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护持佛教的居士之外，再说到党政人物中与我有缘，且将佛教作为毕生事业者，首先当说李子宽居士了。

李子宽居士是国民党元老，湖北应城县人，一八八二年出生。于留学日本法政学校期间，加入同盟会，并于辛亥年参加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担任鄂军都督府参议。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遭遇陈炯明叛变，登上永丰舰，奔赴黄埔。船只靠岸后，停在白鹅潭，舰上所需的一切，就是由李子宽与居正等人负责运送、补给。在这危难之际，他能勇于赴难，也就深受国民党的重视了。

与其说李子宽居士信仰佛教，不如说他是信仰太虚大师。一九二九年，太虚大师自欧美弘化归来，在汉口佛教会讲经说法，当时于湖北担任财政厅长的李子宽，每天都前往听讲，之后便皈依了太虚大师。但是自从他皈依之后，眼中就只有太虚大师及他的弟子，此外的佛教人士，他也就鲜少往来了。或许也可以说，从他皈依太虚大师后，除了孙中山先生、蒋中正先生，太虚大师就是他的人生了。

李子宽居士曾在太虚大师创立的很多事业中任职，例如他曾担任汉口佛教正信会会长、武昌佛学院院护、汉藏教理院院董、世界佛学苑董事。抗战胜利后，他和太虚大师、章嘉大师三人，还被指定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不到数年，大陆解放，李子宽居士将《海潮音》杂志迁到台湾，东初法师也把“中国佛教会”的招牌带来台湾。当时孙张清扬女士以一千万旧台币、李子宽居士以五百万旧台币，两人合资买下台北善导寺，作为《海潮音》及“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的会所。

作为《人生》杂志主编，创刊六周年庆时和杂志社董事长及工作同仁合影。前排左起为李用谋、朱镜宙、李子宽、东初法师、南亭老和尚、本人、黄王圆通；后排为周宣德（左二）、妙然法师（左三）、孙张清扬居士（二排右一）（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李子宽居士在台期间，最初只信赖太虚大师的弟子大醒法师，因此，在大醒法师病故之后，他便不断地和香港方面联系，希望邀请演培、印顺、续明、仁俊等太虚大师的门人、学生到台湾来弘法。虽然当时在台湾的慈航法师也是太虚大师的学生，但是慈航法师除了信仰太虚大师以外，还有很多佛教的理想，所以他们的弘法路线也就稍有不同了。

后来，“中国佛教会”改选，白圣法师因票数超过李子宽，出任会长。但也由于李子宽居士最终以在家信众身份对不过白圣法师，因此，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两个湖北人彼此在佛教里各立门户。

不过，话说当年我们初到台湾时，无依无恃，非但白圣法师不愿意收容大陆年轻的僧侣，李子宽居士也不接受与太虚大师无关的出家僧侣。虽然如此，但也承蒙李子宽居士对我还蛮友好的，曾劝我加入国民党做党员。

在台北善导寺时，偶尔和李子宽居士谈起佛教的未来，他总是要我们僧青年加入国民党。他说：“你们这许多法师，不加入国民党，在台湾就不能弘法，只有加入国民党以后，才有许多方便呀！”

其实，在我二十岁前，也就是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就已经加入国民党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党不党的，只想到现在国家胜利，赢过日本了；在我的心中，并没有“党”的概念，就只是一个“国家”的想法而已。所以，当初我加入国民党时，只想到这是一个爱国运动，仅仅是为了表达爱国之意而已。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除了国民党以外，还有一个共产党，而且国共两党正在对峙。于是我就把党证给烧毁，期许自己日后过一个中道的人生、做一个中国人就好，也就不去管什么党派了。

当时因为我志在弘法，听到他说加入国民党能帮助我们弘法，我也就动心了。但是，我还是和他约法三章：第一，我没有钱，无法缴纳党费。那时候，确实连买公共汽车票的钱都没有，哪里有钱去缴党费呢？第二，我不能参加小组开会。我是一个出家人，若时常地要我和在家人组成的小组党同伐异，那实在不是我的性格。第三，请国民党保护我们的秘密身份，不要对外宣传我们是党员。

李子宽居士神通广大，对我的诉说，似乎早在意料之中，立刻就全部接受了。或许也是由于他对“党”和“教”都有信仰，所以两方面都能配合，就这样，我又成为国民党的党员了。

入党后，确实为我带来了不少方便。尤其在我弘法的生涯中，偶尔和各地的警察有些意见不同时，我总是大胆地和他们抗争。我并非有多大的力量，只是想到我也是国民党党员，也就有勇气了。

后来，台湾步入民主，每年都要选民意代表，或者地方行政官员。因此，一到选举，国民党就会动员党员支持，为了台湾的安定、和谐，我们当然也只有拥护国民党的发展了。

当时一般人都认定我们是国民党的铁票，在我想，既然做了国民党的党员，管他是否公开，就等于一个女人嫁出去了，就是人家的媳妇了，应该誓不二心。只是后来当我在报纸上，看到我被选为国民党评议委员的消息时，我才知道这个身份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

在此之前，大概是一九六一年，高雄市党部主任季履科先生曾征询我的意见，要我竞选“立委”。那个时候，只要由党提名，都能顺利当选，但是我奉行太虚大师“问政不干治”的主张，认为佛教出家人可以问政，但不宜做官员。虽然进入“立法院”做佛教的核心代表，这也未尝不可，不过，我以教为命，以弘法为要，对于问政并没有兴趣，尤其以我当时的年纪，要我坐在那里和诸位“立委”开会，我也不敢久坐，所以就婉言推辞了。

