷困，养女充斥各地，她们的境遇真可以说就像是一本血泪史，加上当年孤儿的安顿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就兴起了设立育幼院的想法。

当初，“交通银行”业务部经理徐槐生居士（一九一六年生，浙江余姚人）知道我有这个想法时，表示想和我合作，后来在谢义雄先生捐出二甲土地（大慈育幼院现址）的响应之下，由慈容法师担任院长，也就促成了此事。

徐槐生于佛光山怀恩堂与大慈育幼院院童合影

然而，就在我和徐槐生居士合办育幼院的时候，台湾国际儿童村负责人陈德曾先生，前来邀约大慈育幼院加入国际儿童村组织。我们想，这也很好，时代走到今天，不要再称“孤儿院”、“育幼院”，改叫“国际儿童村”，也是很有成长的光景，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定名为“佛光山国际儿童村”，成为台湾第二所国际儿童村。

但是不久后，得知陈德曾先生只是想用大慈育幼院之名，扩大他们的组织，实际上，对我们并没有太多发展的助缘。所以，最后还是由徐槐生居士和我共同维持大慈育幼院的运作了。

当年，我邀请徐槐生居士担任大慈育幼院的董事长，他担任了二任之后，因“交通银行”业务部经理的事业非常忙碌，加上从事银行业，行事都要非常谨慎，也就不敢再胜任。所以在他任期满后，我就邀请谢义雄先生担任董事长。谢义雄先生是捐赠土地的功德主，那时候他年轻有为，正在发展事业，在距离佛光山不远处的岭口，建立了一座“天坛”，也希望和佛光山的建设旗鼓相当，共同来发展宗教事业。

话说回来，几年后，徐槐生退职，谢义雄也辞职，那么大慈育幼院就由佛光山独立承办了。

说起大慈育幼院创办至今，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最早期的院童现在也有五十多岁了。目前从大慈育幼院出去的儿童有七百多人，已成立了几百个家庭。过去他们所受的教育大都在大学、专科以上，所以现在他们在社会上，有的做医师，有的做律师，也有的做演艺人员、老师、警察等，可以说在各行各业都有发展。这许多儿童从小在佛光山长大，尽管现在事业有成，也都有知恩报德的心，几十年来，佛光山不断地在发展，只要常住一有需要，他们都会如同义工一般，主动地回来帮忙佛光山的寺务，甚至协助教导育幼院里小弟弟、小妹妹们的功课。

再说徐槐生居士非常热心于慈善事业，除了办理大慈育幼院外，也欢喜放生，他组织了许多放生会，但由于平时没有助手帮忙，所以大部分都是由佛光山的人众给予协助。后来，徐槐生居士的菩提佛堂放生会、性梵法师的无量寿放生会等，还与佛光山的观音放生会合并，组成了“联合放生会”。

除了放生，徐槐生居士也欢喜印经。每次他上山来，都会兴致勃勃地说要印这本经、要印那本经。可以说，平时佛光山的事业，仰赖这许多居士帮忙推动的地方很多。当然，他们本着从善如流、与人为善的性格，也很乐于从事这项文化事业了。

像徐槐生居士这样全心奉献佛教慈善事业的人不是很多。现今出钱的佛教居士很多，但是出力承担这许多佛教事业，甚至自己负责主导的人，也就不多见了。毕竟，一所育幼院、一所放生会、一所印经会，都是需要不少人力来支援才能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