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年青一代的圣印法师说起。圣印法师俗名叫陈林，台中县石冈乡人，一九三〇年生。我在一九五一年于新竹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时，有一位叫演慈的学生，他跟我介绍说，他的故乡有一位青年学僧，很想到讲习会读书。
应邀到台中做佛学讲座时与圣印法师合影（慈容法师提供，一九九三年）
我于是商之于灵隐寺的住持无上法师，他一听，面露难色，主要是因为寺中食指浩繁，每天的日用开支不容易负担，而且他也怕我学习慈航法师来者不拒，无限制地录取学生，增加名额。
看他为难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增加他的负担，但又基于讲习会大多数是女性，在家、出家都有，可是男众僧青年不多。我觉得佛教虽然倡导男女平等，但是女性很多，男性太少，还是不平等。我很希望在教育上，男女性别能平衡，因此有心让这一位青年僧伽加入讲习会，就对无上法师承诺，每个月的生活费五十元，我愿意为他负担。这位僧青年就是后来的圣印法师，因为这样的因缘，他得以进入台湾佛教讲习会。
圣印法师天资聪慧，肯得学习，那个时候我正在翻译日本森下大圆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他自己主动跟我说，愿意为我翻译的稿子做誊清工作。我想，给他学习练字也是好事，就答应他。哪里知道后来他的文笔和字体都和我相似，可见年轻时候模仿的力量之大。后来讲习会搬去台北善导寺，我就到了宜兰。
圣印法师学习的勇气很强，为了练习讲经，他的师父智性长老有一间在家佛教的斋堂，他就鼓励堂主吴随居士邀请我去讲经，由他担任翻译。其时他虽有学习的勇气，但我并不是什么有经验的讲经法师，我也还在学习。不过，承蒙他把我看作是有本领的老师，能够传授他一些弘法的技巧；因为这样的因缘，吴随居士的一善堂就想交给我管理。我当然无意接受，后来就到条件都不如一善堂的宜兰雷音寺住了下来。
我在雷音寺所以能够长住，一住就是二十年，是因为宜兰人情很冷淡，没有送往迎来的许多应酬，比较合乎我自己的性格。尤其，有几位青年人热心禅坐、歌唱、文艺、弘法等；我觉得有青年，佛教就有未来，就有希望。
当时在宜兰雷音寺参与的年轻人，过不了几年，就对佛法生起很大的信心，愿意献身于佛教事业，就这样，佛光山早期的几位重要职事，像心平、慈庄、慈惠、慈容等，就因此到了三重埔一善堂去办理“佛教文化服务处”。
所以设立三重佛教文化服务处，最初我只是想，佛教应该设立一个联络、服务的文化机构，所以三重佛教文化服务处并不是一般单纯的书店，也不是什么单位，只是想告诉佛教界，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任何问题——比方说，要购买经书、要知道佛教的讯息、要获得进入佛门的资讯等等——三重佛教文化服务处都可以为大家提供。
但后来不少人纷纷表示，他们想要认识佛教，想要了解佛法，可是一些佛书都看不懂。因此，就有早期我为帮助他们而编写、出版的《佛教故事大全》、《佛教童话集》、《佛教小说集》、《佛教文集》等。后来也编印了《中英对照佛学丛书·经典之部》、《中英对照佛学丛书·教理之部》、《中英文佛学辞典》，以及“每月一经”、美术图集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希望能把佛教的文化普及于社会大众。
率“世界佛教青年会一九八五年学术会议”代表团参访台中万佛寺。前座左四起：邱隆汉伉俪、世界佛教青年会会长帕洛普、本人、万佛寺住持圣印法师、世佛会秘书长帕拉森等（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
那时应该是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吧，圣印法师看到以后，他也在台中设立台中佛教文化服务处。我想，为了免于名称相同，以后此间、彼间会有所混淆、搞错，我就建议他成立“佛教文化供应社”。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在台北有个“中央文物供应社”，所以我灵感一起，就建议他以此为名。后来他办得有声有色，也出版了小型的报刊，创办《慈明》杂志、《慈明》月刊，在台中弘法，一时法缘大盛。当时台中的佛教，在家的有以李炳南居士为代表的“佛教莲社”，出家的就属圣印法师的慈明寺和万佛寺了。
后来，他听说我在台北永和办了智光中学，他在台中也办了慈明中学；他听说我在佛光山新建了一座万佛大悲殿，他也在台中省议会的后山建立了万佛山，开创丛林，安僧度众。可以说，初期在台湾的弘法活动，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别人就笑他，你为什么跟星云某人都是一样的模式呢？他也很坦诚地说，我是他的学生，不学他，要学谁呢？
再后来，我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到澳新建立道场，先在新西兰利用一间民舍作为佛堂；圣印法师也到新西兰创建了一座更有规模的寺院，也取名叫“慈明寺”。我们看得出他有为教的勇气，看得出他有弘法的热忱。
他的师长智性老法师，出生于一八八四年，台北人，是台湾初期佛教的长老之一。最初在台中宝觉寺做过住持，后来就到北投关渡建设慈航寺。承圣印法师之请，也介绍我跟他的老师会见。一九六七年左右，他举办三坛大戒，知道我没有出家的弟子，就礼请当时声望非常令人起敬的印顺长老为得戒和尚，并且邀约当初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授过他的演培法师为策划。
圣印法师善于讲经说法，又长于传统梵呗唱诵，尤其他娴熟焰口佛事，我非常欣赏这一位年轻有为的法师。可惜他年纪比我小，却同样罹患了糖尿病，后来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以不到六十五岁之龄往生了。台湾佛教的青年，都是热心有为之士，但天不假年，实在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