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曾邀请台湾的法师前往大马去布教，也曾指名要我前去。我得知后，虽然也有意前往结缘，无奈“中国佛教会”却不让我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这并没有断绝我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因缘，后来我仍经常受邀弘法，并且开创道场，尤其在当地弘法的竺摩长老、金明长老、广余长老等多人，与我结下深厚的因缘。

竺摩法师，一九一三年出生，长我十四岁。他是太虚大师的弟子，诗书字画无一不精，以出家人的才艺来说，没有人能超越他，加上佛学、文学都很周全，像《维摩经注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话》，至今读者不减，可说是极受世人的肯定和推崇。

抗战八年期中，他旅居澳门。我记得在一九四九年的《海潮音》杂志上，他发表过一篇文章，叙述其旅居澳门八年的经过。尤其让我注意的是，他说他曾亲见地藏菩萨，并称地藏菩萨为恩师。我到马来西亚多次，承蒙他不弃，彼此成为好友善知识，我出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无声息的歌唱》时，请他题签，他也乐意助成。

在马来西亚的佛教界，一向不和三江人士（指江西、江苏、浙江）往来。原因是当地的华人大部分来自福建，福建的出家人乡土观念浓厚，久而成群。而竺摩法师是浙江清县人，幼年在雁**山出家，自称“雁**山僧”，他却可以担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第一任会长，进而连任十余年，可见他的声望、才华，必定受到马来西亚佛教界相当的推崇。

竺摩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入室弟子，他全方位的思想，涵盖佛教、教育、弘法，关心佛教的事业前途，对大乘佛法在马来西亚的推广贡献很大。他也开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佛学的风气，接引马来西亚青年学佛，蔚为风潮，所以现在大马弘法的人才，大部分都是竺摩法师所度的弟子。

率领“佛光山新马佛教访问团”展开为期十四天的弘法，图为拜访槟城佛教会右四为金明长老，左四为竺摩长老（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至二十一日）

我个人相当敬重太虚大师，认同太虚大师的理念，因此我和竺摩老，也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彼此契合。我非常尊敬他，他也非常爱护我，每一次我到槟城，都承蒙他特别照顾。若遇到他闭关时，在关房门口，内外隔一个小洞，一谈数小时，忘记了我是访客，而他正在闭关呢！

他多次要我去马来西亚主持法会，无论是以佛门伦理或是年龄来论，他和金明老、广余老的资历、年龄都比我长；若以地方关系来看，他们也都是地方上佛教会的领袖。照理说，我是客，也是年轻后辈，但是每次他们非让我做主法不可，总是自谦居于副座，我感受到长老的提携和谦冲淡泊的胸怀。我想，亲近一位善知识，不一定要天天跟在身旁，接受耳提面命，而是要将其风范，如道德、慈悲、智慧，深植到我们心中，就能接心、受用。

说到金明老，他出生于一九一四年，长居在马六甲，就是过去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曾经到访过的胜地。金明老是一位热心佛教事业建设的人，他重视教育，经常为马来西亚的佛教学院筹措款项，并且建设香林学校，培养人才。他从过去传统的佛教走出来，发心要将佛教现代化，所以和竺摩、演培、广余法师等，都成为大马新佛教的一群。

每次和金明老见面，他总是和我讨论“佛教的前途在哪里？”“我们还能为佛教做些什么？”除了关心大马地区的佛教外，他对于大陆、香港、台湾和日本、韩国等地的佛教，更是了若指掌，如数家珍。我想，他若不是一位热爱佛教的人，怎能如此呢？我在台湾办佛学院的初期，他特地派了一位曾做过警察的出家女弟子来佛学院读书。我与他来往多年，从来没有因为地域、宗派而彼此分歧、计较。在大马的道友中，可以说，金明法师和广余法师对我最重要了。尤其，广余法师跟我的交往匪浅，二人称兄道弟，已经到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程度了。

广余法师出生于一九二〇年，他并没有受过正式的佛教教育，但与生俱来就有“为了佛教”的精神，对佛教热忱无比，对佛教事业更是关心，对佛教的前途时时挂怀。

与妙香林住持广余法师（右一）（佛光山宗史馆提供，一九八三年）

他在槟城建立了妙香林，在吉隆坡建设了鹤鸣寺。他还曾经一度要把鹤鸣寺、龙华寺交由佛光山心定和尚主持。在他自己担任妙香林住持期间，举凡所有活动的开光、落成、法会，都要我去替他主持，好似我才是妙香林的住持，而他只是代理我。

记得一九五五年我的《释迦牟尼佛传》第一次印刷出版的时候，他就买了五百本，后来经常都是几百本、几百本的在马来西亚赠送；《玉琳国师》出版时，他也是千本、千本的购买，成为我们三重佛教文化服务处最大的功德主。因为每次都是从台湾寄送几百本，甚至上千本，为了节省寄送的麻烦，最后他跟我讲，干脆不要到台湾请购寄发了，让他自己印行就好了。我听了也很高兴，就随他去印行，只要佛法能弘扬，我早就不计较版权了。

我现在想，佛教界也不一定全部都要经师、论师、律师来讲经说法。假如有的人能以慈悲度众，有的人能以帮助服务大众，有的人能以热心关怀大众，佛教界能有更多像广余法师这样的人，一心只有“为了佛教”，什么好事都要做，佛教必定兴隆。