总而言之，李子宽居士对我是很好的，但是我嫌他把持教会。太虚大师也是我信仰的佛教领袖，但是我总觉得心中不能只有一人，而不容许他人的存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心中，也还有药师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菩萨啊！因此，在我心里，是反对李子宽居士的。

我现在书写“一笔字”时，都常常写“我在众中”或“众中有我”，就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一人的天下，一人的事业，一人的公司。

后来，白圣法师掌握了佛教会，他的行事作风也如同第二个李子宽一样，让佛教会成为一人的佛教会、十普寺的佛教会，并不能普遍地容纳全体佛教徒，不能让佛教会成为佛教徒所共有。所以，“中国佛教会”也就与所有的佛教徒渐行渐远了。

李子宽居士是一位有思想的人，只是他太执着于太虚大师的理想，而没有“全佛教”的理念；白圣法师也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只是有个人英雄主义，为了造就自己的名位，并没有想到佛教的未来。其实，他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位领导人应有的作为。他们两位湖北人，相争的成见事小，可是影响了整个佛教，良深可叹啊！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李子宽居士还有一件事情不能谅解，只是我并不计较。我在继承大醒法师于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工作时，主动邀请了比我资深的人前来主持院务，当时获得了演培法师的首肯，我们彼此皆大欢喜。但是，李子宽居士他们却私自在台北开会，要请印顺法师从香港到台湾，并且把台湾佛教讲习会搬到台北善导寺，不但指定了日期，而且已经通知了学生，但是就是没有通知我。那个意思也就是表明，我被他们“炒鱿鱼”了，他不要我随着讲习会到台北。

这原本是可以引起争端的，但是为了佛教，我觉得还是忍耐下来为好。所以，后来当学生们来对我说：“只要你答应，我们愿意跟随你留在新竹，不去台北。”我想，如果是君子，就要有成人之美的雅量，也就奉劝他们到台北去学习了。

其时，我也不是说没有去处，那个时候，台中县后里毗卢寺及台南关仔岭碧云寺都要我去兴办佛教学院，她们也都派了代表来与我接触。

毗卢寺曾有家族七人同时入佛道的纪录，当时在台湾传为美谈。那时候，与我来往接洽的是姐妹当中最小的妹妹吕妙本，当时她应该也有六十多岁了，大姐吕妙尘等人早已往生。因为在她们那个时代，承继日本佛教的风格太深，所以我去后里毗卢寺的时候，尽管看到欧阳渐题的“毗卢寺”三个字，非常雄壮，巧夺天工，很有价值，但是其内部的设施，却好像是一座日本寺院，上下都是榻榻米，也就让我感到不容易适应了。

关仔岭碧云寺，则是一个神道不分的道场，不过，她们能有兴办佛学院的发心，还是相当可取的。

我自己一生不朝钱看，但是，总觉得办学不能没有预算。尤其在一九五一年左右，假如是办一所小型的佛学院，以三十个学生来算，至少也要请四位老师，那么一个老师一个月一千块钱的薪水，总加起来也就是四千块钱，另外的六千块钱，就作为学生、教务等各种支出之用。

只可惜，当她们问我要有多少经费才能办佛学院的时候，我告诉她们，一年可能要花上十万元，若是办四年，也就要有四十万元的准备。她们一听，大为吃惊，办一个佛学院竟然要花费那么多的资金？当时一年的花费就等于现在的一千万元，所以谈过以后，她们也就没有再和我联络了。当然，不用说，这件事情她们实在难以做到。

真的很感谢李子宽居士、演培法师等这许多太虚大师的弟子，以及毗卢寺、碧云寺这些不能具足的因缘，终于让我在一九五二年的冬天，决定到宜兰去。

当时宜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它是位于东北部的一个偏僻乡镇，是一个生活很困苦的地方。但是我想，我应该适合那样的因缘。到了宜兰之后，很快地，我也就忘记了过去李子宽居士那种没有胸量的行为。

其实，我曾亲近过太虚大师，应该也可以说是他的再传弟子，也听过他的讲演，可以说，我也是一个心仪、崇拜太虚大师的学生。但是李子宽居士却不能容我沾上太虚大师的一点儿边，容不得我有一席之地，可见他党同伐异，格局太小了。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记恨，当他在善导寺举行法会或活动时，我还是前往协助。例如，一九六三年，“行政院”为了美国来台拍摄台湾佛教纪录片，要求台北善导寺办理“护国息灾法会”时，活动就是由我承办的，也承蒙他们给了我一个短期的名义，担任法会的主任委员。

之后，我也请演培法师到宜兰讲经。记得那时候，我请他宣讲了好多天的“佛法概论”，并由当时宜兰念佛会的才女张优理小姐，也就是后来出家的慈惠法师，协助演培法师翻译。

综观许多人士，无论是在佛教界，还是在社会上发展有限的原因，都是由于心胸狭窄、度量太小。但是，不能容人，又哪里能有天地人和呢？没有天地人和，也就没有事业了。所以，他们一面追逐名闻利养，一面忽略了天地人和，实在可惜！

不过，话说回来，李子宽还是一位对佛教很有贡献的居士。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说服蒋介石先生，把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和警务处的交通大队，从善导寺迁移出去。但是，这多少还是涉及个人自私的想法，因为与他自己的获益有关系。另外，印顺法师和续明法师因有“亲共”的思想，曾被“警备总部”拘提审问，也是靠着李子宽居士大力地奋勇护持，两位法师的麻烦，才使得满天的乌云随风散去。可以说，这都是他对佛教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